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少傑
胡耀邦在被整後兩次約李銳長談：第一次長談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後），自14：40至20：20，曆時5小時40分；第二次長談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曆時7小時整。
在兩次長談中，胡耀邦談了自己所親身經曆過的許多事，重點談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談了發生在那個所謂的“民主生活會”上的許許多多的事：
——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呈了。
——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於何地？
——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老爺子（鄧小平）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
——餘秋裏“第一個放炮”，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王鶴壽背棄友情，黃火青結怨泄憤。
——與鄧小平衝突的“導火線”，是因為我與他私下裏談論：“我半下”（即辭去總書記職而任軍委主席職），“三老全下”（即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全退）。鄧則背著我抱怨：“為什麽讓我下？”並斷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處置我，“是曆史不公平”。
——“應當還曆史的本來麵目”，“希望有個平反的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
李銳用心記下了胡耀邦的話，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後（1989、4、19），在中顧委悼念胡耀邦支部會議上，轉達胡耀邦生前“希望有個平反結論”的“帶有遺囑性質”的要求，並請中顧委“正式轉告中央”；後是於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後將上述胡耀邦談話要點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公開發表。
筆者在看到此文發表前的原打印稿時，除了驚異於文中所披露的諸多內容外，就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即胡耀邦為什麽要將這些私密且怨憤的話告訴李銳，告訴這樣一個先前與自己交往並不多的人？
如李銳所言，“耀邦下來以前，我同他隻有工作上的關係，沒有曆史淵源。”胡耀邦與李銳兩人出身不同，一個出身“紅小鬼”，主要從事軍隊工作和黨團組織工作；一個出身“一?二九”，主要從事新聞工作和經濟建設工作。胡耀邦與李銳兩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幾乎沒有什麽接觸，八十年代後雖有接觸，但主要限於“工作關係”。
對於這樣一個與自己“沒有曆史淵源”關係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傾訴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筆者看來，主要出於兩點考慮：有一點胡耀邦已明說，即看重李銳的為人，視李銳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有正義感、強脾氣”，故可與之交心。還有一點胡耀邦未明說，即看中李銳手中的筆，以及這支筆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視李銳為“史筆”，希望能借此“史筆”而將他所受到的許多不公記錄下來，載入史籍，留待後世公論。
與中國曆史上的許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後評價的，毋寧說也是抱有春秋史觀的。他既畏懼於曆史，“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著脊梁骨罵”；也寄希望於曆史，“希望有個平反結論”，“應當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筆者曾將這有關“史筆”的想法征詢李銳先生本人。李銳先生當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這個意思的。我也的確把他的那些話記錄下來，並發表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