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華:回憶父親胡耀邦

胡德華:回憶父親胡耀邦|百年耀邦

胡德華 百年耀邦 2021-12-07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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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們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長大的。為什麽我跟爸媽交流的少呢?說句笑話,因為我大哥是個男孩,當有二哥的時候就特別希望是個女孩,但又是個男孩,我快出生的時候,我爸在太原前線作戰,我媽媽在石家莊,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用攻堅打下來的第一座堅固設防的城市,我媽媽當時是在晉察冀貿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總經理是延安時期的老朋友栗戰書主任的叔爺爺栗再溫,栗再溫最後是山東省的副省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護國家文物的意見,被紅衛兵批鬥。我估計是為了保護孔廟,砸爛孔廟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為司令的紅衛兵。11月,被非法關押,曾憤語“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1967年2月受盡迫害含恨去世,時年59歲。

我出生的時候,我爸在前線電話裏就問,男孩女孩啊,我媽說,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說,行了知道了,我忙,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沒有什麽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媽當時在北京國棉一廠,在現在的東四環路十裏堡青年路一帶,現在開車覺得很近,可是當時要從燈市口家裏走兩站地到沙灘,乘坐12路無軌電車到紅廟再換乘郊區公交車,很遠,一個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隻能在托兒所一直上全托、小學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剛上完高中一年級的課程,就不得不參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參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當“壯工”修馬路。

聽這工種名就夠嚇人的吧,就是賣力氣的,因為當時國家生產力落後,沒有什麽施工機械,全憑人力。當年我們的定量是一個月49斤糧食,絕對是重體力勞動。其實我後來才體會到工宣隊的師傅對我是非常好的,當時我們學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們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澗煤礦,竇店磚瓦廠,和清河毛紡廠。聽同學們講,竇店磚瓦廠原來是勞改犯工廠,職工一個月的定量是79斤糧食,那就得是重重體力勞動了。新修馬路一般都是在沒有人,沒有馬路比較偏遠的地方。我們第一次參加工作的地方現在叫燕山石化,我們那會叫東方紅煉油廠,當時周邊所有的名字都特別響亮,一起的還有曙光化工廠向陽化工廠等等,我們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離家非常遠,兩個禮拜才能坐運石料運渣土的大卡車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書記有所接觸交往比較多的時候,恰恰是在文革當中他被打倒的時期。可以這麽說,第一次初步認識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號,那是我終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6月10號左右,受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共青團係統的工作組,進入到北京市各個中學,指導中學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大會”,下午三點開會,主席台上從左起依次坐著李雪峰、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李雪峰主持會議,發言次序是鄧、周、劉。劉少奇在會上講:“你們問我: 文化大革命怎麽搞?我也不知道。我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最後主持人宣布會議結束。
哪知話音剛落,萬人大禮堂裏所有的燈光突然全部點亮,主席台身後巨大的幕布徐徐拉開,後麵整齊地站立著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員。文革積極分子們被眼前的突然一幕驚呆了,但是片刻間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伴隨著掌聲,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現了,旁若無人地從舞台一邊走出,在舞台前來回走了幾趟,向到會的文革積極分子們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劉少奇等人。由於毛主席是剛剛橫渡了長江 精神狀態極好,高大魁梧 紅光滿麵 神采奕奕……,毛主席的對台戲把劉少奇等人都耍了,劉少奇他們在主席台上驚得目瞪口呆 坐立不安。

這下劉鄧代表的黨中央可尷尬了,中央文革一點不給麵子,順勢拿下話語權宣布:毛主席從來就沒有派出過一個工作組,工作組鎮壓學生包屁壞蛋,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即日起從各個學校如數全部撤出,鎮壓學生絕沒有好下場雲雲。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戰鬥力更強,歇斯底裏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組滾回去”。

各中學已經打倒了學校黨委,現在又撤走了工作組,紅衛兵造反派們可是不得了了,比照著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拘無束的到處批判打倒所謂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到處抄家造反破四舊毀壞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紅8月。



到8月13號北京工人體育場開了一個10萬人“聲援外地造反派批鬥小流氓的紅衛兵大會”,當時北京中學工作組撤銷後,整個形勢就非常緊張了,開始出現炮打團中央的大字報。那天我也也騎著自行車,從清華大學一直騎到工人體育場去參加大會。大會前段是蘭州大學造反派控訴省委書記裴孟飛,馬繼孔所謂鎮壓文革的“罪行”,批鬥小流氓等等,最後一項是李富春講話,李富春當時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黨中央書記處是負責工青婦的書記,在大會上他說:“我代表黨中央宣布,團中央書記處三胡一王,停職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一王是指王偉,當時我腦袋嗡的一聲,後麵還講什麽,我也沒聽見了。宣布完後周邊的小將們就拚命鼓掌,然後就散會了。散會的時候我們往外走,看到我們小學低我一個年級的一個同學,忘了叫什麽名字,我問他,你是育英小學的吧?他說,對。我說,剛才李富春說什麽來著,我沒聽清楚。他說,宣布團中央書記三胡一王停職反醒呀。看來這是真的了,千真萬確不會有假了。我生怕會出什麽事,就趕緊騎車往家趕。

那天是8月13號,是紅八月,就是所謂的紅色恐怖時期非常非常亂,無法無天沒有抶序沒有安全,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紅衛兵剛剛打死,北京市大興縣還發生了屠殺幾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還傳達了據說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光榮”。也就是說不管怎麽打人都沒有關係都有道理,好擔心呀。我記得到家就七點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還沒有到他房間,就看到有很多不認識的年輕人,我爸也在裏麵,從走廊裏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趕緊追上去說爸爸,爸爸你吃飯了沒有?他也沒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從我身邊走過去,周圍的一大群人也沒有一個答話,太嚇人了。怎麽搞的,難道我這是在夢境中嗎?


從那以後他就再也沒回來,實際上是被關押起來了。那是1966年8月13號的晚上,他被關到團中央辦公樓4樓,團中央書記處張超書記的辦公室,張超書記在1968年偉大領袖宣布“群眾專政”的日子裏,造反派逼迫他揭發耀邦書記被憑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氣方剛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無恥謊言,最後悲壯自盡,以自己45歲的年輕生命,保護自己的同誌,捍衛實事求是的信念,抗議黑白顛倒血腥無恥的文革。在被稱作右傾翻案風的1975年7月,耀邦書記對我的好朋友張叔叔的兒子張陸平說;“張超同誌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亂說話,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辦公樓是用全國幾千萬共青團員們的團費建立起來的,文革當中被北京衛戍區所占據至今,理由是那裏離天安門近,便於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書記的時候,實際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將們押走的曆史現場。

從那以後就沒有了消息,他已經被停職反省,從各方麵陸續聽到消息,我也到團中央機關看他被批鬥、毆打、侮辱、示眾,我心裏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毆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實行了。那些日子,辦公樓後麵的空地上,每天每時都擠滿了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懷著各種各樣複雜的心情參加和圍觀批鬥現場,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圍觀清政府殺害革命者那樣幸災樂禍,暴行給他們帶來莫名的興奮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1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看押他們的紅衛兵認為都是因為這些走資派,錯過了接受偉大領袖他們的紅司令的神聖檢閱,於是把一腔的邪火都發泄在他們身上,紅衛兵們拿著軍用皮帶和能夠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強盜般瘋狂地毆打這些曾經在戰場上叱吒風雲,而現在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藥需要香煙,團中央每次都會通知家裏準備好我們給他送過去。我記得當時一直都是在北京醫院拿藥,一種是速可眠,一種是巴比妥。在醫院裏醫生司藥每次看到處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誌來了沒有?胡同誌……“來了,來了”,我三步並作兩步跑到窗口,司藥看看處方,又看看我問:你是來給胡同誌來拿藥的嗎?我使勁點點頭說:是的,我是他的兒子。司藥雙眼充滿柔情和憐憫,臉上卻不動聲色,一本正經地說:拿好藥,回去好好照顧病人身體,按劑量按時服藥,聽懂了沒有?我怎麽能聽不懂呢?我忍住淚水,隻感覺一股暖流往上湧,他們始終不說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動,我再笨也能感受到醫生司藥們的良苦用心,享受著他們這片刻的寶貴的善良,同情和關愛、機智和無奈。即使在一片肅殺的瘋狂恐怖的紅8月,人間還是有真情在,他(她)們鼓舞著我勇敢地麵對文革中絕望的慘淡人生,我永遠感謝並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華牌香煙,小學時我就經常帶同學在他房間的紙簍裏撿他抽過的香煙盒,疊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關起來以後的某一天,被紅衛兵的野蠻私刑打壞了身體,被團中央籌委會的好心人送到北京醫院。他病房的對門就住著當時農業部部長廖魯言,他們都很熟。因為這一切來的太突然,倉促中就沒有帶煙,他忍著傷痛走到廖魯言病房說:廖部長,有煙嗎?請給我幾支。廖魯言部長默默地看著他,一句話也沒說,從抽屜裏拿出一包大中華,塞到他手中。


幾天後他又回到團中央機關繼續接受批鬥,就交代我以後不要再買大中華,要買大前門香煙了。一開始是帶錫紙的3毛1一包的精裝版,後來就要我買不帶錫紙的2毛9一包的簡裝版,最後就改成抽兩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煙了。


9月30號上午,團中央革委會籌備小組又打來電話,說你們誰在家呀?我說,我在,他說你來接你爸回去吧。我說,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嗎?他說,不是放人,因為馬上到十一了,我們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沒人管走資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裏待三天再送回來。

然後我就騎上自行車,在團中央門口看見他一個人走出來,快兩個月了,我一看到他單薄瘦弱的身影,眼淚就止不住地往外湧,他走到跟前嚴厲地說:哭什麽?這麽沒出息。我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語無倫次,索性幹脆讓眼淚流個夠吧。然後就要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接他回家,當時車費我記得是兩毛五分錢。因為他的工作用車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車是蘇聯產灰色的吉姆牌轎車,三排座,聽說當時全北京就這一輛灰色的,而且還是蘇聯列寧共青團第一書記謝列平送給他的。到了家裏我給他做了我有生以來第一頓中午飯。因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會做飯。家裏原來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務,有炊事員還有我奶奶。後來我才知道我外公原來在李宗仁第五戰區任國軍的旅參謀長,打完台兒莊戰役在撤退中失蹤了。2015年去台灣旅遊,我還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沒有我外公的名字,結果也沒找到。我問講解員,他們說當時打完台兒莊很倉促,消滅鬼子後敵人很快又圍了上來,部隊立即突圍,建製也亂了,在撤退時失蹤是很常見的。為了阻止日軍的進攻和圍殲,所以才有了蔣介石命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的慘劇。後來學曆史的大哥講,過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還有表字,還有號,也許忠烈祠裏有他的排位,但是我們不知道。

由於我外婆就被認為是國軍軍官的家屬了,在紅八月時造反派要求給遣送回原籍安徽宿縣。當時送外婆上火車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過私塾識文斷字知書達理,反過頭來還安慰大哥說,過去我們老高家確實是地主,後來家道中落,流落到符離集,就是出燒雞的地方,解放後成分是城市貧民,我會開證明回來的,你們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時候,各個一定要帶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說我要在被子裏藏一些錢,縫起來。其實我們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媽媽在北京黑市委紡織局,更早被關押,在各個工廠被批鬥。當時家裏隻有爸爸被關押時沒有月光,被扣發的兩個月的工資400塊錢是家裏的全部家當。大哥說外婆你年齡大了,再說現在的造反派無法無天,你藏到哪裏都沒用呀,於是作罷。在火車上,外婆的對麵是一位解放軍,看著大哥不放心的樣子就說:你放心下車吧,一路上我會照顧老人家的。在符離集家鄉的父老鄉親和幹部,當時還是很有良心實事求是的,很快開好了證明,是城市貧民,大概一個月左右外婆回來了,信心滿滿地把證明交到了街道委員會,終於暫時安全了。

家裏都沒人了,炊事員工作人員也都撤了,隻有我70多歲的老奶奶受到驚嚇躺在床上,說廚房裏還有些掛麵,你下給你爸吃吧。這可難為死我了,我什麽時候做過飯呀?我哪裏會做呀?可是不做又怎麽辦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飯,第一次做飯就是給耀邦書記做的。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麽做,也沒有人可以問,就想著別人是怎麽做的,要燒開水,要把掛麵放到水裏,切了點菜葉,還打了兩個雞蛋。當時我也不知道應該是先燒開了水再下麵條,結果加滿涼水後就下掛麵了,雞蛋也打進去,然後就蓋上鍋蓋悶起來,等了半天水也不開,等開了鍋一看,咦,雞蛋怎麽沒有了,後來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亂七八糟的一鍋,就跟我爸一起吃。我問他,還可以嗎爸,他說,不錯,挺好吃的。(後來我估計可能是大家都餓了,也可能是鼓勵我)這是我這輩子平生第一次做飯,做的是看不見雞蛋的雞蛋菠菜麵條。
吃完飯,沒有別人我就陪他說話,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經地單獨跟他聊天。我剛坐下爸就指著我說,要不是擔心你們這幾個孩子,要不是為了這個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裏去問問他老人家,為什麽文化大革命要這麽搞?這麽野蠻,為什麽要搞人身侮辱?為什麽要任由紅衛兵任意動用私刑?我說,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們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應該“正確對待”啊(這是那會的報紙語言)。他說,這麽對待幹部,這麽對待人,這麽無休止的毆打、羞辱,用各種變著法兒的刑罰折磨人是不對的。我說,爸你可別這麽說,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給他們戴高帽子來遊街。那都是毛主席講的,都是革命行動呀。他聽後說,你知道毛主席還講過什麽嗎?我說,那講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說什麽呀?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說,那我當然知道了。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裏麵最後一條是什麽?一下子我還真說不出來,我就在心裏默默的唱到最後,說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呀,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他說,對呀,可是為什麽不許虐待俘虜兵呢?還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呢?我說,那我哪裏知道呀,反正就是這麽規定的。他說,我們原來跟敵人打仗時候,對方拿著槍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當對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來的敵人這時就是俘虜,就不是敵人了,他前麵的那個定語“敵”字就沒有了,他就隻是一個“人”。對於任何一個人,我們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要尊重每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中國古代不是也講“士可殺不可辱”嘛?我們優待俘虜是表現出我們共產黨人更高的胸懷。“可是,那也不管是什麽階級嗎?”他堅定的對我說“對!不管他是什麽階級,都要作為人來對待。”我那會還不滿十八周歲,我們當時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待敵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不同的聲音,甚至公然跟“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後來我就聽見有人按大門鈴,我就跑出去,那會其實大門都是打開的,因為那會武鬥、抄家、批鬥都是常態,人命也不值錢,說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進來四個老高老高的解放軍,把我嚇一跳,我問你們來幹嘛的?我以為又來抄家了。他們問,這是胡書記家嗎?一句胡書記就讓我直到今天還感覺心裏特別溫暖,因為那會造反派的脾氣沒有人這麽尊重你,況且還是被紅衛兵造反派封為了走資派,都應該是橫眉立目,打打殺殺的。我說,是,你們找誰啊。他說,我們來看看胡書記。我覺得特別和藹,就帶他們進去了。
我說,爸有人來看你了,不是來批鬥的。他們依次握手說,胡書記您好。我爸疑惑地說,你們是哪裏的。這四個解放軍說,我們都是軍隊院校的,現在十一放假,我們特別不放心,特意來看看你。因為當時沒有人說這麽溫暖的話,當時我爸也特感動,他就問,你們都是誰啊。為首的大個子說,我叫秦鐵,我是秦邦憲的兒子。“哦”第二個說:我叫袁勃信是海軍袁也烈的兒子,“噢,大革命時期的老資格喲。”第三個是我們當時國家體委副主任黃忠的兒子黃安生,“好啊,我們是鄰居呀”都是革命的後代戰友的兒子,所以氣氛就輕鬆多了。到了最後一個我爸就問你是誰呀?他說我父親沒有什麽名氣,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說:那可不一定,你說說看嘛,他說我叫楊曉明,我父親叫楊春茂。我爸就說:哎,楊春茂我怎麽會不知道呢?然後用食指著自己的鼻子,開心神秘而調皮地說:你知道我是幹什麽的?我是專做審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對不對?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們代表資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的,我怎麽會不知道呢?於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後來我知道楊春茂在燕山石化當過老總)

我爸說,你們父親我都認識,而且關係都很好。因為他原來是咱們八路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而且記憶力超強,過目不忘,他熟悉每一個幹部,所有幹部的情況他都爛熟於心。後來我想興許這也是他後來做了總書記,配備幹部得心應手的原因吧。難得大家的好心情,於是就看他們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們出門。

回來後,看到爸爸還沉浸在多少天都沒有的輕鬆愉快的談話氣氛中,就焦急地說,糟了,糟了爸,這個秦邦憲不是博古嗎?我爸笑著說,哦,你還知道博古就是秦邦憲。我說,我當然知道了,這些毛選裏都有。我說:爸,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壞人嗎,咱們應該劃清界限才對,你怎麽還跟他們談得這麽好呢。我爸本來還掛著微笑臉,一下子就凝固了,拿著香煙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長時間沉默著。我還不知深淺地繼續說,現在報紙文件,還有《毛選》裏都說,王明博古都是壞蛋,他們反對毛主席,丟失了根據地,讓革命受到了巨大損失........他默默地,但是異常嚴肅地聽著我說,可能一直在想怎麽回答我這個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讓我知道真實的曆史,又不能讓我因言獲罪陷於滅頂之災。他知道,我們家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嚴,肚子裏存不住東西,老愛亂說,他眼睛看著遠方,最後他一字一頓地說:你要記住,博古同誌是我們黨早期的高級領導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麽說的跟當時廣播裏、報紙上甚至跟毛選裏都不一樣啊,我還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級領導人,我隻知道他是壞蛋。因為博古,我們黨我們中國革命受了多少損失,但是我爸卻非常尊重他。從這以後我就特別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觀點,就不再人雲亦雲了,這是我第一次朦朦朧朧地認識了他。

因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軍做組織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調寫證明的人非常多,甚至還有很多他不認識的人也來找他。他就非常和藹地跟來人說,我不記得你呀。來人說:是的,我們沒有單獨見過,可是我聽過你在抗大作報告,我就記得你。爸說:那你應該找你們學員隊的領導,像隊長呀,政委呀,給你寫證明材料才對。來人說:戰事緊張很多都不記得了,有的犧牲了,有的現在被關起來的,被打倒見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們不願意見我們的,沒辦法就隻能找你了。於是他就和來訪者一起回憶他所在單位的領導,並認真幫助聯係,實在回憶不出來聯係不上的,就親自動手寫道:在我擔任什麽什麽幹部負責的時候,沒有審查出他有什麽問題等等。這就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冤假錯案。這一時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時間在他的辦公桌上,都堆積有2,30公分用複寫紙寫就的報告和證明材料,文革後聽說一共有好幾大紙箱子,說可能都在團中央檔案館或者是在中央檔案館,也可能幾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對那些造反派要他寫假材料假證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時,卻是一點不客氣一點不買賬的,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對罵。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來了一大幫帶著紅領章紅帽徽的解放軍衝進我們家,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一個個膀大腰圓,橫眉立目,他們毫不顧悸地破門而入,進了院子就旁若無人地大喊大叫:這是走資派黑幫分子胡耀邦的家嗎?我趕緊跑出來才知道,那是北京軍區體工大隊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籃球的,他們也不係扣子披著軍大衣,目中無人地橫著就進來了。推門就厲聲嗬問耀邦書記:你老實交代,你跟賀龍是什麽黑關係,他是怎麽反對毛主席的?耀邦書記一開始還禮貌地讓他們請坐喝水,請他們好好談問題。結果這些解放軍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氣始終是大喊大叫,無理取鬧,於是耀邦書記索性也不理睬他們了,並投以鄙視的目光。這下那些造反派們被激怒了,拍著桌子大喊道:賀龍是土匪,到今天你還敢包庇他。耀邦書記終於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賀龍同誌是共產黨員,是共和國元帥。造反派們一怔,可能還從來沒有見過走資派竟然還跟還敢跟他們拍桌子對罵,說,江青同誌都說賀龍是土匪,是軍閥,中央文革都給他定性了,你還膽敢說賀龍的好話,你就是十惡不赦的走資派。耀邦書記依然對他們的亂吼亂叫報以輕蔑的目光,這時一個造反派,拋出一個自認為是王炸的重磅炸彈,大喊:你別以為我們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楊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賀龍搞二月兵變,你敢抵賴嗎?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將軍,在1月份就已經被中央文革無端打倒,按當時的風氣,每個人都要劃清界限,都要摘清與被打倒人的關係。

造反派等著耀邦書記回答,沉默了難熬的感覺卻是漫長的幾分鍾後,耀邦書記平靜地但是嚴肅地問,你們了解你們的司令員嗎?你們了解賀龍元帥嗎?楊勇司令員出生入死,負了多少傷你們知道嗎?你們都認為楊司令不苟言笑樣子很凶,那是因為他麵部受了槍傷,不能像常人那樣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們知道嗎?還給他們講賀龍元帥對八一南昌起義對我們人民軍隊的巨大貢獻,對革命戰爭的巨大貢獻。那些造反派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我們人民軍隊如雲將星的傳奇經曆,加上耀邦書記出眾生動的演講口才,造反派們聽著聽著就聽入迷了,喊叫聲也聽不見了,等走的時候還一一握手,還說,耀邦同誌,對不起啊,我們有空還來看你。

等他們走了之後我才敢進去,他說,你都聽到了。我說,我當然都聽到了,你們吵得那麽凶都把我嚇壞了。他說,你沒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後說,爸,你別跟這些造反派硬頂,他們可是什麽壞事都幹得出來的。現在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都是打倒賀龍的,都說賀龍是土匪。這種情況下,你就說他一句是土匪也沒關係,我想沒有人會計較的,那樣你會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槍舌劍得勝之後,本來很放鬆地坐著,聽罷登的一下就站起來說:你這麽沒有出息呀,我講的每一句話都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我說,現在誰還講曆史考驗,誰還在乎你真話假話呢,還是先保住命要緊,好漢不吃眼前虧。大家都在那裏打倒賀龍打倒劉少奇,你救不了他,誰都救不了他們,誰還管什麽曆史不曆史的。他說,這個不行,隻有實事求是才能最終在曆史上站得住腳,我不能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說八道,讓別人多少年後指著我的脊梁說我軟骨頭,我不能這樣,我覺得我們黨不會是這樣的。寫那些大字報是什麽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們黨最終絕不會這樣的,最終還是會實事求是的……多麽純真,多麽真誠的老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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