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6-18如何廢除高考製度
－－作者：王宗仁
〖2009-9我整理了一份《1966-6我經曆的停課鬧革命》，那是在網絡上搜尋了當年的人民日報等社論、把來自腦海深處的回憶連貫起來而形成的。限於搜尋所見，仍然覺得有不少碎片散落在外，近來在一些網絡論壇上陸續看到一些高手收集的史料，遂整理成“續篇”。〗
從1966-6-1開始，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後來才慢慢成為兩報一刊）交替上陣，密集轟炸，幾乎天天都有社論或評論，為文革的全麵展開大造輿論，並且成為普通老百姓了解高層精神的最重要渠道。
1966-6-4，報紙、廣播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
1966-6-16，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發布了“南京大學革命學生、職工和教師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匡亞明這件大快人心的事”。
接連不斷的大學文革風暴，使得我們這些涉世不深的初中學生不知所措。就在此時，一件與我們也不無關係的“大事”發生了。
1966-6-18，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消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 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
其內容是：
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有不少大專學校和中學，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根深蒂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十分尖銳激烈。在大專學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將對今後學校教育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解放以來雖然不斷地有所改進，但是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這樣也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來研究和製定新的招生辦法。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考慮到上述情況，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方麵，使高等學校和高中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麵使實行新的招生辦法有充分的時間作好一切準備。
為了不影響高級中學接收新生和新學年開學，高中的應屆畢業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運動尚未結束的，可以由學校妥善安排時間和住地，繼續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運動已結束，而高等學校尚未招生時，可以由學校組織他們下鄉下廠參加生產勞動。
全國百姓從報紙廣播裏知道的是，中央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當天，人民日報還配發了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其中還特別提到－－
今天，本報發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學生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兩封信，以及沒有發表的大量群眾來信，提出了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的強烈要求。這兩封信，充滿著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洋溢著高度的革命豪情，表現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青年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的精神。這兩封信，反映了廣大革命師生的心願，代表了廣大革命群眾的呼聲。
這是當年的習慣做法，凡重大決定大多來自革命群眾，因為都有“反映××心願、代表××呼聲”的來信稿件之類作為言之鑿鑿的有力證據。
如今在網絡上查找當年的人民日報等兩報一刊社論已經不難，要尋找當年革命群眾來信乃至尋覓當年新華社後繼報道的原文內容也有可能。如果僅僅拜讀那兩份高中生來信這樣的“曆史文獻”，的確會覺得這兩個學校的高中學生真是先知先覺、衝鋒在前啊！
然而，在我重新見到那兩封“來信”全文之前，在網上搜索有關信息時就發現，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一如近些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內幕被曝光一樣，這兩封“革命學生來信”也不例外！
首先，曾經在那個時代叱吒一時的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其實都不是等閑之輩。
有一種說法－－北京四中因為是男校，就又名“男四中”，是當時北京十所重點中學中男校的第一。女一中也是十所重點中學之一，但不是第一。－－是否確實如此，一時無法考證。留作備考罷。
但是北京四中就非同小可。在網上有關該校的搜索結果汗牛充棟，與1966-6廢除高考的“學生來信”的內幕可謂俯拾皆是。選擇其中最近上網的一例罷。
http://book.ifeng.com/special/49nianhoudaxue/201002/0202_9420_1534723.shtml－－
1966年文革當時為什麽取消高考？【全文】
2010年02月02日 21:42 人民網
革命也要講水平，四中作為北京市的頂級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處”。在從內部得知中央高層的意向後，四中的青年人們頗具創造性地完成了一項壯舉——廢除高考，誰也不曾料想在中國延續了千年的考試製度竟會在一群年輕人的躁動下土崩瓦解。
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站起來砸爛了他們曾經為之寒窗苦讀的高考製度，這怎能不令人深思？
1966年6月，當時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讀的幾個高幹子弟從他們的父輩那裏打探來了中央有意廢除高考的消息，與生俱來的政治敏感使他們決定搶先立下這一革命新功。於是一篇洋洋灑灑的“革命宏文”炮製出爐，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此時，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現161中學）有如與男四中相呼應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於是，男女兩所高幹子弟雲集的中學聯手將高考製度推向了終點。被公認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學生王倩倩與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學被選派來到北京電視台宣讀了信與倡議書的全文，在一個電視有如熊貓般珍惜的年代裏，四中的學生想盡辦法觀都看了這次直播，與之說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製度廢除的喜悅，倒不如說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這個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學生劉源，把一封輕飄飄的信件，悄悄擱在了時任國家主席的父親劉少奇的案頭。把信交給劉源的時候，高三（五）班的兩位同學很鄭重地告訴劉源，說是要造反，要造資產階級教育製度的反，說當時的教育考試製度讓白專的留下來了，把鬧革命的、工農兵都擋在學校外麵了。劉家有規矩，不允許捎信。劉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給父親，隻擱在桌上。而這封信就刊載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信的結尾，是‘現在北京四中全體革命師生向全市革命的同誌倡議：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和這封信同時刊載的，還有來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擊高考製度的信件，和《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信中，熱血沸騰的紅小將們這樣寫到：‘現行的升學製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製度。現行的升學製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製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製度助長了這種思想。（二）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製度。”（1）
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出，新中國在1952年建立起來的統一高考製度由此而廢。
而11年後，同樣還是劉源，寫信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要求恢複高考。
曆史像是跟劉源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讓他用兩封信兩次影響了中國的考試史。
是的，曆史就是這麽讓人摸不清頭腦，因為這次“偉大”的考試改革其實隻是四中1966年紅色樂章由緩轉急的一首變奏曲，而真正的高潮還在編排著它的音符。
（1）劉源《鄧小平批準我參加高考》
其實，這篇文章及其引用的劉源文章寫得還不完全準確，當年的“兩封信”並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先、有後，有“首倡”、有“附議”的區別。
最近看到2009年網絡上就披露－－
http://zhongkao.eduu.com/e/20090519/4b8bca4882c90.shtml
北京四中：皇城根裏“第—牛中學”【摘錄】
2009-05-19 09:12:03 來源：e度教育社區
時光荏苒，文革爆發前夕的1966年4、5月間，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學，在團支部書記、中共(預備)黨員孔丹帶領下，卻做了一件“錯事”：聯名給毛主席寫了信，情緒激昂地要求廢除“封建高考製度的桎梏”。
四中的許多校友都知道，孔丹之父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前身)部長，其母許明，文革前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
有消息說，孔丹帶動全班寫信，就是因為北京女一中的同學，已經先一步寫了主張廢除高考的《致毛主席的信》，於是，組織上要求四中的同學“把認識寫得更深刻些”，“也應該寫給毛主席”。
後來，《人民日報》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兩封《致毛主席的信》全部發表，兩信發布之後，1966年夏天的高考，即被“廢止”，且一“廢”就是十一年。作為四中高三優秀學生的孔丹，也因此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
1977年恢複高考後，在陝北插隊多年的孔丹，並未參加全國高考，而是在1978年，直接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考試，憑借在四中打下的紮實基本功和不斷自修，跨越本科，一舉考入中國社科院，師從吳敬璉。今日孔丹，已成為繼榮毅仁、王軍之後，中信集團的第三位董事長。
而2007年的網絡上則披露“學生來信”不是無緣無故的－－
http://www.cycnet.com/cms/2006/2006news/07jypd/gkssn/200712/t20071228_629185.htm
在高考風雲中沉浮的學子細述當年【摘錄】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全體同學寫給毛主席的信，強烈要求廢除高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就這樣在教育戰線打響。1976年，“四人幫”倒台，鄧小平複出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正是恢複高考。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曆史的巧合。
41年彈指一揮間，當年攪動曆史風雲的紅衛兵怎樣了？本報記者尋訪到他們中的一員－－當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學生周孝正。即將進入花甲之年的周孝正，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央視特約評論員。回首往事，他無限感慨－－
全班寫信倡議廢除高考
記者（以下簡稱“記”）：如果不介意的話，談談你們班在1966年寫的廢除高考那封信吧。
周孝正（以下簡稱“周”）：可以。我們班47個同學，當時以全班同學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信，倡議廢除高考。當時社會上很少電視呢，我們四中有一台黑白的，我記得我們班的王倩倩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一個女同學，他們兩人在中央電視台宣講廢除高考倡議書，後來就登在《人民日報》上了。
記：你們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廢除高考，難道你們不想上大學？北京四中可是有名的高中，我查了一下，陳景潤、薄熙來、李敖、王蒙、叢維熙、北島、陳凱歌……包括中信董事長孔丹，很多名人都是你們的校友。
周：孔丹就是我們班的，當時他是團支部書記，就是他領頭寫了廢除高考的信。包括他，凡是上北京四中的，毫無疑問都想上北大、清華。我們高三（五）班是理科班，大家自然想考工程物理、工程化學這些專業，想去造原子彈。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打倒走資派”的氛圍之下，我們提出廢除高考倡議後，當年大學暫停招生，而且一停就是6年。那時，反正沒有書讀了，我們就跑去串聯了。
記：聽說你們這兩間學校有很多高幹子弟，來自上麵的信息很靈通？
周：是的，林彪的孩子林立果，劉少奇的孩子都是我們學校的。孔丹是孔原的孩子，孔原當時是中央調查部部長，1925年入黨的老革命，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實際上我們班有的高幹子弟知道“上麵”有這個意思，他們就來一個倡議，況且“上麵”也要利用我們學生。
記：是有人授意？
周：不是，學生就是知道一點信息，就自己去做了。那是一種“左”的氛圍，你四中不提，別的中學也會提，是這麽回事。
再進一步搜尋，還可以看到，早在2002年就有更詳盡的披露－－
http://www.edubridge.com/stories/feichugaokao.htm
域外懷舊錄 廢除高考製度的舊事重提 ·維一·【摘錄】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化革命行將掀起高潮的時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讀書，初中還沒有畢業。……
六月十八號，《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廢除高考製度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議。在這些緊鑼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終於作出響應民心的決定：廢除高考製度，這倒是一貫上下呼應的手段。因此舉而獲得政治資本的造反之輩，早已熟知政治運作，風光十足自不必說，……
其後，亦如當年所有的政治活動一樣，人如海，歌如潮，將個天安門廣場擠得水泄不通。我當年所在中學的高三五班造反派雖然不是廢除考試製度的“首倡”者，但總也屬“附議”者，所以麵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與有榮焉。
不過，就在這種“皆大歡喜”的氣氛之中，當初有件小事讓我又多少見識了此類政治運作的手法，值得一提。
就在政府正式宣布廢除高考製度的前幾日，盡管風聲日緊，大勢已是漸趨明朗，但畢竟尚無結論。這天我正好糊裏糊塗逃了課，扯謊說去寫批判三家村的大字報，便隨了幾個同學到外麵去踢球。在門口傳達室等人時，正好有個高三五班的政治活躍份子在打電話，我在一邊不免佇足好奇凝聽。他正與對方說到，如今高考製度是願意也要廢除，不願意其實也要廢除，他們已經得到內部消息，現在上麵已經有了正式決定，其實三兩天之間就要發表，隻是現在需要自下而上的首倡一下，上麵的文章政府自然去作。大勢既已如此，我們何不搶先，正可撈些資本。聽來對方覺得茲事體大，有所顧慮，他便把底牌和盤托出，鼓勵說，四中幹部子弟太多，容易給人以口實，所以由你們“首倡”，我們再來“附議”，頭功你們盡管拿去。聽到這裏，盡管我也正在翹盼廢除考試製度，但沒有想到的是，關係千萬人一代前途命運的舉措竟然可以是如此決定的兒戲。但我又想到，這樣的政治手段竟讓一個毛頭小子在中學傳達室裏的電話上運作，又不能不說是百密一疏，千慮一失。
果然不出所料，其後《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廢除高考製度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議，印證了我的消息。
時過多少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從旁得知，女一中的這個高三四還真是個工農子弟占多數的班級。於是教我不得不佩服當初我們學校的革命小將政治意識與手段竟如此老道與嫻熟。
再回過頭去看看1966-6新華社的後續報道，可以看到以上有關“首倡”與“附議”的說法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胡謅。
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7558447/d31679970.htm
北京市女一中和四中革命師生熱烈歡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改革高考辦法的決定【摘錄】
1966年06月20日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十八日電 倡議廢除舊的升學考試製度的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和最早響應這個倡議的北京市第四中學的革命學生們，懷著特別激動的心情，歡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決定。他們決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做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闖將，徹底鬧革命。……
那年我們這些才十四五歲的初中生，不能不關心高考招生的改革。因為自己麵前也有中考關，以後也會遇到高考關。看到報紙、聽到廣播後，隻知道“要有一定的時間來研究和製定新的招生辦法”。
實際上，公開宣布與“內部掌握”的，從來就是“內外有別”的！如今從一些公開了的內部文件中知道，早在1966-6-13，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改革高級中學招生辦法的請示報告》中，就明白無誤地說，“廢除現行現行高級中學招生考試辦法，實行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招生”，“推薦與選拔必須突出政治，貫徹黨的階級路線”。
時隔數十年，陸陸續續暴露的內幕居然是這樣的不可思議，那場“廢除”居然還有如此曾經秘而不宣的的內幕。梳理這些逐步曝光的曆史，隻能讓我們這些過來人中的平民百姓感到，當年能夠從報紙廣播得到的唯一的“來自中央的聲音”是極其不對稱的信息。
當然，直到現在，在某些人心目中以上皆非“官方材料”而不足以信。其實，恰恰相反，曆史從來不是由“官方材料”就可以一錘定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