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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恢複高考追憶中的分歧與辨證》是《教育與考試》2019年第5期以學術論文形式發出的。文章依據文獻檔案資料，對參與恢複高考親曆者的相關誤記誤憶作了辨證。為使文章通俗一些，“新三屆”刊發時，作者對表述方式上有所調整，但文章實質內容沒有變化。本文同時收錄在作者即將出版的《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複高考紀實》一書中。
1977年8月4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果斷決策，恢複已中斷10多年的高考製度
人生有限，最深的思念終歸一抔塵土；歲月無垠，思辨的結晶將走入曆史深處。筆者是1977年恢複高考的受益者，寫過與那段歲月相關的一些文字。眾所周知，撰文謀篇要看當時的文獻資料，要看專家的研究成果，更要看親曆者深情款款，流光溢彩的回憶。看後，就有了比對和想法，覺得這些書文大背景基本正確，但有不少矛盾之處，特別是恢複高考推進過程中一些重要細節與事實嚴重不符。
朝野都公認，1977年高考恢複深具曆史影響，比較重要的場景當然需要真實，對一時無法判斷和決斷的事件也要提出，以便後人進一步探討辨析。高考研究專家，原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曾說：對這次高考我們既要回顧和敘說，更應該注重恢複高考的全景掃描和曆史複原，時代轉折的曆史應接近本真。有鑒於此，我形成了這篇文字，分“剛性”和“柔性”兩個部分，以作引玉之磚。
鄧小平主持的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技教育座談會”，是恢複高考一次轉折性會議。眾多專家暢所欲言，痛陳時弊，而鄧小平成竹在胸，又從善如流，讓教育部收回已報國務院的1977年招生工作意見，自己也改變了原本準備一年後恢複高考的打算。這一必然中發生的偶然，使恢複高考提前一年舉行。這次會議地位之重要無庸置疑。意想不到的是，關於這次會議的不少重要細節卻有諸多分歧和誤記。現將其主要節點羅列辨析如下。
一、與會33名科教專家有些姓名張冠李戴，出現了未參會者變成參會者，未參會者在會場上有發言，參會者被遺漏等情況。
劉道玉的誤記：劉道玉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教育界前輩，特別是執掌武漢大學時的改革有口皆碑，令人欽敬。高考恢複的1977年5月，劉先生應召從武漢大學副書記任上調到教育部任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直接參與組織當年八月那次載入史冊的“科教工作座談會”，有許多與會者是劉先生提名。他在其名著《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1】列出了與會的13人姓名（其他與會者未列出），書中說：“參加會議的科學院係統的科學家有錢三強、張文裕、王大衍、柳大綱、林蘭英、彭恒（桓）武、鄒承魯等；教育係統有周培源、張光鬥、楊石先、蘇步青、唐敖慶、史紹熙等。”經查證資料，劉先生所列13人名單，有5個人既未邀請，也未到會。有1人與會但僅最後一天參加，也未發一言，隻聽取會議精神而已。這五人是：錢三強、柳大綱、林蘭英、彭恒（桓）武、張光鬥。最後一天參會未發言的是周培源。
溫元凱的誤記：溫元凱先生是最年輕的與會者，那年他隻有31歲。他發表的諸多文字，也有不少誤記誤憶。他說：“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中國科學院著名物理專家、核彈之父錢三強……參會代表多為六七十歲的老專家，年齡最大的是82歲的楊石先。”【2】短短文字兩處有誤：一是錢三強沒有參加會議，二是與會者年齡最大非楊石先，而是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金善寶，金比楊大二歲。溫元凱在2018年5月16日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時又說：“出席會議有……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周光召教授。”事實上，周光召既沒有參加這個會，其時也非中科院副院長。
查全性的誤記：查先生將隨同鄧小平開會的於光遠，混入33人與會者名單。於光遠此時的身份是原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人員，是跟隨鄧小平來聽取與會專家意見的工作人員之一。
1970年代的查全性
那麽，憑什麽說劉、溫、查三位先生記述有誤呢？首先，拿出否定的依據必須是可靠的原始記錄；其二，要有文獻性質的權威著述；第三，與其他親曆者的回憶文字相較核對。試述如下：
其一，《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講話談話指示集》中有《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一文，該書第51頁列出參會者名單如下【3】：
“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分別在科學院係統和高等院校找人，確定了一個33人的與會者名單。他們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吳文俊，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馬大猷、助理研究員郝柏林，化學研究所研究員錢人元，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鄒承魯，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文裕，發育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童第周，地質研究所研究員張文佑，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葉篤正，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黃秉維，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王守武，計算技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慶獅、許孔時，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汪猷，上海矽酸鹽研究所研究員嚴東生，長春光機研究所研究員王大珩，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金善寶，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黃家駟，北京大學教授周培源、沈克琦，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副教授潘際鑾，複旦大學教授蘇步青，上海交大教師吳健中，南開大學教授楊石先，天津大學教授史紹熙，吉林大學教授唐敖慶，南京大學教師苗永寬，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西安交大動力二係主任程遒晉，華北農大教授沈其益，中山醫學院講師宗永生，中國科技大學助教溫元凱。其中年齡最大的是82歲的小麥育種專家金善寶，最小的是31歲的化學鍵理論研究者溫元凱。”
其二，時任北京大學物理係副主任沈克琦副教授是應邀的33人與會者之一，他對會議作了全程記錄，更重要的是還保留著會議參加時所發的33人名單。陳芳所著《拜訪京華名家》【4】上公布了沈克琦先生提供的這份原始資料：
1977年8月科教會議報到名單（局部）
座談會名單標題隻是《名單》二字，前4頁都是所請專家名字，上麵內容為“姓名”“年齡”“政治麵貌”“職務”“專業”“單位”幾項。第5頁則為出席會議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名單，隻有兩項內容：“姓名”“單位”，如“方毅 科學院”“劉西堯 教育部”“胡喬木 政治研究室”。名單上專家部分第一人是吳文俊，最後一人溫元凱（那年31歲）是最年輕的一位，名單上打成34歲，座談會上做了更改。33人裏中共黨員有26人，無黨派人士8人，隻有民盟馬大猷先生一位黨派成員。
②教育部領導 劉西堯 雍文濤 李琦 李琦濤 劉道玉
唐敖慶（62）吉林大學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化學係教授
沈克琦還提供了一個細節，會議剛開始發的資料上專家名單是30人。黃家駟、張文裕、童第周是後來加上去的。而邀請童第周出席有一個插曲，4日開會當天，鄧小平開場白講話時環顧四周問：“童老有沒有來？”並接著說：“文革中童老掃地，他掃地都是科學態度，真認真。讓他掃地真是糟蹋聖人。”會議組織者馬上在第二天就請童第周先生參加會議。
其三，當時會務組所編發的“會議簡報”直接可證。這幾期簡報雖然隱去了發言者姓名，但注明了發言者單位，也不難分辨出這六人沒有參會。
其四，一直在教育部工作的考試中心主任楊學為匯編了那次高考的相關文字資料，也從沒有提及劉、溫、查所開列這六位名家參與此會。劉海峰關於恢複高考的書文較多，但對劉、溫所列參會人員，沒有表示意見。
不過提供名單的這二份原始資料也有微瑕，即沈其益的單位是北京農業大學，而不是華北農大；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是原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人員；沈克琦所述，陳芳著錄的書，把中科院地質所研究員張文佑誤寫成“張文裕”，似筆誤所致。
劉道玉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第130—131頁說：“1977年8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召開了科教座談會……會議已舉行了三天了，（查全性）在4日晚上找到我。”【5】
拉家渡主編，廣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八二屆畢業生》說：“1977年8月，鄧小平主持一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一共開了三天。”【6】
溫元凱說，劉道玉告訴他要開四天會【7】，其後有不少文章資料蹈襲這個日期。
其實，糾正誤記開會日子並不難，如查核《鄧小平年譜》《鄧小平文選》,教育部《高考文獻》《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等書籍就可，這些文獻都認定這個“科教座談會”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會期共5天。
“8月6至8日，（教育部）召開黨組會議，研究如何貫徹科教座談會精神。”這一日期劉也誤記了，因為8月6日至8日，正是座談會議達到高潮的這幾天時間，會議並沒結束。所以教育部不可能在此日期研究貫徹這次座談會精神。
三、大多回憶文章都說在五天會期中，鄧小平到會四天半，隻有半天鄧因外事活動沒有參加，而實際上鄧小平到會是四天。
查《鄧小平年譜》（1975—1997）172-173頁記載：“8月4日上午，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下午，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接見出席”其他六個會議的代表。第178頁載：“8月7日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下午，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駐中國大使全明洙。”從《年譜》表述中可以看出，鄧參加的這兩個重要活動內容有些多，不大可能參加某一活動結束後，又趕去參加“科教座談會”。所以應認定五天科教座談會議，鄧小平到會四天。
四、開會的地點應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說四川廳、江西廳、江蘇廳還是北京飯店都誤記誤載。
北京飯店說：“1977年，紀念恢複高考20周年的時候教育部牽頭組織了名叫《千秋偉業》的紀錄片，我（周孝正）也應邀參加了拍攝。我和當年參加過1977年8月科教座談會的老同誌一起回到北京飯店召開會議的那個房間……”（《鄧小平與恢複高考》下，見《北京日報》2004年8月11日）。
當年的北京飯店
沈克琦說：“8月4日上午到人民大會堂台灣廳開會”【8】
溫元凱說：劉道玉在機場接機時告訴他，“會議明天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召開，開4天。”【9】
劉道玉說：“會議於8月2日至5日在四川廳舉行。”【10】
查全性說：“1977年8月4日，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召開。”【11】
劉海峰說：1977年8月4—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西廳，鄧小平召集開會。【12】
還有江蘇廳說：查全性教授在另一處又說：“8月2日，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還是台灣廳不記得了）開幕”【13】
會議到底在人民大會堂哪個廳舉行？《求是理論網》2017年8月29日轉載了《恢複高考的史實複原》一文，但沒有署作者名。溯源此文，實是劉海峰教授發表在2017年8月29日《中國科學報》上《恢複高考的史實複原》一文。劉教授在文末有一段話：
對會場有各種說法，“有說是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開的，有說在江西廳的，有說在四川廳的，還有說在北京飯店召開的……”2017年6月7日，新華社的重點欄目《國家相冊》記者找筆者去錄製采訪恢複高考40年的回憶，順便問及當年開會地點到底是在哪個廳，因為他們要到現場去複原拍攝。筆者說各種說法都是當年參與座談會的專家或組織者的回憶，自己也不能確定，或許四川廳比較有可能，因為回憶者說鄧小平跟四川比較有感情。結果攝製組去人民大會堂四川廳看過後，發現跟那張珍貴的照片場景不符，到台灣廳後打開一看，果真與當年照片的場景一樣，於是才最後確定開會地點是在台灣廳。而台灣廳的名稱不僅與鄧小平沒有什麽特別的關聯，與恢複高考也沒有什麽關係。但現場認定後確實是台灣廳，可見曆史事實需要科學複原。
如此，開會地點應是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其他說法可以排除。
五、把沒有參加會議的人員，也說在會上發言了，此誤主要是劉道玉和溫元凱等引發，繼而踵之不斷。
劉道玉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第132頁尾行說：“清華大學張光鬥先生談到‘劉冰事件’時說……”溫元凱說：“清華大學校長何東昌……核彈之父錢三強等說”。【14】
上麵已經反複證明清華大學張光鬥、核彈之父錢三強都沒參加這次會議，二人自然不可能在會上發表講話。另外，何東昌其時的職務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不是清華大學校長，諸如這類細節之誤就不再展開。
劉道玉著《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六、周培源僅在8月8日到會聽取鄧小平的報告，沒有發言。
劉道玉《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第132頁說：“北京大學周培源先生顯得格外激動。他說：北京大學是WG發源地……”與會的北京大學物理係副教授沈克琦（沈對這次會議有54個頁麵的全程記錄）說：“開會時拿到與會者名單，看到上麵有周培源先生的名字，但當時周老正在黃山參加一個基本粒子的學術會議。當天會議結束後，晚上我就趕回北大，向校領導匯報了第一天會議的主要內容，領導要我立即和黃山會議會務組聯係，會務組說周老已經上山了（會議在山下賓館開），並答應立即設法通知周老。那時電訊、交通都不方便，黃山市還不通飛機，必須到杭州或南京才能有航班回北京。8月7日周老終於趕回北京，參加了8月8日的閉幕會議，聽到了小平同誌的總結講話，遺憾的是他未能有機會發言。”【15】
七、武漢大學查全性副教授重磅發言的時間是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何東昌發言是6日上午。
對於查教授語驚四座的發言時間，劉道玉這樣回憶：“8月2日，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4日晚上，武漢大學查全性找到我說……”而到了“5日上午，武漢大學這位代表首先發言。”【16】
還有許多資料說8月6日上午查全性講了這番慷慨激昂的話。
查核1977年8月7日中國科學院、教育部所編《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第8期和第9期，分別這樣記載：“8月6日上午……清華大學XXX（何東昌）同誌說……”“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XXX（查全性）同誌在發言中……”【17】與會者沈克琦的記錄也作了印證：“8月6日上午，上海交大的吳健中發言時也提到……當天下午武漢大學的查全性先生就招生問題作了係統性發言。”【18】
座談會上首先發言是誰？繼之者又是誰？有的說是楊石先，有的說是蘇步青，有的說是周培源等等，這裏不一一考辯了。還有隨同開會的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的國務院政研室早在1977年3月已經撤銷，所以要加上“原”字了。
針對上述所列的幾種不同說法，根據檔案文獻和親曆者的回憶一一核對，竊以為可以統一如下：
1、會議出席者33人名單中，劉道玉和溫元凱等書籍提到的錢三強、柳大綱、林蘭英、彭恒（桓）武、張光鬥、周光召等6個重磅人物沒有參加這個會議。西安交大出席人員為程遒晉，而非陳道俊。方毅其時的職務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而非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和與會者北京大學沈克琦的原始記錄是正確的（有點微瑕前已指出）。
2、本次科教座談會開會日期是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共計5天。說其他開會日期為誤記。
3、在5天開會時間裏，鄧小平親自出席會議4天，說出席4天半不確。8月4日下午，鄧小平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參加國內重要活動，8月7日下午鄧小平會見朝鮮駐華大使，這兩個半天鄧小平沒有參會。
4、開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四川廳、江西廳、江蘇廳和北京飯店之說有誤。
5、張光鬥和錢三強沒有出席這個會議，自然不可能在會上發言，說他們發言可能是“張冠李戴”。
6、周培源會議前期因已外出安徽黃山開會，待學校通知他回北京，他隻趕上8月8日最後一天會，僅聽取鄧小平的報告，周培源也沒有發言。
7、查全性的重磅發言是8月6日下午，說查在其他時間發那番言論不正確。
一、查全性副教授的重磅發言是自己的心聲，還是劉道玉司長策動？
1977年8月6日上午，清華大學何東昌教授首先就清華工農兵學員水平低下發言，引起鄧小平共鳴：那幹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好了，還叫什麽大學！到了下午，武漢大學查全性副教授幾乎暢開心扉，痛陳時弊。所講主要內容在中科院、教育部所編1977年8月7日第9期《會議簡報》上有反映。
何東昌
對於查全性會上的這番發言，劉道玉《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第133—134頁有如下記述：
“會議已進行三天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一位代表一直沒有發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三天了，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但是我本打算講的，別人都已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麽為好？’我作為會議的工作人員，對會議的進程很關心，通過簡報把會議的內容陸續地報送到中央政治局。出於我的職責，連日以來，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針，如果不推倒這個方針，大學招生質量就得不到保證，也不能在廣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讀書風尚。於是，我向這位代表建議說：‘代表們的確講了很多意見，但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講，那就是由遲群一夥在北京兩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針。會前，我在天津、順義縣作過調查，廣大群眾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開後門的方針，強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針，恢複統一高考，而且廣大工農子弟說，他們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講這個問題，明確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針。’聽後，他說：‘好，這個題目好，我明天就講這個。’”
而對於劉道玉先生這番詳細描述，查全性先生認為與事實不符。查先生申述如下：“發言之前，我沒有和任何人商量講什麽，也沒有任何人建議我怎麽講。我估計，雖然個人有點風險，但風險也不大。其實，我知道大家心裏對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樣的。我講的這些內容其實也並沒有什麽新奇，大家都是這麽想。果然，我的建議得到了幾乎是所有人的讚成。”【19】
對於沒有人建議他如何如何講的這一點，查全性非常堅持。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該報記者傅振國的《查全性與恢複高考》一文中說：“電視劇《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7集有查全性麵向鄧小平，慷慨陳詞提出具體建議的鏡頭。但是，有關查全性在發言前找到南開大學楊校長了解生源情況，則是虛構的。查全性說，他發言前沒有找人征求意見，也沒人單獨指示他怎麽發言。當然，這是電視劇，基本事實準確就行，細節可以虛構。”
劉道玉自然看到查教授的回應，所以在2017年第3期《教育考試》上發表了《芻議恢複統一高考的得失與對策》。在文中，劉道玉先生對原先的有些錯誤回憶有所糾正。但對策動查全性發言之事反而強化了。劉說：那次會議“3天時間很快過去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一直沒有發言，5日晚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三天，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我本想講的，別人都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麽好？’我說：‘你來得正好，我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作為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突破口。’於是，我向這位代表建議，希望他明天發言就講這個問題。他說：‘是呀，大家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我明天就提出恢複全國統一高考問題。’他當晚作了認真準備，8月6日上午他就這個問題慷慨陳詞，得到了汪猷、吳文俊、王大珩等代表的支持，最後鄧小平充分肯定了他的發言。”
劉、查兩人的說法顯然有所不同，分歧點也明顯，好在向鄧小平陳述的內容上，二人的回憶基本一致，隻不過“直達天聽”這番話的源頭，局外人就難以判斷內涵所蘊。
但邀請查全性參加會議是劉道玉先生提名。劉講了內情：“我當時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和同事商量後決定從高校挑選代表……武漢大學代表査全性，當時還是副教授，按規定沒資格參加會議，但我是武大出來的，有點偏心，就讓他去了。”【20】
二、 關於教育部長劉西堯對“今年恢複高考是否來得及”的表態問題。
劉道玉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第134頁記述：鄧小平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複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劉西堯說：‘今年恢複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就這樣，一個阻礙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攔路虎被鏟除了。這次座談是在這場壓軸戲的高潮中勝利結束的，與會代表個個心情舒暢，決心以實際行動參加到撥亂反正的偉大實踐中去。”
劉西堯
沈克琦回憶也有這層意思，但未指名道姓：“在查先生發言過程中，小平同誌插話，問劉西堯同誌：‘現在的招生進行到什麽程度了？’劉回答說，不久前在太原召開的招生會議上決定，按過去的辦法辦。報告已報到國務院，還沒有批。小平同誌又問，‘是否還來得及改？’大家七嘴八舌地說，既然還沒有批，就來得及改。劉說，如果要改，今年就不能如期招生了。”【21】
溫元凱也持同樣觀點：“鄧小平接著又轉身問教育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複行不行。劉西堯當時比較保守，說我們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中央文件已經下發各省市。”【22】
王誌綱是蘭州大學77級學生，畢業後在新華社當記者，2018年他撰寫了較有影響的《鄧公的遺產》一文，文中透露一細節，也可印證此事：“溫元凱和我聊天時曾講過，在1977年8月的高等教育研討會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他，關於高考製度改革提了四句話：‘自願報名，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他當時還不敢把話說得太滿，不敢說恢複高考，擇優錄取，他覺得自己說的已經夠過頭了，他當時一邊說，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一邊皺眉頭……”顯然，劉西堯對恢複高考，至少對1977年恢複高考態度並不積極。
劉西堯說：“鄧小平連續親自召開教育問題的座談會。在1977年8月的一次座談會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陳詞恢複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見，但招考通知已由國務院發出，開學日期臨近，有個當年是否來得及的問題。所以小平說，今年來不及了，明年恢複吧。我說，若推遲開學還是可以的。小平斷然說，那就立即恢複。”【23】
龍平平、張曙說：“專家們的一致意見使鄧小平受到很大震動。他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複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招生，還來得及。”【24】
查全性這樣回憶：“今年就恢複高考，還來得及嗎？”鄧小平側身轉頭，問教育部長劉西堯。查全性趕忙插話：“來得及！來得及！寧可推遲兩個月高考，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格，浪費損失可就大了！”“來得及！”劉西堯的回答，進一步增強了鄧小平的信心。【25】
教育部負責招生工作的楊學為與樊克寧對話中談到此事時，引用了劉西堯的回憶。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劉西堯，他的回憶錄記錄了同鄧小平的一段對話。鄧小平問劉西堯當年恢複高考“來不來得及”，劉說：“如果推遲開學就來得及”。鄧小平問：“報告送出去沒有？”劉說：“剛送出去”。鄧小平說：“趕緊追回來，就下決心今年開始改。”當時已經是8月8日了。【26】
劉西堯著《攀峰與穿霧》回憶錄
溫元凱先生“自願報名，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的十六字招生建言，提綱挈領，是對文革推薦招考的否定。查看溫先生所撰的幾篇回憶和接受采訪的文章，對“十六字”建言在哪天提出，溫先生自己也有不同說法。在接受馬國川訪談時溫元凱是這樣說的：“就在八月四日下午，在鄧小平詢問大家有沒有補充意見時，我利用這個插話的機會表達了‘恢複高考’的想法。我說，高考應該恢複。現在工農兵推薦上大學導致學生質量參差不齊，他們盡管學習願望很好，但基礎太差，導致人才出現斷層、荒蕪的現象。我提出‘恢複高考’的十六字方針，即‘自願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聽完我的發言，鄧小平當即表態：‘溫元凱，至少采納你四分之三。’當時不少代表沒弄明白‘四分之三’的含義，鄧小平補充說，第二句‘領導批準’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經過領導批準。”【27】
無疑，8月4日是誤記，因為那天會議剛剛開始，在4日和5日二天，與會者還比較拘謹，還未暢開心扉。會議的高潮是8月6日上午何東昌的憂慮發言，下午查全性的重磅炸彈，所以溫元凱在8月4日提出“十六字建言”，這一時間節點基本可以排除。其後，溫先生在“中國網財經”2018年7月17日所發《我向鄧小平提出了恢複高考十六字方針》是這樣寫的：
可能是到了第二天還是第三天，談到了高校招生，工農兵學員部分素質太差，我就舉手插話。我說小平同誌，當前大學最重要的事情是恢複高考，恢複秩序，我提十六個字恢複高考：“誌願報名、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聽完我發言立即對我說：“溫元凱，至少采納你四分之三，第二句話領導批準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準。”說實在我也是剛從文革走過來，也不敢不講領導批準啊。鄧小平接著又轉身問教育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複行不行。劉西堯當時比較保守，說我們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中央文件已經下發各省市，鄧小平馬上說，發下去可以收回，我們哪怕推遲幾個月，今年就恢複高考，否則我們又要耽誤一代人。鄧小平講完這句話，我記得當時我們所有的參會代表，連人民大會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激動得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鼓掌了整整五分鍾，我們這些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中國一個改革的新時代已經到來！【28】
從這段文字中反映，溫元凱的建言好像在鄧小平拍板恢複高考以前提出的。而查親曆者們的回憶，對這“十六字”涉及較少，再查當時會議所發簡報也未提及。但龍平平張曙《鄧小平與恢複高考》中提到溫的“十六字”，沈克琦接受陳芳采訪時也提到了溫元凱的“十六字”，這段采訪文字如此表述：
鄧小平拍板恢複高考後說：今年還有機會，要堅決改。要給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個機會，這涉及到幾百萬人。但要有些措施，不能（使社會）發生波動，重要的是要招到能學的人。特別是全國重點學校統一招生，每人可填3個誌願。把你（指溫元凱插話中說的16個字自願報名、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改一改，第二句話有問題，“單位同意”這句話要去掉。脾氣壞一點，得罪了領導，他就不同意。要下決心，完全符合不可能，要盡可能好一些。
“連人民大會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激動得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鼓掌了整整五分鍾。”說服務員也參與會議內容，鼓掌五分鍾，這是不是有點藝術誇張？這個細節真實與否難以核實。重要的是朱悅華所寫《恢複高考39年前，那不能忘卻的回憶》一文發表時，編者在文末加了一個澄清性注釋，對溫元凱所提出十六字建言的時間有異議：“據中國科學院檔案中的科教座談會原始記錄顯示，溫元凱十六字高考建議，是在鄧小平拍板後提出的。”【29】
從鄧小平8月6日的講話中涉及“十六字”可以改一改這句話分析，溫元凱的建言當是在8月6日下午查全性發言以後提出。
1977年8月18日鄧小平在教育部《關於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手跡
查全性說不知道：“1977年7月底的一天，也記不住哪一位領導通知他，說教育部來了通知，點名要他到北京開會。既沒有說開會內容，也沒有說會期有多長。”【30】
沈克琦也說不知道：“8月初接到會議通知後，我不知道要開什麽會，隻知道去北京飯店報到。8月4日上午到人民大會堂台灣廳開會時才知道，是小平同誌召開的會議。”【31】
溫元凱說知道開會內容：1977年8月2日我接到北京電話開會（溫在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文中說是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報赴會），8月3日我乘機到北京。高等教育司司長劉道玉來接我時說：“溫元凱，你可是我們剛複出的鄧小平副主席的客人。明天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鄧副主席要和你們三十多個代表開四天會，討論我國科技教育發展，你要好好發言。”【32】
五、1977年高考試卷是否動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大多數回憶都說到當時高考試卷印刷紙張不夠用，最後動用了印刷《毛選》紙張。有篇文章如此說：“由於執行了幾十年計劃經濟，資源嚴重匱乏，如何解決如許考生的試卷紙張，竟然成了一個叫人頭疼的大問題。問題最終反映到鄧小平那裏，他當機立斷，決定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計劃擱置，調配相關紙張，先印考試試卷。”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專門為此寫了文章，並溯源這種說法的由來，和《毛選》五卷印成的時間。劉教授的結論是，未動用印刷《毛選》五卷的紙張，隻有個別省份在征得中央同意後，動用了印刷《毛選》第五卷剩餘的紙張【33】。劉教授這一考證應當是科學可信的。
國務院[1977]112號文件 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楊學為編《高考文獻》下第52頁講到，1977年國家計劃：“今年招生，2000萬人報考，錄取20萬人，錄取率是1%”。劉海峰說：結果這一年全國最後實際考生為570萬人。後來經鄧小平提議，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後錄取272971人，按考生比例錄取率為4.8%【34】。
官方的大多說法是報考為570萬人，錄取為27萬，錄取率4.8%。鑒於那一年招生報名達2000多萬人，所以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對凡報考大學的，由各地市先采取一次文化水平測試，隻有達到測試文化水平合格線，才能參加由省統一命題的正式高考，習慣上叫“初試”和“複試”。初試時全國有2000多萬人參加，淘汰四分之三左右，篩選出570萬人參加正式高考，最後錄取27萬多人，錄取率為4.8%。
參加初試者報考的也是大學，當然屬於大學應招對象，不宜將這批報考者排除在外。如浙江省對所有初試報考人員均有注冊，浙江省招生辦公室（省教育考試院）計算機室原主任宣成是1977級考生，他從浙江省檔案館查到，浙江省參加初試的注冊人員是370330人。那年全國各院校在浙江錄取文理科學生為5346人，文理科平均錄取率為1.4%。但4月5日以後，浙江省奉令擴大招了1000多本專科生，所以錄取比例略有提高。與此印證，杭大曆史係77級學生項一中（浙江省縉雲縣原文廣局局長）著文提供一組數據：縉雲縣當年參加高考初試為2652人，其中理科考生1941人，文科考生711人。初試合格參加複試的理科考生僅剩606人，文科考生隻有135人。最終錄取的文科生，隻有三個大學本科生。也即參加初試的，平均為237人中取一個；參加複試的，平均45人錄取一個。
以上所列舉的關於77年恢複高考這些事實、觀點和數據，是從現在所能看到的文獻和資料中得出的。對於這些考證辨析，比較繁瑣費力。也許有人認為應“大而化之”，不必如此較真，因為有些失誤是各種原因導致。然這些錯誤，大多是親曆者所著書文引發，有相當權威性，加之錯列的參會人員大名鼎鼎，故後來許多書籍文章及影視劇，諸如拉家渡《八二屆畢業生》、寧夏人民出版社《大學夢圓》、馬國川、趙學勤《高考年輪》等等又踵之原錯，轉引複轉引，成延綿不斷之勢。這樣一錯再錯的記述，有可能改變曆史本來事實。
1977年12月31日鄧小平在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錄取新生中幾個突出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指示手跡
本文撰寫過程中，查全性院士在2019年8月1日仙逝，享年95歲。查教授的葬禮備極哀榮，習近平及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對查老去世表示哀悼，對家屬表示慰問，並敬獻花圈。官方媒體8月1日的《長江日報》綜合了《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內容，對查老發了蓋棺定論的文章。遺憾的是，這樣重要的文章依然錯誤連連。舉例如下，第一，文章作者說所撰之文的重要依據之一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然“鄧選”第三卷是鄧小平1982年至1995年的文章和講話等，與1977年恢複高考是兩個時段，完全無關。在這裏，作者恐將“鄧選”二卷當三卷；第二，文中說清華大學校長何東昌亦誤，何沒有任過清華大學校長，他參加會議時的職務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第三，文中說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何東昌發言，又誤，何發言在上午，下午是查全性教授的重磅發言；第四，文中說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召開也失實，這個會議是在台灣廳召開。
所以曆史研究者和事實記錄的主管部門，有必要厘清事實，統一認識，消除恢複高考重要節點與事實不符的言說。隻有真實的細節，才能構成豐滿的可信曆史。故此寫下，供讀者參考，識者指正。
《教育與考試》2019年5期陳侃章《恢複高考追憶中的分歧與辨正》文章首頁
（1）（5）（10）（16）劉道玉著《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130-134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次
（2）（9）（14）（29）朱悅華采訪《溫元凱，恢複高考39年前，那不能忘記的回憶》，見《北京日報·公道》，2016年6月7日搜狐網轉發
（3）（24）《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講話，談話指示集》第51-5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4）（8）（15）（18）（21）（31）陳芳著《拜訪京華名家·沈克琦》第4至6頁，第2頁、第3頁、第14頁、第15頁、第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6）《大學夢圓》第3頁轉引，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7）（22）（28）（32）《溫元凱，我向鄧小平提出恢複高考十六字方針》見《中國網財經》2018年7月17日發
（12）（33）（34）劉海峰著《高考改革的理論與曆史》213頁、226至227頁、218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
（13）（19）《查全性，我發了言，鄧小平拍了板》，見《新京報》2007年3月27日
（17）楊學為編《高考文獻》（下）23-2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0）《恢複高考四十年原高教司司長劉道玉：鄧小平批評教育部膽子小》，見《看看新聞網》2017年12月10日
（23）劉西堯《攀峰與穿霧》21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2月修訂
（25）（30）《查全性與恢複高考》，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10月10日
（26）楊學為樊克寧對話，《恢複高考，曆史記住這條脈絡》，見《羊城晚報》2007年6月16日
（27）馬國川著《我與八十年代》第146頁，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2版次
《教育與考試》2019年5期刊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