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達出生之前，我們還能買私房。我在人藝後麵的小胡同裏買了一個小院。
這房子比於是之他們住的演員宿舍離劇場還近。他們得下四層樓梯到樓下，然後再穿過一條很長的走廊到化妝間。於是之和我有一次打賭，比較各自家門口到化妝間的距離，盡管他就住在劇場樓上，我的行程居然比他的短。
"文革"時，紅衛兵發出通知要所有擁有產權的人自願交出房產證。因為所有的財產都屬於國家。和我們同住的嶽母非常害怕，就傻傻地去排隊交房產證。因為這是規定，我也沒有辦法阻止她。
我買房花的錢一分也沒有得到補償。可話說回來，也沒人來趕我們出去，我們仍舊住在那裏，也不用交房租。到我被捕之後，房子的安排才有了變動。世良和我在監獄時，她母親和英達被轟到了那個小得多的房子。
在很多方麵我都能忍受我嶽母，但有一件事我卻不能原諒她，那就是我進監獄時她是怎麽對待英達的。現在想來都讓我寒心。
我嶽母名叫應令言，她的姓與我家的"英"字音同字不同。她比我母親年齡要小，我母親當時快七十歲了。世良和我被捕後，年幼的英達本應繼續和一直住我家的應令言生活在一起，但這位外婆不願照看英達，騙他去奶奶家玩，帶了一張條子，條子上寫著："我不管這孩子了，該你們管了。我跟兒子去住了。不要找我，再見。"
我們從監獄出來後，世良又懷孕了。她還想再要一個兒子。但因為監獄的生活，她的身體很差，懷孕早期開始出血。我們倆和醫生進行了很長時間的商談，最後決定做掉。那是個艱難的決定，我們四個孩子丟了兩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