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在中國農村長大。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村子裏有很多文盲。我媽媽從沒上過學，爸爸也隻在工廠的夜校裏學過一些簡單的漢字。我的姐姐隻上過三年小學。我的鄰居們，很多比我大幾歲的小孩都沒上過學，或者上了一兩年小學之後就輟學了，能進入初中的寥寥無幾。
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期間，我們村建了自己的小學，學校聘請了自己的老師，每個孩子都可以免費上學。我們村還和其他六個村子一起建了一所初中，村裏的每個孩子都可以免費進入這所初中上學，並且不需要通過任何考試。我們村所在的公社還建了兩所高中，大概百分之七十的適齡孩子都免費上了這倆高中，也不需要經過任何淘汰性的考試。在我們家，除了比我大四歲的姐姐以外，其他兄弟姐妹都能上完高中。那時候我們不覺得這有什麽稀罕的，大家都認為上高中是理所當然的事。從高中畢業以後，我就和其他人一樣回到了村子裏，在人民公社工作了一年，然後到村裏的工廠工作了三年半，最後在1978年的春天去上大學。
在我上大學期間，政府宣布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相應的教育改革。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說，學校要有學校的樣子。這就是在暗示，文革期間實行教育改革而建設的學校不是真正的學校。那時，我覺得他的話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我所在的村裏的中學做了很多事情。學校裏有一個車間，一個農場還有一個實驗室。學生們每周要在車間和農場勞動一個下午，還要做其他可以掙錢的事情來補貼學校，比如往工地運沙子，給牲畜割草還有撿麥穗和紅薯。當時我很喜歡這些活動，但同時也覺得它們對於教育是沒什麽用的。
1986年在鄭州大學教書的時候，我和一群美國的曆史和政治學者一起，在河南的農村做了一個研究項目。在農村裏，一群外國人的出現吸引了一大幫孩子。出於好奇，我讓他們讀一些報紙的題目，他們卻一個接一個地搖頭。我還以為他們僅僅是因為害羞，但有些孩子卻說他們沒有上過學。讓我沮喪的是，我們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我問農民們為什麽會這樣，他們告訴我說，自從集體製度瓦解、土地分給農民個人之後，農村學校也不再免費了。有些家庭付不起孩子上學的費用，有些家庭需要孩子們在地裏幫忙幹農活。女孩們是首先被犧牲的，因為她們要承擔家務，還要照顧年幼的兄弟姐妹。相比之下，她們的父母更願意在她們的兄弟身上花錢。
農村孩子失去了受教育機會，這讓我感到震驚並迫使我思考。政府認為是貧窮導致了農村教育機會的缺失，但是我認為不是這樣的。讓農村孩子失去教育機會的，並不是貧窮。貧窮隻是一個相對的原因。為什麽文革期間農村的孩子可以一直上到高中？那時的中國的農村地區比現在還要窮。帶著一些謹慎和將信將疑，我開始關注文革期間農村教育改革的意義，而我自己就是這些改革的產物。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沒辦法對文革期間教育改革的批評導致的令人傷心的結果。我問了自己很多問題，並決定去研究這些問題。但是在中國我無法做這項研究，因為中國政府不允許這種對於文革的研究。
1990年我來到佛蒙特大學曆史係學習，攻讀碩士學位。我決定以文化大革命為主題來完成我的論文。我感覺有必要去研究發生在那個年代的事件背後的東西。在進入布蘭迪斯大學開始我的博士課題之後，我有機會多次回國，深入研究中國教育政策的演變及其後果。
我決定研究文革時期教育改革對農村教育發展的影響，以及它與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聯係。當我開始調研文革時期的教育改革狀況時，我開始意識到它們與農村的整體發展是不可分割的。於是我擴大了研究範圍，研究了農村政治文化的變革，以及文革期間發起的關於農業發展與鄉村工業發展運動。基於我在本書所展示的事實證據，我認為教育改革、政治文化的變革與鄉村經濟發展有著緊密的聯係。
在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研究階段，我得到了很多教授和朋友們的鼓勵，來自機構的讚助，則使我得以五次深入中國農村，進行實地調研並對農村教育改革進行實質性的研究。此項研究獲得了福蒙特大學的暑期研究補助金，來自布蘭迪斯大學的兩個Sacher暑期研究補助金。最後還獲得了斯賓塞基金會的論文獎學金。
無論是在課題研究還是寫作階段，我都得到了各位教授、朋友們的巨大幫助，特別是在知識的補充和建議上。Peter Seybolt教授給我的碩士論文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無論是在碩士論文還是在博士論文期間，他都給予了我很多指導和鼓勵。我非常感激他和他的夫人，夫人也曾看過我的碩士論文。Thaxton教授在整個研究過程和論文寫作中都給予了很多指導，他好幾次認真閱讀了論文手稿，每次都提出很多改進的建議，並就農村教育改革這篇論文以及我對農村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進行了多次的辯論和討論。我也因為他提出的寶貴建議和質疑而不斷豐富自己的研究。斯賓塞基金會邀請了Stanley Rosen教授成為了我的評論導師之一，他提了很多建設性意見並且大大提升了我的研究工作。我也非常感謝Ruth Morgenthall教授和Gary Jefferson教授在論文答辯委員會上所提出的建議。我在西伊利諾伊大學的同事也廣泛地閱讀了我的論文並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和評論。最後，我非常感謝我的朋友Joel Andreas和他的媽媽Carol Andreas，他們花費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幫助我修改論文並將它轉化為書籍。
在此，我也要向山東和河南農村的農民及造反派領袖們表達由衷的感謝，他們願意和我分享那段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經曆，這個話題後來在中國很熱門。由於他們不願意我在研究中透露他們的真名，我隻能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表達我的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他們願意分享這段經曆，這本書也不可能寫成，因為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講述他們在文革期間有關教育改革的故事和經曆。
我也很感謝此書的編輯Mark Henderson, Nicole Ellis和Becca Murphy一絲不苟地修訂本書的一些細節。對於本書中的所有錯誤和不足，我將承擔全部責任。
導言
追求社會平等與推動經濟發展是矛盾的嗎？這是由20世紀偉大社會主義實驗的全球失敗所產生的追問之一。政治上的烏托邦主義，不得不讓位於經濟上的實用主義。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這一觀點在中國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動。官方曆史鼓吹說，正是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間的激進平均主義導致了經濟災難。這一官方論斷得到了中國知識界的廣泛讚同，並獲得了西方學術界的附和。的確，在很多敘述中，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了追求平均主義而導致經濟災難的典型例子。
本書通過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對這一觀點提出不同看法。通過對山東省一個農村的發展曆程的詳細描述，本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引發的政治變革帶來了農村政治文化的民主化、農村教育的發展，以及農村經濟堅實而快速的增長。因此，官方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說辭都是值得懷疑的，比如踐踏人權、破壞教育體製、導致經濟崩潰等。本書將邀請各位讀者來看一看山東即墨縣的各項證據，這些證據來自於個人訪談及縣誌文件，在隨後章節中都可以看到。
第一章重新評估了內戰期間即墨農民與共產黨的關係、共產黨許給農民的諾言以及對諾言的背離；黨的幹部們逐漸獲得了傳統農村政治中的專製權力，他們這種淩駕於村民之上的權力，由於集體化的社會結構而比以前更為強大。第二章描述了在共產黨執政的最初20年間長期存在的城鄉教育差距，以及為什麽農村的教育體係沒有真正服務農村人口，反而成了一個榨幹農村智力資源的“虹吸器”。第三章描述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最初幾年的經驗與教訓，並指出阻礙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若幹因素，包括民主參與和教育的缺失。
第四章展示了即墨的文革改變了當地政治文化的證據：村民被賦予了質疑地方幹部的權力，在此基礎上，有可能形成群眾參與決策的製度。第五章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即墨農村教育的巨大發展：文化大革命使幾乎所有的即墨兒童都上了小學和初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孩子還上了高中。盡管存在明顯缺陷，這些新的學校卻培養出了當地第一批留在農村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第六章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即墨工農業產值的迅速增長，突出了基礎設施建設及機械化的應用所起到的基礎性作用。農村教育的普及、地方的積極性和群眾廣泛參與，這些都是取得成就的關鍵因素。
第七章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反轉及農村人民公社解散所帶來的一些後果，包括幹部權力的濫用及腐敗，農村教育、合作醫療及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社會福利體係的崩潰。在市場化改革的年代，即墨的經濟繼續高速增長，這得益於它所處的地理位置。但影響即墨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生產性的基礎設施的惡化和農村教育的衰退。
本書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義政治不僅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實際上還在即墨的農村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來自全國範圍的統計表明，即墨所取得教育及經濟的進步在當時並非孤例。
在實際成就與官方敘述之間的鮮明對比，部分原因在於二者的視角不同。官方敘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員和學者們炮製出來的，他們由於特殊的社會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了衝擊。關於這段曆史的出版物，幾乎全部都是從城市精英階層的視角寫的。這本書所呈現的，則是一種農村的視角，這在時下的文革敘事中非常少見。透過不同的視角，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事物，也可以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麵向。比如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激進的做法試圖消滅教育中的等級製度，這種做法對城市大學及農村中學的影響是非常不同的。
即墨縣介紹
即墨縣是我的故鄉。我決定用社會科學理論對這個縣進行深度研究，了解長時間以來這個小地方人們的真實生活。我所以選擇即墨，是因為對我來說，了解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的情況，是很方便的。我和那裏的人民有直接的聯係。
即墨縣位於山東省東部，一個靠近青島的半島上。麵積有1780平方公裏，轄30個鄉鎮（原為公社），共有1033個村莊，縣中心的即墨城區有人口61327人。今天，有超過100萬人生活在即墨縣，這裏的人口從1949年的656634人持續上升。在1952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即墨的人口密度是341人/平方公裏，而到了1987年，這一密度已達到560人/平方公裏。
隨著中央政府發展思路的變化，即墨縣的管轄權也多次變更。當中央政府強調農業發展時，即墨被歸屬於萊州或煙台；而當工業化受到重視時，即墨又被劃歸青島管轄。管轄權的頻繁變更，使得無論青島、萊州還是煙台都不能確定即墨縣的歸屬，因此它們都不願在這裏進行投資。
在1981年，即墨縣有總計267萬畝土地，其中超過60%（162.69萬畝）是耕地，大約8%是林地和果園，其餘則是荒地、光禿的山地、道路、河流、蓄水池及房屋。根據中國土地質量等級標準（1級到8級），即墨根本沒有1級土地，約19.7萬畝是二級，約117.26萬畝是三級，32.6萬畝是四級，21.77萬畝是五級，5.21萬畝是六級，2050畝是八級。
在曆史上，即墨是一個貧窮的地方。1949年前，即墨的經濟完全靠農業。縣西北是一片窪地，低於海平麵20米，所以長期鹽堿化，並經常受到洪水侵襲。因此，即墨人民不得不在災年離開家鄉逃亡東北，即“闖關東”。不過，現代即墨發生的最後一次人口流出是在1959年到1961年間，3年期間連續的旱災和水災與“大躍進”期間的管理不善，導致了嚴重的食物短缺。三年間，大約有7.8萬人離開即墨逃往了東北。
從1961年到1978年，即墨歸屬煙台管轄，其經濟水平在煙台17個縣中排第16位。從1978年開始，即墨歸青島管轄，依然是青島6個縣中較為貧困的一個。不過，與其他的縣相比，即墨的生產率卻是較高的。
本書的大多數數據是在南河村及城關鎮【注：未查詢到該地地名】的其他村莊收集的。這個鎮共有50個村，南河村是我的家人居住的地方。在1956年，這個村被組織為“黎明社”（合作社），並在隨後的大躍進中成為城關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在大躍進的高潮期間，村子被分為了四個生產隊，兩個在村東，兩個在村西。我家屬於村東的第二隊。大躍進失敗後，生產隊的規模縮小了，一個隊拆成了兩個。村東的第一隊變成了一、二隊，第二隊變成了三、八隊。村西的第三隊變成了四、五隊，第四隊變成了六、七隊。每個小隊管理自己的生產，並有一個隊委會：一個隊長，一個副隊長，一個會計，一個倉庫管理員，一個工分記錄員和一個婦女主任。
在這些生產隊中，一隊是最好的，村裏重要的帶頭人也都來自這個隊。他們的土地更好且離村更近。這個隊工分的價值通常也比其他隊要高。隊員能在年底得到更多的糧食和現金收益。江之川（音譯）是集體化時期這一隊的帶頭人。二隊擁有差不多同樣好的土地，他們幹的很好，但比一隊差一些。二隊的領導人在數年間有過幾次變更。三隊和八隊的土地較為貧瘠，同時離村較遠。但三隊在集體化時期幹的比八隊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八隊幾乎每年都更換領導人，隊內分化很嚴重。1967年，八隊直接分裂為兩組，一組由劉成瑞（音譯）領導，另一組由關敦林（音譯）領導。然而，村及公社領導並不讚成分裂，於是他們不得不在半年後又合並起來。在村西的四個隊中，四、五隊幹的比六、七隊好，七隊是其中最差的一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