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蔣介石“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未去台灣的文革中幾乎全被整死

在夾邊溝餓死的三位50年代留美歸國科學家

 

夾邊溝位於甘肅省酒泉市三十裏外,地處茫茫荒漠與戈壁之間,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堿,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常常是八級大風。然而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影響之下,甘肅省要讓這些被打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們在這茫茫的戈壁灘上種出糧食,並養活三千餘人。右派分子們在這人間煉獄之中,受盡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後三千人隻活下來了三百人。在當代中國,夾邊溝可以說是大躍進和反右鬥爭中的一個裏程碑,它是右派們淒慘歲月的極端寫照,也是新中國摸索前進過程中政治與科學相互鬥爭的產物,我們應從這一曆史悲劇重汲取教訓並永遠銘記於心。

 

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截至1959年11月夾邊溝約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裏,他們從事搬沙填海、挖排堿溝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勞動任務沒有完成除了要挨餓外還會遭到辱罵和毒打,身體和精神遭受雙重的煎熬。1959年開始,中國境內發生大饑荒,糧食定量急劇減少,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每天僅有半斤的糧食,到最後為了活命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體麵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1960年冬,中央開始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時夾邊溝裏還活著的“右派分子”也僅有三百多人了。

 

在那些餓死的兩千多“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歸國科學家,傅作恭、董堅毅,沈大文。他們為了報效祖國而毅然決然的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就是這麽一群愛國知識分子,在懷抱著滿腔熱情回到祖國後,卻被自己的同胞當成特務,被咒罵,被毒打,被虐待,這其中飽含了太多的辛酸與委屈。

 

傅作恭,山西榮河安昌村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1952年應時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傅作恭的二哥)勸說其回國從事新中國的水利建設,傅作恭回國後到甘肅省從事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衝擊,傅作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傅作恭由於身體弱,完不成勞動任務有時連續幾天扣飯,挖排堿溝時由於腿部長期泡於堿水中導致大麵積潰爛,最後連餓帶累於1960年冬季死於夾邊溝農場。

 

董堅毅,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1952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來到蘭州,在甘肅省人民醫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11月上旬董堅毅在饑餓中去世,時年35歲。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發現裹屍用的毯子、羽絨被早已不見,董堅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肅農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類。1958年被打為右派後送到夾邊溝農場,在農場期間沈大文不偷不搶,餓得不行就到草灘上捋草籽吃,因他有著豐富的植物學知識,吃過很多的草籽都沒有中毒。1960年春沈大文因饑餓失去行走的能力,但他不願麻煩別人替他打飯,每天自己用繩子綁著兩隻布鞋跪著去夥房,據其室友俞兆遠回憶,那天夜裏約11點鍾時沈大文說想吃個糜子麵餅餅,他憑借關係弄來了兩個,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時候,沈大文靜靜地躺著不動,伸手一摸身體已經冰涼。

 

國共兩黨在“搶救大陸學人”中的博弈

 

作者:李慶偉

摘要: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隻好布局退守台灣。國民政府發出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先以台灣大學為基礎,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和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

 

蔣介石沒搶救出去的大師們

 

圖為1954年3月25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選舉蔣介石為第二任總統,胡適與鍾莫德惠(左一)、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右一)代表國民大會致送總統當選贈書。(網絡圖片)

 

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隻好布局退守台灣。國民政府發出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先以台灣大學為基礎,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和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由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製定,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劃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台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於是,一份經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三人共同商議擬定的“搶救”的名單很快出爐了,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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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北大校長胡適與蔣介石

 

爭搶胡適

 

由於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共產黨方麵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早些時候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指派嫡係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胡適回答:“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高層沒有放棄,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係主任季羨林回憶,“我到校長辦公室找胡適,商談什麽問題。忽然撞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夜裏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隻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隻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著國民黨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並派專機迎接。胡適臨行前,派人勸好友、輔仁大學校長、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同機飛南京,陳垣不從。不但陳垣不從,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這一拒絕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國當大使的父親胡適進入美國學校讀書,1948年回國,成為北圖的一名職員。據胡適辦公室不掛名的秘書鄧廣銘回憶說:“當時胡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麽有害共產黨的什麽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麽樣。”因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做通兒子的思想工作,隻好隨其自便了。(此節內容摘自《南渡北歸》一書)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結局

 

 

被譽為南開大學之父的張伯苓沒有被忘記。1949年11月底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在重慶的張去台灣或美國,費用不用操心。張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表示謝絕。實際上是周恩來早就托人傳來話,要他不要走。張伯苓是周恩來的恩師。1950年5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張伯苓夫婦搭乘飛機由重慶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分子人各有誌,許多人不準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大陸。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裏、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分機艙座位都被空閑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隻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後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麵似乎該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

 

蔣介石為“搶救”學人費盡心機。據資料統計,因此,在國民政府1948年3月選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選擇留下來,隻有22位選擇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灣,其餘遠走美歐等國,令蔣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為“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大陸學人對“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印象頗好,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麽,這種希望和幻想是從哪裏來的呢?

 

1947年1月,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正歡,《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慶祝了創刊9周年,也無人阻攔,郭沫若、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號角,民主喉舌”。《新華日報》,1939年創刊,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自創刊後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針對允許其自由辦報的國民黨政府,該報采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堅持不懈地罵了近十年,公開號召工人和農民一起推翻國民黨,甚至公開號召國民黨軍隊站出來對政府反戈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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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大陸學人的結局

 

那麽那些留在大陸的學人們,等待他們最後的結局是什麽呢?限於文章篇幅,這裏隻摘錄部分留在大陸知識分子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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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師陳寅恪:他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髒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要“口頭交代”,他說“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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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掄:曾國藩侄重孫,與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國知名學者,1949年兩人滯留於香港,蔣介石欲搶救二人去台灣,兩人斷然拒絕,歸來報國。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絪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4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磨死,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香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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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一家,右為胡思杜

 

胡思杜: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麽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麽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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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吳宓:1966年“文革”中,吳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牛棚”,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戴白紙高帽遊街示眾,接受造反派的打罵與侮辱。其間,大量日記、文稿、藏書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會上,已經72歲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兩個多小時。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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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新月派詩人,後專心於史學,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曾任教於西南聯大、芝加哥大學、清華大學。1951年經曆思想改造運動,遭猛烈抨擊,1957年被劃為右派,是史學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殘酷批鬥,他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縊,年僅55歲。巫寧坤教授曾回憶,1951年,燕京大學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園裏的大喇叭廣播突然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淡淡說:“這是1984來了。這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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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盼遂:北師大中文係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1928年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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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瑸:潛艇專家、船舶工程專家,第一代潛艇研發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國學習,1949年積極參加“反搬運反疏散反破壞”鬥爭,留住了許多本想前往台灣的技術人員,1969年被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美蘇雙重特務,關入牛棚,遭殘酷批鬥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險從德國帶回國的潛艇資料底片也被抄走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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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大師豐子愷: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遭嚴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麵好風吹》一畫,被認為是歡迎蔣反攻大陸。“好風”者,好消息也。《炮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本倡導和平,結果被認為是迎合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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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光琰:化學家。建國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國,讀了博士並工作。1949年,他花幾千美元購買翻印器材,花一年時間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認為祖國需要的資料,然後幾經波折回到國內,在文革中被關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身亡。三天後,其妻子和15歲的女兒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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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梁,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後參與第一代電子計算機eniac的設計編程。1956年放棄一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階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上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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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壽憲:1951年26歲時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並留美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衝破阻撓回國,任職於清華,參與籌建計算機專業,是中國計算機科學的創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幹校,被長期摧殘後患上精神病,但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常拳打腳踢謾罵侮辱,後因病情嚴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樓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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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光裕:中國航空科學元勳,曾在美國和英國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1949年拒絕赴台,輾轉香港和南朝鮮,曆時三個月艱難回國。1956年成功主持研製中國第一台噴氣發動機,並主持建設中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車間勞改,拆卸舊鍋爐時被跌落的通風管道砸死。

 

錢晉:1944年畢業於北大,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巨大貢獻。文革時被打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虛烏有的“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錢晉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結果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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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安泰: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詞學造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稱譽,任教於中大。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毀,其子曾每天偷藏幾張手稿帶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數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複發,醫院不肯醫治,淒涼離世,家人隨後被中大趕至集體宿舍居住,其兩室藏書後被賤賣。

 

轉自《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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