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戚本禹推薦我給江青做秘書
文革中，我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命的江青第一任秘書（負責收發和管理文件的機要秘書，以下簡稱“秘書”）。在我之前，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或許有人，如警衛員被人稱過秘書，或者也兼做過一些機要秘書的工作，如收發文件等，但其身份和職務不是機要秘書。此外，也確有人給江青做過一些秘書工作，如戚本禹幫助江青看過群眾來信等，但他主要的工作不是給江青做秘書，隻不過是順便代勞。因為江青在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以前，除了給毛主席做一些秘書工作外，沒有什麽實際職責，因而辦公廳沒有給她配備專職秘書。
江青有秘書，是文革開始以後。在文革十年中，江青先後有四任機要秘書：第一任是我，從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第二任是楊銀祿，從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３年６月；第三任是劉真，從１９７３年６月到１９７４年４月；第四任是劉玉庭，從１９７４年２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逝世於２００３年“非典”）。
我擔任江青的秘書，不是江青指名要我，也不是我毛遂自薦，是當時組織安排的。在這個問題上，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關鍵的作用。我給江青當秘書是戚本禹推薦的。
陳伯達被審查時寫的材料中說我給江青當秘書“可能是關鋒介紹的。”（見《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５頁）
這個推測事出有因，因為文革前我在《紅旗》雜誌社工作，一直是在關鋒的直接領導下，是關鋒的部下和學生。其實關鋒當時是不大讚成我給江青當秘書的。在我已擔任江青秘書後，他有次見了我，跟我說，“你政治上弱，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做秘書。”所謂我“政治上弱”，有件事我記得很清楚——１９６６年２月，彭真主持製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問題的匯報提綱》（又叫《二月提綱》）。在一次討論會上，我說，《二月提綱》很好，說明中央重視學術討論，製定和頒發關於學術討論的文件，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對我這種看法，關鋒批評我沒政治頭腦，看不出問題之所在。他問我：“誰是學閥？”我回答不出。
極力推薦我給江青做秘書的是戚本禹，這是戚本禹當時親口告訴我的。
１９６６年冬的一天，我和戚在釣魚台院子裏散步，他跟我說：“江青想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比較粗。我看你還比較細，我推薦你去給她當秘書。”
我說：“不行，我沒當過秘書，不知道怎麽當。”
他說：“不知道不會學嗎！收發文件你不會？挑選文件你不會？隻要細心就行。反正我已經向江青推薦你了。”
當然，我給江青當秘書，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話；後來汪東興告訴我：“你的檔案是我審查的，你給江青當秘書是我挑來的。”我給江青當秘書還要過中央辦公廳這一關。
無疑，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環節還必須是江青同意接納我；而在這方麵，戚本禹的推薦和介紹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當時，就了解我而言，在比我高一層的人當中，除了關鋒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當時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這次談話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大概十天或半月左右，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晚上，——這個時間我記得很清楚，戚本禹到我當時工作的房間來（他的辦公室就在我住的隔壁），興衝衝地跟我說：“已經定了，調你去給江青當秘書，現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樓去！”我馬上整理了一下幾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著戚本禹去了。從這時起，我離開了工作五六個月的釣魚台十六樓，搬到江青當時住的釣魚台十一樓，開始了給江青做秘書的工作。
究竟經過怎樣的推薦、審查和決定，其具體過程我一點不知道。後來聽到一個情況，就是當時有四個人參選，我是其中年紀最小的，２９歲，參加工作年限最短的，５年，級別最低的，行政２２級，工薪收入最少的，５６元。
給江青當秘書這個事怎麽落到我頭上了？
事過３０多年後，我準備寫回憶錄時，才想了解一下。於是，我往上海撥通了戚本禹（他改名戚文）的電話，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當時具體怎麽談的和談了些什麽也記不清楚了，但是不管怎麽談、怎麽說，大概這樣幾個方麵的內容是少不了的：
第一，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清楚；
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認真負責；
第三，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寫的文章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揚。
關於“政治可靠”的含義和界說，現在和文革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就忠於共產黨、忠於毛主席而言，這在當時對我來說是不折不扣的，其中自然包含著嚴重的個人崇拜成分。我個人這些條件，再加上我在文革中的表現，我被選做了江青的秘書。
我在做江青秘書前，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江青辦信組工作，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後，各方麵的來信，特別是社會上群眾給她寫的信一天天多起來。江青本人看不過來，首先由戚本禹幫助她看和處理，到１９６６年７月中下旬，戚本禹把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處的梁川借來幫助他。我是文革初期，６月３日，戚本禹把我從《紅旗》雜誌借調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處，７月４日，他又把我帶到釣魚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到８月中旬，戚本禹叫我離開簡報組，協助梁川辦理江青的群眾來信；不久，梁川回秘書局信訪處，由我獨立承擔江青信件的處理。
到了８月３１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以後，給江青的信猛增到一天幾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時一天達兩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裝。就在這種情況下，調人組建了江青辦信組。人員擴大到七個人，由我負責。人員構成：《紅旗》雜誌社２人，馬列主義研究院２人，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１人，軍隊幹部２人，其學曆大多數是大學本科（還有研究生），軍隊幹部一個是連指導員。從人員構成來看，應該說，這是一個有相當文化水準的辦事機構。
大概與此同時，也調進二三十人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信組，地點設在距離釣魚台三四裏路的花園村，處理大量給中央文革小組的群眾來信，其中有幾個人專門處理給組長陳伯達的信。
江青辦信組設在釣魚台十六樓，即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後改稱辦事組）所在地，直接歸戚本禹領導。專設江青辦信組，雖有實際的需要，但也表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地位的特殊。
我在江青辦信組怎樣工作？
戚本禹在文革前當過多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科長，有經驗，他告訴我對江青的群眾來信，基本上分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必須送給首長看的，這是指首長親屬、朋友和熟人來信以及關於重大、重要問題的來信，而凡屬於送給首長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並附原信一並送閱；這樣的信每天至多隻能選３－５封；
第二，根據信中所述問題的性質，轉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包括林總（林彪）處、總理處、各副總理處、各部委、各省市等等；這是最大量的，大概占所有信的９９％以上；
第三，凡是反對和攻擊首長的，都轉公安部，由公安部處理。
戚本禹還說，不好處理的信，你拿不定主意的，可隨時問我。他特別囑咐，江青同誌的群眾來信一定要處理好，從中了解情況，發現問題，這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說實在話，當時我們全組同誌都是懷著熱愛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來對待這項工作的，十分認真，十分負責，不怕苦，不怕累。中央部委和各大行政區，每人負責一處，平均說，每天每個人要處理二、三百封信，當然絕大多數粗粗一看就能定了，比較仔細看的也就幾十封。信的內容很龐雜，各種各樣的都有，有伸冤的，有告狀的，有反映情況的，有揭發問題的；有公事有私事，有大事有小事，有曆史問題有現實問題，如此等等。
當時我分工處理中央各部委的來信，除此之外，我作為負責人，還要從各人送給我的比較重要的信中選出３－５封作為送給江青看的。當時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甚至加班到十一、二點鍾，十分緊張。而當時在一種政治狂熱情緒支配下，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誰也不說什麽。
在我負責江青辦信組四五個月的時間裏，沒受過江青的批評（也不記得是否受過表揚了），大概她還比較滿意，這恐怕也是她接受我給她做秘書的一個原因。在這一段時間裏，我還結識了李訥。
李訥——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我比她大３歲，都是大學畢業，我學哲學，她學曆史，有共同語言，關於文革觀點也一致，談話很投機，經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和李訥兩人在離文革小組成員會議室不遠的一間屋子聊天，江青和陳伯達走進來，江青說：“你們兩個出去，叫我們兩個談。”——至於他們兩個談什麽我當然不知道了。
李訥有一天晚上很晚還沒回到釣魚台，江青很焦急，怕出事，我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王廣宇奉命開著車到處去找她。我因為給江青辦信，信中談到江青的某些情況（當然不包括罵江青的），我有時也跟李訥說一說。有一次一封信中寄來一張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不是劇照，我拿給她看，她脫口即說：“漂亮的小媽媽！”在李訥看來，媽媽比她長得漂亮。我覺這是實話。從形體和相貌講，李訥七分像毛澤東，三分像江青。她還跟我說：“別人是嚴父慈母，我可是嚴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時卻怕媽媽。”我對李訥印象不錯，她對我印象大概也可以。直到後來我做了江青的秘書，我們的關係一直不錯。選我做江青的秘書，李訥恐怕也起了推動作用。
文革後，我和李訥仍然保持聯係。
逢年過節我常去看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某個春節，我去看她時，見了我，寒暄後，她立即向她丈夫王景清介紹：“他是給母親做秘書的人。”王景清接著說：“你吃苦了！”看來他也知道我受江青迫害的事情。往事如煙，彈指一揮，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和李訥如今都是接近和超過８０多歲的老人了。
二、向江青報告批判陶鑄的群眾來信
我在給江青辦信組期間，就和江青有接觸了。
大概從６６年８月，戚本禹調我專職為江青辦信以後，我就有機會常與江青見麵。當時給我的印象，她待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態度還蠻平和，見麵時往往還主動和我們打招呼。沒有像後來大家所感受到的那種居高臨下、不近情理、變態、迫害狂的做派。
在我給江青做秘書前，作為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後稱辦事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我誠心誠意地接受和相信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接受和相信他關於中國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認為中央真地出了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的達摩克利斯劍時刻懸在頭上，社會主義紅色政權處在危機之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修正主義，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就是保衛社會主義紅色政權。心想：“奪取政權，咱沒趕上，保衛政權，決不能落後。”
我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正式開始時，１９６６年３月份我就積極參加了戚本禹組織的批判曆史學家翦伯讚的活動；我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後，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份，我接受戚本禹的指派，去找地質學院的造反派，布置他們到四川揪彭德懷元帥，如此等等。直到現在，我一想起當年自己所做的這些事，就感到心痛。
在這裏我再談一件和江青有關的事情，這就是我積極支持貼陶鑄的大字報。
最早貼陶鑄大字報的可能是上海某中學的一個高中生。他除了受當時極左思潮影響外，還可能受當時批“三家村”的直接影響，專批陶鑄的兩本書《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寫有一萬多字，貼在北京東城沙灘北街２號中宣部院內。對這張大字報我聽說過，不記得是否看過了。
還有一張很有影響的批判陶鑄的大字報是我直接支持的。大概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學同學和他們單位的幾個人，寄來一份材料，題目叫做《陶鑄同誌貫徹執行的是什麽路線？》，其中曆數陶鑄從１９６６年６月到中央工作以來各次講話的內容，指責陶鑄：（１）是中央某些機關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關鍵人物；（２）是扼殺中小學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要角色；（３）玩弄折衷主義，充當極少數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人物的“護法神”；（４）把矛頭引向無產階級司令部。
這件事，我請示戚本禹怎麽辦，他看後告我：“太長了，摘要送首長閱。”這份材料大概有一萬多字，我讓江青辦信組一個字寫得比較好的同誌做了摘要，壓縮到三、四千字，並抄在八開的稿紙上，送給江青。不幾天，戚本禹把這份材料退給我，見上麵寫著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閱”，在“送主席閱”幾個字上有個圓圈。這一看我心裏明白了，我們編的材料毛主席看了。我非常高興。
在退給我材料時，戚本禹突然問我：“他們敢不敢貼出去？”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們既然敢寄來就敢貼！”戚又說：“好，告訴他們可以貼出去，如有什麽事情找我。”
戚本禹對當時手握大權、地位明顯高於他的陶鑄，他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我想不會是他本人的決斷，應該是從江青、甚至更高級別的權威那裏領來了什麽指示、暗示，或做了什麽研究吧？
而當時我從思想到行動是緊跟戚本禹的。於是，我立即將這個意思用電話通知了我的同學，並告訴他我的電話，讓他有什麽情況告訴我。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學在內的五個人貼出《陶鑄同誌貫徹執行的是什麽路線？》的大字報。結果，這張大字報遭到許多人反對。大概是第二天，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誌給我打來電話，說我的那位同學和一起貼陶大字報的人受到圍攻，他們的大字報被說成“反革命大字報”，還有人寫出大標語：“誰攻擊陶鑄同誌，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砸爛他的狗頭！”請求幫助，並把她的電話告訴了我。我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戚本禹，他說，“好辦！我收到過教育部同誌的信，我給他們寫封回信，你用電話告訴他們。”很快戚本禹將一封他擬好的短信給我，我用電話通知了他們，信的全文如下：
你們幾次來信都收到了，謝謝你們。因忙於其它事情，一直沒有答覆你們，請你們原諒。我對你們那裏的事情，沒有調查研究，不能講什麽意見，希望你們根據《十六條》和《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進行討論，將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教育陣線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陣地，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用毛澤東思想占領這個陣地。關於……五位同誌給陶鑄同誌寫大字報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寫的。對這張大字報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但是說這張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大字報，針對這張大字報說：“誰反對陶鑄同誌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錯誤的。有人把貼大字報的人說成“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甚至扣押他們，更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這樣做。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誌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命的群眾必須同反對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言論和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革命的群眾也不允許任何人假借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壓製革命。
戚本禹１９６６·１２·２０
戚本禹這封信很厲害！一下子就把陶鑄置於不受保護的地位。當時誰都知道，可以寫大字報，就是可以打倒嘛！
戚本禹這封信，我用電話通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後，他們立即抄出，貼在沙灘北街２號中宣部院內圖書館前用以張貼大字報的席棚上。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學等五人。戚本禹的信，離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陳伯達、江青公開宣布打倒陶鑄僅半個月時間。這封信連同他導出的五人大字報，可以看作是陶鑄將被公開打倒的一種信號。此後，各文教單位關於陶鑄的大字報就多起來了。由中宣部、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造反派們組織的《批陶鑄聯絡站》成立起來了。這是我在文革中一個很大的錯誤，而在當年給江青選秘書的時候，卻被看作是積極進步的表現，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行動。
三、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談話
我當江青秘書以後，她大約在一個多月時間內沒找過我，見了麵也愛搭不理。我雖然接手收發文件的工作，但把文件送給江青還要通過警衛員，江青往外發文件也通過警衛員再交給我。我感到很奇怪，感到很納悶。我對戚本禹說：“秘書就這樣當？實在沒啥意思，還不如在十六樓給江青辦信工作痛快呢。這是怎麽回事？”
戚本禹說他也不知道。大概過了半個多月，我心裏憋不住，就去問警衛員孫立誌，他笑了，他說現在江青在試用你，在試用階段，所以不理你。在這樣一段時間裏，戚本禹有時還派我去做些事情——因為從文革以來我一直在戚本禹手下工作，他經常派我去做這個事或那個事。
在二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問我能不能到中辦秘書局去了解一下那裏文革運動的情況，依照慣例，我欣然答應了。中辦秘書局、中央辦公廳和全國其他單位一樣，文革開始後也分成對立的兩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汪東興支持一派。在秘書局戚本禹支持的一派有人甚至貼出這樣的大字報：《汪東興的屁股摸不得嗎？》兩派鬥爭很激烈。戚本禹告訴我，秘書局有人受到壓製，有的人都被壓哭了。他說，其根本原因是汪東興說：“秘書局的一派和機要局的一派是孿生子”——而機要局的那派已被打成‘反革命’，當然秘書局的這一派也是‘反革命’了。”
戚本禹在秘書局工作十幾年，當時還兼任秘書局的副局長，他妻子也在那裏工作，對那裏的情況本來清清楚楚。他為什麽又派我去了解？原來戚本禹想利用我這個秘書身份，把了解到的秘書局和中央辦公廳的文革情況報告江青，江青如批示：”請本禹同誌去處理”，這樣，他去管秘書局的事情不就師出有名、名正言順了嘛！
我根據戚本禹的意思，在一天下午到了秘書局。見了幾個和戚本禹關係不錯的人，了解了一些情況，有人還哭哭啼啼，表示受壓得厲害，內容基本上就是戚本禹告訴我的那些。回來後，我就給戚本禹和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抬頭是：“本禹同誌並江青同誌”。我拿著這封信去找戚本禹。
戚看了信，說：“我不管！”
“唉，”我說：“你叫我去了解情況，我回來向你匯報，你怎麽不管呢？！”
戚決然地說：“我不管！”
“你不管，怎麽辦？”我有些生氣地說。
戚本禹突然問我——實際上是向我“將軍”：“你敢不敢把你了解的情況，向江青同誌報告？”
“那有什麽不敢的！”——我堅決地說：“我親自了解來的情況，為什麽不敢向江青同誌報告？”
接著，戚本禹又說：“在首長身邊當秘書，就應該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敢於向首長反映真實情況。汪東興很會整人！”
並說：“江青同誌是不怕死的，我也是不怕死的。
戚本禹把我逼到“絕境”。
我當時也年輕氣盛，馬上離開戚本禹辦公室，回到十一樓我的辦公室。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把信重抄一遍。信抄完後，又立即通過孫立誌送給了江青。
江青第二天就叫我到她辦公室去。我到江青辦公室，江青很客氣地說，來來來，你坐下。我就坐她左邊那個沙發上。
江青跟我講，你給我的信，我看到了，你講的意見，可能是對的，我從其他渠道也聽說了，但是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你到我這裏一個月，我覺得你還可以。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裏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務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務。我們都是黨員。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你要記住，這是紀律，不容違犯的紀律。她語氣很嚴肅。我聽了也覺得很對。我向江青表態說：“江青同誌說的紀律，我一定嚴格遵守。我一定動腦筋，想辦法，努力把秘書工作做好。”
江青最後說：“今天就談到這裏。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離開江青的辦公室，深深地感到江青這次談話對我是很大的教育，也反映江青十分精明：她雖然沒挑明，但我覺得她察覺到了我這封信不是我個人行為。江青說“從今以後，除了我交代你任務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務”。
所謂其他人“交代我工作和任務”，除了關鋒和戚本禹以外，再沒有別人。於是我立即到十五樓找到關鋒，到十六樓找到戚本禹，分別告訴了他們江青所說的這個要求和紀律，關鋒沒說什麽，戚本禹說：“好，今後，你動嘴（指傳達江青的指示），我跑腿。”
戚本禹沒問我江青對調查報告的意見——他是聰明人，很知趣。
江青和我談話——我考慮到我這封信實際上是告汪東興的狀。汪是毛極其信任的人，江青豈能不作利弊權衡？！
文革以來，我一直在戚本禹的手下，政治思想上也跟定了他，認為他都是對的；而且我剛剛做了江青的秘書，還不清楚汪東興是我的直接頂頭上司，還兼作毛主席和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的黨支部書記。否則，戚本禹叫我到秘書局了解情況，並向江青報告，我也會考慮考慮，和掂量掂量的。
四、我怎樣給江青做秘書
我任江青秘書，都要做些什麽事？
江青不需要我幫她寫東西。她的講話多是她的即席發揮，或是事先自己準備的。她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和講演才幹。在我擔任江青秘書整整一年的時間裏，我一次也沒有為她起草過講話稿，她也從來沒有對我提出過這方麵的要求。
我做江青的秘書，日常主要工作是收發和管理文件。當時江青的文件不少。大概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類別講，有中央文件和收發電，有軍委文件和收發電，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發電，還有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搞的《簡報》、《要事回報》、《快報》、《來信摘要》等等。所有這些東西，每天都有幾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字數有一二十萬字。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送給江青，莫說看了，就是一份份數一遍也需要不少時間。可是，我又不能不把這些文件都給她，因為如果她聽陳伯達或康生說看了什麽文件或材料，而她沒看到，那她就要罵我了，說我“扣了”或“貪汙了”，罪過就大了。所以每天對文件和材料進行分類，是我最重要、最費腦筋、也是最花時間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體分作三類：
一類是必須看的。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負責人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的傳閱件；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和其他要人給她的親啟件；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黨和國家曆史和現實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有關部門或個人直接請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這一類東西，都是屬於她應當了解的，而且多數也是她需要表態的。據我回憶，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領導人中，對文件和材料做出批示發表意見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陳伯達很少，他往往隻是劃個圈。
一類是供參閱。這類文件和材料，一般說來也比較重要，但並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態。
還有一類是供瀏覽。這類文件和材料，對江青來說，有時間可以翻翻，沒時間不翻也關係不大。
這三類文件和材料，分別放在三個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要把這三個卷宗送到江青辦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發的右邊茶幾上。有些中央負責人之間的傳閱件，或寫著“急件“和”特急件“，機要交通送來後，除非江青沒起床，都要立馬送給她，不能延誤。江青把文件看過後，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順手放在她坐的沙發的左邊的茶幾上；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一般的，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寫信封裝好交給機要交通員送走；一種是她寫了信封，如送給毛主席、林彪、周總理或陳伯達、康生看的，她甚至已封好，貼上了密封簽，這是秘書不可與聞的，我隻負責登記，交機要交通員送走。一天兩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從她辦公室取下她看過和批示過的文件，該登記發走的發走，該分類存檔的存檔。如有緊急件，她會隨時按鈴讓我去取，我會立即通知機要交通員來取並送走。
一般說來，第一類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經常成空的；第二類的文件，她會挑一些看，也有批的，或劃些橫道；第三類文件，即“瀏覽“，她看的或批的很少，有時根本沒動過。我每天處置文件和材料的程式基本如此，日複一日。
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談話時就跟我說：她連每天是幾號、星期幾都不知道，隻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沒過過星期天。為了補足她這個“缺陷“，我每天上午給她送文件時，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麵用曲別針別一個小紙條，上寫：今天是×月×號，星期×，上午×點，下午×點或晚上×點有××會議，以便她了解這一天的安排。我每天除了收發和管理文件外，還要接電話。電話很多，有通知江青開會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請示什麽而又不便直接打給江青的，有要見江青讓我同江青聯係的，等等。有時電話一個接一個，加上收發文件，忙得不可開交。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這本書中說我是江青的“機要秘書兼江辦的辦公室副主任“。
這是一本胡編濫造的書。因為林青山侵犯了我的名譽權，同時也給曆史造成了混亂。我不得已曾起訴他到北京市中級法院，並獲勝訴。你所提的問題，我正好借此機會把它澄清一下。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別說我當機要秘書時，就是整個文革十年中，江青除了有一個自己工作的辦公室外，中央辦公廳沒有另外給她設過為她服務的辦公室，至於江青辦公室“主任”或“副主任”雲雲，當然也就是子虛烏有了。我給江青往外發信或文件時，由我所寫的信封，落款都是寫“江青同誌處”。外人對江青這裏常有稱“江辦”的，那隻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含混的稱法。
至於林青山這本書的胡說八道，我在後麵還會多次提到。
我的工作量很大，幾個月下來，疲憊不堪。在文革期間，江青的事不比陳伯達、康生少，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說，可能還要多些和忙些，他們的秘書都不止一個。我跟江青說過多次：“一個人忙不過來，希望再加一個人。”這件事我跟我的頂頭上司中辦主任汪東興也說過，他說那得看江青的意見。一開始江青也沒當回事，後來，我可能說了多次，也可能是汪東興也跟她說過，在一次送文件時，她和我說：“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個秘書，我怎麽好用兩個秘書呢？！”停了一會兒，她又說：“不過，我們都是主席的秘書。你忙點、累點，還是先幹著吧！”我答應說：“好，謝謝江青同誌，我一定努力幹。”
關於江青所說：主席才用一個秘書，需要交代幾句。在１９６７年，我給江青做秘書時，給毛主席收發和管理文件的機要秘書確實隻有一個，那就是徐業夫同誌。毛主席身邊的秘書有兩種，一種是職務和水準都比較高的幫助毛主席研究和處理某方麵問題的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都長期做過毛主席的秘書工作，一般說來，他們同時都還在黨內和政府內擔任著一定的比較重要的職務；一種是職級較低、專給毛主席處理具體事情的秘書，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注釋中，他們被稱作毛澤東辦公室秘書。
１９５６年，中央常委開會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江青、田家英，他們分工各有不同。他們中間，隻有江青一人例外，隻作為毛主席的專職生活秘書，同時幫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國際問題。其他四個人都任有重要職務：陳伯達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１９５８年《紅旗》雜誌創刊後還兼任《紅旗》雜誌總編輯；胡喬木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聞總署署長；田家英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葉子龍任中央機要室主任。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毛澤東給鄧小平、楊尚昆等寫信說：“我這裏的兩位秘書，文化、政治水準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閱選內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見，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準較高的同誌來幫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眾工作中有過實際經驗的。如能找到，也要講明試用，不行另選他人。至於‘收發’性質的秘書，有一人夠了，可以減去一人。”徐業夫同誌大概就算是這樣“收發”性質的秘書。
徐業夫，安徽人，老紅軍，是一位工農幹部，人很好，長我二十幾歲，是我父輩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請教怎樣做江青的秘書。他向我講了很多，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他說：“你要以江青同誌的意誌為意誌。”當時我聽了很不順耳，覺得有損自尊心。後來明白，這句話不隻是他長期做秘書工作的經驗之談，也是他對江青為人品性的了解，告誡我：江青的意誌違拗不得。這是一句掏心窩的話。盡管當時聽了不很自在，但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我給江青做秘書工作，一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懇懇的，江青的意誌（如江青叫我辦的事）我一次也沒違拗過；但這並不是說，我在江青麵前唯唯諾諾，一句話也不敢說，一點看法也不敢談。我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小知識分子”，有時還好談點自己的看法；不過我向江青談的有限的一些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為她好，覺得有利於維護她的形象，在主觀動機上決無其他——至於她本人是不是這樣認為，或真心實意地這樣認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當時，我可以說是日夜忙碌，不敢稍許懈怠。除非江青午休或夜裏睡覺，我一時一刻不能也不敢離開辦公室，因為不知江青什麽時候按鈴叫我；如她按鈴叫我，我不在，那可不得了了，—你就等著挨批、挨罵吧。
記得１９６７年夏天，有一次，江青按鈴叫我，恰好我離開辦公室一會兒，待回來還沒進辦公室，就見江青的護士匆匆跑來，看到我就說：“你幹什麽去了？首長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顧不得向她解釋，就趕快上樓到江青辦公室。“報告！江青同誌，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聽我解釋，兩隻眼睛直瞪著我，聲色俱厲地大喊大叫：“誰叫你離開辦公室的，你誤了我的事，你負得起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隻能說：“江青同誌，我錯了，以後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氣，沒頭沒腦地說：“真是，我用不起你這大知識分子！”對這話，我心裏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說什麽。大概有好幾分鍾的時間，江青的態度才有所緩和，她說：“還愣在那裏幹什麽！快把這封信發走。”我忙接過信，就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待我下樓回到我的辦公室，才鬆了一口氣，覺得躲過了一劫。
這是怎麽一回事？
我一看是她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麵寫著“急件”，並已封好；至於什麽內容，我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機要交通把這封信取走。鬧了這麽一場事，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江青說“我用不起你這大知識分子”，狠狠地刺傷了我。在江青身邊工作人員中，就學曆來講，多為初中生，也有個別的高中生或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生，她的護士就是衛校畢業，大學生隻有我一個人，但我從來沒有因此而驕傲，工作就不認真。
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談起這件事，他跟我說：“挨江青的批評，也是一種光榮呢！你想全國這麽多人，能有幾個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評？”我想這是一種“阿Q精神”，——在江青身邊工作有時也確實需要有點這種“阿Q精神”，否則，怎麽辦呢，你又不能跟她辯解！
在江青身邊工作，和江青的關係，就是形同仆人和主子的關係。江青居高臨下，要你對她絕對服從，如同使奴喚婢，經常板著一副麵孔，不苟言笑，她不高興或有什麽不滿意的時候張口就罵人，甚至大聲斥責：“你給我滾！”
剛才說到江青按鈴叫我，順便再說一下林青山那本書對事實的編造。《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中不止一次地說，江青打電話叫我。如該書第４２頁說：“篤篤篤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沉思，他拿起電話：小閻，你來我屋裏有事！”第４９頁又說：“篤篤篤電話鈴響了，小閻拿起電話聽筒，小閻，來我這兒有事。”這是瞎編，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員的情況。其實，任何一個中央負責人呼叫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不是用電話，都是按電鈴，江青也如是。從江青的辦公室、臥室以至餐廳都安裝著通往護士、警衛員和秘書房間的電鈴，江青一按電鈴就可以叫到我們中的任何人。按規定：電鈴響一下，是叫秘書；響兩下，是叫護士；響三下，是叫警衛員。這些所謂“紀實”作品的編造，到了不知起碼常識的地步。
說到文字工作，我隻幫江青推敲過一次她的講話記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２日晚，江青和陳伯達、康生召集中直文藝係統部分單位的軍代表和群眾代表開了兩次座談會，她發表了講話。根據錄音整理的她的這個講話稿，江青讓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對這個講話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順工作，就內容講，我隻加了一句話，這就是：“樣板是尖端、是榜樣、是方向。”“尖端”、“榜樣”這個話，江青講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這個講話，陳伯達吹捧說：“講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即轉發全國，讓人們學習和貫徹。
江青對我的工作，一般說來，還比較滿意，關於挑選文件她也沒提出什麽問題，在這方麵，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當然，這種情況是有的：我認為重要的、必須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認為不很重要，可看可不看的，她不僅看了，而且寫了批語——凡遇到這種情況，我都會好好想一想，以改進工作，以適應她的需要。
我還要提一下林青山的《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這本書，書中寫道江青對我說：“從年齡上說，你是我的晚輩，我都拿你們當孩子。”她親昵地拍拍小閻的肩膀，“隻要你能忠於我，將來你們從這裏出去，都是獨當一麵的頭麵人物，說不定還是一路諸侯哩。但必須使我信得過才行。我看你是個老實人，好好幹吧，將來會有你的錦繡前程的。”還寫道：她哼了一聲，“反對我的人，決不會有好下場！”也許過於興奮，親昵地拍拍小閻的肩膀：“好好跟著我幹吧！把這些老家夥們一個個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們的了。那時，大權在我們手裏，我說什麽算什麽，給我幹事的人，我還能虧待嗎！隻要你好好幫助我幹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湯蹈火，將來會有你的前途的。”（見該書２７５頁）
實際上，江青從來沒跟我說過這類話，她也不會說出這類的話，還有什麽“拍拍小閻的肩膀”，更是扯淡。論年齡，江青確實是我的長輩，她比我親生母親還長一歲，日常相處，她是自重身份的，決沒有“拍拍肩膀”之類舉動；對她，我也確實“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真誠地把她看作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執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說的政治方麵的話，都是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確實像林青山所說那樣跟我講，而我又認可和滿意，那我還有什麽人格可言！林青山這樣編造是對我的嚴重汙辱和詆毀！另一方麵，這也說明林青山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這樣的曆史人物，不了解江青的問題和罪行之所在，一切全憑想當然，這何嚐不也是對江青的誣陷？
五、江青也和我聊過天
前麵我說過，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的關係，是統治與服從、主人與仆人的關係。她不高興或有什麽不滿意的時候，張口就罵人。但她心情好的時候，也和工作人員聊聊天。我就有幾次這樣的經曆。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問我家庭生活怎麽樣，我告訴她，還可以。我家庭出身很苦，解放後，土改時分了幾畝地，生活有很大變化。我當時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行政２２級，在北京地區，工資是５６元，上有老，下有小，老家在魯西北，地瘠民貧，生活很緊張，但我從沒跟她說過有什麽困難。江青也問過我，有什麽困難沒有？我說沒有。我說，我在舊社會裏逃過荒，要過飯，要不是解放，我不會有今天。當時這樣說，是真心話。大概也因為這樣，江青對我說，我看你對黨，對毛主席還是有感情的，說我“還有點勞動人民味道，還沒被化掉。”（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聽到江青這樣說，我感激地說：謝謝江青同誌！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一書中說，江青跟“閻昌奎”（閻長貴姓名的諧音）講：“聽說你家裏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麽困難，不要顧慮，說一聲，我批個條子，照顧一下不成問題。”江青還說：“把你的家信給我看看。”小閻從容不迫地從兜裏掏出信遞給江青，她粗粗地看了看，確實是父親有病來信要錢。她順手在一張便條上批了幾個字：“救濟小閻五十元。”（第１５９頁）這純粹是胡說。我確實從來沒向江青和組織談過我家庭有什麽困難，江青和中央辦公廳也沒有給我批過一分一厘的“救濟款”。
有一次她跟我談到她在３０年代的一些情況。她說，那個時候，我搞文藝工作，搞地下工作，經常要跟特務鬥。比如演戲吧，我在前台，一方麵要認真表演，一方麵還要注意下麵有沒有特務，或者遠處來沒來特務，如果發現有特務嫌疑的人，我就馬上下場，到後台換上衣服就溜掉了，免得被敵人抓住。她說，做革命文藝工作，做地下工作，那是有生命危險的，我不怕！有一次，她跟我談到毛主席在指揮打仗時的高超藝術。她說，在轉戰陝北時，我一直跟著主席，主席指揮打仗，不僅能指揮自己的軍隊，也能指揮敵人的軍隊，叫他往哪就往哪，牽著敵人的鼻子走。我沒當過兵，打過仗，對江青說毛主席指揮藝術，理解不深，後來江青誣我為“坐探“，把我關了監獄，在監獄裏讀《論持久戰》，看到毛主席說”調動敵人，就我範圍“，才進一步比較深刻地理解了江青說的毛主席的指揮藝術。
江青在和我聊天時，不止一次怒氣衝衝地談到劉少奇。她說：１９６４年夏天，我聽過劉少奇的一次報告，他一方麵大肆鼓吹他老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一方麵竭力貶低毛澤東思想，他說在“四清運動”中了解情況用毛主席開調查會的方法已經不行了，開調查會，他不跟你說真心話，隻能“紮根串連”，一個一個、一戶一戶地來。江青說：我聽後感到很吃驚，連肺都氣炸了，我都哭了，馬上去向主席報告。我跟主席說，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死後做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而你還健在，人家就公開做報告反對你了，你就無動於衷嗎？毛主席怎麽反應，江青沒跟我說。
江青有一次還跟我談到她和毛主席的收入和生活情況。她說：現在孩子都大了，李訥、毛遠新都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資，除了吃飯、穿衣，就沒有什麽花費了。即便這樣，我們也不吃什麽山珍海味。最後囑咐我：這件事你告訴東興同誌，讓他注意這個問題。還說：我的黨費是不是按時交了，你也告訴東興同誌，他不要忘了幫我按時交黨費。
江青還有一次簡直是和我開玩笑。在一次從釣魚台去中南海的汽車上，她兩邊坐著她的護士許春華、服務員張素蘭，她們都是沒結婚的女孩子。我當時除了做機要秘書，還臨時代理警衛員，我坐在司機右邊警衛員的位置上。江青說：“長貴同誌，聽說你都有兩個孩子了！”我說：“是，江青同誌，咱們山東習慣不好，結婚早。”她接著說：“生那麽多幹嗎？嚐嚐那個滋味就行唄！我這一輩子就隻生了一個孩子。”我本來是一個好害羞的人，江青這樣一說，搞得我麵紅耳赤，一時不知說什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