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的上世紀五十年代高考，盡管高校招生僅幾十萬，名額不多，卻一點兒也不“揪心”。1955年以前，錄取名單甚至是在省一級政府機關報上公布的（如浙江考生可在浙江日報上查找，有同名同姓的則加注所在縣市）。所以因為當時中專或高中畢業對大多數工作崗位都已可勝任，且多數家庭巴不得子女早日參加工作，以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所以考生以至整個社會對錄取與否的心情並不是現在的“隻有華山一條路”。
倒是當時錄取的政治審查越來越嚴格，直係親屬有被殺的，肯定是不可能進入高校。我僥幸考入當時有名難考的複旦數學係，同班數學比我好的一位同學卻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落榜了。是金子總會發光，他通過個人努力成為江西新餘鋼廠副廠長。八十年代初經過輾轉打聽知道了這一消息，同學們很為之高興，到他上海老家尋通信地址，卻被告知幾個月前因病去世。英年早逝對國家是一損失，對個人是大悲劇。造成這一結果，高考落榜長期心情抑鬱是一重要原因。當然當年為了落實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政策，也有例子。我們年級共有四個班級，三班一位同學父親被劃為右派分子，在反右剛結束的時候，他因為表現好，能劃清界限被華東師大錄取。
我班參加高考的同學，未能考上本科大專的隻有極個別，所以當年高考不“揪心”，至少招生名額較多的上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