《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在談到林彪和江青時說"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誌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因而這兩個集團之間的關係被定位為"互相利用、互相勾結"。葉劍英後來則說"周恩來同誌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中央文革小組是文革前期領導文革運動最重要的機構，江青是此機構的靈魂人物，全軍文革小組則是指導軍隊文革的重要機構，通過考察周林二人對這兩個不同機構的態度（包括對待江青的態度），筆者對上述說法持斷然否定態度。由於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層包括周恩來等人對江青無不禮讓三分。有些人無視當時的曆史狀況，有意區分林彪與周恩來對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似乎周恩來一直是堅決抵製，而林彪則是曲意逢迎。更有人撰文稱林彪在文革中對江青進行了"集中吹捧"。然而曆史的真實卻是，林彪和周恩來對待江青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林彪對於江青雖然有客氣，有吹捧過，更多的卻是對江青的"不客氣"，特別對於江青"染指"軍隊的行動斷然加以抵製；周恩來的表現可以說連"不卑不亢"都算不上，個別時候甚至還喪失了人格。可是如果從政治家是否合格來說，周恩來遠比林彪合格；在把握中央最高層政治上，周恩來表現得也更為出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如何處理和江青的關係，部分的決定了周恩來和林彪的政治命運。
一．林彪對於全軍文革小組的態度與周恩來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的對比
（一）林彪和全軍文革小組
1．全軍文革小組整人
軍隊院校造反派的興起實際上是文革運動中地方造反運動的延伸，也是毛澤東、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大力支持下的必然產物。《五一六通知》下發僅僅九天，5月25日中央軍委批發了總政起草的《關於執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總政設立"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和文化革命辦公室。其功能為保持軍隊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聯係，並負責指導全軍文化革命事宜。全軍文化革命小組一時間成為指導軍隊文化革命運動的特殊機構。但是軍隊文化革命小組對軍隊幹部不是保護而是縱容、支持造反派衝擊、迫害，從而引起軍內高級將領們的怨恨，主要參與整人者有全軍文革小組的謝鏜忠、李曼村等人。
日後隨著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劉誌堅的倒台，中央軍委又成立了全軍文革小組，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元帥被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任命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12日全軍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江青為顧問。
徐向前被任命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之後，即向江青匯報軍隊的文革情況，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軍隊的造反派沒有發揮作用。於是新的全軍文革小組立即建議：調幾個造反派來幫助軍隊機關搞文革。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後，徐向前在全軍文革小組歡迎各造反派頭目的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我們執行江青同誌指示，請大家來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
實際上，當時軍內院校造反派組織已經十分猖狂。以海軍院校的造反派為例。李作鵬說："海軍院校的所謂造反派，大批湧進海軍大院與機關造反派合成一股，衝擊領導機關，其主要矛頭又是對準李、王、張。於是，今天這個院校把我揪去批鬥，明天那個院校把我揪去批鬥。有幾次圍攻批鬥我的時間長達幾十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有時是從早到晚，造反派不讓我吃飯、不讓喝水、不讓抽煙，甚至不讓上廁所。"
在新的全軍文革領導下，全軍文革局麵果然"大開"。全軍院校從亂到徹底垮掉；省軍區以上機關，除總參之外，均亂起來，甚至作戰部隊也有部分開始亂。總後機關成為全軍大亂的典型，測繪學院造反派殺進葉劍英的住處。
1月19日下午，上任伊始的徐向前直接打電話給給正在西山"躲反"的邱會作。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下令邱回總後接受造反派的批判。邱會作剛回總後就被造反派抓走批鬥，在批鬥大會上邱會作遭到殘酷的毒打，全身多處傷殘，幾乎喪命。林彪聞訊後大怒，聶榮臻甚至建議直接派軍隊搶人，必要時可以動武。林彪手書"立刻放了邱會作"，陳伯達也簽了名。當時"動用部隊搶人"作為第二方案準備實施。葉群24日晚手持林彪的命令到總後救出邱會作，葉群說："我奉毛主席、林總、周總理、陳伯達組長、葉帥之命來搶救你"。邱會作隨即被轉移到軍委西山駐地，沿途重兵戒備，防止造反派搶人。麵對邱會作慘遭造反派的毒打，險些喪命，軍隊的老幹部們表示了強烈的憤怒，聶榮臻甚至說："老是說什麽要照顧影響，如果早依我說的，派兩個營衝進去，把人搶出來就少挨這麽多打了。我看對造反派壞頭子不殺幾個不行！"劉伯承第二天也來看望邱會作，劉帥說："這是個啥子文化大革命喲！明明是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好人。毛主席、林總察覺到了問題，派人去救你，是對你個人的關心，也是對全體老幹部的關心。你受了傷、挨了打，換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鬥。這與你過去打日本鬼子、打國民黨受傷是一樣的，是你的貢獻。"林彪直接下令救走邱會作，迫使造反派在武鬥軍隊老幹部一事上有所收斂，否則其他人也難免遭此厄運。邱會作受了難，但是卻保護了更多的人。林彪下令救出邱會作實際上就是對徐向前與江青合流迫害軍隊幹部的強烈批評。此後，徐向前再也無法下令將軍隊幹部交造反派批鬥了。
徐向前在會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大發雄威："你們認為鬥楊勇、廖漢生到時候沒有？（答：沒有。）沒到，什麽時候到？（徐副主席很氣憤站起來）你們認為阻力是什麽？（答：爪牙沒抓出來。）你們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你們這樣搞會把打擊麵擴大，楊勇、廖漢生這樣的活老虎毛沒拔一根。……我勸你們把廖漢生鬥鬥，楊勇是個什麽東西，鬥鬥去。……要狠造楊勇、廖漢生的反，這個反不造，你們要擴大，就會擴大到你自己頭上，如都搞成楊勇、廖漢生的爪牙、走狗，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個是對楊勇、廖漢生要鬥垮、鬥臭、燒焦……放著活老虎一毛不拔，還到處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全軍文革小組是中央文革安插在軍隊中的一個楔子，是江青利用來在軍隊中造反奪權的重要工具。江青是全軍文革小組的顧問，有了全軍文革，江青就有機會和能力插手軍隊事宜，搬弄是非，製造矛盾，亂中奪權，並由此進一步染指軍權，江青等文革極左派成為搞亂軍隊的幕後操盤手。這不能不引起林彪的高度警惕。
2．全軍文革小組的壽終正寢
"二月逆流"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請假檢討，不再參與全軍文革事宜。徐向前雖然不再管全軍文革小組的事，但仍然還是掛名組長，直到9月16日才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遞了辭呈。徐向前在辭呈中承認"在蕭華問題揭露後，全軍文革小組的工作陷於癱瘓。"毛澤東的批示是："我意不宜免除，請考慮酌定。"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見，不要免除為妥。"
為何全軍文革小組此時"陷於癱瘓"？這實際上是林彪的主意，也是林彪的"拖"字訣。全軍文革小組以前有江青等人的支持，在批鬥、打倒軍隊老幹部一事上出了大力，結果引發眾怒，成為眾矢之的。邱會作回憶說："我記得在全軍幹部會議後，我們軍委機關幾位領導和大軍區的司令員黃永勝、陳錫聯、韓先楚等人去林彪那裏看他。我們議論說，全軍文革比當年中央蘇區時的肅反委員會還壞，想要整哪個就整那個，置人於死地。林彪在旁邊沒聽清楚，問我們在說什麽。我們向他解釋，林彪明白了，說：'對老幹部要保護嘛！有人對李天煥保了，為什麽不保邱會作呀？我很同意保李天煥，他是個好同誌，但是不能不保邱會作呀？還不是那個原因！'"這裏林彪所說的原因是指李天煥是原四方麵軍的幹部，而邱會作是一方麵軍的幹部。林彪實際上在批評徐向前。此時的徐向前離開全軍文革小組，而蕭華因"五一三事件"靠邊站了，全軍文革小組群龍無首，莫知所以。中央文革有事時總要找全軍文革小組，而林彪卻吩咐手下："他們叫你們去開會說事，你們別理睬，想辦法推掉。"林彪認為，全軍文革有沒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後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軍文革的顧問，有全軍文革，她在軍隊裏就有職務，沒全軍文革，她就沒職位。林彪不讓江青插手軍隊，不能明著說，就隻好不要全軍文革，不給江青可乘之機，哪怕是犧牲軍隊裏什麽人，也在所不惜。 林彪認為，收回軍隊文革領導權不難，但是一旦江青插手，反而使得問題複雜化，不如"拖"在那裏，讓全軍文革小組不明不白地掛在那裏，不支持、不理睬，直到變相地讓其壽終正寢了。
1968年3月黃永勝出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時，林彪說了一番內心的話："去年，全軍文革垮了，江青幾次提議要恢複全軍文革，我都沒有表態。要恢複全軍文革．就會有人插手軍隊的文化革命，並在軍隊內部找他們的代理人。中央軍委常委的工作一時也難以恢複起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誰來管事。葉帥管事，軍隊喜歡，他們（指中央文革）不喜歡；徐帥管事，他們喜歡，軍隊不喜歡。隻好用辦事組來管大事，這是最靠得住的辦法。"吳法憲也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
這也是後來林彪同意江青之提議成立"四人小組（即看守小組）"處理軍中事務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後來，由於軍委辦事組的成立，"全軍文革小組"也就無疾而終了。
（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其成員名單是在周恩來參加、鄧小平主持的，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草擬的，後報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28日發出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伊始，並沒有人給以太多重視，且在中央文革小組許多成員觀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參謀秘書班子，甚至是歸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但是後來經過毛澤東和江青的諸多運作，中央文革小組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其成員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成員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長（中央文革小組主要骨幹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曆史的變遷中，周恩來的作用始終被官方漠視甚至不承認。周恩來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關係，雖然也有分歧，但是這種分歧卻被官方演繹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這種看法顯然不是曆史的真實。實際上，在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抬到淩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可以說是居功甚偉。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絕不能簡單地"概念化"。
1．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
1966年7月9日，風塵仆仆回到國內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宴會，慶祝"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閉幕。劉少奇等一幹中央要員在宴會前會見了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宴會開始前，周恩來特意打電話給穆欣：要陳伯達參加會見，並叫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出席宴會，新華社將趁此機會公開報道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事。周恩來不僅費盡心機創造機會把中央文革小組這個牌子打出去，還順從毛澤東的旨意在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上不遺餘力。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毛澤東著軍裝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軍隊幹部喜氣洋洋，因為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三位元帥進了政治局。江青發脾氣，說"野心家無計可施了，想把主席和中央文革隔開來。軍隊要獨立，這是新的分裂主義。"周恩來知道了，趕緊讓邱會作給中央文革的人做軍裝，而且怕邱搞錯（因為邱以為是為陶鑄、陳伯達），特意叮囑是給江青，而且是要做男式的。邱會作說，周恩來在做軍裝上，周恩來把中央文革的人想在中央其他領導人之前。周恩來在1966年9月19日接見科學院文革代表和院黨委等人時就指出："部的名稱太大，過去文化部那麽大，幹了不少壞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小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眾歡迎。"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關於此次接見的新華社電訊稿刊登於次日的《人民日報》，通訊中說："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誌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誌主持。……"在此新華社電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曆史已經證明的那般，江青高於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陳伯達也被單獨點出，對於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給以了非凡的待遇。1967年的5月1日，周恩來把已經印好的《人民日報》停發，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員名單之後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提到中央委員名單之前。
周恩來在1967年1月份如此評價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最好的參謀部，軍委是司令部，我們國務院是執行機構（陳伯達同誌插話：中央文革不是參謀部，隻是個工作機構），我們要以上海為起點作個榜樣；鐵道學院已經決定到鐵路沿線去宣傳了，別的院校也可以考慮大搞宣傳。""對中央文革小組我是堅決支持的"。
1968年中央擬定的慶祝國慶口號中有一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九大"召開之前，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迅速掀起春耕生產新高潮的通知》。在此中發通知中，排名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排在國務院之前。這個排名絕對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是周恩來在"九大"來臨之際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獻禮。
2．林彪提議--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中摻沙子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形如一盤散沙，內部也是矛盾重重，而且中央文革小組的左派文人們並無行政、管理和實施的能力。"二月逆流"之後，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和中央碰頭會。前後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汪東興、謝富治。1967年2－3月間毛澤東同意葉群、蕭華、楊成武列席與會。隨著文革深入，黃永勝、吳法憲亦與會，其間成員也不斷遭到清洗。無論是早期的中央碰頭會還是後來的中央文革碰頭會都是由周恩來負責召集和主持會議，並決定會議議程。
由於中央政治局裏麵的老幹部們被迫"靠邊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務機構。毛澤東在隨意間改變了中央內部的組織結構，江青不僅掌握了操縱文化大革命的權力，而且取得了操縱整個中央的權力。據邱會作回憶："毛主席對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中央工作是很不滿意的，他叫中央文革處理文化大革命事務，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承擔了部分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權力。這一次，他借著批判'二月逆流'，作為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毛澤東停止了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活動，叫周恩來等人參加了中央文革那的碰頭會，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為中央唯一的決策和執行機構，使之承擔了原來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書記處成員參與的中央日常工作。""而林彪本想阻攔一下，把中央文革權力限製在書記處的執行範圍內，向毛主席表示了這個意思，他還提議：'碰頭會不要搞中央文革的清一色，要有老同誌和軍隊的同誌參加，要由總理來主持。'毛主席同意了林彪的建議。但是在執行時，這個事卻辦不下來，地方幹部隻有謝富治，負責軍隊工作的隻是楊成武參加了碰頭會（後來加了吳法憲）。以後周恩來想再增加其他幾個老同誌，江青堅決不幹，使得中央碰頭會中央文革成員占了絕大多數。他們把中央碰頭會的'主持人'周恩來和參加進來的其他人看成了附屬，一切由他們說了算。"這一時期正是江青個人權力如日中天之時，周恩來也不得不看江青的臉色行事。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想"摻沙子"，雖然毛澤東同意卻最終辦不下來，筆者傾向於是江青反對，而周恩來對待中央文革小組缺乏林彪對待全軍文革小組的那種強硬態度，因此林彪之提議"流產"。
3．既衝突又合作但以後者為主的關係
文革中，周恩來扮演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麵，周恩來要維持整個社會運轉，執行國務院總理的職能；另一方麵，周恩來為了不被打倒－這也是他在整個文革中所要達到的目標，勢必要求他做一個響當當的文革派，以至於在某些方麵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左。這樣，在這兩個方麵無疑都會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周恩來更有來自毛澤東對他的指責，中央文革小組一幹人在此基礎上"再加一碼"。
這三個方麵導致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衝突在所難免。
但是從另一個方麵來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並不是水火不容，因為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手下兩大剛柔並濟的政治利器。雖然在毛澤東的"文革算盤"中，周恩來也是最終要被清算的目標之一，但是在沒有徹底打倒和解決劉少奇的情況下，發動文革，可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來，周恩來仍然具備巨大的利用價值。徐向前回憶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積極響應和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對於那些持有懷疑或者不積極的很多高級幹部，周恩來用自己的親身經曆來勸說和幫助他們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性質、對象和任務。最後徐向前指出，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來的。
邱會作也坦誠說："林彪說的'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作為軍人，我一生如此。但更打動我心的是，周恩來不止一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會'晚節'不保，個人的革命經曆也要'一筆勾銷'。我真怕自己跟共產黨毛主席革命大半輩子，最後被毛主席視為背叛了他的'反黨分子'。"
因此在本質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都是執行毛澤東的文革決策的主力軍。正因如此，也就決定了就整體而言，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十分融洽的。尤其是在文革初期。
周恩來坦言："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在穆欣等當事人的回憶中說連中央文革小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來安排。
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曾經這樣評價到："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組成部分，成份上來說是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鬥爭中，不論從維護、堅持、發揮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說來，不論是從批判、揭露、打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麵說來，我們都應該承認中央文革在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豐功偉績。"同時，周恩來也號召廣大軍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
從本質上來講，周恩來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周與毛的關係。所以周恩來多次說過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事，我們去執行。對於周恩來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吳法憲對此有過生動的回憶。1966年10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周恩來並且親自與會，以示重視。周恩來在與會過程中，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造反派頭頭的揭發。造反派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可見，憑借周恩來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提議和決定會得到更完美的發揮和更理想的結果。
二．周恩來同江青的關係
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江青主要是指，在1956年曾由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副部級）。實際上，建國以後的高層對於江青的態度可以說是表現其本人政治態度的一個潛規則。作為一個老紅軍，徐業夫從50年代起就在毛澤東身邊擔任機要工作，曾經因議論江青而被調離過職位。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堅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文革初期，江青進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領導層，是毛澤東確保"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得以貫徹的重要保證。而在此過程中，周恩來所做的工作無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但是如同所有高層政治人物關係一樣，周恩來與江青之間也是充滿矛盾，特別是江青的特殊地位，導致她與周恩來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可縱觀文革，由於周恩來審時度勢，及時調整自己和江青的關係，更是由於毛澤東的特殊製約，周恩來從來沒有主動和江青翻過臉。江青反過來，也對周恩來施以善心與保護。因此兩人之間的關係實為錯綜複雜。
（一）江青對周恩來的指責與保護
由於文革瘋狂的奪權運動，中共的黨政係統，特別是國務院係統遭受了巨大的衝擊，不少幹部被關押、批鬥，政府日常活動陷於癱瘓，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如日中天。"二月逆流"後毛澤東采取高壓手段嚴厲批評了幾位老帥，周恩來也被迫跟著檢討。1967年2月江青就曾指著周的鼻子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裏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還威脅說"要知道，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麵保你，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的。"江青甚至說"主席已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象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江青、張春橋總覺得周恩來做得不夠，逼周恩來交權，周恩來對江青等人隻好說"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周恩來作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此時竟然淪為中央文革的走卒。
吳法憲將軍時任空軍司令，曾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吳回憶說"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麽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大量的實例表明，周恩來對於江青可以說是畢恭畢敬。"楊成武事件"發生時，周恩來甚至建議邱會作對楊成武問題的表態報告把江青同誌的名字往前寫，可以寫在周恩來的前頭。
誠然，部分是由於周恩來的謙讓，江青對周恩來也並不都是飛揚跋扈。江青甚至有時對周恩來非常尊重。官方為了樹立周恩來的偉大形象，對於此點非常忌諱，一概不提。林傑的太太王乃英曾經"交代"：江青經常等周恩來拿主意，雖然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有時候不同意這種做法。林傑抱怨說，江青總是讓我們按照周總理的命令去執行，事情總是變的越發困難。在1967年夏天，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戚本禹建議周恩來為安全起見搬到釣魚台。 對所有的這些支持和關心，周恩來自然也報之以桃李。不僅對江青，連對張春橋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
對於周恩來，江青也是時常關照有加。1967年1月，北京大街上連續出現了要打倒周恩來同誌的大標語。閻長貴回憶到：在發生所謂"二月逆流"的時間裏，我拿份關於周恩來的什麽材料（其內容沒一點印象了，很可能是關於貼周恩來大字報的材料）給江青看，江青嚴肅地跟我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這句話，這個表態，對我影響很大。也正巧在這段時間裏，我中央財經學院的一個大學同學（年輕教員），給我來信，說（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淩晨），周總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的講話對造反派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利，還當場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等等，並附來了周恩來講話的紀錄；其意思是想就周恩來的這次接見寫周恩來的大字報，問我行不行。我知道這不行，因為按照當時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見，不允許貼總理的大字報，陳伯達、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聶元梓、蒯大富，讓他們組織人到天安門覆蓋有關總理的大字報，我聽了江青所說她"心不安"的話，更覺得不行，於是我就給我那位同學打電話，告訴他："不行，絕對不行，決不能給總理貼大字報。有什麽意見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學，知道給總理寫大字報不行，又給我來信，說要貼李先念的大字報，我覺得他不聽話，有點不耐煩，告訴他："我不管了！"我當時的心態是隻要不貼總理的大字報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講這件事情，是想說明，江青所說"心不安"的話對我確實是影響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可以這麽說，雖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對周恩來時有不敬，但是江青對於周恩來並不是後來官方一直認定和宣傳的：江青對周恩來是使盡奸計、迫害和炮打。兩者的關係可以用周恩來和江青自己的言論作為注腳。江青在接見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代表時指出："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
（二）江青和周恩來的互動
聶元梓回憶說：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楊勳（經濟學家，文革時為北大教師，因為反對江青曾坐牢兩年）。楊勳是楊柄章的姐姐。指示我們讓群眾扭送楊勳到公安部。開始康生指示，我照辦了。後來康生又通知讓我到他那裏去，問我："指示你抓楊勳，你怎麽沒辦呢？"我說我已經讓學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說："那總理來電話說沒有送去。"然後他立刻打電話給謝富治核實。謝富治說"人送來了，在押了"。然後他當著我的麵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已經辦了，我也問了謝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這事是周恩來讓辦的。
當聶元梓被問到：到底為什麽要抓楊勳？聶回答說：我先不知道，後來聽說是周恩來完全是唯江青意圖為從。是如聶元梓所說，還是如林乃英在檢討中表示的要聽周恩來的？無論如何，閻長貴先生回憶說：在外出開會或活動時，周恩來有時坐江青的車。這是為什麽？對這個問題我當時就想過。我認為，主要就是周恩來要和江青討論問題，征求她的意見，以統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雖然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但說話算數的實際上是第一副組長江青，她幾乎具有一票否決權；不管什麽問題，就是陳伯達、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來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視和重視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周恩來與江青在工作上是非常互相支持的，雖然時不時的江青會耍下"小脾氣"。舉例來說，王力曾經回憶道：有關四川"二挺"（劉結挺、張西挺）的問題，他曾經應江青要求進行調查，事後也寫信給江青說明情況。但是後來此信是周恩來批示的。周恩來批示道："同意王力同誌意見。"
周恩來在接見科學院造反派時說："江青同誌講話就是指示，誰不執行，你們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們按江青同誌的指示去辦事，至於他至死都不執行，那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可以奪權嘛？我隻能起煽風點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助你們一臂之力。"
周恩來也是如此躬親力行的。不少坊間演義式作品都將傅連暲的受迫害歸結為林彪對傅連暲的人身報複。
但是據邱會作回憶："一次，總理、楊成武、吳法憲和我在場，江青對葉群說：'傅連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過林副主席嗎？現在，為什麽不報仇！'葉群笑了笑回答說：'傅連暲還好，就是教林副主席養身之道，現在他（林）自己都會查藥典了。'江青認為葉群不識抬舉，立即說：'把傅連暲抓起來，待後再處理。'大家都不吭聲，江青就火了，這時總理說這件事我來辦。也就過了一天衛戍區來了幾個人，給我看了總理的條子："把傅連暲交給來人，周恩來。"我看了條子之後知道總理並不是指名叫我辦的，我就給總後副參謀長陳龐打了電話，陳龐帶著他們到了香山傅的住處，翻牆進去把傅連暲帶走了，並關進了秦城。""過了幾天（那時我不在碰頭會，不是天天見總理）我見到總理，問為什麽抓傅連暲？總理隻說了一句話：'和你們沒關係。'不久傅連暲就死在秦城。"日後的中紀委審查小組對邱說：傅連暲之死與你無關，你對傅連暲在文革中說過的一些批評的話，不能和專案混為一談。
曾經是上海造反派負責人的潘國平回憶：一是有一次他參加北京工人體育館紅衛兵大會，會後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長繞場一周，周應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後麵，還扶著江青下台階。潘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二是1967年1月，潘上京開全國造反派頭頭大會，第一個發言，提出部份幹部可以出來工作由造反派監督，江青當場反對，把潘轟下台。潘氣不過，給周恩來遞紙條要求繼續發言，周卻公開宣布說，潘的意見，他已知道，會轉告中央，今天不必再發言了。江青會後也順勢過來，叫我潘司令，並給我聯絡電話，派車派聯絡員。
江青和周恩來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周恩來曾對劉白羽說：她（江青）那裏一個電話就是幾個小時。吳法憲回憶說，江青下樓的時候，周恩來都趨步往前，扶其下樓！在江青外出青島遊玩，周恩來還要吳法憲和李作鵬兩位政治局委員陪同，而且指點他們如何才能安排好江青的休養。而周恩來對於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應！江青有個人問題時特別愛找周恩來幫忙，而且有時候是撒嬌式地要周恩來去處理一些事情。江青因為覺得住11號樓不安全提出要改住10號樓，又在17號樓和10號樓下麵建立防空洞。而這些工作，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的。楊銀祿說：江青提出要求後，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對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就答覆了："好嘛，江青同誌的想法是對的，我同意。我現在就給東興同誌打電話清他準備一下。江青同誌還有什麽要求嗎？"我說："江青同誌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麽要求。"周總理說："那好嘛，我請東興同誌辦。"
邱會作對周恩來如何對待江青有個生動的回憶。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頭會開會。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來在鄰座。會議中間，護士給江青送水吃藥。江青喝水時，水可能熱了一點，於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護士想用開水燙我，謀殺我！汪東興讓人再送一杯來。周恩來起身搶著先接過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覺不是那麽燙，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說，開水不燙，請江青同誌服藥吧。
江青的秘書楊銀祿也有過回憶：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燒不退。周總理幾次到釣魚台11號樓看望江青，並與醫護人員一起研究治療方案。他為了能夠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時采取措施，帶上文件和辦公用品，連續幾天到釣魚台11號樓辦公，以便隨時與醫護人員進行溝通。江青不過是感冒而已，周恩來就帶上辦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辦公，隨時關注江青的病情，這種功夫可謂是登峰造極、上下五千年獨有了。根據楊銀祿的回憶，我們還知道如下情節：愛屋及烏，周恩來主動關懷楊銀祿，問個人有什麽困難，得知楊的姐夫被抓三個月，周仔細記下楊的姐夫的信息，然後周通過汪東興，三天以後就放出來了。楊銀祿不就是江青的一個秘書麽？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來之為讀者可鑒。
閻長貴先生還說：周恩來到江青這裏來之前，都是親自打電話給閻長貴（時任江青秘書），問："江青同誌現在幹什麽，是工作還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誌那裏去。"有時周恩來也打電話說："我有事要到江青同誌那裏去，請你問一下江青同誌行不行？"閻長貴每次向江青報告時，江青都是高興和痛快地說："總理來，可以，歡迎。"閻長貴說：實實在在地說，江青沒有一次說"總理不能來"，或借口有這樣或那樣的事情而拒絕總理來。閻長貴還回憶到：她常常纏著周恩來，她做的事，她的活動，很多總是要求周恩來參與。比如，當時江青經常看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演出，她要周恩來也看，演出結束後，她給劇團的演出人員談看法，提意見，她也要周恩來陪著，我看到周恩來不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戲，也參加江青演出結束後的活動，可以說周恩來經常總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紅衛兵搞的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這方麵的記錄。據我看，周恩來也"樂意"（不樂意也順從）幫助江青做些事情，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想到毛主席……
（三）周恩來對江青的吹捧
1966年10月周恩來把江青在一個大會上的講話做成錄音，在全國播放。 對於一個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江青，這種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
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名"革命文藝戰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正如餘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為了對江青進行一次集中的人為拔高和吹捧，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獻媚的大會。
周恩來在此次大會上不顧曆史的真實，對江青做了極其露骨的吹捧："在這裏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江青同誌，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上麵所說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誌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誌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誌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我在文藝方麵是個外行，是個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實踐上，常常犯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麵，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隻強調中西音樂的不同處，強調反對崇洋思想，強調中西音樂分開的基本訓練，不認識洋為中用，不認識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樂為我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同誌直接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在這場把江青樹立為偉大的文藝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禮上，周恩來是立了頭等功的。周恩來把自己擺在江青學生的位置上。
正如餘汝信先生所評論：周恩來的講話，通篇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的表白。誰又可以說，在江青邁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沒有周恩來推波助瀾的一份功勞？誠如曆史所記載，周恩來從這麽一種表態到當眾振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江青同誌！"也就不足為奇了。閻長貴回憶說：關於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我也問過汪東興，他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不一樣。在文革中，總理說了很多讚揚江青的話。'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就是首先由總理喊出來的。連主席都說，總理有點怕江青。"
1968年3月24日，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對軍隊幹部會議，宣布"楊、餘、傅反黨集團"的問題時，周恩來當眾高喊："誰反對江青同誌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誌！"周恩來還當眾做了力捧江青的講話：（1）從曆史上來塑造江青的革命曆史形像，把江比作魯迅來讚揚；（2）江青受到過迫害，而且這些迫害者文革結束後卻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3）文革期間江青又立新功。
作為中央領導人，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誌！"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和江青合夥開的"夫妻店"，那麽周恩來就是這個店的總經理。
（四）江青在九大上進政治局--周恩來的頂尖政治藝術
江青把自己定位在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後，權力比周強或者至少差不多。林彪對此洞若觀火。1968年底，林彪對毛澤東說：從政治上來說，一個幹部應當先鍛煉，後提撥，對他們成長有利。現在不是戰爭年代，對那些剛出露頭角的人鍛煉時間應當放長一點。有些女同誌過去被耽誤了，現在也不好突然長上去。毛澤東對於林彪影射江青的提議直接否定，說現在政治上的考驗勝過了戰爭年代，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人的原則是：德才為主，照顧到曆史情況；男女幹部，應當一視同仁。
黃永勝在政治局名單提名會上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應講功勞，但不一定要當選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會後批評黃永勝，"你太不懂了！"。"九大"閉幕之後，依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康生、黃永勝草擬政治局委員名單。4月26日，毛澤東看到名單後把江青的名字劃掉。在這之前，林彪已經先看到名單並且把葉群的名字劃掉了。周恩來針對這種情況說："單純從名單本身來看，她們可以不放進去。但是從現實來考慮就一定要上了。我們應當從大局著想，要再向主席提出我們的意見。"於是周恩來等人繼續把江青、葉群的名字放在名單上。毛澤東看到後，第二次把江青的名字劃掉。對於為什麽劃掉江青，毛澤東沒有多說什麽。對於葉群，林彪說，葉群堅決不能進政治局，否則他說得清楚還是說不清楚，都是政治問題，他隻有堅決不同意這麽辦，才可以從政治上說清楚。周恩來於是先去找毛澤談，試探毛的真正想法。周恩來對毛說："我們向主席真誠的提出，江青同誌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政治影響，但不列入也會產生影響，會產生更多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一定要把江青同誌列入候選人名單！"毛澤東說："你們的道理是對的。這個問題不管怎麽說，責任在我，我應當完全負責。"毛雖然同時說了一些關於江青的負麵的評論，實際上毛已經告訴周恩來，同意他的做法了。周恩來等人又來到林彪處，林彪還是不同意葉群進政治局。黃永勝告訴林彪，如果葉群不進入政治局，江青也不便列入，那麽就是給毛澤東難堪了。林彪沉思良久，說："我對葉群的同意或不同意，都聽主席的決定。"邱會作說："毛澤東有難處。周恩來知道毛的難處。在毛口頭反對的情況下，誰也不知道這事該咋辦。周恩來審時度勢，揣摩毛的心理，把這件事辦得讓毛主席滿意，隻有周恩來有這個本事，除了他，誰也辦不到。"
顯然，毛澤東的兩次劃掉江青並不代表其內心真正不希望江青進入政治局，隻是礙於情麵，不忙於急於同意。周恩來十分明白毛澤東的意思，於是先出麵向毛澤東坦承江青必須進入政治局，而這番言談實際是周恩來為毛澤東"解圍"，接下來帶著黃永勝等人去勸說林彪同意葉群也要進入，即是作為江青的"陪襯"，以免造成江青"獨寵"之舉，從而備受非議。
三．林彪對江青的態度
林彪親口說："要防止某些人向軍隊插手，要像'防賊'一樣。隻要文革小組那些人管了軍隊的事，就是亡黨亡國的開始。"
（一）林彪對江青的吹捧
林彪唯一"拿的出手"的吹捧江青的事實，就是在解決楊成武的"3o24大會"上的講話。1968年3月24日是毛澤東解決"楊餘傅"的重要日子，當晚召開的軍隊幹部會議上，周恩來和林彪都不約而同地高調稱讚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可是如果同周恩來相比，林彪的講話依然低一個規格。林彪在會上說："江青同誌是我們黨內女同誌中很傑出的一位，也是我們黨內女幹部中很傑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感情，同時，也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很能發現問題並采取措施，過去，她身體不怎麽好，大家不了解她，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發現很多問題，她始終樹立了很多的功勳，始終站在革命的前線上，捍衛江青同誌的權威也就是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司令部的權威，也是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部署的權威，也就是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權威！"
林辦秘書張雲生就在會議的現場，他聽了林彪講話後的感覺是："即席發表講話，是林彪的一個特長。他抓住主題，往往能夠出口成章，語言獨特，邏輯性和說服力都比較強。可他這次講話，卻東拉西扯，語無倫次，漏洞百出。這可能是他臨陣磨槍，更可能是他言不由衷，逢場作戲。"林彪講話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也先後講話。最後，毛澤東突然來到會場，引來了全場的沸騰，歡呼聲四起，毛澤東的現身顯示出拿下楊成武等人是毛澤東的決定，是毛澤東文革當中又一次戰略部署。
周恩來和林彪在公眾場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麵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其實更重要的是作給當時隱身幕後的毛澤東看的，是在向毛澤東表忠心，江青不過就是在前台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而已，毛澤東才是整個事件的真正決策人。
（二）林彪對江青的抵製
林彪雖然貴為黨的第二號人物，但從不介入具體的事務性工作，除了在毛澤東需要時出麵講講話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對毛澤東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但林彪對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不大買賬，並且堅決予以抵製。林在1968年曾對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幾位將軍說"還是那句話，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主席搞什麽就讓他搞吧。但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天塌不下來；軍隊亂了，就不得了了。軍隊是絕對不能讓他們（指江青一夥）進來搗亂的。"軍委辦事組在黃永勝領導下堅決站在周恩來與林彪一方多次抵製了江青等"上海幫"的無理取鬧，對維護政局的穩定，加強戰備以及"抓革命促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江青等人在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軍委擴大碰頭會上指責總政主任蕭華沒有在軍內搞起文革運動，聲稱"蕭華是劉誌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並要求蕭華當晚去工人體育館參加群眾大會。 江青等人就是想通過打倒總政主任蕭華，再搬倒軍委前台的葉劍英，達到插手軍權的目的。這一點主持會議的葉劍英很清楚。葉劍英在20日上午趕到林彪處，向林彪匯報了晚上會議的情況和以後發生的問題。林彪聽了以後大怒。為此，林彪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來一趟。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一見江青怒火衝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麽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汙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麽？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邊的茶幾，高聲叫警衛員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
張雲生說"林彪臉色氣得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張雲生還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氣成這樣。"林彪對張雲生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張雲生驚得目瞪口呆。江青接著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裏去呢？那句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吳法憲說"據我所知，在中央常委裏麵，這樣斥責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隻有林彪了。"21日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請他們主持召集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會議，傳達毛主席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通知蕭華本人參加會議。中央文革卻隻有關鋒一人與會，軍隊一些幹部發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穩定解放軍的問題，不要把軍隊搞亂。江青聽了關鋒的匯報後認為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的會議，要求主持會議的徐向前檢討，而徐卻推給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讓黃作檢討。黃永勝跑去請示林彪，要不要寫檢討。林彪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由於不滿徐向前的態度，幾次要求林彪再換他人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但被林彪拒絕。林彪事後對吳法憲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說：以後果然如此，徐帥下來以後，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以後，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就銷聲匿跡了。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1967年2月軍委頒布的八條命令實際上亦是針對造反派對軍隊的奪權運動，起到了抑製造反派的作用。
黃永勝發言一事是指，在"大鬧京西賓館"中，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嚴厲批評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誌要多聽毛主席的話！"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給林彪。後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因"大鬧京西賓館"事非要壓黃永勝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後，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筆者認為，黃永勝的表現與後來林彪提名黃代替楊成武出任總參謀長一職關係甚大。林彪在文革開始後至"913事件"之間極力避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插手軍隊事務，因此毛澤東也隻能把以"批林批孔"之名行讓江青、王洪文等人插手軍隊事務之實的行動放在"913事件"之後進行。
林彪囑咐葉群："不能讓這個女人插手軍隊，軍隊不能亂。"但是毛澤東通過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江青出任顧問，並接受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以利於江青在軍隊勢力的滲透。林彪讓全軍文革名存實亡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江青的這個職務自動撤銷，使江青不能夠名正言順的插手軍隊。除此之外，林彪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特意談"文藝、文化"，以"侵占"江青的一畝三分地。林彪說：有人（江青）把文化問題當作自己的權利，別人不許解釋。姑且不論我講的對不對，我敢講，就是對那個霸王的否定。事後果然引起江青的強烈反彈，要批判林彪的這個講話。
而後來，周恩來果然讓林彪過問一下"文藝問題"，而在此問題上林彪狠狠的卡了江青她們一下子。江青等人搞了一個《朝陽溝》的報告，要求中央批轉以示現代戲的重要意義。林彪每次都是推給政治局討論，結果政治局黃永勝、陳伯達等人不支持江青，結果多次沒有通過。
九大之後，江青因為沒多少實際工作，於是找毛、林要權要工作。江青說："請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說："政治局委員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說："一點權力也沒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說："集體領導中，你讚成或是反對就是權力！"江青急了說："現在我在政治局裏是個多餘的人！"林彪回應道："像我們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多餘的人！"於是再也不理睬江青。
在林彪的帶動下，邱會作等人也對江青不怎麽客氣。有次，江青要求邱會作給樣板戲劇團製作軍裝。邱會作頂著不理江青的要求，而且還發生了當麵衝突，邱衝著江青說："他們又不是軍人，發什麽軍裝？！"
（三）九大前後林彪對中央文革滲透軍隊的防範
自文革開始以來，江青通過文革小組發號施令，幾乎是無往而不利，黨內、政府內一大批官員倒台，中央領導權力的機構變成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的職能被文革小組碰頭會所取代，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實際主持人，周恩來則成了為其跑腿辦事的"從屬"。江青獨攬中央的權力實現了一大半，惟此時軍隊的權力並不在江青的手中，所以江青一直想將軍隊文革事宜抓在自己手裏，從而實現自己對軍隊的控製。然而，江青的這一企圖卻遭到了林彪的堅決抵製。
江青為了實現自己對軍權的控製，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手段：（1）在軍隊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凡是形成對江青奪取軍權構成障礙和阻力的人不是被打倒，就是被迫離職、靠邊站，前者如劉誌堅、蕭華，後者如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2）直接將文革小組的人安插進軍隊，特別是要控製解放軍總政治部這個管理軍隊幹部的關鍵組織機構，其他還有安排文革小組的人任一些大軍區的政委，以待將來進一步升職、提拔，如張春橋在1967年5月出任命南京軍區政委，毛遠新在1974年2月被任命為沈陽軍區政委。
（3）江青係統的"大將"直接擔任中央軍委更高職務，以便控製軍權，如張春橋在1971年10月成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2月成為中央軍委常委，並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成為黨中央副主席，兼任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2月又成為中央軍委常委。這期間，毛澤東為了提拔文革極左派掌握軍權，也頗費了一番功力，文革後期文革派大將們在掌控軍隊一事上頗有斬獲，但這已是林彪死後之事了。
文革開始後江青通過全軍文革小組搞亂軍隊，揪出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線代理人，整了一大批軍隊幹部，林彪對此極為不滿，不僅曾當麵訓斥過江青，而且非常警惕和防範江青插手軍隊事宜。有關遏製軍內造反派勢力和讓全軍文革小組無疾而終，都是林彪采取對付江青的政策，前文已述，此處不贅。林彪實際上對付江青的對策是，不讓軍內存在江青的代理人，哪怕犧牲個別人也在所不惜，如蕭華、楊成武、溫玉成等；不準江青文革極左派派人打入軍隊，尤其不能讓他們控製解放軍總政治部這個要害部門。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時，林彪就親口交代說："要防止某些人向軍隊插手，要像'防賊'一樣。隻要文革小組那些人管了軍隊的事，就是亡黨亡國的開始。"可見林彪對此事重視的態度。
關鋒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筆杆子，也是江青特別屬意打入解放軍總政治部的重要的一步棋。邱會作回憶說："1966年底，江青推薦中央文革成員關鋒任總政副主任，林彪點頭了，軍委命令準備下發。江青看辦成了，高興地說，'關鋒到軍隊去，是打先鋒的，別被攆出來就行，以後還有人跟著去。'江青說話時沒注意葉群在場。林彪知道後交代，關鋒的任命壓下來，然後拖著不辦，直到作廢。"換句話說，對於關鋒到總政出任副主任，林彪曾有一紙任命，但並無對外正式宣布該令，關鋒自然也沒到職。
林彪阻止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則更加清楚明白。1970年春，江青對葉群說"林副主席堅持突出政治，可是總政這麽長時間連個主任都沒有。我看可以叫春橋當。"對於張春橋，周恩來早在1966年11月就曾經點名讓張去做他的秘書。 江青的話引起了林彪的注意，但林彪置之不理。林彪曾屬意李作鵬，李德生也在考慮之內。不久江青幹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吳法憲趕緊電話告訴葉群，林彪立即去見毛澤東，提出由李德生擔任總政主任，毛批準後，軍委辦事組迅速辦理了手續，中央軍委很快就公布了李德生的任命。由此成功地抵製了江青要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的企圖。邱會作回憶說："李德生率軍赴安徽'三支兩軍'，以'左'的姿態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主席讚揚。在中央裏工作的軍隊幹部，李德生相比我們幾個抵製江青的'死硬分子'來說，能被上海幫接受。李德生雖然沒有當過大軍區主官，一步躍升到中央軍委，但他到北京後比較謹慎，沒有和上海幫私下接觸，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這次江青垂涎總政主任，林彪為了'先占住位置'，提議了李德生，遏製了上海幫向解放軍的滲透。"
九大時，"三人小組"裏隻有黃永勝未進政治局常委，令人蹊蹺。據黃永勝對邱言，毛澤東曾設想將常委增加到七人，即毛、林、周、陳、康、黃永勝、張春橋。但毛考慮張春橋進常委帶來的問題較多，林彪也不喜張，毛心中猶豫。後來還是林揣摸出毛的心思，提出黃、張均不進常委，遂擺平此事。林彪"犧牲"黃永勝而擋住了張春橋進入政治局常委。"913事件"林彪倒台後，張春橋終於在中共十大上躋身政治局常委之列，這乃是後話矣。
1971年9月林彪垮台後，李德生雖然沒受什麽牽連，甚至十大上還當選黨中央副主席，但最終還是在1973年被擠出中央領導核心，到沈陽軍區任司令，張春橋終於當上了解放軍總政主任，那已是1975年2月的事情了。文革極左派們雖然在軍權的爭奪上取得了一定的收獲，但距離掌握實權還相差甚遠。林彪當年奠定的軍隊基礎成為日後粉碎"四人幫"的中堅力量。
（四）林彪對於受到江青責難的周恩來的支持
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在討論劉少奇案子時，江青突然提出"蘇區損失百分之百"的罪魁也不能放過。江青這是要翻周恩來執行王明路線的舊賬，周恩來又生氣又緊張。林彪知道後，表示：第一，這個是江青在說瘋話，周恩來是受毛的信任的，第二個沒有毛的同意，誰也不能翻老賬，他會向毛談，第三個，林彪叮囑邱會作等，要全力支持周，要防止發生第二次"陶鑄事件"。
丁凱文先生認為：林彪領導下的軍隊係統堅決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和"九大"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無論是葉劍英、楊成武主軍之時，還是後來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的軍委辦事組當權之際，軍隊係統不僅從未參與過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動，而且大力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的工作，這與林彪對周恩來的態度有必然地聯係。 林彪十分了解周恩來的困難處境，所以林經常告誡軍委辦事組幾位將軍尊重周恩來，因為無論是毛還是林，無人可以像周恩來那樣處理好全國的事務。有一次葉群專門告訴楊成武和吳法憲，一定要積極支持周恩來的工作。葉群告訴吳法憲，林彪當麵對周恩來表態說："我的身體不好，一切工作還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之後成立新的政治局之後，林彪交代黃永勝等人："政治局工作要以總理為核心。你們要全力支持總理工作。別的人（江青）的話，不能聽，不能受她幹擾。"
"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曆"，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江青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炫耀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我的手裏"，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江青還說黃永勝等人在搞軍黨論。麵對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黃永勝等人當場與江青頂了起來，隨即宣布退場。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並要葉群立刻聯係。邱會作則去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通報有關情況。周含著淚握著邱的手說："老同誌就是老同誌！老同誌就是老同誌！"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隻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
葉群對於周恩來是非常尊重的，把周恩來當作領導和長者看待。周恩來找葉群辦的事情，葉群都會認真地去辦。
林彪對軍委辦事組說："你們要把總理當作軍隊的領導，總理的事就是軍隊的事，他對你們說的話，一定要照辦。"周恩來很有感觸的說：中央有幾個能像軍委辦事組這樣的機構辦事就好多了。林彪甚至說："中央的事，辦不辦，怎麽辦，要由總理定。"
林彪在文革中對周恩來的大力支持與維護是當今國內史學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四．江青實際上是重大政治問題
邱會作說：中央裏的同誌通常都把江青的亂鬧當"作風問題"看。林彪更有甚之，認為江青不過是個"老婆"。隻有周恩來把如何對待江青當作重大政治問題來看待，認為如果處理不好，會引起全黨性的問題。
（一）：理解周恩來、林彪、江青關係的一把鑰匙
1966年5月份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解決"彭羅陸楊"問題。林彪在會上根據毛澤東這幾年來的部署，做了反"政變經"的講話。但毛澤東卻於1966年7月8日，在武漢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該信較長，主要涉及毛澤東當時的一些想法，尤其是信中提及林彪的"518講話"，在林彪倒台後成為毛澤東及時識破林彪反動本質的根據。信中說：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等等。該信主要內容此處不再多贅。
7月11日，周恩來到武漢，毛將該信給周恩來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看過。周恩來問毛：是不是我的工作又犯了錯誤？毛澤東表示不是周的問題。周於是轉而提出建議：那麽我去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周恩來先把此信帶給在上海的江青，然後7月14日飛往大連向林彪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表示同意並接受，答應回京後再修改他的"518講話"。後來江青將此信給葉群看了，並當著葉群的麵燒毀了該信。可是毛澤東處卻保留了一份抄件，該抄件後來作為林彪倒台後的中央文件向全黨公布。
毛澤東在寫成此信時並非要留待日後某個特定的時間將其公布，而是借機向林彪傳達出一個信息：江青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推動文革最主要的人物，毛澤東向江青是"交底"的，是真正推心置腹的，而這層意思的轉達卻要繞一個彎子，曲折地傳達給林彪，對林彪有所警示，即毛澤東雖然信任林彪，但是這個信任並不是無限的，還要看各人自己的表現，要好自為之。而周恩來在得知此信件不是針對自己時，顯然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這是理解周恩來在文革中處理所謂的中央最高政治－毛澤東、林彪、江青三者之間的關係的一把關鍵鑰匙。
據邱會作回憶，毛澤東的信的確給林彪造成很大的困擾和不安。邱回憶說："林彪知道了信的內容，思想有了疙瘩，他發現毛主席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言行不一。毛主席一方麵默許甚至讓別人宣揚自己，許多人作了，林彪是很起勁的一個，但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這不是他的本意；毛主席一方麵說要團結廣大高級幹部，但在信中卻表現了對江青等少數人的依托和信任，而對廣大幹部卻認為是盤根錯節的舊勢力，會一朝覆亡；毛主席一方麵提倡黨的領導，在信中則要把一些部門打得粉碎，頃刻瓦解。特別是毛主席交待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前對防政變做了部署，還要林在會上公開講"防政變"，給江青的信中卻說是他違心地同意的，是有人借助鍾馗打鬼。在發起文化革命的關鍵時刻，毛主席突然同江青這個'家屬'談起黨和國家的大事來了，林彪沒有想通。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毛主席確定為他的接班人，好像對他非常信任了。但是到了1967年1月，他沒有和林彪透氣就突然發動了'一月風暴'，接著又否定了林彪堅持的'部隊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政策。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在反擊'二月逆流'中批判葉劍英、聶榮臻，搬開了林彪主持軍隊工作的兩個最信任的幫手，又影射到了林彪本人。正因為如此，林彪不僅對全國文化革命的問題不敢多說，即使對他負責的軍隊事務也不願多管，特別是對一些敏感問題更是這樣。凡是毛主席沒有表態的事他一律不吭氣，毛主席有批示的文件，他就寫上'堅決照辦'、'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林彪處處表白與毛主席完全一致，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敢輕易表態，包括軍隊向中央文革、向江青的某些遷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源於此信。"
既然林彪能明白這個道理，周恩來也必定能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最終林彪沒有能夠很好的貫徹下去，周恩來卻做到了。這就是林彪與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最大不同。
（二）周恩來認識到：和江青關係就是和毛的關係並且受到毛周關係的製約
閻長貴先生說：談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不論從哪方麵說，都不能脫離開毛澤東。周恩來對江青遷就又遷就，忍讓又忍讓，為什麽？因為江青背後站著毛澤東。江青是通天的，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麵都得靠周恩來。她建國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來給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職務攀升也離不開周恩來。她1956年成為毛主席五大秘書之一是周恩來提議的，1969年在"九大"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由周恩來精心操作才順產。這是從她本人的利害關係而言。而她對周恩來的態度，從根本上講，也是以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為轉移的。毛澤東經常敲打周恩來，在每一次敲打時，江青都比毛澤東走得更遠，從思想方法講，她比毛澤東更極端。江青認為周恩來成為她實現野心的障礙而必須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論從情理看，還是從實際講，說江青從文革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就要整周恩來、打倒周恩來，是不對的，不符合曆史事實。
筆者認為，按照毛澤東的本來設想，"九大"之後應該是整周。作為毛澤東的代言人，"九大"後江青接連對周恩來發動了幾次攻擊。江青在1969年夏季向劉慶棠交底："文藝界大批判有個困難問題，就是有總理，有些事都是總理主張的。"劉慶棠馬上就呼應說："文藝界的權還沒有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不久8月26日，劉慶堂致信江青說文藝界的階級鬥爭，實質還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九大"之後，江青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泄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幹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
但是第二次廬山會議改變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盡管從文革開始，難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總的看來是良好的，雖然期間江青多次為難周恩來。"九o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和江青是毛澤東清理林彪勢力的左右手。此時的周恩來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周江之間的良好關係再次體現，直到1972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後，江青多次宣稱：總理、康生、春橋、文元，我們是毛主席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團迫害的。林彪一夥到處放火，我們是救火隊，保老同誌。無疑，周恩來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團的人。但是隨後，隨著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進一步深入，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變成了攻擊為主合作為輔。
因此周恩來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和文革的進展所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個決定性因素。在文革前、中期，二者整體而言是以合作為主，共同貫徹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九一三事件"之後，兩者之間因為權力的再分配，則逐步轉為以爭奪為主，矛盾日益尖銳。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相對於被中共認定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開場合對於江青都是不卑不亢，無甚吹捧。
至於周恩來為什麽如此自我"作賤"，是什麽重要因素在文革時期製約了周恩來，導致周對江青和文革小組如此這般。筆者認為那就是周恩來對毛澤東一個人的忠心，而非對國家和人民的負責，是周恩來時刻在心裏的以所謂"賢相"自居，保持晚節的心態所致，由此周恩來也隻能扮演"從惡"和"幫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製止動亂、更不可能撥亂反正，引導國家步入正途。周恩來還可以說是第一個領會到"江就是毛的一條狗"的高級領導人，因此，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之謎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
周恩來心裏很清楚，所謂的文革不過就是毛氏夫婦的雙簧表演，為了保持所謂的"晚節"，周恩來必須對毛江言聽計從，逆來順受，周恩來此時已到了唾麵自幹的程度，周內心雖然極為苦悶，但卻始終保持冷靜，從不聲辯，更不會拍案而起，周恩來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會步了劉少奇、陶鑄等人的後塵，隨時可能被毛江拋出予以打倒。此時的周恩來步步緊跟尤恐不及。周恩來私下的表白很能說明問題，當毛澤東的醫生李誌綏提醒周恩來要提防江青時，周歎了一口氣說"我對江青仁至義盡。1945年我在重慶，江青要看牙齒，我特地飛回延安將她接來。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蘇聯治病，還不是我給安排的。"周還叮囑李誌綏不要同任何人講此事。連李醫生都看出"周恩來對毛處處小心謹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圖。"周恩來此時隻敢私下歎氣，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卻不能見容於江青這些文革暴發戶。
即使周恩來如此私下慨歎，可在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又是另一番情景。同江青的關係，不僅是生活中的事情，更是政治上的事情。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和林彪就如何對待江青、張春橋等人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會議結束時，周恩來對江青表示了特殊的關懷。原來江青出門坐飛機，周恩來都是要吳法憲陪同。但是這次廬山會議結束，是周恩來陪同江青同機返回。而且因為林江鬥爭，江青怕人暗害她。周恩來則告訴江青，我先行下山幫你探路，沒有問題後即打電話通知。周恩來的這種關懷不是無的放矢的。
（三）周恩來和林彪對待江青的不同預示了兩個人不同的結局
在文革開展這段時期內，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林彪，都不可能置身於這場運動之外，也不可能公開表示對文革的異議或反對，但對比周恩來與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顯然，周恩來更像一個謹小慎微的小媳婦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這對惡婆婆，而林彪則不大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賬，對江青插手軍隊之事處處提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點也注定了林彪的結局。同時也說明林彪和周恩來處事的不同，林彪在軍隊中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毛澤東的"為所欲為"，例如抵製張春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支持後來的軍委辦事組成員對抗江青等人，而周恩來則明顯的不同。如果周恩來像林彪一樣抵製江青等插手政務係統，顯然局勢會在一定程度上好些。但是正是這種不同，也預示了兩人的結局的不同。
吳法憲回憶說："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但是隨著運動的開展，林彪與周恩來在對待江青等文革派的態度上卻變得大相徑庭。而這也是林彪最後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靠山是毛澤東。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中央文革是我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兩年前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肯定了的。那個時候，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下，中央文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前線發動群眾的機構。"從本質上來講，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沒有隸屬關係，實際上，中央文革小組是直接聽命於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遠沒有周恩來看得這麽清楚。江、張、姚的政治數量級無法企及林彪於萬一，林彪曾鄙夷地說，張春橋、姚文元這種名字他過去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視察時講：在中國，小資產階級可能把權搶走，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搶權，現在就要注意。他還明確說：據我看，上海就是小資產階級掌權。林彪向毛澤東推薦十二軍軍長李德生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事後向江青講，林彪就是不想讓我們插手軍隊。張春橋曾嘲笑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麽也不懂。"林彪在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會麵時說："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從哪裏冒出來的，也沒有做過什麽大的工作，不過是個小記者。"
林彪和江青之間，據說還有一次，林彪揚言要找槍，"斃了她！"
有一次邱會作問林彪："林總，日後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麽擺弄那個三點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說："就讓她當個'宋慶齡'！冷一點還是熱一點，看她的表現。"
對於林彪和江青之間的激烈衝突，周恩來試圖進行"調和"過。
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認為軍委辦事組隻能向毛、林、周三人負責。原來軍隊調動命令報告上名單冗長，致使兵力調動遲緩且易泄密。於是毛澤東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黃永勝依令而行。江青則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等："黃永勝，吳法憲，你們目無中央，無組織、無紀律，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江青揚言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黃、吳也認為沒有錯。周恩來、康生和姚文元則和黃永勝和吳法憲談話，要求兩個人檢討錯誤，並暫時停止工作。
由於周恩來主持文革碰頭會，這樣夾在中間，事情難辦。吳法憲說："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後，周恩來為調解江青和軍委辦事組之間的矛盾，真是費盡了苦心。"原定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撓，周恩來則出麵請示毛澤東。毛澤東發話，江青不對，黃永勝仍然應當出訪阿。周恩來提出，黃、吳、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開一個團結的會。周特別叮囑這些丘八們不論江青說什麽，都不要說話。不曾想，黃、吳、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罵："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身穿的綠軍裝，頭戴的紅五星，領子上的紅領章，這些都是老娘給你們爭來的。你們目無中央，目無組織紀律，不覺得可恥麽？"因為有周恩來的囑咐，隻是為了團結，黃永勝等就一直站在那裏，聽江青訓斥，一聲沒吭，忍氣吞聲，啼笑皆非。周恩來也覺得江青太過分，就把事情報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檢討。周再次叮囑黃永勝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檢討很不像樣，吳法憲說："江青同誌的檢討，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江青同誌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出口傷人，主觀、片麵地處理問題，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東興接著說："江青同誌好訓人，隨便罵人，侮辱同誌，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誌的錯誤，常委要負責，總理對江青同誌太遷就了。"江青聽了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氣得臉色發青，表情很難看。周恩來就立即宣布散會。
為了彌補林彪和江青的之間的裂隙，周恩來主動提議，把江青的行政級從九級提到五級，林彪同意了，並和周恩來一起簽名。周恩來還對邱會作等人剖心道："（江青的問題）一定要處理好，這不是對她個人怎麽樣的事情，而是黨的大局利益。""我希望你們也能顧全大局，別去惹她為我增加麻煩。在一些問題上對她要忍耐，力求不發生大的政治影響。"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8月29日晚上（《吳法憲回憶錄》記載是31日根據《周恩來年譜》應為29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陳伯達的錯誤。會議中間，周恩來曾經三次遞條子給林彪，希望林彪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有利團結。但是林彪根本不理，令周碰了一鼻子灰。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周恩來是當時中央當中最理解並且執行最好毛江關係的人。
對於江青和毛的關係，周恩來是當作政治上最大的事情去對待的。即周恩來同邱會作所講：對江青的問題，不少人，包括許多高級幹部都不理解，說我們又不是封建王朝。如果這麽來考慮她的問題，就不現實了。周恩來確實按照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來對待江青的。
江青從毛澤東的"探雷器"變成毛澤東的前台代言人，周恩來深深知道江青就是代表毛本人。因此周恩來是把江青看做毛澤東的影子來對待的。所以從生活上，從政治上周恩來都對江青是萬般的照顧和遷就。而林彪根本不懼江青，甚至江青要整周恩來，林彪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因此林彪比周恩來更有自尊，而周恩來在毛澤東麵前甚至江青麵前都毫無自尊可言。
整體來看，文革初期這段時間，周恩來心懷戒懼，誠惶誠恐，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體事務，是毛澤東、江青推動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體執行人。林彪則專注於其軍隊係統，堅決有效地抵製了江青試圖插手軍權的企圖，維護了整個軍隊的穩定（但是也由此形成了自己在軍隊的班底，被後人詬病－筆者注）。周恩來和林彪對於江青態度的不同，這和如何對待文革的態度直接相連，畢竟江青是文革的"旗手"，特別是考慮到毛澤東晚年的"家天下"心態的日趨嚴重，周恩來和林彪的結局迥異，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