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不僅是“共產黨的良心”，他還是時代的先知，為我們留下豐富的價值遺產和政策遺產。
前不久，兩位朋友來訪，他們都是30歲上下的政治學者，年紀輕輕就在業界頗有名氣了。他們問了我一個問題：胡耀邦作為一個逝去的領導人，未來還會對中國產生什麽影響力麽？
我說：有的政治人物會隨著離職或去世，就逐漸退出曆史舞台，慢慢為人遺忘，而胡耀邦不是，他雖然去世30多年了，但是社會對他的關注熱度依然未減，並且未來中國還是繞不開胡耀邦這個人物，他依然在以後繼續產生影響力。
我做出這樣論斷，並不是出於對他個人的情感，去故意誇大他的曆史意義，而是出於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分析，以及多年來對中國各階層對胡耀邦態度的觀察所得出的結論。
第一，中國現代化核心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怎麽把經濟發展起來，實現百年的富民強國之夢；二是怎麽實現製度現代化，完成社會轉型，讓人民享受更多的尊嚴、平等、權利、自由，讓社會步入持續穩定繁榮的軌道，走出“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律。
毫無疑問，現在第一個問題已經得到很好地解決了，中國業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雖然未來麵向經濟完全現代化的路還很長，但畢竟我們取得了當初都不敢想象的成功。不過第二個問題，依然任重道遠，80年代的改革一度是這兩個層麵同時破題，但是後來麵對國際局勢挑戰，國家采取了更謹慎的發展策略，製度現代化層麵的探索長期被擱淺。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越來越深刻感受到，如果製度現代化層麵改革做的不好，就不能說實現了真正的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的成果也難得到保障。
所以，製度現代化是未來中國改革所要重點解決的深層問題。這方麵，80年代的胡耀邦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所推動的很多改革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價值遺產和製度遺產。80年代在探尋基層民主、黨內民主、教育改革、思想文化管理等方麵，諸多實踐都是空前絕後的，那時人們對現代化哲學層麵的認識，也是後來難以企及的頂峰。所以，最近李澤厚先生去世後，很多人感到隻有80年代有大思想家。
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著名曆史學家福雷（Frangcois Furet）曾經說過，直到第五共和完全落實了大革命倡導的基本原則之後，法國人談起大革命才開始覺得這完全是一個曆史事件。從這一點上，80年代的意義是永恒的，胡耀邦是過去式，也是現在式，還是將來式。在我們完成80年代改革使命之前，那一代人的思想價值都是有現實意義的。
第二，胡耀邦主張和踐行的民主、公平、自由、寬容這些現代性價值，是符合人性的，是無論任何階級背景的人都向往的，因此，必然具有強大生命力。
目前經濟學界對於計劃經濟為什麽會失敗，有個比較流行的共識，認為歸根到底，是因為計劃經濟忽視或違背了人性導致的。而市場經濟雖然會產生一些貧富差距等問題，但是受到廣泛地歡迎，就是因為它是符合人性的。同理，那些近代以來全球左翼烏托邦的、右翼民族主義的設想，雖然可以讓人一度熱血沸騰，但是這種模式框架下的人們終究是被壓抑的，個體不是被尊重的，隻不過是通往理想彼岸的工具而已，人們在亢奮二三十年後往往就會自發拋棄這些主義。
中國千百年來，主流思想裏更多是強調服從權威，人本主義非常缺乏，而社會經過了四十年的經濟騰飛後，個體意識覺醒力度從來沒有現在這麽強烈，80年代改革中曾經倡導的那些現代性價值也是當下所需要的。
所以，無論體製內外，但凡是有些文化和獨立判斷力的，多數都是內心同情和支持胡耀邦的，大家都還是願意談論胡耀邦，樂意看到有關於他的文章。因為，向往美好的價值，這是人的優良本性，也是社會能夠維持與進步的底線。麵向一個更開放、包容、自由的社會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雖然未必采取千篇一律的製度路徑。
第三，胡耀邦是一個罕見的、具有現代性的領導人。他廣泛接受現代主流文明價值，力主推動中國各領域與世界接軌；他民主開明，個性特質也符合現代製度對國家領導人的要求。胡耀邦為人們樹立了現代領導人的標杆，現在看，他的標杆作用仍然不過時，亦是為後人樹立可借鑒的榜樣之一。
也正因為此，他雖然沒有毛周鄧的那種“領袖魅力”，卻能夠獲得很多著名知識分子和重量級國際政治家的認可和尊重。巴金、冰心、夏衍、費孝通、周穀城這些一流的知識界人士，不僅在他生前把他當做知己，在他去世後也都專門寫文章或以其他形式表達真摯的懷念。我曾聽耀邦身邊的同誌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1986年訪華回國後，給胡耀邦寫了封信，除了表達訪華期間對中國熱情接待的感謝，她還覺得見到胡耀邦很高興，認為他率真、容易交流，讓她消除了剛到北京時的那種拘束感。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對胡耀邦非常重視，胡耀邦去世後多年，中曾根還經常以各種形式表達對他的懷念。80年代擔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霍克對胡耀邦也非常讚賞信任，最近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還專門發布一條微博，表達對胡耀邦1985年訪澳的紀念。所有這些，我想都源自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領導人，從他身上感受到傳統政治中所稀缺的“現代性”。
這兩位學者的問題，代表的是青年知識精英對胡耀邦的關注角度。又過了幾天，我與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見麵，這位朋友一直在酒店和地產界沉浮，目前已經是某大型房地產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聊天中，這位朋友也拋出他所關心的一個問題：我經常見你發表關於胡耀邦的文章，這個人真有那麽偉大嗎，真的是一位不尋常的領導人嗎？
這其實又代表了社會上（非從政或研究政治政的大多數）另一種關於胡耀邦的常見疑問——他們對胡耀邦有朦朧的好感，但是由於客觀造成的信息局限，日常生活中很難更深入了解胡耀邦，所以產生這樣的問題。
我想了想回答說：從細節上對胡耀邦的把握看，他的確是一個不同的領導人，著名學者丁學良說他是“非典型領導人”，這句話總結的很貼切生動。接著，又舉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胡耀邦是個胸襟坦蕩，心裏沒有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心雜念，裝的全是老百姓的領導人。70年代，胡耀邦有了第一個孫輩，人手不夠就讓趙品三的兒子請來一個安徽籍保姆，後來知道這個保姆的多位親人在60年代初都餓死了，現在老家還有很多人在討飯，胡耀邦深深歎了口氣說：“我們共產黨對不住人民”。
改革初期，胡耀邦在各地看到那些因過去的政策失誤導致的貧困，都會當著很多幹部群眾坦誠地說：“這些年你們生活沒有多少改善，我們心理很難過，代表中央要深刻檢討”。這句話就像周總理1973年麵對陝北群眾邊落淚邊說：“我們對不住延安人民”一樣充滿人性的光輝，絲毫沒有為權力犯過的錯誤去做掩飾。
胡耀邦在任的時候，走遍了全國2100個縣中的1700個，其中多數又是貧困落後的地方，那時候交通條件非常不好，很多縣都不通公路，即使是公路也隻是標準很低的砂石路，他依然以七旬年邁之軀，堅持到這些地方看看，鼓勵他們解放思想，給他們打氣，讓老百姓的生活過的更好一些。這些年隨著耀邦的腳步去過一些地方，見到過一些接待耀邦視察的地方幹部，事情雖然過去這麽多年，這些人對胡耀邦的敬佩、感動仍然溢於言表，都說他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心裏隻有老百姓，對人民的那種淳樸摯愛一點裝飾都沒有。
從延安時期，理論界就有黨性與人民性的討論。胡耀邦堅決是反對那些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他覺得沒有人民性的黨性都是空洞的，是背離黨的基本宗旨的。正因胡耀邦這麽恪守人民性至上的原則，他可以坦蕩做到敢於承認錯誤，敢於破除既得利益，這也是80年代改革那麽可以朝縱深發展的強大動力；很多人說他是“共產黨的良心”，道理也在此。
第二個例子，胡耀邦能夠跳出自己的位置去思考問題，推動社會改革。人類曆史上的改革無外乎有兩種：一種是為了挽救敗亡、延續統治被動進行的改革，一個是為更好為人民創造福祉的主動改革。80年代改革的出發點顯然是後者，而胡耀邦又是最恪守這種改革初心的人之一。現在中央號召不忘初心，胡耀邦乃堅守立黨初心的光輝代表之一。
比如他當領導人時，考慮最多的是怎麽去限製和規範權力，還親自帶頭製訂了很多黨內規則（如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這種敢於自己去“革自己的命”的境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正因為胡耀邦能夠突破這種身份和利益帶來的局限性，所以，他洞察問題往往具有時代穿透力，能夠做出符合人民長遠利益的政策選擇。比如，他從60年代起就覺察到完全意義上的“全民所有”，隻能導致“全民所無”；他認為如果是要“共產”的話，不應該是上級共下級的產，而應該是下級共上級的產。他擔任總書記時，推動經濟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是，給老百姓更多放權讓利，讓全民所有變得名副其實。
在他的努力下，改革初期更注重政府和國企讓渡經濟增長收益，給居民增加工資收入，80年代中早期是新中國曆史上唯一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超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時期；80年代中期，國家還分別製定了《森林法》和《礦產資源法》，為打破資源壟斷機製，讓老百姓分享國有資源使用權和收益權走出第一步。
第三個例子，就胡耀邦的作風來講，他是發自骨子裏的簡樸，而不是裝腔作勢。他以前在北長街會計司胡同的住所以及湖南瀏陽故居博物館裏，都有很多他的遺物，這些都是極其簡樸的，所穿的衣服，日常所用職務，都是當時一般幹部家庭就可以得到的，絕對沒有什麽“特供”精致之物。
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沒有為自己修一棟度假別墅，出差也都是隨便住人家招待所，甚至在縣委辦公室搭地鋪。他外出視察從來不坐專列，也不用警車開道，因為他知道如果坐專列，整條鐵路線就得給他讓道，這樣擾民。
他自己沒有什麽存款，生前也沒有讓子女經商，可以說沒有獲取一分權力帶來的灰色收益，真真正正做到了兩袖清風。他的子女也都是保持著這種生活作風，這種生活方式不是做給別人看的，而是出自內心最原始深處的。因為他們覺得作為共產黨員，為老百姓做事才是真正價值，為人民謀福利才是追求，而不是那些身外之物。
第四個例子，俗話說“人以類聚”，或曰“有什麽樣的徒弟，就有什麽樣的師傅”，通過一個人周圍親近者的水平、氣質，也就可以推知這個人的水平、氣質。筆者因為巨大時代差距，不可能接觸到胡耀邦本人，但是接觸過不少長期與耀邦共事的下屬或親友。
這些人的一個共同特征是：胸懷坦蕩、大公無私、生活簡樸，對國家有強烈使命感，見識卓越、對曆史趨勢有清晰的把握。他們都是黨內非常優秀的人才，無論是做官、還是做研究，口碑都非常不錯。雖然不少人都是部級以上領導幹部，但是他們身上一點權力帶來的戾氣、油膩都沒有，言談舉止中皆是對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80年代改革事業蒸蒸日上，跟耀邦同誌能夠發現、啟用這樣的人才也不無關係。
不可否認胡耀邦也有瑕疵。但是曆史對個人的記憶，最看重的是他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作為，而不是細節上的完美之處；一個人對社會的真正意義，在於他對時代進步是否產生正向作用，留下恒久性的精神遺產。在這些層麵，胡耀邦都是站得住腳的，他的精神財富依然是未來所需要的。胡耀邦同誌雖然已經去世30多年，但是他屬於現在的中國，也屬於未來的中國，每逢他的誕辰或逝世紀念日，關心國家未來命運的人們仍舊會持續表達對他無盡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