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裕光最早開這間貿易行時，隻不過隨便做點煙酒土特產生意。他本不缺錢，完全可以在文家大院做膏梁子弟，但是黃承英覺得丈夫應該有些出息，因此逼著他到涪陵跑碼頭。文懷山素有人脈，文裕光便子借父榮，不僅把攤子支起來，還混到袍哥會裏做了“管事五爺”，於是和涪陵的頭麵人物有了往來。
閔陶笙是鄰縣墊江人，曾於1935年開辦墊江農村銀行，不過一年便倒閉。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後，他跑到那裏趟出道來，不僅謀個了省參議員的名頭，還從軍政部交通司搞來大買賣。抗戰期間，交通司掌管軍用燃料采購，油水極大。閔陶笙打通了部長何應欽的門路，拿到一份長期供應柴油的巨額合同。那時的柴汽油，主要都是從桐油裏提煉，因為日軍已經切斷了海路，石油無法大量輸入中國。閔陶笙在重慶有一個“華府煉油廠”，如今拿到大合同，必須解決原料問題，於是到涪陵來搞桐油，這樣便與文裕光結識，不僅入股他的商號做了總經理，還把招牌改為“華府公司”，要他從此專做桐油生意。
涪陵鄉間出產桐油，但通常用於點燈照明。現在要供應工業生產，則需大規模人工種植，沒有資金注入是不行的。閔陶笙看準機會，盤下中山東路一間行將倒閉的“華威銀號”，改名為“華威銀行”，廣泛吸納當地閑散資金，投入桐油業務。華府公司的買賣一下子大起來，成為涪陵首屈一指的桐油貿易商。為了節約成本就地加工，閔陶笙又在荔枝園開了一間“華府興業公司煉油廠”，把聚興誠銀行總經理黃墨涵拉來做常務董事。聚興誠是川幫銀行的龍頭老大，黃本人的名頭同樣很響，為“民主建國會”的組建者之一，閔因此也成為民建的初始會員。
閔陶笙靠著複雜的政商關係，開始在金融界呼風喚雨。他在重慶開設了華威銀行分行，後改為總行。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允許川幫銀行進入上海開業，於是他又開辦了華威銀行上海分行，地點位於寧波路109號。房產和家具都是現成的，乃大通銀行留下來的“逆產”，被軍統少將鄧葆光接收後，歸入了其所控製的“東方經濟研究所”名下，東方便以此入股華威銀行。閔陶笙於是搭上了“東方快車”，利用第一時間掌握的信息，大做投機生意。東方在樓內第三層即開有廣播電台，每天廣播中經社的商業新聞和全國物價，閔陶笙沒可能不先知先覺。
鄧葆光其時擔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大權在握，手眼通天。他是情報界的傳奇人物。抗戰期間，鄧獲知日本正與蘇聯談判，準備用橡膠換取木材，便推斷日軍將要偷襲珍珠港。理由是：日本並不產橡膠，橡膠都在東南亞，為美國所控製。由於兩國交惡，美國開始對橡膠實施禁運。日本在這個時候跟蘇聯談判“橡膠換木材”，必然已把東南亞視為囊中之物，而這卻是“非戰不可取也”。美國在太平洋的霸權全係於珍珠港，所以日本的軍事企圖即被鄧葆光識破。他馬上撰文密報盟軍，卻被當作無稽之談，沒人理會。待珍珠港最終遭襲，他的遠見卓識才被同行認可，他也因此獲得戴笠賞識，成為軍統炙手可熱的人物。
憑借這樣響當當的合作夥伴，閔陶笙在上海灘把投機事業做得風生水起。1946年3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長後不久，大膽開放了外匯和黃金市場。這是美國顧問開的藥方：中央銀行每天把庫存黃金投放市場，並通過黃金與美元掛鉤（美元采用的是金本位製），這樣依靠金融調控手段，就可以實現平抑物價、穩定幣值的政策效果。道理聽上去似乎不錯，然而宋子文高估了自己手中的籌碼：中央銀行隻有900多萬兩黃金，10億美元外匯，根本不夠與社會遊資較量。當時國民黨大員趁著接收日偽逆產之機，大肆中飽私囊，最後歸入國庫的隻是一小部分。由於時局不穩，這些散落“民間”的資產急需變成硬通貨，宋子文此舉可謂開門揖盜。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裏，全國的投機商雲集上海，大量套購黃金，有多少吃多少。進入11月，隨著國庫空虛，金價開始飆升。到閔陶笙摔下來的時候，一根金條（10兩）的價錢，已經從起初的200萬元漲到了450萬元。到了1947年2月15日，宋子文終於把籌碼輸光，不得不停止拋售黃金，從此惡性通貨膨脹便如脫韁的野馬席卷全國。
宋子文折騰出的這場“黃金風潮”，極大地削弱了國統區的經濟，但對閔陶笙這樣的投機客來說，卻是狂歡盛宴。他根本沒興趣做什麽實業了，整天就是想法弄錢換黃金，頻繁往來於重慶和上海之間。由於國庫黃金隻在上海一地投放，其他城市的金價要比上海的黃金牌價高出很多。比如在2月11日這一天，一根金條在上海賣734萬元，在重慶可賣950萬元，無怪乎閔陶笙要爭分奪秒地搶機票飛回去。他跑一趟來回，至少能掙出20根金條來。有道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要是宋子文早20天關閉賭局，閔陶笙也不會送命在滬渝線上，這真叫人算不如天算。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閔陶笙金盡人亡，不僅文裕光知道，蔣介石也知道。1947年9月13日，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向蔣介石呈文，請求對憲兵少將衛持平給予撤職處分，理由是他在華威銀行擔任董事，“非法經營商業”。這樣就把閔陶笙牽了進來。大概是怕“鈞座”看不明白，報文專門對兩人的關係做了介紹：
“前據大公報：中航公司滬渝線班機於一月三十日在天門縣境失事，由於機翼裝載黃金過重所致。此項黃金二百餘條，係上海華威銀行閔陶笙所偷運。閔所經營之西太平洋公司與華威銀行均與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衛持平有關。飛機失事後，閔死金失，衛持平即由京至滬，加撥二萬萬元維持華威銀行，使免倒閉。經飭據保密局查報稱，衛持平與閔陶笙為把兄弟，在渝時即勾結經商，華威銀行遷滬後，衛亦參加資本一千萬元，且以衛大衡化名任該行董事，並運用京滬憲兵力量掩護閔陶笙經商。凡閔所營運者，衛必有股份。”
報文把失事日期誤作一月三十日，不過並不打緊。重要的是，這段話明確了兩件事：第一，飛機上裝有黃金二百餘條；第二，黃金係閔陶笙所偷運。第一件事由大公報報道，但被官方公開否認。第二件事大公報不知道，或者知道卻不敢說出來——畢竟這案子水太深，沒有真憑實據就指名道姓，容易招惹官司。現在蔣介石知道了，也不過把衛持平撤職了事。由於時局緊迫，衛隻在家賦閑一年，便獲啟用。臨到貴州解放時，他作為“少將副師長”率部起義。之後被送往“西南軍政大學”學習，眼看要跟老煙那樣洗完腦進入新世界，殊料1951年2月在重慶“鎮反”時被槍決。
至於閔陶笙，則屬於摟草打著的兔子，並且是隻死兔子，有關他的真相自然不會公之於眾。一直到了今天，我才從台灣方麵解密的“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找到了這份文件，從而證實了文家在73年前遭受的那場飛來橫禍。
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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