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7月4日,大清帝國舉辦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一個來自河北省肅寧縣普通人家的青年考生劉春霖,寫下了一份答卷,然後,中了狀元。
今天,老馮把劉春霖,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狀元的答卷,拿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答卷原文是文言文,老馮花了8個小時,為您翻譯成現代中文,寫得我手都酸了,好了,廢話不說,直接上菜:
青年時代的劉春霖
《狀元劉春霖答卷》
日期:1904年7月4日
翻譯:馮學榮
臣回答皇上:
我聽說啊,當皇帝的人,一旦發現自己有錯,都會主動改正,所以呢,我們中國古代在盛世的時候,設有“直言”這麽一科,專門考察和錄取敢於對皇帝直言的人才,我們讀書人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所以,真正的忠臣,滿腦子都是為皇上、為國家盡忠的想法,胸中隻有一股蠻勁,為國為皇上效勞。
漢文帝之前,國家立有嚴禁誹謗的法律,禁止大家亂說話,可是,漢文帝廢除了這個法律,然後呢,像賈山、賈誼這些忠臣們啊,對說話沒有了後顧之憂,所以,他們才敢爭先恐後,為國家的建設,出謀劃策,極盡忠誠。
漢武帝呢,推崇儒家學說,頒布詔書,廣納人才,所以,他可以招攬到董仲舒、嚴安、徐樂這樣的能臣。
宋仁宗時期呢,恢複了“製舉”等各科,以前禁止大家評論自己本職範圍之外的事情,但是在宋仁宗這代,解除了這個禁令,廣開言路,讓所有人,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後來我們中國才出現蘇東坡、蘇轍這樣的好臣子,他們敢於針砭時弊、直言國家的毛病,改革求新。
這些好臣子,在官吏任用、治理國防部隊、充裕國家財政、糾正社會風氣……等各方麵的建言,對同僚而言,可以直接指出國事的利弊,對皇帝而言,可以幫助皇帝開闊視野,對老百姓而言,可以讓天下和平穩定,這些人的建言,並不僅僅是紙上談兵,而是真真正正的本事啊。
中年時代的劉春霖
所以古人說啊,有憂患意識的人,凡事深思熟慮,謹慎謀劃,可以使人達到聖人的境界,而一個國家多災多難,未必是壞事,因為它反而可以促使我們國家奮起、因而變得更加強大,這是一個客觀規律,道理擺在那,沒有不靈驗的。
皇上您啊,自從登基以來,勤勤懇懇,治理國家,天天操碎了心,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然而,您治理國家的效果如何?坦率地說,收效不咋地啊!
看我們今天的國家啊,列強都在虎視眈眈,為什麽我們國家,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呢?我猜想啊,是不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因時製宜?或者說雖然我們懂得,但是卻沒有貫徹到底呢?
劉春霖的狀元答卷,字跡非常漂亮
前些日子,皇上您大開科舉考試,試驗天下讀書人的學問,希望能夠得到救國救民、治國平天下的良方,就管理官員、治理部隊、管理國家財政、激勵官吏團隊……等各項大政方針,把包括我在內的天下讀書人召集到一起,大家出謀劃策。
然而,我呀,才華有限,何德何能,能參與這種國家大事,不過,回顧我從小讀書以來,我確實沉迷於研究“國家治亂”的學問,研究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在我的心中,早就積累了許多建議,要對皇上您說,但是,卻苦於一直沒有機會呀。
今天,承蒙皇上賞臉,下了聖旨,叫我有話盡管說,百無禁忌,絕不秋後算帳,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所以,我今天也就不拍您馬屁了,我就放膽,把我知道的一些皮毛,毫無保留地,對皇上您說一說。
劉春霖的狀元答卷,字跡非常漂亮
《製策》說過:做皇帝,治理人民,第一步,就是要教育人民,國家的教育如何,人心就會如何,所以呢,治理基層的人民,方法要簡單直接,這個,是讓人心安定的第一要務。
那麽,誰最了解基層的百姓呢?據我所知啊,我們國家基層的縣令一類的官員,他們對百姓,是最了解的,為什麽?因為他們整天在基層,和百姓打交道最多,所以呢,要想國家政治穩定,一定要先從基層的官員著手抓起。
以前的漢朝,用六條法律,嚴管地方高官,可是對於基層的縣令,中央一般不管,而是交給地方的太守,去看管和監督,可見漢朝的製度,和我們今天的中國,其實是一樣的。
然而呢,漢朝的時候,好官遍地,大家都爭相學好,可是我們今天和漢朝相比,則不如漢朝了,造成今日這個現狀,不就是因為我們的官僚係統中,大家都在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欺下瞞上嗎?
那麽,如何消除大家粉飾太平、欺下瞞上的官場惡習呢?
其實關鍵一點,就是要在官場中提倡:上下透明,要溝通,凡事要上情下達、下情上達。
做長官的,要放下自己的架子,時常到老百姓當中去,詢問老百姓有什麽難處,有何種困難,有誰欺負你們,長官隻要做到這一點,那麽他下麵的那些基層小官,自然會清廉,自然不敢作惡,自然不敢欺下瞞上,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呢,我們中國今天的基層官員,和以前的基層官員相比,他們的工作量、工作任務,多了很多,比古代的基層官員,那就更是多出很多很多,為何這樣說?您看今天的時局,天天在變,國家有大量的大事,都在等待辦理,例如說辦學校、管警察、辦交通、管工商、引進技術……等等,這些東西啊,沒有一點學問基礎的話,根本就搞不懂啊。
要讓我們的基層官員管理這麽多事務,那麽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增加他們的見識,關鍵在哪裏呢?關鍵就在於啊,當長官的,要有意識地培訓基層的官員,讓他們具備相應的知識,然後呢,把基層治理的任務交給他們,他們才能勝任,他們犯錯的時候,長官批評他們,他們才不至於兩眼茫然,這樣一來呢,做長官的,隻需要把規矩定下來,然後,長官即使不操心,基層也能治理得妥妥貼貼。
今天呢,我們國家各個省份,雖然已經開辦了基層官員培訓班,不過,實際上都是紙麵功夫,都是做做樣子的,那樣搞法,又怎麽能搞好呢?時間一久,就都露餡了,結果是不會陪我們撒謊的啊。
漢朝的時候,基層官員都是本地人,本地人,對本地人的情況,最了解,所以,用本地人治理本地人,容易出好的政績,這也是沿襲周代官製的產物,這個方法,貌似我們也可以仿照。
如果我們能廣泛聆聽老百姓的心聲,從基層的鄉紳等人當中,選取有公信力的能人,指任他們替代朝廷治理基層,對國家的穩定,一定有幫助,這一點,我想不必懷疑。
皇上要想我國官場煥然一新,那麽,您必須先把“上情下達、下情上達”這兩件事搞好,我們說因時製宜,這是必須要做的。
《製策》還說,夏商周三代,我國的軍事政策,是“寓兵於農”,也就是說,沒有全職的官兵,平時都是農民,隻給他們一定的軍事訓練,要打仗了,臨時召集,然而呢,我詳細研究了中國曆朝曆代軍事製度的得失和利弊,然後我總結出來:
古時,我國廢除了井田製之後,改為征募官兵的製度。漢高祖時期,我國的國防軍隊,分為輕車(車兵)、材官(步兵)、騎士(騎兵)、樓船(水兵)四個兵種,經常在秋天講習武藝、檢閱部隊,每次考核什麽的,都隨部隊所在地為宜。
唐朝初年,實行“府兵製”,平時務農,定期訓練,戰時上陣,後來到了唐朝中葉,發現那樣不行,改為征募官兵的製度。
北宋時期呢,大臣韓琦建議,把各地強悍不怕死的男子,都養起來,為我朝廷打仗,當時叫“養兵”。後來的蘇軾也說,要把國家的軍事製度固定下來,並且,要編練一支常年的國防軍,今天我看來,這兩個人的看法,實在是非常的正確。
今天我們環顧全球,世界各國,都以尚武精神立國,都以強軍為根本,各國的大臣當中,充滿了懂軍事的人才,各國的小孩子從小開始,就注重體育鍛煉。
須知,自古部隊都是不好管的,戰爭也都是危險的,這就是為什麽當年衛靈公要聘用孔子的時候,孔子推辭說:我不懂軍事。後來呢,果然衛靈公就是因為好戰,導致天下大亂。
《左傳》也說了:軍事部隊是個危險品,是把雙刃劍,一旦管理不好,任用無度,一不小心,會傷害自己。
可是呢,自從人類有國家以來,沒了國防部隊,一天都不行,軍隊可不止是鳥的翅膀爪牙一樣重要,而是更重要。
一個國家有了血肉,遠遠不夠,還需要有力氣,有了力氣,才能有精神,才能在今天這個叢林世界裏,生存下去,而力氣對於身體,就好比國防軍隊對於國家一樣,十分重要。
人的身體,一旦力氣不足,血肉不運動,成了植物人,身體就垮了,身體垮了,精神也就不存在了,這就是為什麽,我國自從堯舜禹以來,一直到宋代、明朝,幾千年來,沒有一個朝代不重視軍隊建設。
清代官僚(油畫)
今天的社會批評家,總是喜歡說古代什麽都好,現在什麽都壞,他們動不動就說,老百姓每年花費幾千萬兩白銀的錢,就養了這麽一支窩囊、不中用的軍隊,還不如學古代,讓官兵們回家耕田,有仗要打的時候,再臨時召集。
這種批評,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麽呢?因為他們不知道啊,今天這個世界,變化越來越快了,我們看今天列強之間戰爭打法的多變,還有列強武器的高精尖,應付今天這種戰爭啊,即使我們養了專業部隊,每天操練,都未必打得過人家,何況還要把部隊解散、讓官兵回家種田、然後爆發戰爭時、再臨時征召?那樣能行嗎?絕對不行的。
所以我們說啊,一定要有專門的軍隊,人數要夠,而且質量要高,而且,要在平時多加教練,然後,我國才能和列強平等生存,就像人體,要有力氣,才能有精神,所以我認為,皇上應當整頓軍隊,加強軍備,官兵們要加強學習現代軍事技術,這是我們因時製宜的第二件大事。
劉春霖的狀元答卷,字跡非常漂亮
此外,《製策》還說,周朝的時候,國家嚴格規定了各種活動的儀式和花費,以節省國家財政支出,我查了一下,當時古代有“職內”、“職歲”兩個職位,一個掌管收稅,一個掌管花費,最近我們看世界各國,他們說的“預算、決算要分開”,也就是說,一個部門可以提預算,但是,最終給你多少花費,是另一個部門決定。
以前蘇東坡管理國家財政的時候,他說,地方官吏報上來的各項預算,有的其實很容易否決,而且否決它之後,對國家並沒有什麽損害。有的經費申請呢,很難否決它,可是批準它之後,這筆錢花出去,其實對國家民生,卻沒什麽實質性的幫助。
所以呢,宋朝大臣曾鞏,管理國家財政的時候,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對基層單位報上來的經費申請,凡是這筆錢可以花、也可以不花的,我一定盡力找出它不花的理由,因而,不批準。相反,對基層報上來的經費申請,凡是說想節省某一筆費用的,我一定要審查它節省的理由,一旦發現節省不對,那麽我一定會批準它。我認為啊,這簡直是堪稱真理。
然而呢,如果讓我來管理國家的財政,我看今天這個形勢,“開源”比“節流”重要得多!
意思是說,今天我們中國的財政,省錢這事,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要想辦法多搞錢,為什麽呢?因為啊,我國自從和列強們簽訂不平等條約、建立所謂通商關係之後,我國的錢啊,都被這些列強賺走了啊,所以,就算我們再怎麽節省,國家也難免陷於貧困,根源正是在於此。
那麽,我國的財政,如何做到“開源”、多搞錢呢?我認為啊,關鍵還是要振興我國的實業,而且,我們中國,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而且地理上屬於溫帶,日照降雨,條件非常好,所以我們中國物產豐富啊,所以,我們也應該注重發展農業,我們中國四億人口,個個吃苦耐勞,而且又聰明,怕啥呢?
自從我國和列強開放通商以來,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的人民,仿造那些外國產品,可厲害了,如果我國能對這種仿造的行為,加以鼓勵,很快,我國的人民就能在製造業,有所創新,所以呢,我們在沿海地區,應當重點發展工商業。
歐洲人把工商業的勝敗,視為他們國家的強弱之源,所以,他們才鼓勵那麽多的商船,全世界到處亂跑,為什麽?他們就是要在全世界上搶生意、搶利益啊。
而我國本土工商業不發達,洋貨遍地,國家的銀子,每天都在外流,如何挽回這個局麵呢?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發展我國的工商業啊,一旦我們的工商業發展起來,則我們國家的土地,沒有一寸是荒置的,我們的人民,沒有一個是失業的,然後呢,我們一些優秀企業、優秀產品就會湧現,那麽,我國就能挽回商業利益外流的窘態,皇上啊,您提倡節約,那是對的,但是,比它更重要的,是要廣開利源,要多掙錢,我們說要因時製宜,這是第三件大事。
《製策》還說,我們以讀書人所學的學問是正是邪,來判斷我國教育的成敗,所以,要給天下的讀書人,規定讀書的範圍,使天下的歪理邪說,不能興盛,我覺得,這正是今天我們中國讀書人的要務。
我們古代有“司徒”一職,負責製定教材書目,教化天下子民,在夏商周時期,就從選士、俊士、造士三類人中,選人做官。
漢朝時期,朝廷注重“明經”一科,然後呢,又設置孝、廉、賢、良等各科,廣泛推薦人才,當時賈誼、董仲舒等人,最出名,最有學問。
到了東漢,稍微變了,當時的人偏重道德,不太偏重學問,所以呢,清流派很多,大家高喊口號,不太辦實事,不太正常。
到了唐朝初年,文學最為繁榮,到了唐朝中葉之後,官場上出現一股歪風,就是說,選人做官,不是看你有沒有做官的本事,而是看你讀的書、你喜歡的詩,是否和我趣味相投,荒唐得很,於是,風氣開始變壞。
到了宋朝呢,出了很多的儒學大家,都是師出名門,他們講廉恥,講氣節,這個風氣啊,一直延續到明朝,當時的人即使成年了,也非常好學,明朝的風氣,尊師重教,出了很多好人,當時的人們,崇尚《詩》、《書》、《禮》、《易》、《樂》、《春秋》六本經典的教誨,無論做什麽事,都要先問問:這樣做,是否符合倫理?
然而我們今天的中國呢,讀書人可浮躁了,許多讀書人還沒接觸到西方的學問,就先否定了我們中國的傳統學問,所以,我們要端正風氣的話呢,必須要重申我們傳統倫理的重要性。
如何重申倫理呢?必須要尊崇我們的經典,《詩》、《書》、《禮》、《易》、《樂》、《春秋》,都是我們的國粹,這些國粹,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傳承好,皇上要端正全國學風的話,必須要重新把我們的儒家經典拿出來,以正人心,我們說因時製宜,這是第四件大事。
今天我說的這四件大事,就是我們現在挽回時局的良方,是救國救民的要務。
荀子說過,當代有哪些帝王幹得不錯的,我們要向他學習,董仲舒說,治理國家如果不思改革,不因時製宜,那麽,壞的情況,就會變得更壞。這些話,都是有道理的。
劉春霖的狀元答卷,字跡非常漂亮
時代變了,但是我們還拿舊時代的治國辦法,來治理今天的國家,這種行為,《呂氏春秋》早就嘲笑過,它說:病情變化了,用藥卻不變,真是糊塗!
自古以來,沒有固定的治國之道,隻有願意動腦筋、隨機應變的皇帝,所以,孔子說啊,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皇帝這個人本身,而皇帝能否任用賢明的臣子,最終也取決於這個皇帝,有沒有足夠的眼光和智慧。
我尤其想說的是,希望皇上您啊,多讀書,多學習,因為這個國家好不好,根源在於您身上,隻要您本人靠譜了,選人就靠譜了,選人靠譜了,您可以不費神,國家就能安定。
所以我們說,先有商湯、周武王這樣的好皇帝,然後,才會有伊尹、薑子牙那樣的好臣子。先有堯、舜這兩位好皇帝,才有他們兩朝的美好時代。
劉春霖的狀元答卷,字跡非常漂亮
我們從這個根本出發,任用官員,那麽,沒有官員是不稱職的,治理軍隊,沒有官兵是不能打仗的,管理國家財政,沒有財政危機這回事,治理學界,則讀書人沒有不正直不忠誠的,那樣的話,我們中國億萬年的興旺,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我的學問和才華有限,是個新人,不知道談論國家大事,有什麽忌諱,今天參加考試,鬥膽下筆,寫了這份答卷,呈給皇上您,此時的我,不勝惶恐,如有冒犯,還請皇上恕罪。
您的臣子,劉春霖 敬上。
劉春霖的狀元答卷,字跡非常漂亮
尾聲:交出這份答卷之後,劉春霖因為文章才思敏捷、見識超凡、字體漂亮,被朝廷賞識,中了當年的狀元。然後呢,編入翰林院(大清中央人才儲備中心)。不過,後來,不知何故,劉春霖去了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回國後,在直隸諮議局擔任議員。大清亡了之後,劉春霖曾經在北洋政府擔任秘書,而後任直隸教育廳長,後來辭官養老,1942年心髒病發作辭世。雖身為狀元,然而在那個時代,並沒有突出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