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摘帽和為地富子女改訂成份，是胡耀邦繼為右派摘帽之後采取的一項調整社會政策、緩解社會矛盾的重大舉措。胡耀邦領導組織全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領導組織錯劃右派改正工作，從高級幹部一直到基層，估計得到平反的不下4千萬人，一家以4人計，直接牽涉到1億6千萬人，這是中國社會家喻戶曉的事情。而胡耀邦42年前的春節期間主持領導摘掉四類分子帽子、改訂地富子女成份這樣一件惠及1億人口的重大曆史事件，則了解的人甚少。1977年底，據統計：全國尚有地富分子469.2萬人，反壞分子145萬餘人；1979年摘掉了600餘萬四類分子帽子，數千萬地富子女改訂本人成份；餘下79260名未摘帽四類分子，到1984年35年國慶時，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因錯劃糾正。本文主要談一談這個曆史事件。
一、中國到底有多少四類分子
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簡稱四類分子，其中的地主和富農則被認為是首當其衝的革命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被專政的社會階層。1957年反右運動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央正式文件中將右派分子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稱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1959年8月16日通過的廬山會議決議中寫道：“……地、富、反、壞、右等類分子的改造，離完成還很遠。”但自當年決定為右派分子摘帽開始直到“文革”爆發前，各種正式文件及報刊上就隻提 “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了。“文革”中又將右派歸入四類分子，俗稱“地富反壞右”黑五類。1978年4月初，中央11號文件決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而1979年初，中國尚有610多萬帶帽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其中1977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279.7萬人，富農分子189.5萬人，合計469.2萬人，其餘為反壞分子。
建國以來全國到底有多少地主富農？據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李若建的研究，國家統計局1952年土改前的數據顯示，地主占總人口4.75%，富農占4.66%，兩者合計占9.41%。另外根據1954年23個省、自治區1.5萬多戶農家收支調查資料得出的數據，土改結束後地主階級占總人口2.6%，富農階級占5.3%，兩者合計占7.9%（見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探》，《開放時代》2006年第5期）。
據中國農村改革元老杜潤生回憶，在新解放區土地改革之前，中央曾提出了一個大體計劃，即從1950年冬季起，在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裏，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全國大陸約有1.45億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尚有2.64億農業人口的地區土改還沒有進行。計劃從1950年冬季開始在1億農業人口的地區進行土改，其中華東約3500萬至4000萬人，中南約4700萬至5600萬人，西北約800萬人。其餘的1.64億人口的地區，則計劃大部分在1951年秋後進行土改，小部分在1952年秋天進行土改。剩下的一小部分地區，即約2000萬人口的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則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再做決定（以上見杜潤生《中國的土地改革》，第345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到1952年9月，全國約有3億農業人口地區，在3年之中完成了土改。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文件指出：“在全國數以千萬計（在全國三億六千萬鄉村人口中占有約三千六百萬之多）的地主富農，看作是國家的勞動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製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
中共中央1948年2月15日規定，新解放區土改中“總的打擊麵，一般不能超過戶數8%、人口10%”。按照這個比例，“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階級敵人。後來確定把打擊麵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打出900萬階級敵人。（見述弢《地主在中國的宿命》，選自《悅讀》第40卷）
據筆者查閱文獻資料，官方文獻關於四類分子數目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新華社1984年11月的一篇報道稱中國曾經存在過2000多萬四類分子，筆者懷疑這個兩千多萬並不準確，是個大大縮小的數字。按照中央1948年的規定，農民總人口的10%為敵對分子，3億多農民中則應該有3千多萬的地富分子。1977年7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毛澤東選集》第5卷輔導問題理論座談會上曾提到：中國的地主有幾千萬人？三千萬，四千萬。1978年1、2月間，剛任中組部部長不久的胡耀邦談到幹部問題時，他說：我們現在有幹部一千六百多萬，我們是個幹部大國。土改以後，我國地、富、反、壞，就有三、四千萬，也是一個大國。至於反壞分子，建國以來到底定了多少？估計任何人也回答不出來。1981年初，胡耀邦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長篇講話中提到，1957年前後，“毛澤東同誌還同我們說過這樣的意思，說他當時算了地主階級有多少，沒有改造好的壞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萬。那時，我們的人口是六億多，是六億人向著四、五千萬人專政。”因此新華社報道講兩千萬戴帽子的四類分子，這個數字應該不會誇大。按照這個數字計算：
如果從中國的家庭規模在4-5人左右計算，四類分子直接影響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間，加上其孫輩人數，也可以大體上推算受四類分子影響的人數大體上在四類分子總數的5-6倍之間。以有2000多萬四類分子計算，受牽連的人口超過1億，大體上占總人口的15%左右。（引自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探》）
關於四類分子的數目問題，戴煌在其《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一書中曾提到另外一個數字：
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壞右”就有大約3000萬人（其中右派55萬）；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2億人。（見工人出版社該書）
二、 胡耀邦關注農村階級問題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黨的基本路線。為此在國際上開展反對蘇聯的反修正主義運動，在黨內逐漸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在社會上重新整頓階級隊伍。
1963年5月上旬，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研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認為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階級鬥爭，有些地方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權實際上已經落到地主富農手裏，有些機關單位也有他們的代理人。要充分發動群眾，依靠貧下中農，建立貧下中農階級組織和革命隊伍；要開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的“四清”運動，解決幹群之間的矛盾等。會議根據上述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決議共十條，即後來所說的“前十條”。
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說:毛澤東同誌反複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他還強調指出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黨中央關於農村工作政策的決定，就是從毛澤東同誌的這個思想出發的。
《決定（草案）》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當前社會中揭發出來的很多事實，證明上述階級鬥爭的論斷是正確的。（1）地主富農總是企圖複辟，伺機反攻倒算。（2）地富分子千方百計地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3）有些地方，地富分子進行恢複封建的宗族統治的活動，發展反革命組織。（4）地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動會道門，進行罪惡活動。（5）反動分子破壞公共財產，盜竊情報，甚至殺人放火。（6）在商業上，投機倒把的活動很嚴重。
（7）雇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8）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汙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同地富分子勾結一起，為非作歹。這些分子，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
《決定（草案）》強調，所有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什麽呢？這些事實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訓是：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記依靠貧農、下中農，……依靠貧農、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一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以前……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頒發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第十條中，曾批評了當時農村工作中的一些錯誤作法，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不符合黨的政策：“把地主、富農子女和地主、富農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區別地一律不準他們做社員，不準他們擔任任何社會工作；對於從城市工廠、學校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青年團員，團組織不接受他們的組織關係或者不準他們參加團的會議；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團員清洗出團，把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少先隊員開除出隊”。
文件同時又指責了缺乏階級觀點和階級警惕的做法：“地主、富農的子女，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幹部，一般也不宜擔任會計員、保管員、出納員、社隊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等重要職務”；“對於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階級敵人的圈套，要他們劃清政治界限，站穩階級立場，不受對方的壞影響。……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對方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開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幹部職務。”
在階級鬥爭為綱之風越刮越烈的60年代，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環境及社會政治地位越來越惡劣和低下，淪落為社會中一個龐大的賤民階層。
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胡耀邦連續在湖南、陝西擔任要職，胡耀邦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狀況是很了解的。
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被任命為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西北局第二書記。11月30日到職。據當時省委一位幹部的回憶，12月1日，陝西省委辦公廳給胡耀邦送的第一份文件是一個清理省委幹部家屬中的四類分子的報告。按照西北局的規定，當時要清理幹部家屬中的四類分子，幹部家屬裏麵有一批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四類分子），原來到機關宿舍來，都是經過批準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後，都已經改變了成份，都不是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了，但是後來又不認賬了。說他們還是四類分子，不準跟幹部家人同住，要把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胡耀邦帶來的秘書叫戴雲，原是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當時就跟戴雲說，我剛到省委，有多少重大的文件不給我送，偏偏送了這麽一個文件。陝西省委第二書記去看他，他就問：這個省委辦公廳是什麽意思啊，給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這樣的文件。
羅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長，他的嶽父嶽母都是地主，他的女兒羅點點的回憶令人動容。羅點點回憶：
姥爺姥姥原來隻是漳河邊上一對過著最傳統小康生活的農民，1942年，媽媽郝治平和時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結了婚。為了開辟冀南抗日根據地，時任冀南軍區主要負責人的宋任窮就找媽媽介紹家裏的關係。這以後，隻要組織上找到姥爺，他都盡可能幫助共產黨八路軍做事。姥爺好幾次趕著羊群到敵占區去，賣了羊，用賣羊的錢給八路軍買藥。
從臨漳到太行山，姥姥拐著一雙小腳，千辛萬苦地找到媽媽。她對媽媽說，你這裏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這裏打日本鬼子吧。媽媽說日本鬼子的掃蕩馬上要開始了，你不能留在這裏，還要把女兒交你帶回去，請你替我撫養。姥姥沒有辦法，大哭一場回家去了。
解放後姥姥姥爺再沒提要來的事，媽媽也沒回去過。1962年，由於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姥爺和姥姥被發生在全國的普遍的饑餓趕進了北京城。我非常慶幸爸媽當時在這件事情上黨性沒有那麽強，盡管姥姥和姥爺的成份是地主，但他們仍然決定把兩個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們餓死。
文革開始後，有一天，一群紅衛兵衝進了我們家，姥爺那時在頤和園園林管理處工作，那天不在家。紅衛兵抓到了姥姥，紅衛兵把姥姥推在地上，當著我們的麵拷打她，用呼呼作響的皮鞭趕著她在地上爬，推推搡搡地帶走了她，很快被紅衛兵強製送回了老家臨漳。姥爺沒有多久也被強製返鄉，姥爺一路上受盡欺淩和折磨，回到家裏，他隻進屋在姥姥床邊坐了一會兒，當夜就在老家的堂屋裏懸梁自盡，沒有給任何人留下隻言片語。姥姥的腿被紅衛兵打斷，在床榻痛苦地掙紮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慘地去世了。兩位老人入土時，除了身上的衣服，什麽都沒有。1986年，媽媽離開家鄉幾十年後重回故裏，她將兩位老人合葬。挖開墳，由於下葬的時候沒有棺木，姥姥姥爺都隻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還是斷的。
胡耀邦到陝西之前，1963年至1965年間，陝西曾經搞過一次土改補課，補劃了一大批地富分子。據1979年10月13日陝西省委《關於為所謂“彭、高、習反黨集團”徹底平反的請示報告》指出：“在‘清隊’中補劃地、富成分，包括‘四清’時補劃的在內，把6萬多戶勞動人民錯訂為地主、富農，被他們亂帶上反革命帽子的人為數也很多，嚴重地搞亂了階級陣線。”這些錯劃的地富分子1979年初已經在胡耀邦主持的落實政策的工作中得到改正。
十年之後，1977年1月1日，胡耀邦在與來訪者談話時談到了之前的曆史。他說：三年困難剛剛度過，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運動。1963年5月那次杭州會議我是去了的，他把農村的一些問題都上綱到“嚴重的階級鬥爭”。這些問題不是沒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數是基層幹部多吃多占的問題、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的問題，性質到底是什麽？嚴重貪汙、盜竊、打罵群眾，違法亂紀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麵？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嚴重，別人都插不上嘴，這樣寫出的“前十條”，搞四清運動就必然過火；後來溫度越來越高，“二十三條”要降溫，可是又說有個“走資派”。我心裏有點嘀咕。當時我在陝西，隻能多講“要正確對待幹部”這些東西。
薄一波在其《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指出：
“經驗證明：土地改革之後，離開剝削關係，單純按照對合作化的態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別，在農民中劃分三六九等，誰最窮就把誰當成依靠力量，弊端很大，也不符合我們黨曾明確宣布過的農村階級政策。早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１日，黨中央即以《新華社信箱》的名義答複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問題時宣布過：在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村中，不要強調階級劃分，特別是不要強調中貧農的界限；否則，對於發展生產是不利的。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中，有過土改完成後，在一定條件下，地主五年、富農三年改變成分的規定。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決議》，提出了‘依靠貧農和中農的鞏固聯盟’的口號，這是淡化中農和貧農界限的一個步驟，從７月３１日報告到《高潮》一書強調的依靠貧下中農、樹立貧下中農優勢的思想，後來在‘四清’運動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貧下中農’的口號，在十年動亂中又變成在農村由工人階級的可靠同盟者貧下中農領導一切的口號。這除了在農村容易造成一種越窮越光榮的錯覺外，對黨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選拔幹部方麵產生唯成分論的偏向也有重要影響”（見該書第３９９頁）。
在左的路線之下，這個龐大的遭受歧視的賤民階層，在“文革”爆發後，又受到了狂風暴雨的摧殘，其中最有名的暴行是發生在北京昌平和大興、湖南道縣、廣西全區的打殺事件。
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縣掀起打殺“黑五類”分子的狂潮，最嚴重的是昌平縣和大興縣。昌平縣十幾天時間，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從29日到31日，大興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分子175人，家屬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參見孫言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2012年第2期《炎黃春秋》）
1967年7～9月間,湖南零陵地區道縣發生了群眾性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殺和被迫自殺4519人。道縣殺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區其他10個縣,造成全區共被殺和自殺9323人,其中“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零陵地區特別是道縣殺人事件,震動了全省乃至全國。（謝承年《湖南道縣“文革”殺人大案揭秘》，《上海法治報》2010.12.24）
1980年12月7日，胡耀邦聽取零陵地委書記鄧有誌關於1967年夏末秋初道縣農村大屠殺事件的匯報，極端憤慨。胡耀邦指出：1967年7、8、9三個月，全國不少省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是康生、謝富治他們搞起來的。現在已經13年了，對沒有處理的要處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
早在1980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廣西區黨委關於處理非正常死亡遺留問題的情況報告上批示：對現在仍在台上的群眾意見很大的打砸搶分子，也要適當處理。有的要調開，有的要下放，有的要回到生產中去。這是平息民憤不可缺少的一條，要充分注意。
1984年1月，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進入掃尾階段時，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根據全區各地（市）、縣、公社“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統計數字，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及全區失蹤人員、無名無姓的死者人數眾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親屬。
1984年1月14日，胡耀邦在廣西區委匯報會上針對廣西處遺問題發表講話，胡耀邦說：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處理好的曆史問題，現在工作量還很大，離完滿解決問題還有相當一段距離，要善始善終處理好還要做艱苦的工作。
三、胡耀邦首提地富分子落實政策問題
胡耀邦一直關注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政治生態問題。早在1978年初，剛剛接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就非常關注和推動社會各階層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問題。
戴煌在其《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提到，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曾說過：
地富反壞中的“地富”，作為一個階級早已被推翻被剝奪了；但作為這個階級中每一個具體的人，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還壓著沉重的帽子。“反壞”中的絕大多數已服服帖帖，改邪歸正了，但帽子還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是年3月2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家中召開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會議。在談到農村階級關係時，胡耀邦說：現在有些生產隊，20%的壞人，不是個別的地方，劃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地富反壞。許多工廠裏，農村裏，階級陣線亂得要命。陝西西安有的地方地富占百分之二三十，反壞不在內。四清搞一批，“文化大革命”劃一批，這樣怎麽能調動積極性？現在還來不及解決。1961年我在海城調查，那裏地富占12%，18%，當時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這是林彪、“四人幫”流毒的一個問題。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據說陝西、遼寧省的一些地方，地富反壞劃了20%，甚至二三十，（如果）寫上去，需要查一查。胡耀邦提到的“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即是指四類分子落實政策的摘帽問題。“（如果）寫上去，需要查一查”，可以看出，身為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已經為“下半年要搞一下”在做準備了。
胡耀邦說：現在農村的基本問題是什麽？有人回答是過渡，有人回答是機械化，有人回答是水肥。去年年底，萬裏回答主要是政策，搞了6條。我相信萬裏的回答。胡耀邦同意萬裏的看法，他認為最大的政策，最基本的問題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摘掉四類分子的帽子，是涉及上億人的重大政治舉措，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巨變，可以空前地解放農民的思想，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胡耀邦關心青年，關心青年人的政治前途問題，反對血統論，反對唯成分論。5月6日，胡耀邦出席共青團省、市、自治區委負責人會議並講話。在談到要糾正對青少年的一些錯誤做法時，他說：所謂一部分幹部子女問題，家庭出身不好的或犯過錯誤的人的子女問題，華僑子女問題，必須要堅決地正確地對待。我們過去有個詞，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是毛主席講過的。現在一般不用這個詞，是怕引起誤會。整那些幹部子女，整那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筆者注：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即是指地富家庭和資本家家庭出身），整那些華僑子女；整那些知識分子子女，哪裏來的？“四人幫”搞的。這個問題是牽涉到幾千萬青年的問題。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對犯有錯誤的人的子女，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曆來的政策，哪個地方違反，哪個地方黨的組織就要受到批評。
7月4日，華國鋒與胡耀邦談話，從下午3點半鍾，一直到下一點多，談了9個多小時。在談話中，胡耀邦向華國鋒提出對地富反壞四類分子調整政策、落實政策、摘帽問題。胡耀邦講，談話中一分鍾也沒有休息，吃飯時也是一麵吃飯一麵談。華國鋒談了許多想法。7月6日，胡耀邦找中央黨校處室以上幹部及理論動態組的同誌傳達這次談話的主要精神和內容。
胡耀邦說，整整9個半小時，華主席談得津津有味的，今天談的話，都是我的體會。華國鋒最主要的是想兩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點，使我們的國家迅速興旺發達。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團結。現在黨內國家內最廣大的人民最關心的是兩件事：大幹快上，安定團結。
胡耀邦說，要大幹快上，國內要安定團結。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團結的因素，或者說，掃除安定團結的障礙。全國人民是要求安定團結的，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胡耀邦將有關內容歸納為4個問題：
（前三個問題略）第四，要堅決落實政策，依靠政策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華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落實政策問題，這是安定團結、大幹快上的前提條件。胡耀邦細數了正在全國大力開展的落實五大政策的情況：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政策。胡耀邦講，民族問題之多，邊疆問題之多，冤案之多！組織部門先走了一步，公安機關有的地方管不了。一個省委要複查的，不是老百姓的，有的是幾萬，有的是十幾萬。現在脫產幹部1670萬，可能有200萬要複查。前天華主席還講，有些大的曆史案件，組織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見，中央小範圍討論一下。胡耀邦還向華國鋒說，有的大隊，地富反壞到了30—40%，叫人痛心！這是胡耀邦當麵向最高領導提出要堅決落實的第六個社會政策。階級鬥爭擴大化，令人驚心，地富摘帽問題迫在眉睫。這是胡耀邦第一次向中央領導明確提出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摘帽問題。依據正在變化的社會經濟現實和人心思變的社會潮流，推動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政治路線的轉變，大幅度調整社會階層政策和關係，人道的善待社會各個階層；大幅度調整農村階級政策，切實建設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這是胡耀邦提出為地富分子摘帽政策的出發點。
胡耀邦說，華國鋒這兩條，一條是大幹快上，一條是安定團結。這半年多來，一次談7個小時，一次9個多小時。華主要關心這兩個問題。這個就是路線，就是大局。我們民族的前途，關鍵性的兩條。我們觀察問題要抓住這兩個問題。這是生死攸關、前途命運的問題。真誠的人道的善待社會各個階層，切實調整改變各項嚴酷的、左的社會政策，是胡耀邦領導、推動平反冤假錯案、調整社會關係、落實各項社會政策的核心價值觀和初心考慮。
為克服血統論、唯成分論的流毒，中組部多次召開座談會。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胡耀邦出席中央組織部召開的兩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認真聽取與會者的匯報和提問，他說：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做好知識分子工作，首先要改變對知識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變為與工人、農民一樣的“香老三”。胡耀邦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提出一係列政策性的意見，他說：對知識分子不要老是在家庭出身不好啊、社會關係複雜啊、有這樣那樣的曆史問題這些陳穀子爛芝麻上糾纏，更不要擺脫不掉林彪、“四人幫”散布的錯誤觀念，應當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會關係看影響，曆史問題看現實表現。在兩次座談會的基礎上，根據胡耀邦講話的主要精神，中組部製定發布《關於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文件對於糾正對知識分子的“左”傾錯誤，推動各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根據胡耀邦多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整理而成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文，1979年1月4日在《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
文章強調要放手使用知識分子，要多看他們的主導方麵，多看他們對國家的貢獻。至於有些知識分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社會關係比較複雜，本人政治曆史上有些一般性的問題，這是社會曆史所造成的。隻要政治上劃清了界限，本人曆史清楚，經過考驗，表現好的，就沒有理由不信任他們，不使用他們。在提幹、授予技術職稱、出國考察、接觸機密等方麵，應當一視同仁。其中具備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條件的，應按照黨章規定，吸收他們入黨。無論是出身好的還是出身不好的，都要堅持重在政治表現。那種凡是出身好，不管表現如何一概加以重用，凡是出身不好，表現再好也不重用的傾向，是唯成份論和反動血統論的流毒和影響。用人的政治標準是什麽？為人民造福，為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積極貢獻，就是主要的政治標準。胡耀邦確立的知識分子政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人才幹部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