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貓眼觀史
1948年11月13日，臨近正午時分，陳布雷的副官陶永標一路飆車疾馳至南京丁家橋16號，有十萬火急的事向蔣介石匯報。
由於他一路火急火燎，不由分說，弄得衛士如臨大敵，差點拔槍相向。
關鍵時刻，蔣介石的衛士長俞濟時走了出來，一看是陶永標，又是那樣的神態，當即就斷定是陳布雷那裏有大事，趕緊向前問話。
陶永標急促地道：“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報告總裁！”
事關布雷先生，絕不是什麽小事，俞濟時不敢托大，當即安排陶永標在休息室等候，自己火速去稟報蔣介石。
俞濟時
片刻之後，蔣介石與俞濟時共同來到休息室，沒想到陶永標竟帶來一個驚天噩耗：布雷先生死了！
陳布雷，彼時蔣介石身邊最當紅得令之人，號稱“總裁文膽”與國民黨的“筆杆子”，文官中最受蔣介石器重的，楊永泰之後，也就是他了。
這樣的國民黨高級文官為何突然暴斃？難道是他殺？
想要弄清這一切，事情還得從兩天前說起。
11月11日，陳布雷滿懷思緒地參加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
其實，自1948年以來，因為長期以來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加上心理與工作上的壓力，陳布雷一直處於極端焦慮、神經質的狀態，經常會冷不丁地冒出一兩句震驚旁人的話，總之就是心智似乎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同樣的，這次會議也不例外。
當會上，蔣介石與一眾國民黨高級將領正在總結遼沈戰役的失利時，一向老成持重的陳布雷突然來了一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無形中給蔣介石的獨裁軍事以沉重一擊。
果然，此舉很快就遭到了惱羞成怒的蔣介石的當庭訓斥，言辭之狠辣為兩人共事21年來之僅見，痛斥陳布雷“腦力衰弱”、“書生誤事”。
就這樣，陳布雷頹喪至極地被蔣介石請出了會議場，回到了陳公館。
回到陳公館後，陳布雷竟一改此前三緘其口的習慣，開始與秘書蔣君章大談特談當今形勢，言語之間都是對未來國民黨的不樂觀。
最後他疲憊地對蔣君章說：“我要休息兩天！”
11月12日，陳布雷在理過發之後就對副官陶永標說：“我要休息了，不再接電話，也不見賓客。”
晚飯的時候，陳布雷顯得急匆匆，像是在趕時間，隻用很少時間就吃完上樓去了。
副官陶永標與秘書蔣君章也看出了端倪，但二人認為這也僅僅隻是先生陷入焦慮狀態以來，又一個小小的反常舉動而已，因此並未引起重視。
曆經一夜，陳布雷到底在樓上幹什麽，始終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上去打擾他。
11月13日上午9時許，國民黨中央黨部有電話掛來，催促陳布雷去開會，然而陳布雷還沒醒，秘書隻能幫他告假。
一直到了陳布雷一定會起的10點，樓上絲毫還是不見動靜，這時候蔣君章與陶永標這才開始疑心起來。
劇照
蔣君章先上去敲門，然而屋內卻是死一樣的寂靜。
陶永標趕緊從氣窗往裏看，卻恰恰被帳子擋住，看不真切。
事態緊急，兩人也顧不得其他，陶永標趕緊探身進去打開反鎖，然後兩人奪門而去。
然而屋內的景像卻把兩人嚇得目瞪口呆，隻見滿地書信無處下腳，掀開帳子一看，陳布雷張著嘴，臉色慘白，身體僵直，早已斷了氣。
他的枕邊還有一封書信，一支鋼筆和兩個“巴比妥”安眠藥瓶子，其中僅剩床上散落幾粒，瓶內幾粒。
兩人對望，驚慌得目眥欲裂——布雷先生完了！
花一段時間平複心緒後，兩人趕緊將陳布雷的死訊通報國民黨各高層要員，同時由陶永標出發，親自向蔣介石作十萬火急的匯報。
沒多久功夫，蔣介石就來了，隻見屋內國民黨內的一眾要員無不愴然淚下，屋內一片哀然。
蔣介石的臉色亦是十分頹喪萎靡，一話不說，默默地看著躺在床上的陳布雷良久，在交代完後事後神情落寞地離去。
顯然，從陳布雷的死狀我們不難推測，他是以吃安眠藥自戕的方式棄世而去的。
在他留給秘書蔣君章的信中，開頭第一句就是“我今將不起，與兄等長別矣……”
由此可見，陳布雷當是自戕無疑。
那麽陳布雷到底為何如此想不開呢？
他是“天子勳貴”，又滿腹經綸，即使以後不再任事，可此後想要做個富家翁，保一生平安順遂，還是不難的。
顯然，回顧陳布雷的死，整個發展過程遠比結果富有戲劇性與故事性。
以下，筆者將帶領大家探秘陳布雷的21年的政治生涯與其自戕的關係。
在上個世紀民國之初，浙江慈溪人陳布雷便已在國內政報界名聲大噪，用一手如椽之筆，寫了不少抨擊時政的大義文章，頗受文政界要人推崇。
陳布雷
陳布雷的老家是寧波慈溪，沿著慈溪，有一條溪流蜿蜒而下50公裏左右，有個叉口，此處便是溪口，恰是蔣介石老家。
因此一定程度上來說，陳布雷與蔣介石是同鄉，這對素來看重派係門第的蔣介石來說，十分重要。
1911年，陳布雷來到上海，並被《天鐸報》聘為撰述，從此開始用筆名“布雷”作紙上文章。
他才華橫溢，又對時政的腐弊有一針見血的見解，因此很快就成為了《天鐸報》的當家“喉舌”。
當時的國內正在掀起著反帝反封建的狂潮，有識之士，無不宣揚共和以為民族謀出路。
這段時間，陳布雷就在《天鐸報》發表了大量反對帝製與北洋政府的文章，時人讀之無不傳檄相看，拍案叫絕。
幾年之後，陳布雷決心為民族覺醒再添一把火，加入《商報》任編輯主任，並開始大力揭露抨擊北洋軍閥的血腥與腐敗統治。
顯然，陳布雷的政治觀念與彼時南方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的聲音不謀而合，這也為他後來走入蔣介石的“幕僚院”創造了絕佳的背景與履曆。
陳布雷在《商報》任職期間，他的成績與貢獻是有目共睹，可圈可點的，接連有不少政壇與文壇大亨公開奉上褒美之詞，如孫中山先生說：
《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
連同行鄒韜奮也寫文為他打捧說：
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由此可見，陳布雷確有真才實學。
1926年冬，蔣介石開始意識到了輿論導向對其政治生命的重要性，同時他又對自己的幾個“筆杆子”不甚滿意，遂花大精力在國內物色自己媒體上的喉舌與政治上的“大學士”。
最終在陳友仁與張靜江的推薦下，陳布雷得以走入蔣介石的視線。
蔣介石
因為家教的緣故，陳布雷生性溫和，頗受封建忠君思想的熏陶，且其為人潔身自好，平時又以“金口難開”示人，這些恰恰是蔣介石所看重的。
陳布雷行文大氣斐然，文風犀利狠辣，常有真知灼見與區別於常人的獨特看法，這些也正是蔣介石所需要的。
1927年，在蔣介石揮師北伐抵達南昌行營時，張靜江便大力引薦陳布雷為蔣介石幕僚喉舌，蔣介石以為陳布雷大才可用，遂請邵力子親往請陳布雷至南昌與其會晤。
陳布雷應邀而至，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蔣介石當下就引陳布雷為股肱，留在身邊任事。
後來，陳布雷以一篇《告黃埔同學書》通過了蔣介石的考驗。
從此陳布雷步入“蔣門殿堂”，任事達21年之久。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以“兵諫”的方式，迫使蔣介石抗日。
事變之後，老蔣反手就給陳布雷拋出一個大難題，那就是讓他寫“臭屁文”，挽回他不容挑釁的總裁形象。
此時的陳布雷相當痛苦，一麵他心中有自己的正義與行文的原則，那就是“為文務實”，而非扭曲事實，曲意逢迎地寫“拍馬”文章。
一麵他的內心又被“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思想牢牢套住。
蔣介石對他有知遇之恩，不得不從，也不能不寫啊！
他深知張、楊二人，是為了民族大義而“兵諫”，絕非蔣介石所言“犯上作亂”。
而關於“兵諫”細節，他也深知蔣介石一度被嚇得跳窗而逃，斯文與威嚴盡皆喪辱，而蔣介石卻讓他行文歌頌總裁如何鎮定自若並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化解危機，最後又為民族大義如何下定全民抗戰之大決心。
太假了，每寫一個字，陳布雷都感覺自己的良心受到譴責，文人的尊嚴受到極大侮辱。
他甚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
即使這樣，陳布雷還是在蔣介石意誌的驅使下，寫出了轟動全國的《西安半月記》。
陳布雷
當然，從後來來看，陳布雷在抗戰期間，所遇也不盡是挫折，作為“總裁喉舌”，在抗戰的八年裏，總得來說他內心的世界，光芒還是遠遠蓋過了陰霾的。
比如在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宣布抗戰時曾做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講，其中一句尤令國人振奮：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句話，一度成為當時國共兩黨抗戰時期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激勵著全國數萬萬同胞為了國家與民族，全民抗戰，前赴後繼。
蔣介石
1944年，他又為蔣介石寫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這樣響亮的政治口號。
作為蔣介石的文膽，幾乎所有出於蔣的演講、書信、命令與文稿等皆係於陳布雷一人之手。
在蔣介石諸多幕僚中，能夠得其“先生”一稱的，唯有陳布雷一人而已。
由此可見，老蔣可謂是對陳布雷親重之至，信任至極。
與此同時，陳布雷也漸漸培養出了一顆對蔣不可動搖的“忠君之心”，這恰恰是他後來的取死之道。
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蔣介石就急不可耐地挑起了國共第二次內戰。
剛開始，蔣介石還大言不慚地叫囂“要在5個月內消滅共軍！”
然而結果卻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國民黨軍隊幾乎以一邊倒之勢被解放軍瓦解。
到1948年，此時陳布雷已為蔣效命21年，深處權利中樞的陳布雷十分清楚國民黨覆敗的症結，那就是腐敗與獨裁。
然而他很清楚，自己是“文膽”，而非陳誠那樣可以話事的武將，因此他不敢也不能“越俎代庖”。
在21年時間裏，陳布雷見證了共產黨的崛起，也親曆了國民黨的覆敗，國共兩黨的鮮明差別讓他深刻認識到蔣介石的獨裁政府前途不遠，漸漸生出了墮怠退卻之心。
然而另一麵，“忠君”思想又牢牢地套死了他，為蔣介石不停地發出一些對自己來說言不由衷的聲音，比如他曾在日記中說“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加上蔣介石事事谘之以備，長期以來大量的工作與巨大的壓力，又使得他身心皆疲，久病難愈。
繁重的工作，巨大的壓力，病痛的折磨，現實的打擊與內心的憤懣，最終終於壓垮了他內心的最後一根稻草，迫使得他隻能選擇自戕以解脫。
陳布雷自戕之後，一共給上司、同事與家人等留下10封信。
每一封信的內容都讓人讀了愴然淚下。
在他留給蔣介石的信中，其中一段縱使鐵石心腸如蔣介石讀了也不禁連連歎息：
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
不僅僅是蔣介石的反應沮喪，就連其夫人宋美齡也同樣如此。
宋美齡與陳布雷平時感情頗好，她把陳布雷當家人一樣看待，在陳布雷患病時期，不僅每天讓人給他送牛奶關懷備至，每逢節假日還特意讓廚子專門給他做喜歡吃的菜送過去。
在蔣介石離開陳公館之後不久，宋美齡也在陶希聖的陪同下來到了陳布雷床前，她整個人顯得分外頹喪，十分落寞，緊緊地將雙手按著自己的胸膛，極力壓抑著自己的悲傷，顯然陳布雷的死對她打擊很大。
回去之後，宋美齡向蔣介石轉達了陳布雷夫人王允默關於對陳布雷的安葬意願，蔣介石心不在焉地聽著，內心卻五味雜陳，自戴笠死後，這還是第二次有人死去讓他內心感覺悵然若失，後來他為陳布雷題匾“當今完人”四個大字。
這也是蔣介石一生中對別人的最高評價。
而陳布雷死後，國民黨方麵總算按照其意願辦了一次事。
陳布雷死前，曾特意在信中交代了如何對外公布自己的死因，他幽默地道：
如何發表消息，我意不如直說‘XX從八月以後，患神經極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藥，卒因服藥過量，不救而逝’。
然而在1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卻這樣對外公布：
陳布雷氏於昨日上午8時，以心髒病突發逝世……
最終，18日，國民黨這才充分尊重陳布雷之意願，對外公布陳布雷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
1948年11月15日，恰逢陳布雷58歲生日，國民黨在今天為陳布雷舉行大殮儀式。
儀式上，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表情哀傷肅穆，默哀一分鍾後，轉身離去。
陳布雷的死，令蔣介石久久不能釋懷，後來他曾與人談到陳布雷時傷感地說：“失去布雷先生，使我如斷一臂。”
劇照
而今我們從陳布雷生命中最後幾年留下的照片就會發現，他總是眉眼聳拉，嘴角下翹，眼神裏盡是落寞與憂鬱，很明顯他過得並不開心。
連周恩來都曾評價陳布雷說：布雷先生，你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很欽佩。
這樣一位大才子，最終卻為蔣介石獨裁政府所累並為之殉道，著實可惜。
同時，從陳布雷的悲慘結局我們也不禁反思兩個問題：
一、當在職場遭遇矛盾時，我們應當如何在領導與自己之間，作出正確抉擇？
人們總說“性格決定命運”，陳布雷之死，恰恰死於自己太過溫順忠君的性格。
然而曆史證明，盲目地“忠君”，往往會助紂為虐，萬劫不複。
過去共產黨人用新篇章告訴世人，一個政治家的使命，首先要做的應該是“忠於人民”，其次是“忠於國家”，最後才是“忠於自己”。
同樣，普通人在職場中麵臨同樣的矛盾時，自己對上司的忠心，也應該要建立在他忠於國家與人民的基礎之上。
否則，我們就應該徹底擯棄“忠君思想”，站起來打倒它，推翻它。
二、在職場中如何跟對人呢？
以前我們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現在我們又說“站在風口上，豬也能飛起來！”
顯然，這些都強調了選擇的重要性。
選對了路，跟對了人，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
那麽我們該如何作出正確的選擇跟對人呢？
筆者認為，從跟對人上來說我們大致要問自己這樣兩個問題：他是否於人民與社會有益？是否於自我發展與生活改善有益？
陳布雷的悲慘遭遇，恰恰是因為其選擇與此背道而馳，追隨了背離人民意誌的蔣介石政府，這才引來悲愴自戕的下場。
一個領導人，隻有以“為人民與社會創造價值”為己任，才能跳出私欲的狹隘束縛，擁有偉大前程，跟著這樣的人走準沒錯。
同時，他的野心，除了要有足夠的才華支撐外，也要有足夠的實力提供牛奶與麵包。
畢竟在國泰民安的大環境之下，一切脫離溫飽的設想，都是無稽之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