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隨縣，我進了當時城關鎮唯一的一所中學，隨縣一中（現隨州市一中）。學校坐落在護城河邊，清水環繞。土堆的古城牆上樹木蔥蘢，青翠無比，樹幹上刻滿了明清和民國的故事。那一片片樹葉如同一張張嘴，風中清唱微吟。城牆外是一片開闊的田野，水稻和油菜花一隴一隴，隨風搖擺，蝶飛蜂舞。校舍在城牆內，青磚瓦房錯落有致，小道旁齊腰高的冬青樹修剪得很整齊，筆直延伸，道兩旁夾竹桃樹影婆娑，是一個讀書的好去處。文革前，這裏是湖北省的重點高中。
這所學校由解放前湖北省主席何成浚1934年秋所創建。據網絡記載，何成浚，字雪竹，1882年六月生於隨州曆山鎮何家畈，請末秀才，1904年由張之洞選派官費留學日本，次年由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1908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副部長，1929年任湖北省國民政府主席，1934年授陸軍上將軍銜，1939年任軍委會軍法部執行總監，1961年病逝台北。建校時，張學良、何應欽、閻錫山等當時的社會名流曾捐資。抗戰爆發前夕，著名翻譯家（《安徒生童話全集》的中文翻譯者）、文學家葉君健先生曾在此任教，著名戲劇家洪琛先生曾來學校雪公堂演出抗戰名劇《放下你的鞭子》。
初來乍到，我被分到了初二三班，班主任叫餘永喜。班裏的同學有三個來源，當地城關鎮的子弟，外麵遷來的廠礦子弟，城郊菜農的子弟。另外還有幾個部隊子弟和醫院子弟。除了當地的土話，有操武漢口音的，鄭州口音的，上海口音的。解放後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東西南北中全國大轉移，全都從我們班上體現出來。
當時珍寶島事件不久，擔心蘇聯入侵，全國籠罩在一片濃厚的軍事氣氛之中，大街上“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大幅標語異常醒目。中央台晚間新聞和報紙聯播節目成篇累牘地播放著反修防修的社論。為了戰備需要，全城關鎮的房子都漆成了深灰色，玻璃貼上米字條。當時全民皆兵，學校也實現軍事化，年級叫連，班級叫排，小組叫班。班長叫排長，小組長叫班長。我們每天早上五點鍾到學校操場集合軍訓，報數點完名後，立正，稍息，向右看齊，向前看，齊步走，吆喝聲此起彼伏。晨曦中各班各排列隊正步走，然後一二三四，塵土飛揚。高年級的練投彈，刺殺。訓練我們的是駐當地解放軍八二二八部隊派來的軍人。
軍訓完後回家趕快吃早飯，然後匆匆忙忙趕回到學校上課，開始天天讀。首先全班起立，手舉紅本毛主席語錄，一揮一舞，在排長（班長）的帶領下麵向正麵牆上毛主席的彩色畫像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坐下後班主任老師宣布翻到毛主席語錄第幾頁，接著前一天沒讀完的章節繼續往下念。天天讀每天半小時，雷打不動。許多字和詞，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毛主席語錄裏學會的。
那時全國都在進行野營拉練，隨縣地處山區丘陵地帶，許多部隊都經過我們這裏，大都夜間銜枚疾走，車馬不驚。也有少數部隊留下來過夜。學校因為地方寬敞，自然是部隊宿營的好地方。為了配合當前形勢，學校經常組織擁軍愛民活動，慰勞解放軍。一當有部隊來到學校，馬上派人通知，大家都集合到學校慰勞部隊。
篝火旁，我們獻上茶水和雞蛋，向解放軍說：“向解放軍叔叔學習。”
當兵的馬上回答：“為人民服務。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除了水，其它東西不收，紀律嚴明。
為了體現軍民魚水情，聯歡會是必不可少的。各排各連都有自己的文藝宣傳隊，篝火旁大家載歌載舞，又跳又唱，歡笑聲掌聲一片。那情景讓人熱血沸騰，每到這時，我那冰冷的心就融化了，忘記了在醫院受到的歧視，融入到集體中來。
記得有天晚上一個解放軍班長和我在校舍旁大樹下聊天。他問我是不是紅衛兵，我慚愧地搖頭說不是。他於是向我灌輸革命理想，鼓勵我要積極加入紅衛兵，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時的紅衛兵已經不是文革初期意義上的紅衛兵了，它暫時取代了代表屬於修正主義路線的共青團。入紅衛兵，有點像文革前的入團，代表青少年中的先進積極分子。我至今還記得他那方方正正的臉膛和和藹可親的笑容，在篝火的映照下，有點像電影中演洪常青的王心剛。他的鼓舞讓我激情澎湃。
為了防蘇修的原子彈，當時全國都在挖防空洞。環繞我們學校的城牆，是一個絕好的防空洞掩體。於是學校統一規劃，各連各排分片包幹，像地道戰中的民兵一樣挖開了。下了課我們排（班級）輪流合作，男生在裏麵挖，女生在外麵運土。大家都覺得要打仗了。隨著洞越挖越深，裏麵牽起了臨時電線照明。我們像一群耗子在這明城牆裏打洞。有一天，餘老師正領著我們挖，一個農村同學一不少心，揮舞鋤頭時將電燈線掛住了，啪地一聲電燈泡隨著鋤頭砸在地上碎了，洞裏頓時一片漆黑。大家當時不過十三四歲，大一點的才十五歲，一個個嚇得不行，黑暗中一動都不敢動，怕觸電。也不知哪裏來的勇氣，可能是當時報子上廣播裏英雄事跡聽多了，也可能是那個解放軍班長的鼓勵起了作用，我大聲嚷著大家都不要動，我來，有點小英雄人物的感覺。我在黑暗中慢慢摸到了電線，一寸一寸往前移，直到摸到那個燈泡的底座。黑暗中我大聲說話，讓大家不要靠近我。在餘老師的指揮下，其餘的人慢慢都摸出了幾十米長的防空洞。出去後，餘老師拿著手電筒又折回來，把我領了出去。這時外麵擠滿了人，還有學校的領導，軍宣隊，工宣隊，貧宣隊。看見我出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突然一個女生大叫了一聲：“血！”原來我的手被燈泡碎片劃破了。
我還真的成了英雄人物，被全校通報表揚，說我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不怕犧牲。走在校園裏，女生們的回頭率都多了幾分。
餘老師很欣慰，找我談話，鼓勵我寫申請書，趁熱打鐵，加入紅衛兵。那個解放軍班長在篝火旁的一番話在我腦子裏留下了深深烙印，我時時記得他的鼓勵教誨，有一種衝動，為了革命理想，當一名紅衛兵，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於是我工工整整地寫了一份申請書交了上去。
過了一段時間，班上其他寫申請書的人發了表讓填寫政治麵貌，意味著組織上已經在考慮接受他們了，卻沒有我。餘老師皺著眉頭，不解地到學校去了一趟，回來時默不作聲。看著落落寡歡的我，玩得好的幾個同學都安慰我，說可能是我剛轉學不久的緣故，鼓勵我繼續努力。我也這麽想。這是我第一次申請加入紅衛兵。
學校那時也學解放軍搞野營拉練。背包捆得方方正正，背包帶橫三豎二，外麵別一雙解放鞋，水壺手電筒兩邊一掛，連夜急行軍二十裏。一路上你幫我，我幫你，不許一個人掉隊。一群中學生跑一陣，走一陣。有時路邊還來一個宣傳隊，一麵打快板，一麵念打油詩，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鼓動大家堅持就是勝利，電影上戰爭年代的東西學得還蠻像那麽一回事。到了一個村莊，就地宿營，學習解放軍，不擾民，睡在稻草鋪的倉庫地上。
第二天一早起床，幫助老鄉家幹活，挑水掃院子。大家都想好好表現表現，爭取早日加入紅衛兵。吃過早飯後，下地幹農活，插雙季稻。插著插著，撲通，一個部隊女生栽倒在水田裏。原來來了月經，冷浸田一泡，暈倒了。扶上岸休息了一會，睜開眼，堅持還要下水田，口中嚷道輕傷不下火線。她和我一樣，還沒有入紅衛兵，想爭取火線加入紅衛兵。和現在的孩子們比起來，單純無比。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那發烏發紫直打哆嗦的嘴唇。
我的想法和她有點差不多，想表現好一點，超額完成任務。稻田裏我們排成一排，將一顆顆秧苗插入水中，看誰插得多，插得好。班級和班級，個人和個人之間開展勞動競賽。我插完了，趕快幫助落後的同學插。終於，我們班在全年級得了第一。班上有一個女生宣傳委員，寫了許多我的表揚稿，在田頭用一個紙喇叭廣播。學校貧宣隊代表老遠地看著我，滿意地問那個秧插得快的同學是誰？我很累，但心情很愉快，微風中直了直腰，望一眼身後的水田，然後又低下頭去繼續插。生產隊的老農們挺高興，看著一幫娃娃幫他們插水稻，盡管歪歪倒倒，倒也省了他們許多事。農民們講實惠，抽著水煙管笑眯眯地看著我們，還時不時地享受著我們一口一個貧下中農好的尊敬稱呼。
回到學校搞評比總結，我被同學們一致推薦為勞動積極分子。餘老師鼓勵我再寫紅衛兵申請書，他估計這回差不多了。班上其他在勞動中自我感覺好一點的同學也都寫了申請書。其實那時入紅衛兵已經流於形式，隻要寫，都能入。我有點猶豫地寫了一份申請書。
過不久，政治表格又發下來了，每個人都有一份，除了我。
盡管我在醫院裏一個朋友也沒有，但在學校裏，在三班，我很有人緣，朋友多，李金三，白冰，陳濤，錢向宇，孫其芳，鄭祖驥，周忠信，王福建，史青山，黃漢忠，楊利民 。。。。。 多少年後，我還能記得住他們的姓名。這時大家都圍著我嚷嚷，說這不公平。有人到學校去問，說比我表現差得多的人都能入紅衛兵，為什麽我不能。得到的回答是我還需要考驗。這是我第二次申請加入紅衛兵。
下課了，大家一擁而出跑到教室外的操場上去踢毽子。我一個人則坐在窗前，悶悶不樂。平時我也和他們一起踢毽子，比誰踢的數量多，花樣多。錢向宇後腦殼平，他將毽子踢起來後，可以將毽子穩穩地停在後腦勺上，絲紋不動。陳濤可以高高躍起，一隻腿抬起，另一隻腿從下將毽子高高彈起，二三十下沒有問題。我的絕活是兩腿前麵一交叉，毽子就隨著腳尖上了天空，又高又飄。班上有一個女生踢毽子，右腳一抬一抬，毽子不高不低，到了睫毛處落下，上下翻飛，就是不落地。有的男生做些誇張的動作引她發笑，她笑歸笑，毽子照踢不誤，兩頰緋紅，粗黑的辮子一晃一晃，氣死人了。課間十分鍾，她一口氣也沒有歇，一個人踢，一個人表演，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再以後，大家都不和她比了。這時她一個人在楊樹旁踢著，毽子一上一下，永不停息。我呆呆地望著窗外的歡聲笑語，好像這個世界不屬於我。
那時全國學清華，學校進駐了軍宣隊，工宣隊和貧宣隊，對上層領域實行改造。他們招了一批工人農民到我們學校，充實教師隊伍，培養無產階級合格的接班人。徐愛勤原來是一個鄉村民辦女教師，剛調到我們班教語文，和教數學的餘老師搭配，任一正一副班主任。餘老師家庭成份不過硬，許多事不肯出頭，政治上聽徐愛勤的。這時徐愛勤老師悄悄走到我身邊，在我身旁坐下。她問我：“為什麽不出去玩？你一直很活躍，喜歡踢毽子的。”
我苦笑地搖搖頭，沒回答她。
“是不是有思想包袱？”她嘴唇有點厚，臉頰粗糙幹紅，幹農活太陽曬多了的緣故。在鄉下，民辦教師除了代課，還要時不時地下地幹活掙口糧。
“出生不由自己，表現靠個人。”她說。我聽了心裏為之一震，心結打開，突然明白了，原來是家庭影響了我。我回頭看了她一眼，她那黑黑的瞳孔正盯著我，裏麵充滿了關懷，憐惜和掩藏不住的擔憂。
“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經得起考驗的。不能被一點點挫折打倒。隻要聽毛主席的話，好好表現自己，遲早是會加入紅衛兵的。”她的話裏帶著真誠和鼓勵。
其實班上同學平時都瞧不起她，因為她的文化水平實在太低。講課講不清楚，特別是古文。我是一個例外，很同情她。所以有時上課之前她不恥下問向我求教，一起備課。我給她的印象一直很好。勞動好，學習好，又聽話。這時聽了她的一番話，我心裏有一股暖流通過。
“答應我，振作起來。”說這話時她的短發直搖，生怕我掉下懸崖。
我點點頭。我要從新開始，爭取加入紅衛兵。
學校當時經常組織各班到社會上服務。我們班一些積極要求進步的男女同學相邀晚上到火車站執勤，幫助維持交通秩序。大家舉著語錄牌來到縣城火車站，站長見了我們高興得不行。當時治安不好，人手不夠。從襄樊來的火車一到，我們幫助維持秩序，幾個人負責一節車廂，扶老攜幼，查票驗票，一切井井有序。
送走了這趟列車，離下一班漢口來的班車還有一個多小時。站在冷清的站台上，大家開始無聊。冰冷的鐵軌在月光下向遠處延伸，兩旁堆滿了貨物。
“要不我們躲迷藏吧？”有人提議。
大家正值懵懵懂懂的青春期，於是開始了女生追男生，滿鐵路亂跑，很快大家都消失在鐵路兩旁的貨物中，隻有我一個人舉著毛主席畫像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我沒有加入他們，因為我還不是紅衛兵，我要接受考驗。看著清冷的月台，我想起不久前和母親弟弟從武漢到這裏下車的情形。夜幕下，遠處不時傳來男女生的驚叫聲和打鬧聲，還夾雜著狗吠聲。
漢口來的列車快進站了，站長來到我身旁，問其他人呢？我指了指黑暗中的貨物場，站長立刻明白了。
旅客們驗票進站後，一窩蜂地湧到月台上，有挑擔子的，有抱小孩的，秩序大亂，都想搶先擠上車。這樣很危險，萬一列車進站，有人被擠下月台就糟了。站長急得不行，讓我趕快把同學們都找來，但時間來不及了。
我急中生智，將毛主席的畫像一舉，高聲喊道：“毛主席在這裏，都到這裏集合。”
那年月，毛主席是神，威力無比。經此一喊，旅客們都到毛主席畫像前站隊。這時列車冒著滾滾白煙進了站。我對兩個當兵的說：“解放軍叔叔，麻煩你們維持一下秩序。我去那邊。”說完我就跑向了靠站的列車。
下車的旅客又是一窩蜂，沒票的可以乘機溜走。我又把手中的毛主席畫像一舉：“今天晚上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大家到這裏集合，出了站一起到車站聽傳達。”
那年月經常發表最新指示，人人一定要洗耳恭聽，然後報喜慶祝，要不然大帽子伺候著，政治立場有問題。不疑有詐，旅客們誠惶誠恐地都到我麵前毛主席畫像前排好隊，畢恭畢敬。我把他們領到出站口，一個個檢票，結果有幾個偷票的被抓住了。要上車的旅客們看著這邊直樂，也不戳穿，隻顧笑。站長也忘了維持秩序，捂著嘴看我的把戲。
直到列車快開走時，我的同伴們才氣喘籲籲地趕到。
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麽新招。在武漢航空路小學上學時，我們經常到航空路口10路車公共汽車站去維持秩序。前麵我們舉著毛主席畫像，後麵要上車的人規規矩矩地排著，誰有不敬，革命群眾一定扭送法辦。前些年回國，看見很多出租車前都掛一個毛澤東畫像飾物，問司機是怎麽回事，司機說辟邪，掛了他，壞人不敢搶劫，安全不少。人都死了這麽多年了還這麽有威力，更何況他當時還活著。難怪現在薄熙來要大力唱紅歌，看來他深得其中之妙味。
我那時有個怪毛病，不大和女生講話。女生們看著我，我目不斜視，正眼也不看他們一眼。女生們有意無意弄點事讓我注意，我卻偏偏不理。平時她們就對我很有成見，現在更有意見了。在回家的路上，幾個女生對我頗有微詞，怪我沒有和她們一起捉迷藏，個人表現，走在後麵喊我“陰肚”。
過不久，學校收到一份熱情洋溢的表揚信，站長把我那天晚上的表現告訴了學校。徐愛勤老師知道後跑來告訴我，一臉欣慰表情，讓我趕快寫申請書。說這次一定行。看著她那期待的眼神，我不忍讓她失望，寫了申請書，交給了她，她如獲至寶。這是我第三次申請加入紅衛兵。
現實是殘酷的，這次又沒有批下來，餘老師徐老師滿臉失望。這次全班剩下沒有入紅衛兵的同學都報上去了，他們原來的打算是全班一片紅。
南城郊有個烈士塔，高高地聳立在一個山崗上，巍巍然，俯視著整個縣城。這裏埋有解放戰爭中犧牲的解放軍官兵。官最大的一位是旅長，死時37歲。這裏曾經是中原解放軍李先念的地盤。清明節，學校安排掃烈士墓。學校要在清明節舉行紅衛兵入隊宣誓儀式。掃墓的前幾天，晚上我們都趕到學校加班。女生們負責紮花，巧手一捏一捏，帶皺的花朵就成了，栩栩如生。大的，小的，紅的，黃的，粉的，擺滿了教室的課桌上。男生們則負責到城郊折來翠綠的柏樹枝，紮成花圈。大家有說有笑地將花朵一顆一顆細心地綴在花圈上，將花圈打扮得漂漂亮亮，真可謂花枝招展。就我一人，沉默地做著一切。餘老師和徐老師話也出奇的少，我能感覺得到他們時不時地觀察我。
清明節這天，春寒料峭，全校的師生列隊來到烈士塔。大家分年級列隊一排排整齊地站好，各年級的花圈圍在紀念碑旁，寒風中印有紅衛兵的紅旗獵獵作響，藍天白雲下格外耀眼。軍宣隊，工宣隊，貧宣隊和校長江光甫例行公事地講了話。無非是繼承先烈遺誌，做革命的接班人。然後舉行入隊儀式。看著這最後一批隊員緊握拳頭舉在肩上向紅旗宣誓，我的眼前浮現了自己在小學加入紅領巾的場景。一九六六年我上小學三年級，也是最後一批加入。那是因為我六歲上的小學，班上最小，頑皮不懂事，各方麵比同班的同學都滯後一些。那天在武漢地質學院大禮堂，紅旗前導，鼓隊號隊緊隨，儀仗隊從後麵威儀走向前台。男生清一色藍褲白襯衫，女生清一色白襯衫花裙子。在紅領巾隊歌中我走上講台，肩上戴有三條杠的一個大隊委為我係上了紅旗的一角，我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少先隊員。我將手舉過頭頂，四指並攏，拇指彎曲，向這個漂亮的大姐姐行了一個隊禮。她笑容滿麵，也以同樣的姿勢向我回了一個隊禮。我們是祖國的花朵，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回到眼前，物是人非，我孤零零地被排斥在外。鬆濤伴著山風，藍天合著白雲，身旁的同學們這時都不敢看我。
其實我早就是一個紅衛兵了。文革初期，滿街都是大字報，大辯論。戴紅袖章的串聯紅衛兵學生到處都是，手一揮，傳單像雪片滿天飛舞，紛紛揚揚。我們小學裏成立了紅小兵，成分好就可以加入。班主任戴老師讓我回家問家長是什麽成分。我問父親，他抽著煙默不作聲，說以後再告訴我。不得其解，回到學校，碰到一個六年級高班的同學正在招兵買馬，說他也成立了一個紅小兵司令部，想加入的都可以，不唯成分論，學校成立的那個屬於修正主義。他以前是學校紅領巾的大隊長，我入紅領巾那天舉隊旗的就是他。我一聽很高興，馬上報名參加。於是大家一人交了兩毛錢買紅袖章。我們沿著航空路新華路一路走去，一家一戶問有沒有紅小兵的袖章賣。結果都沒有，需求量太大，售罄。一直走到中山路，有一家說紅小兵袖章沒有，紅衛兵袖章倒是有，不多了。那個高年級同學說買，成立紅衛兵司令部算了。於是我們一人買了一個紅衛兵袖章帶上，一群小學生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大街上，加入到滾滾的革命洪流之中，看大字報，喊口號，幫助中學紅衛兵們在航空路口設卡，剪喇叭褲，剪長辮子，破舊立新。
受時局影響，學校和年級經常開會，開完會後作為先進集體的紅衛兵都要留下繼續開紅衛兵會，以示區別。先前紅衛兵少，大部分人離開，後來離開的人越來越少。到了最後，尷尬的一幕就出現了。有個剛從北京八三四一部隊複員的營長到我們縣工作，作為軍宣隊代表到我們學校蹲點（我有一點一直不明白，他不是複原了嗎？）。有一次傳達文件，完了後他又常套宣布紅衛兵繼續開會。黑壓壓的人群裏就我一個人站了起來，形單影隻地向會場外走去。全場死一般地寂靜，所有的人都目送著我離開。經過徐愛勤老師身邊時，我看見她眼裏噙滿了淚水，牙齒咬著下嘴唇，悲傷無比。餘永喜老師則埋下了頭。
走了一半，身後喇叭裏想起了軍代表的聲音：“那位同學怎麽擅自離開，下麵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傳達。”大概有人向他解釋，他哦哦了兩聲。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年級大會和班級小會上。那時的會又特別多，於是這尷尬的一幕反複重複，成了大家的一塊心病。我也習慣成自然，在大家苦不堪言學習討論時，我一個人離開，享受清閑。有時為了避免難堪，餘老師或徐老師在班級開會時就宣布一般會和紅衛兵會一起開，不讓我走，體現了他們的良苦用心。
據說阻擋我入紅衛兵的主要是貧宣隊代表，是個獨眼龍，平時看見我老笑。
對這不人道的政治歧視，徐愛勤老師備受折磨，她受不了這個，跑到學校去大鬧，跟貧宣隊代表拍桌子說：“這麽好的學生為什麽不讓人家入紅衛兵。你有什麽權利阻止？”
“他家社會關係複雜。外調時醫院說要限製使用。”
“他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表現優秀！”
“那也不行。”對於徐愛勤老師的咄咄逼人，貧宣隊代表有點惱羞成怒，衝著徐愛勤老師質問：“你算老幾，老子是貧農。怎麽跟無產階級說話？”這鄉巴佬有點政治資本，有點愚昧，想教訓徐愛勤。
這話讓徐愛勤老師大怒，桌子又一拍：“你家幾代貧農？”
“三代！” 貧宣隊代表自豪地說。
“那算個球，老子祖宗八代都是貧農！”
“我不信。有什麽證據。”
“我弟弟是八三四一部隊當兵的。”
據說貧宣隊代表聽到這句話後就軟了，因為想進北京的禦林軍，政審非常嚴格，下麵招兵時家庭成份一定要三代貧農，我們縣掌握的尺寸是五代。在毛主席身邊當兵，那還了得。貧宣隊代表終於讓步，同意我加入紅衛兵了，不再從中作梗。軍宣隊代表也認為對我的處理不妥，同意我加入紅衛兵。在這個具有時代特色的根正苗紅較量中，徐愛勤老師取得了勝利。她興奮得連夜趕到我家告訴了這個好消息，並一五一十地將她和貧宣隊代表爭吵的過程學給我們聽，向我慶祝。
餘永喜老師最開心，他的一塊心病終於解決了。大家讓我趕快寫申請書。
我拒絕寫！
在烈士塔時，大家在前麵宣誓，我在後麵宣誓，永遠不再寫申請書。
這時我已經開始傾心讀書了，從書本裏懂得了許多的道理。做人要有誌氣。中國曆朝曆代都有株連九族一說，一人犯錯，全家斬首。我已經隱隱懂得了發生在我身上政治生命中的株連九族。當時讓讀的都是一些革命書籍，這裏麵有不少好書，寫得很精彩，回腸蕩氣，我常常為那些出生剝削家庭的革命者而感動，他們同樣拋頭顱，灑熱血。《紅岩》中有一副挽聯：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
在烈士塔的那一刻，我樹立了更高的理想，要做一個七尺男兒！
不久後發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變，從農村來的政治過硬的民辦教師給退回了原單位。徐愛勤老師走了，我戀戀不舍。臨走時她還念念不忘地叮囑我不要放棄。我很慶幸自己遇上了徐愛勤老師。可能她不是一個好的語文老師，人長得也不美麗。但她有一個善良美麗的心靈，她用自己樸實無華的行動在我心目中樹立了一座豐碑。她是一個典範的德育老師，為人耿直，正義感強。她的行為，深深地影響了我一生的做人標準，要正氣浩然，扶持弱小。在那孤苦無助的日子裏，她讓我深深體會到了人間還有真情在，世界很美好。一直到今天和母親談起她來，我們都還充滿了敬仰和懷戀。她是我一生遇到的第一個貴人，她是一個合格的人類靈魂工程師。我心中對她永遠懷有一個歉疚，就是沒有成為她所希望的紅衛兵。但她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學生沒有放棄，站在了科學的巔峰。
多年後我又重回烈士塔，這裏已經麵目全非。當我和小弟爬上山坡時，一個中年婦女在這裏看守兼賣水。她知道了我們的來意後，連連稱道：“世道變了。現在已經沒有人來了，都不信了。隻有一些烈士的後人還記得寄點錢來修墓。還是你們這些美國的老革命好，還記得這些先烈，來拜訪。”弄得我們哭笑不得。我們給了她一點錢修墓。望著烈士塔，幾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現在眼前。寫這篇文章時，我查了一下網絡，據載：“隨州市曾都區烈士陵園 湖北省國防教育基地，建於1957年。。。。。。烈士陵園建園48年來，共接待前來瞻仰英烈和接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解放軍官兵、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310餘萬人次，有35萬人次在這裏舉行了入隊、入團和入黨宣誓”。盡管這個烈士陵園和我同歲，這35萬人次裏不包括我。但四十年前，我在這裏化蛹為蝶。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初稿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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