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變命運成了磚家叫獸
簡單回顧一下《高考》的曆史。
1905年，科舉製壽終正寢，高考製度逐漸登上曆史舞台。
新中國解放以前，主要實行的是各個高校自主招生考試，考生主要來源於有錢人家的子女。權力和資本尋租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1950年，新中國開始繼續延續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
1952年，新中國建立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製度。
1966年6月1日，教育部決定招生工作推遲。《文革》中取消高考。
1970年，高校開始以“工農兵推薦入學”的方式重新招生。
1977年10月，走資派鄧小平決定恢複高考製度。《高考》改變命運成了磚家叫獸。
從恢複高考製度剛開始，新中國前三十年間，為工人農民們掃盲，普及中小學免費教育，大多數工農子女都能上學讀書。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地富資本家子女也同樣享受免費教育。
因此，《高考》開始人人符合條件都可參加。由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的慣性，一直延續很多年。
如今大資本家等大富翁出現後，貧富差距拉大之今日走資派特色社會中，富者越富傳代子孫，窮者越窮，階級固化，生活在低層的平民百姓還有機會《改變命運》嗎？富人們的小孩從幾歲開始上私校，小學開始可以出國留學。而平民百姓可以嗎？
1966年-1977年的這近12年的曆史時間段，被後來的精英人士稱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飽受爭議和批評。通常的說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導致教育荒廢、人才斷檔，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這個論述其實存在一個極大的誤解或者說歪曲抹黑。被如今中國的平民子弟失去了上升通道的現實證明了。毛澤東時代的階層固化不嚴重，沒有資本家地主土豪階級。況且毛澤東共產黨的上大學不是為了個人的《改變命運》。而是為生產建設的需要是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上大學。
1953年，北京一位參加高考的考生8門成績隻考了178分，該生平時成績還可以，於是堅持認為試卷評分出了問題。暴露出來高考的成績並不能體現考生平時的成績，更與個人能力沒多少關涉，特別是中小學生的考學負擔過重。有考生高考成績不理想，想要跳樓自殺的問題。四川一位家長更是在考前對學生說，“考取大學，你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你就拿著棍子和破鍋討飯去!”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如今在所謂的“現代考試製度”之下，考生的負擔根本沒辦法減下去，城市學校比農村學校負擔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前30年時間，一直致力於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腦差別)。但新中國畢竟建立於一窮二白基礎上的，為了快速發展起來，必須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然後再工業反哺農業。即便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城鄉差別依然顯著存在，雖然不像今天這麽大。
毛澤東時代並不是後來所指責的“平均主義”，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於懷”的是“八級工資製”。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還存在大量的資產階級法權，但堅持“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等級製”來，“就不對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複強調。要改！文革就是改！慢慢改！
新社會脫胎於舊社會，承接的是舊的法權，共產黨人一開始也隻能遷就現實，但未來的目標必然隻能是縮小差別，而不是拉大差別。我們所熟知的毛主席關於“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針對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指出的。教育資源事實上也麵臨類似的問題。
因為客觀存在的等級差別和城鄉生活水平差距，知識分子不願意到農村去，不願意與工農結合，農村出來的學子也不願回到農村，其結果就會造成農村教育資源與城市的不斷拉大。這與社會主義公平的目標是嚴重背離的，舊的法權更是不斷侵蝕著共產黨和新生人民政權。建國初，周總理就發現了“幹部子弟學校”的問題，並向毛主席作出了匯報，毛主席憤怒地指出，“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舊的考試製度、教育製度違背了社會公平。對於現存的考試製度能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質疑的：“學製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1966年4月，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很多人對考試製度提出了質疑，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這些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轉了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文件，隨後，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給毛主席公開寫了一封信，指出現存的升學製度的問題：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不就是為了“改變命運“，離開農村離開工廠到城裏去。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把大批優秀的工農子女排斥在外。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在匯集了種種意見之後，教育部宣布：從1966年起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對於現存升學製度的問題，當時政府內大多數人隻要是從社會主義角度出發、站在人民立場，經過深思熟慮後都是有著共識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獨斷”的結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積極而大膽的改革與嚐試，它並不是要簡單地給舊的考試製度畫上休止符，而是要接著探索新的教育升學模式。
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1966年，由於隨著無產階級文革大革命運動形勢的發展，中央教育部推遲全國性集中高考的招生工作的決定維持的不是半年，而是再加二年。隨著無產階級文革大革命運動大規模運動的結束，開始整批改的改革階段，大學恢複招生的事宜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無產階級文革大革命運動之後，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台，實踐證明，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比來源於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技術人員要強。由此，調查報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毛主席為這篇報道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這段話加於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後，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製有全日製、半工半讀、業餘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開始以“群眾推薦、組織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同時，大批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去，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基礎。
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斷絕了階層上升的渠道，並不是為了固化階層。恰恰相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城市工廠實行“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農村興辦“社隊企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把農村建得跟城市一樣好”——這樣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別的縮小，離真正的社會公平越來越近，不比治標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強一千倍、一萬倍?
這種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後飽受詬病。那麽，情況是不是真的那樣糟糕呢?
電影《決裂》反映了當時兩條教育路線的鬥爭，“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內容並不是工農群眾生產鬥爭實踐所亟需的。電影的內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識精英嘲笑的。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專業院校逐步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行其道，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
不可否認，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改革，即工農兵大學生主要強調的是偏技術、而非偏基礎科學，強調的是實用性和可應用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低水平! 雖然實施的時間很短不到十年，但也培養了大量工農兵學員和學員們在工廠農村發揮了作用。雖說走資派官方不想說，工農兵學員也不敢說有多光榮。是否可聽聽外國人怎麽說。
1972年12月，美國物理學會的雜誌《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到中國參觀觀感的報道，報道明確指出：“最近美國到中國的參觀者發現中國集中於應用物理而不是基礎研究，同時嚐試使高等教育係統更加民主。”
報道對於當時中國在物理學方麵的進步給出了高度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應用物理的很多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是最近7個美國物理學家參觀中國並且跟我們討論他們的觀察以後得出的結論。他們看到了集成電路生產，受控核聚變實驗，超導重力儀，望遠鏡--各種各樣的科學儀器——全部產自中國。”
美國科學家發現：“學生不是在大學接受訓練。當學生被錄取，他們隻接受一年新生的學習。到目前這些學生是在他們的第三年(已經開始科研和生產實踐)。學生不再從高中錄取，而是必須在公社、工廠或者軍隊裏工作至少兩至三年。他們是從同齡人裏，按照智力，政治意識和健康的身體挑選出來的，但最終決定權在大學。”“學生們非常關心他們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和中國整體的進步。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學習當作是他們可以為社會做貢獻的方法。”“中國正在使科學訓練，比之通常情況，比如美國，更加專業化……中國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快速的訓練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
另外，參觀的美國科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全社會範圍的試圖使高等教育係統更加民主化的嚐試。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經沒有考試了，而是代之以類似考試的課後作業”，“學生們現在有機會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學體係那樣。”
所以，那些對於毛澤東時代耽誤了教育、耽誤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沒有強大的科研實力和人才培養通道，毛澤東時代又怎麽讓新中國從解放初落後的農業國，躋身到世界六大工業強國的?
重視應用型技術的教育與研究，根本原因是我們比發達資本主義晚發展兩三百年，服務於現代化的技術短板亟需補缺。而是基於當時的財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範圍地支持基礎領域的研究。當然，基礎研究並不是不重視。例如，對於當時西方也是剛剛起步，在世界還處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這為今天中國的激光技術發展完全不遜色美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個例子則是數學家陳景潤，事實上，當時國家非常重視陳景潤的研究，就連毛主席的夫人都曾親自關心過問過陳景潤的生活待遇問題。
在毛主席的戰略視野裏，務實性與長遠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預計的是，在四個現代化初步實現，物質條件、人才條件已經積累起來以後，基礎領域的教學、科研必將迎來大發展、大繁榮，錢學森在晚年也不必發出“為什麽中國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的天問了。
相信隻要大家還能夠尊重基本的曆史事實，都能夠對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給出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價。進而，也應該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所謂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曆史了。請尊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功的教育改革和實踐。可以不學，但請別抹黑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