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據了舊上海經濟半壁江山的廣東商人zt
改革開放後廣東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全國經濟第一大省，在八十年代時有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的說法。但到了九十年代後，由於國家戰略重點同時轉向江浙滬的長三角，於是一些自上而下的奇言怪論應運而生，到了近年來發展京津地區，這類言論就更多了：什麽廣東人不喜歡受教育，文化程度低，隻能做低端的勞動密 集型企業。江浙人受高等教育程度高，將是中國發展先進產業的希望。什麽廣東人不是企業家，隻會壓榨外來工的血汗錢。還有人幹脆說廣東不出企業家，隻是一幫子土農，利用地利收租發財，廣東的發展完全是靠某老人在南方的土地上劃了一個圈，劃了別的地區也會發展起來。還有人說近現代中國隻有浙江商幫福建商幫。甚至還有人拿上海的GDP逼近香港說香港過去幾十年也是靠中國極力扶持發展起來的，香港的有錢人都是以前老上海的江浙人因避戰亂跑過去的。
這裏我們且不說廣州是中國曆史上自南北朝後從未閉關的港口，在除南宋元朝外的年代裏都是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清朝時廣州的十三行對外貿易商人與北方山西的晉商江南安徽的鹽商屬於最有錢的群體，其實比後兩者還有過之。廣州和揚州是清末鴉片戰爭時中國僅有的兩個付贖城費避免英軍攻擊的城市，當時揚州還不是現在被人認為是蘇北那樣的破落悲慘境地，而是因為漕運鹽運銀莊發達而僅次於蘇州的江南第二富裕之地。揚州當時共籌了五十萬兩銀贖城費，而廣州方麵十三行商之首的伍家就付了一百萬兩銀，另外十三行全體又付了一百多萬兩銀。在清末晉商徽商衰敗後粵商以多年的對外貿易經驗嫻熟的英文廣闊的國際視野成為中國近現代工商業裏麵最有份量的一個群體。就是在近代的中國經濟中心東方之珠上海，所謂的十裏洋場世界大都會時代，以香山(如今的中山珠海的前身)商人為首的粵商可謂撐起了早期的上海，也是後期唯一與寧波商人為主的浙商並立的群體，什麽蘇南商人，蘇北人，上海本地人及其他地區的商幫都隻能夠望而興歎。最多時隻有十三萬人的廣東人，在頂峰時達到三百六十多萬人的國際大城市上海僅屬於一個小群體，但是卻在當時中國最大的工業錦紡織業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作為老上海經濟命脈的華資煙草業百貨業食品製造業電影業影院業旅館業酒店業茶葉業采礦業銀行業化工業化妝品業報刊業等先進產業都占了主要甚至不少是壟斷性的地位，可以說上海半城華資經濟掌握在廣東商人手中。上海五大民族工商業家族中廣東就占了兩家，分別是永安係統的郭家和南洋煙草的簡家，江浙的劉鴻生家族和榮宗敬家族合起來也隻是占了另兩家。而且統益係統的吳家南洋煙草的簡家和永安百貨棉紡係列的郭家則先後成為老上海民族工商業中從二十世紀初到新中國建國前最有錢的商人。廣東人陳炳謙鄭伯昭也是這個時期上海灘最有錢的大買辦。可以說從廣州十三行到舊上海的廣東商幫再到香港崛起直到現在的泛珠三角粵商，是一條可以連得上的軌跡。
1949年前在上海的廣東人是怎麽一個群體？除了為粵資企業工作的高級員工和少量從事家庭服務工作的傭女外，多數都是外資大洋行裏的買辦和民族工商業的企業家。買辦這個詞在建國後被視為貶義詞，實際上是我們現在說的外企駐中國高層兼且是外企的經銷商，最高級的洋行買辦，香港人稱之為大班，其勢力之大，收入之高，不低於大華資企業的老板，甚至更高，畢竟當時華企與洋企的實力影響力對比還遠不如今天。事實上很多近代民族企業家本來就出身於洋行買辦。所以當時在滬廣東人絕對是上海社會裏的上等人，他們的特征是熟習外語，穿西服，開著當時天價的小汽車，在大華資企業大洋行或需要外文人才的政府機構如海關工作，有不少老外朋友，很多人父母是華僑，本身在上海的外國教會學校或留洋受過高等教育，屬於有現代工商業知識思想前衛的富二代。就是住在當時四川路或其他地方的 一些中下級廣東人，也經常遇到類似這樣的事：因為小巷窄小，訪望自已的華僑親戚小汽車開不進來，時不時按喇叭，最後，一個西裝筆挺的老頭挽著個小姐，指使秘書在司機的幫助下從車上拿出幾袋禮品在廣東人的迎接下走進小巷，那些小肚小腸窮得屁股生煙的本地鄰居們還以為這廣東人故意想出風頭，又妒忌又氣，其實這時候廣東人往往唯恐是驚擾了大家阻礙了交通。
1945年出版的《上海百業人才小史》，裏麵有6000多個名人，主攻中國近代史城市史的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宋鑽友在《香山與上海》一文把他們的學曆做了一個統計，這裏麵人口最多的江蘇、浙江和廣東，三個地方的旅滬名人的統計，在一萬個旅居上海的人當中，江蘇一萬人當中有1.054個高等學 曆的人，包括留學和國內大學以上的學曆，不包括專科。浙江1.6人，廣東有8.33人。就是說當時在滬廣東人的人口文化素質要遠比另外兩個省高。
所以，近代廣東商人一向是注重子女教育的，至於為什麽當代中國電視電影裏出現的老廣都是清一色的穿著不合身的西服，掛著大金鏈，咧著大金牙，問著小 姐一晚水餃多少錢的北方煤老板似的暴發戶？這不能怪廣東人。隻能怪當初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被打斷了，幾十年後隨著改革開放，隻能由一些農民重新奮起，延續那 一代的實業救國實業致富夢。真正的世家都在香港，變成香港人了。下麵我們來看看當時的那些著名的廣東商人：
煙草業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族煙草企業，時至今日它的分支企業廣州的雙喜，上海的紅雙喜，武漢的紅金龍黃鶴樓仍對中國煙草企業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力。最近看新聞說廣州和上海有意聯合，而雙喜和紅雙喜合起來銷量超過400萬箱，已經超過紅塔山，是中國最大，在世界上僅次於萬寶路的世界第二大 卷煙品牌。難以想象如果武漢的紅金龍黃鶴樓加進來，會是怎樣一個規模。
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廣東佛山南海廣府人，少年時隨叔父簡銘石去香港日本經商，主銷廣東磁器、布匹。後來在曼穀經營百貨和輪船公司，賺了大錢。１９０５年與越南華僑曾星湖於香港合辦廣東南洋煙草公司，生產"雙喜"、"飛馬"、"白鴿"等名牌香煙，但３年後即虧本歇業。在簡銘石的支持下，公司在整 理後改名為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家居多數股份。
推翻滿清後，愛國心受鼓舞。二人抓住時機，新產品暢銷華南及南洋各地。一戰期間，公司迅速發展，1915年，資本額增至100萬元。１９１６年在上海設立分廠，每年盈利均高達百萬元。１９１８年改上海廠為總廠，工人總數萬餘名。１９１９年， 麵對英美煙草公司的壓迫，登報招股，擴大改組，張謇、虞洽卿等知名企業家紛紛出資入股，資本擴大為1500萬港元。於上海、香港兩地共設５廠，同時開辦錫紙廠，並在煙葉產地設收購處焙葉場。簡家仍占股份的5０％以上。在一篇關於榮德生榮毅仁家族的文章中提到，至1919年榮氏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家總公司，已擁有12個麵粉廠和4個紡織廠，資本總額達1200萬元以上，居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二位，僅次於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可見在二十世紀一十年代末至二十 年代初，南洋兄弟公司是上海乃至於中國民族工業數一數二甚至是最大的企業。從1920年開始，南洋進入了巔峰期，年均利潤達400萬元，在當時上海乃至於 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中都屬於天文數字。西方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一書中指出，在簡照南的帶領下，在專業人士的推動下，南洋的行政管理日漸專業 化，在結構上更能緊密結合，變得越來越像西方的大企業。
１９２３年雄才大略的簡照南僅五十三歲就突然病逝，南洋兄弟煙草的命運開始悄悄逆轉，前幾年狀況還好，１９２５年公司再度擴大，浦東漢口設新分廠(即現在的武漢卷煙廠)，生產到現在都很著名的黃鶴樓和紅金龍香煙。1926年南洋兄弟煙 草公司盈利二百三十萬元，卷煙產量占全國同類產品的20％，是民族煙草業第一大品牌。1927年10月企業實際自有資本已近2000萬元。但從１９２７年 開始，由於競爭加劇，民族資本得不到保護，簡玉階達不到兄長的前瞻性和控製力，家中後輩比不上簡玉階，更不成器，公司開始虧損。1928年和1929年， 公司巨虧545萬元，幸好1929年釆取措施，各廠全部更換上新式美國卷煙機，提高了生產能力。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有好轉，但年度利潤再沒有超過60萬元， 僅為簡照南時代的一個零頭。1930年代初，日軍占領東北，日本煙草迅速覆蓋東三省和華北，公司進一步遭到擠壓，１９３７年宋子文借機低價控股了該公司。 簡玉階任董事，實際處於閑職地位，簡家轉投其他事業。之後直至新中國建立，公司一直為官僚集團把持和控製。解放後公私合營，簡玉階任副董事長，並被選為全 國政協中15名工商代表之一，隨後被任命為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
電影院及電影製作業(廣東商人在這兩個產業中占據了多數的地位，無論是抗戰前還是抗戰後)
吳朝和 廣東人，創辦廣東大戲院(也就是現在的群眾演劇院)。1931年2月竣工，為上海主要粵劇演出場所，兼映電影。觀眾廳2層，設1280座。同年9月黃金榮接手，稱榮記廣東大戲院，逐步成為上海演出粵劇的唯一大劇場。
梁湘甫、梁海生 廣東人，與人合夥建造融光大戲院，1932年11月開幕。後稱國際電影院。6年虧損24萬元，1937年7月起停業清理。八一三事變後，由日人占領。抗日勝利後作敵產接收。
曾煥堂 廣東人，大世界老板黃楚九的二女婿，1917年合夥創辦上海大戲院,並任總經理，是第一間華資電影院。通過談判，先後獲得很多美國電影公司影片經理權或先映權，在第一時間首映了《賴婚》《月宮寶盒》等一大批重要影片，對中國早期影壇產生很大影響。 後通過資本運作買下了大戲院的所有股權，成為華商獨資經營人。他想在製片、放映、代理經營等方麵都有所染指。經過幾年的籌備，1924年中華電影公司宣告成立，黃楚九等九位名流出任董事，曾煥堂是董事並兼任總經理，並成立附屬的中華電影學校，是中國第一所電影學校。錄取名單中包括了後來的中國電影皇後胡蝶， 曾煥堂親任校長。原定6個月為一 期，後因股東之間產生矛盾，公司宣告解散，上了五個月的課就解散了。中華電影公司的解散對曾的大誌是一大打擊。其後他為了給黃楚九之子黃鍾甫還賭債，拿出 了全部積蓄，並將上海大戲院的股份通通出讓，徹底告別一手所創的影院。不過雄心不滅，抗日戰爭前夕接手了卡爾登大戲院。曾也是上海30年代話劇運動的推動者之一，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日救亡。1938年出資創辦抗日報紙《導報》。找英商做發行人，實為避開日寇和租界當局的阻撓所采取的策略。後英商被收買，提出終止合作關閉報館。1939年《導報》正式停刊。新中國成立前，曾去了香港。
何挺然 廣東香山廣府人，1926年創立了北京大戲院，南京大戲院，美琪大戲院，又購入麗都等兩間電影院，以擁有五間電影院在上海影院業中雄霸一方。壓倒了雄踞滬 上多年的卡爾登戲院和奧迪安戲院。其實後兩者也先後屬於另兩位廣東香山商人。後麵會提到。建國後要在上海二十多個影戲院中選一個做上海音樂廳，結果選了南京大戲院。今天，以高文化水平高品味為傲的上海人到上海音樂廳聽小提琴鋼琴交響樂表演時，不要忘了這是兩位廣東人的心血，另一位是留美回來的建築師範文 照，廣東佛山順德廣府人，當時上海、麗都、南京、瀘光和美琪五家劇院以及上海青年會賓館都出自於他手。
盧根，廣東中山廣府人，電影發行大王及電影院大王，何挺然外另一位影院大亨。經營冰塊生意致富。1919年，開始與友人合股開設香港一間電影院。不 久創辦公司代理西片，在一個很長時期內壟斷香港與內地的西片發行。1925年又合資建香港皇後電影院，並乘勢收購在華北擁有多間戲院的外商平安公司。1930年與美資合資在上海建造國泰大戲院，也就是現在著名的國泰電影院。1933年時買入並投入大量資金重建改造現在上海人所見到的大光明影院，下設彈子房咖啡廳舞廳及主劇院，因裝修超豪華，被稱為遠東第一影院。同時並買入附近的著名英資卡爾登大戲院(建國後稱長江劇場)，後賣給曾煥堂。全盛時期據稱在 全國有49家電影院。又與羅明佑等籌組聯合電影公司，準備上市，其他董事包括了東南亞客商胡文虎，猶太地產大王沙遜。1935年投巨資創辦香港首間建有攝 影棚的鳳凰影片公司，招聘並培養大批知名電影工作者和演員。後因與合作外商糾紛，致使資金周轉不靈，宣告破產，鳳凰公司亦告結束。不過仍有很大的財力，後 在廣州經商，又移居上海，一直準備重振旗鼓。抗戰時日汪政府請他出來主持上海電影院業，堅拒。抗戰後孔祥熙與他商議在上海建當時世界最新型電影院，因內戰 也告吹。後錯過了多次赴港機會，最終平安公司解放後被贖買，文革時病死大陸。當年大光明影院的賣點除了裝修就是看電影一手拿可樂一手拿爆米花。
高永清，廣東潮汕潮洲人，1928年跟美商合作買進地皮，建起了大光明戲院，不過不久因經營失當，1931年停業，賣給同是廣東人的盧根。盧接手後又花了巨資裝修重建。
鄭伯昭 廣東香山廣府人，英美煙草公司大買辦。1925年與美人托馬斯合資開設奧迪安影院，惜在1932年毀於一. 二八炮火。後來又在寧波路建造了新光大戲院，1994年後改稱新光影藝宛。
羅 明佑 廣東廣州番禺廣府人，世家子弟，父親是香港洋行買辦，叔叔曾是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長，1919年在北京開設真光電影院，立誌辦廉價電影院給平民百姓和學生，真光被火災燒毀後又建新真光。1927年建立華北電影公司，任總經理。1924年在北京在天津日租界和華界建多間影戲院。把洋商平安公司的幾間影戲院打得落花流水。1927年建立華北電影公司，任總經理，董事長是好友盧根。1929年，他在華北東北等地所擁有的影戲院已達20餘家，控製了北方5省的電影放 映和發行事業，並與上海、廣州的影院公司建立聯絡，一舉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影院托拉斯。並不滿足，1929年，與廣東同鄉黎民偉合作，拍攝阮玲玉主演的 《故都春夢》，取得不錯的票房，堅定了創建電影製作托拉斯的野心。1930年，華北電影公司和幾家大電影公司合並，成立舊上海時代唯一的電影托拉斯組織， 中國近代最著名的聯華影業公司，董事長為當時香港首富，廣東寶安廣府人何東，羅任總經理。聚集了最強的製作班底，導演蔡楚生、孫瑜、史東山等，編劇田漢、夏衍，阮玲玉、金焰等著名演員，製作出漁光曲，神女(阮玲玉代表作)，王老五(稱娶不上老婆的中年單身漢就是源於這部電影，江青主演，嗬嗬)等電影。在抗 戰中見盡人生百態，成為基督教牧師。
鄭正秋 廣東潮汕人 三十年代上海稍微能跟聯華相提並論的是明星電影公司和邵逸夫兄弟(當時主要負責人是哥哥邵醉翁)的天一電影公司，邵氏的發展當時已轉往南洋和香港，麵向當 地的華僑。明星電影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寧波人張石川和鄭正秋。現在很多的記述想當然地說張石川是老板，鄭正秋是導演。其實張石川是比較異類的商人，家境貧窮，靠英文好當上洋行買辦，但是運氣不佳，開始時幾年內做了幻仙電影公司等幾項生意，做什麽虧什麽，最後一次向有錢的嶽父借錢開大同交易所，結果虧得隻剩下幾千元，於是跟早就認識的鄭正秋加上另外三人一起合作開電影公司，他也做導演。鄭正秋也不隻是個書生氣的導演，盡管他的身體確實很差，實際上來頭很大，他爺爺鄭介臣曾是十九世紀後期上海煙土業大亨，靠做當時合法的鴉片成為上海潮汕人商會領袖，在上海鴉片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這煙土棧後來就傳給兒子，曾經也想傳給鄭正秋，但是鄭一開始還行，後來就虧了幾次，於是主動提出讓弟弟來接手，自已搞比較喜歡的藝術。所以張石川和鄭正秋都是比較前衛喜歡藝術又有點同情心的富人，又都親力親為做編劇導演的工作，我比較相信張鄭都是老板。明星電影公司從1922年開始創立，至1937年抗戰中止，是中國電影早期的霸主，也是當時中國營業時間最長的電影公司，代表作《火燒紅蓮寺》《十字街頭》、《馬路天使》。
蔡楚生，廣東潮汕潮陽人，他和鄭君裏(廣東香山人)主持的上海昆侖影業公司是抗戰勝利後最主要的電影公司，據說表麵上是私營，實際上背後是黨的地下組織。拍出了著名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電影。
百貨公司
當 時上海是全國的商業中心，南京路又是上海的商業中心，而作為商業領域代表的高檔百貨公司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當時南京路上最高檔的四家華資百貨公司，永安先 施新新大新，全部是廣東香山廣府商人創辦並擁有的。當中最先辦的是馬應彪等人的先施公司，居首的是郭樂郭順郭泉的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則是由李煜堂和李敏周等人創辦，當時還設有第一座中國人的播音電台，介紹公司經銷的商品並邀請名人發表講話。 如果說原來南京路已經是上海最繁華的商業地段，那麽有了四大百貨公司的南京路就真正成為全國的商業消費中心。要知道這四間百貨公司都不止是上海一個公司一幢樓這麽簡單，而是在廣州香港都有分店的連鎖百貨，而且，這個百貨公司也不是僅購物，而是擁有整個現代的shopping mall(購物中心)，裏麵的高檔餐館高檔旅店舞廳彈子房這些娛樂措施全都各自屬於這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公司也不止是一個高檔百貨公司那麽簡單，經過三十 年的發展，到解放前，它形成了了一個龐大的工商業係統，下麵還有當時全國第二大的錦紡織企業，一萬多人員工，還有在上海驚人的房地產投資，然後在金融方 麵，在香港方麵開設了銀行，在上海也開設了多間保險公司，除此以外，在澳大利亞還辦有水果批發生意和華僑匯兌生意。我個人認為永安係統的郭家要比同時擁有申新紗廠係統和福新麵粉廠係統的榮德生榮毅仁家族更有錢，很可能是舊上海最有錢的民族工商業。
有人說那為什麽毛主席要說榮家是全國工商業裏唯一稱得上是財團的企業？我認為有幾個原因：
1, 榮家的確是棉紡織係統裏麵固定資產最多的企業，紗綻數最多。但是看了一些介紹榮家的文章，裏麵都提到榮家是以高借債多建廠房的辦法發展。所以發展到了三十年代中就已經遇過資產六千多萬，同時負債也是六千三百多萬的情況，差點就垮掉。相反永安郭家則是采取招股的方式籌集資金，僅在大約1934年的時候因為老合作銀行廣東銀行曾出現擠堤，而且自已在上海開銀行的申請沒有被國民政府批準而出現過資金困難。而且後麵會說到榮家的紗布質量比不上統益的吳家，更比不上永安的郭家，所以每個單位紗布的利潤比不上永安。榮家的福新係統的確也是全國最大的麵粉廠企業，但是當時南方吃麵食的機會不多，重點還是東北華北，自從1930年初東北被日軍占領後，福新係統就已受到重大的挫折。其後的解放戰爭也是在東北華北激戰多年。這個麵粉銷售係統會不受影響 嗎？
2，榮家比起郭家的政治態度要積極。榮德生在抗戰後被人綁票過，當時綁票者是軍統毛森的部下，雖然破了案，但是榮家付出的六十多萬美元都被軍統拿了。而且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壓抑通脹時，曾經捉了榮德生哥哥榮宗敬的大兒子榮鴻元，作為倒賣的典型，後來給了一百萬美元才放出來，出來後不久就 帶一些錢去了巴西。榮家對於國民黨是絕望的，所以那麽多資本家都去了香港台灣，作為榮家領軍人物的榮德生(他大哥榮宗敬早在抗戰時已病死)卻和兒子選擇留在了上海。相反，郭家的創業領軍人郭順郭泉(郭樂也早在二十年代就病死了)都沒有留在上海，而且還租了架飛機叫第二代中的重要人物郭棣活去香港或國外，隻是郭棣活本人選擇了留下來，郭的想法也隻是中國那麽多人口，任何時期都需要有衣服穿，如果我跑了，棉紡織廠的經營怎麽辦這種樸素的想法，當然估計兩家心裏都有希望政策有變能保住在上海龐大產業的思想。老毛表揚榮家估計也是出於政治宣傳的本意。
3, 從中國傳統思想和馬列思想來說，工業家要比商業家受歡迎。中國古代說的士農工商，商是最低下的。而永安屬於民國時期商業流通銷售領域最大的企業。建國後中 國的教科書上說起那些近代的民族企業，主要也是表揚工業企業，因為他們覺得工業再剝削人，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郭家在棉紡產業上是次於榮家的。
4。郭家屬於廣東商幫，廣東商幫是外來人，光論人數在上海也是較少的。而榮家屬於上海江浙一帶的土生江浙商幫，而且蔣介石背後的支撐力量之一就是江浙商幫，把握好榮家這個典型，無論對於安撫穩住江浙商幫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還是對台宣傳都有一定的作用。
我認為郭家最富的原因:
一，本身僅棉紡方麵百貨方麵的產業已經很大，而且金融領域有在香港做銀行在上海做保險還有在澳洲做僑匯，在美國也有企業。二，上海永安僅是永安全國布局中最大的一個基地，另外還有廣州中山梧州香港等公司，香港是最開始的基地，也就是說當解放戰爭開始後，最影響的是早在二戰中失去公共租界的上海，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大陸越亂，香港越多富裕的難民，香港永安的收入就越好。直到現在先施永安仍然是香港最大的兩間華資百貨公司。換句話說，永安可以失去大陸的企業，但是榮家沒了大陸的企業卻基本沒了事業。後來榮毅仁榮智健他們在改革開放後到香港或在中國辦企業，已經屬於官商。而永安卻一直都是民商。三，永安本身既做工業又做商業，還做房地產業，有效的規避了舊中國政治戰局混亂帶來的風險。永安一開始是跟猶太商人哈同簽了三十年的合同在上海地塊最高價的南京路建有六層歐式大樓，後來怕大業主哈同在約滿後不續租也不肯賣地，就在鄰近地方買了塊地建了共二十二層，高72米的永安新廈，用封閉式天橋跟永安大廈連在一起，在當時屬於絕對的摩天大樓。我舉個例子吧，當時最高的遠東第一高樓，也是直到六十年代末才被廣州賓館取代的國際飯店，是被有北洋軍閥背景的上海當中最大的四家銀行集資建的，總共也就83米，而且是建在當時地價稍低的跑馬場地段。接下來比較高的還有沙遜大廈，當時外灘最高的建築物，76米，屬於洋資地產大王猶太人沙遜。再接下來就是中國銀行大廈，比沙孫大廈稍為低一點，中國銀行屬於是官商，接下來能高過永安新廈的高樓相信也不多了，也就是說永安新廈屬於華人民資在上海地價最高的地段建的最高樓。而且就在1948年內戰已對國民黨不利經濟通脹蕭條的情況下，郭家二代的郭棣活還在上海建成了一棟著名的玻璃洋房，據說光地毯就用了二百根金條。四，我曾經問過一位老香港人，說香港五六十年代最富的有錢人是誰？本來已想到他會說是著名的何東。結果在他沉思一會，我提醒何東後，他說何東算一個，另外郭泉在香港也有很多地。可見解放後永安雖然失去大陸的企業但仍然擁有巨大的財富。直到八十年代初永安才因為經營上的失誤和家族成員醜聞，把永安銀行出售給了恒生銀行。五，國內的一些書也有提到解放後申新係統經營困難，當時陳毅他們為了幫助榮家，還把其他著名的紡織企業老板郭棣活劉靖基他們請來做參謀。郭家在棉紡織業的一些情況在下麵會詳談。
此外，先施公司的馬應彪，新新公司的李敏周，大新公司的蔡昌等都是當時上海商界的著名商人。
棉紡業(當時中國的第一大產業，永安郭家長期排第二位，統益吳家很可能排第四位)
郭子彬 廣東潮汕潮陽人，通過煙土致富後，與表弟鄭培之合創鴻章鴻裕兩家紗廠及鴻祥鴻豐等六家錢莊和四家麵粉廠，成為上海早期著名錦紡業企業家。1913年，無錫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上海創辦福新麵粉廠，因資金不足，商請郭子彬的表弟鄭培之出銀3萬兩，建造廠房供榮氏兄弟租用。“福新按建築費年利一分計，每年付 租金3千兩，租期十年”。看到榮家設廠獲利甚豐，而建廠房收租僅得小利，郭子彬、鄭培之遂決定投資實業，於1915年耗銀150萬兩創辦鴻裕紗廠。鴻裕紗 廠的廠址在麥根路，建廠時購地近百畝，聘請英國工程師設計，擁有紗錠62816枚，布機244台，實為紗廠和布廠兩個廠，產品以寶鼎為牌。由於當時歐洲大 戰方酣，棉紗出口銳減，中國民族棉紡業銷售甚暢，鴻裕廠的寶鼎牌棉紗運銷各地，甚至出口東南亞，鴻裕廠開工後因此獲利甚豐。後來將鴻裕廠賣給永安係的郭樂、郭順兄弟，集中精力辦鴻章廠。
吳麟書，原名毓曾，上海紗業巨商，上海地方誌標明為廣東肇慶四會廣府人。少年開始隨父在滬學做生意。 1908年與人合設源盛洋貨號，不久獨營。一戰期間，經營印度紗獲利致富並獨資開設益大紗號，除經銷印度紗外，還為洋行推銷進口棉紗；同時大量買進大英商怡和紗廠股票，成為董事，並取得獨家經銷權。後又投資寧波和豐紗廠董事、中國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工廠(又稱中國水泥廠)任董事長，獨資及合夥開設益成等4家金號進行黃金交易，經營房地產。至1918年底，已獲白銀達500多萬兩，成為當時上海3個最大棉紗商之首。
1919年，吳麟書與人合作投資白銀30萬兩（吳占70％）創辦統益廠，任總經理。該廠生產金雞牌線團和20支棉紗，為當時全國唯一的全能轆線廠。次年，又增資白銀40萬兩增產，廠名更改為統益紗廠。又投資開設崇信、大豐紗廠。後統益廠再度增資90萬兩，增添紡機。1921年，為了與日本投機商相對抗，和榮宗敬等 人發起成立舊上海六大交易所之一的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發起人中排名第一，可見業界的地位。到1924年，因為申新榮家的“人鍾”牌質量下滑，紗交所決定 改以統益紗廠的“金雞”牌為標準紗。後因軍閥混戰，市場上紗賤花貴，慢慢困難，1925年招新股合150萬兩繼續經營。1927年，因抵擋不住英商的廉價 線團傾銷轉為生產棉紗和股線。1928年統益紗廠改與印度人合資，並與榮宗敬徐慶雲等五家大華資紗廠一起成立複興公司，企圖振興華資紗廠。1930年病 故，其子吳瑞元接手。
1937年紗交所期紗炒作影響到麵粉價格上漲，麵粉交易所也因多空爭執而宣告停市，搶購潮此起彼伏。吳瑞元是巨額多頭之一，蔣介石下令“徹查”。結果吳瑞元被予以紗交所退職處分，另有九家商號罰款。傳背後指使者是孔祥熙家族成員，抗戰爆發，涉案官員終以“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1934年，吳瑞元發起創辦永大銀行(銀號？），總行設在上海。抗日戰爭之前僅設有南京分行，抗日戰爭勝利後，將分行遷移蘇州複業。1937年抗戰爆發，杜月苼發起勸捐最少三 十萬件棉背心運動，當中僅吳瑞元就認捐了五萬件背心。邵聲濤、吳瑞元並曾分別購買救國捐五萬元和十五萬元。
新中國成立前，統益董事長吳瑞元轉移去了香港，統益總經理董春芳仍留守上海。1950年的人民日報中一篇上海通訊稱統益紗廠當時有紗錠六萬三千餘枚，電力織布機三百多架，員工共約二千八百人。是上海剩下五十四家紗廠中規模較大，設備較好的一家。這五十四家紗廠中，隻有九家能自己支撐，統益即是其中之一。為解決財政困難，1950年發行國家公債，第一期上海承擔了三千萬分，而榮毅仁兄弟認購了十二萬分，是上海最多的，郭棣活代表粵商永安公司認購了十萬分，劉靖基兄弟在上海紡織業三大巨頭中排第三，為下屬兩個廠認捐了4.5萬分，而董春芳就認購了5萬分。不要忘了是董春芳，因為統益是家族企業，作為總經理的董，財力很可能不及原董事長吳瑞元。
郭樂家族，廣東香山廣府人，早年到澳大利亞謀生，先幫人種菜，後與人合資辦永安果欄，又從事僑匯等生意，其後與弟郭泉等人招股集資創設香港永安百貨公司，接著在廣州辦大東酒店等企業。1922年，由郭樂及其弟郭順等人在上海創建永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郭樂任董事長，郭順任總經理。“永紗”創業15年，發展成為5家紡織廠和1家印染廠的紡、織、印、染全能企業公司，據說全盛時達到九個廠。永安設在吳淞口的永安紗廠，最興旺時員工超過2萬人，是全國最大的紗廠，合起來稱永安係統。到1936 年擁有紡錠25.6萬枚，線錠3.19萬枚，織機1542台，印染機244台，在上海民族棉紡織業中紡錠占23%，線錠占26%，織機占17.61%。職工13000餘人。紡錠、織機都是引進當時英、美、德等國先進設備，“永紗”在同業中享有設備好、技術精、管理嚴的美譽，1926年初，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確立的16支棉紗標準等級，以申新的“人鍾”牌為標準品，永安的 “金城”牌被列為“等上級”，每件紗布的價格要比標準品高出3兩，比同為“等上級”的日商內外棉廠出產的“水月”牌也高出2兩（“水月”牌比標準紗高1兩）。永安紗廠的產品是中國唯一華僑資本創立的近代棉紡織企業，規模之大，在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棉紡織工業中僅次於榮宗敬榮毅仁家族的申新係統紡織公司。
采礦業
霍守華，廣東佛山南海廣府人，上海總商會會董，他一手造就了今天的安徽省最大城市之一馬鞍山市。清朝末年，作為米商的霍守華，把順泰成米號落戶蕪湖。其實，早在鎮江經營米糧采運業時，他就已經在上海開設了租賃輪船公司，又與人合組蕪湖同豐機器碾米公司。通過多年經營，幾項事業獲得甚豐，於是一心要辦更大的企業。在幾次合資探礦失敗後，終於在桃衝獲得成功，創辦了上海裕繁鐵礦股份公司，開設經營鐵道，建築駁岸，至2018年冬季竣工，規模宏大。又在蕪湖、繁昌設立分公司及礦山事務所，任董事長。建礦初期，由於缺乏技術裝備，效益低下，至資金快枯竭時，不得已與日本三井洋行合作，訂立了四千萬噸鐵礦石的低價買賣合同，分四十年交貨；三井以六厘息先借款二十萬作為開辦費。1924年，裕繁鐵礦生產的鐵礦砂達到34萬噸，約占全國鐵礦砂總產值三分之一，僅次於湖北的漢冶萍公司，為全國第二大鐵礦山。為擺脫日方操縱，聘請英美技師，培養技術人員，想逐步收回主導權。在五卅運動中，上海總商會對募集捐款、濟助工人較積極主動。霍守華在大會上首先提出對工人捐款救濟。又曾捐巨資讚助皖籍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其中即有陳獨秀的兩個兒子。抗戰 期間日軍強行接收礦山，“聘”霍為公司高級職員。勝利後，鐵礦被判為敵產而予以沒收，霍在上海的私宅也被國民黨要人陳誠、桂永清占用。建國後，從1953年到1983年的31年中，該礦是馬鞍山鋼鐵公司最好的一個鐵礦，出產650萬噸左右的優質礦石。
化工業
1915年，廣東商人阮靄南、周元泰(香山人)合夥創辦了上海開林油漆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第一家油漆製造廠，也是民族塗料工業的發源地。不久，在閘北租地自建工廠。1930年，又自置地產十五畝，新建鋼筋混凝土三層廠房，開始生產噴漆。國產油漆的崛起，抑製了洋漆的傾銷，上海油漆市場出現競爭激烈 的局麵。1935年，英商永光公司，微利傾銷，以圖獨霸市場。開林、振華、永固3家廠簽訂公約，一致對外，開發多品種，與洋漆抗衡。1937年，開林廠被日軍占作軍營，其後被迫賣給日商。1946年，全部日汪時期塗企產權由國民政府接收。不久，黎潤生、阮靄南贖回全部產權，由在二十年代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的廣東人馮少山任董事長。1950年改國營開林造漆廠。先後有十幾家油漆廠並入該廠，這些企業的商標也歸開林廠所有，可見該廠在業界的地位。
1918年，日本華僑容子光偕兄容祝三來上海，與廣東同鄉潘聲甫，潘惠明兄弟合夥在虹口開設中華製造橡皮有限公司，為上海第一家私人創辦的橡膠廠。當時議定資本2萬元，由潘聲甫出任經理，容子光擔任總工程師。到 1932年時，僅上海一地就發展到48家橡膠工廠，資本總額達400萬元左右，其中資本在10萬元以上者有11家，其中最大的為大中華橡膠廠，資本110萬元；其次為勞敬修1931年創立的大用橡皮廠，資本50萬元，職工850人，生產“八角”牌膠鞋、熱水袋、日產膠鞋8000雙。在八一三事變後響應號召遷往重慶，但在內遷途中機器設備損失殆盡，部分職工被重慶中南橡膠廠吸收，傳授生產經驗。1929年鄧風墀創立廣東兄弟樹膠公司上海分公司，資本金為20萬煉膠機18台，職工1000餘人，日產萬雙“飛馬”、“雙飛劍”運動鞋。也就是說在抗戰爆發前上海第二第三大的橡膠廠都是廣東人創立的。
勞敬修，廣州廣府人。廣東高等高業學校畢業。1905年任泰和洋行買辦。1906年在南京創辦金陵自平水廠。1911年後任上海總商會議董，北京政府農商顧問、交通部諮議，參與創辦廣東銀行，任總經理。1920年出席萬國紅十字會，任中國委員。後與人合辦上海保險公司、中華國民製糧公司、上海先施百貨公司及大用橡皮公司。1928年後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常務董事。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上海市參議會參議員。建國後，當選為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19年，廣東商人黃景康創辦中原油墨公司於上海，備有軋墨機八台，日產油墨2400磅至2800磅。該廠油墨製墨原料鬆香、油脂等均為國產，故 售價低廉。1920年，廣東商人陳醒吾在上海創辦靈生油墨公司，備有磁質三輥軋墨機一台、鋼質三輥軋墨機12台、鋼質盤旋調墨機兩台，日出油墨達千磅。銷 售品種以印書籍和報紙的黑色油墨為主。用駱駝牌商標。產品暢銷於上海、廣州、山東等地，且有出口國外者。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國人自辦的油墨製造廠，還有好 幾家。但是以陳醒吾創辦的靈生油墨公司生產的油墨數量最多。
鄭藻森、劉電生 廣東中山廣府人，1919年,將在美國的香亞化妝品廠遷入上海,最開始資本為50萬元法幣,工人45人,生產金鍾牌化妝品,其中“芝蘭霜”最負盛譽,年產 值50萬元法幣。到了1928年，上海的化妝品廠已發展到130家，但大都是小型廠，最負盛名的有香亞公司的芝蘭霜，時稱瀘上化妝品之王。也很著名的有永 和實業公司嫦娥霜及另一粵企先施公司的白蘭霜、千裏香等。以先施來說，當時推銷網絡，分布天津、北京、南京、長沙、營口、奉天和哈爾濱各地。到了1936 年，先施網絡已遍及東南沿海、大江南北和西北內地。其後一路戰亂，直至大陸易手，先施化妝品製造與銷售業務遂全部結束。
旅社(現在說的大酒店)
郭標 廣東香山廣府人，是著名的澳大利亞僑領和實業家。1900年在澳洲新南威爾士任保皇會值理，為爭取華僑的權益，主張反對“白澳政策”，並聯絡澳洲六省之華商會為僑胞之權益“合群策力，據理抗爭”，受到華僑的尊敬。在實業方麵與堂兄弟郭樂郭泉等創辦永生果行，任經理；1917年與劉光福、餘榮等人集資創辦中澳船行。同年受孫中山先生邀請， 從澳大利亞回國與郭樂等人在上海創辦“上海永安公司，並任總監理；1920年受孫中山之托創辦國民印務局，並任籌備處主任；1921年與馬應彪、蔡興等人，“倡辦和投資國民商業儲蓄銀行”，也投資先施公司等。
上海1946年時在旅業同業公會注冊的會員大約有425家，其中規模宏大的甲級旅館有35家，當中包括了長期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直到1968年中國第一樓的地位才被廣州專建來招待廣交會外賓的廣州賓館取代)，
另外較著名的就是上海早期最好的四間新式大旅館“三東一品”（即大東、東亞、遠東、一品香四家），當中的大東旅舍，因為就在永安百貨公司大樓裏，所 以與永安公司同日開業。該旅社裝飾考究，設備齊全，並設有大東酒樓、舞廳、酒吧和彈子房。設有中菜、西菜，每天有菜單送至旅客房間，顧客可以隨意點菜，服 務員把酒菜送至房間。酒樓內還開設大東茶室，每天午後，茶客如雲，有穿白衣黑裙的小姐將茶點水果送到茶客桌上。茶室內寧靜、舒適，可以在此看書、寫稿，也 可以約友聚首，清茶一杯，小坐半日，其樂無窮。大東旅社有一百四十多個房間，節假日幾乎天天客滿，海外華僑或上海富豪都提前來訂下套房，全家老少都來這裏 洗個熱水澡，享受一下豪華設施和熱情的款待，有的還把親友邀來同樂。當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時，個個都住平民家，隻有有點兒家產的陳公博和新婚妻了住進了 大東旅舍。
徐渭泉，徐渭卿， 廣東人，開創了著名的一品香旅舍，同時也是很有名氣的改良番菜館，把西菜以中式改良，以適合中國人的口味。結果反而很受上海人的歡迎，久而久之，連老外名人，最著名的科學家愛恩斯坦在二十年代訪問中國時，聽了後也專程來吃這種本地西餐。以晚餐套餐為例，就有所謂的“七道頭大餐”：有熟蘆筍、鮑脯、金華火腿、萵苣的冷菜拚盤；副菜有白汁鮭魚（或蛋煎鮭魚）；主菜為腓利牛排（或紙包雞）；甜品有香草布丁（或蘋果派）、冰淇淋聖代（巧克力或水果，任選），加上 咖啡或紅茶。“
其時西餐廳吃西菜講“一客”，吃一客就要開銷一塊大洋；而上海番菜，則主隨客便，可以吃套餐，也可以單點，吃客可以隨心所欲地點想吃的番菜，花銷又不大，這就更符合上海人“不肯多出一分不該出的銅鈿”的精明。一品香旅館本身以建築而言，隻是二層樓中式樓房，開設之後為吸引顧客，另辟房屋， “仿外洋彈子房之式，以備貴客茶餘飯後之消遣”“洋琴等諸玩器俱備。”(彈子即今天的台球——注)。它還在餐館中展出老虎，收費參觀。除了西方的娛樂，西方發明的電扇、電話也在一品香中最先裝設，並以此作為招徠顧客的手段。
東亞飯店，跟上麵說到的大東旅舍是對手。因為所屬的本來就是對立的百貨公司。大東屬於永安百貨集團，東亞屬於對麵的先施馬應彪家族。馬應彪也是廣東香山廣府人，雖然是生意場上的對手，跟郭家屬老鄉，曾經的生意夥伴，還是親家，這關係比較微妙啊，嗬嗬。先施在百貨大樓內設東亞酒家，為的是讓顧客逛商場餓了的時候，可食用一流廚師烹飪的美味佳肴。如果顧客逛一天不能盡興，還可到東亞旅館借宿，其設備條件可與當時第一流的遠東飯店、一品香飯店爭高下，如此設想周到，吸引了眾多的顧客。
高塘、高堪等十二人，香 港澳門旅館業者，開創金門大飯店。三十年代末到上海發展旅館，遇上著名上海保險商呂嶽泉的華安合群人壽保險公司因戰亂而經濟困難，於是把總部辦公大樓華安大廈第三層以上樓層都以十五年期租約租給這批港澳老板，重新裝修加建後於1940年正式啟用，由於位置優越，再加上華安大廈曾是二十年代上海外灘第一高 樓，而且裝修設備和服務都很不錯，於是成為華資最著名的旅館之一，與國際飯店齊名。
張翰材 廣東人，上海揚子飯店的創業董事兼第一任總經理。揚子飯店建立於1934年11月，有人說老板是三個廣東人，何、關、張，可惜我找不到何關到底是誰。也有人說是宋子文曾經的親信廣東香山人唐海安提議創立的。該酒店從一開始就決心挑戰當時占大多數的外資高檔酒店，所以請回了留法的華人建築學者加以設計，是八層的建築，曾經和洋資的禮查飯店、匯中飯店共同叱吒上海灘，當年曾是阮玲玉、胡蝶、周璿等演藝界名流的派對專屬地，曾被外國媒體評為“遠東第三大飯店”。
其特色是有一個裝有彈簧地板的大舞池，還請來了外國樂隊駐場伴奏，因為阮玲玉的情人唐季珊也是該酒店的股東之一，所以阮去世前還曾到這裏跳舞。酒店 的西餐廳在中國率先使用了冷藏技術，做出的西點不比外資高檔酒店差。據說也是首先在房間安裝冷氣的酒店。四十年代後期因戰局不穩很多政商界名人離滬遠走前 還專門到該酒店吃飯，感歎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享受這裏的西點。著名的女歌手姚莉，與周璿、李香蘭等齊名，並稱為四十年代上海七大歌星，就曾長期在此駐唱，後 來還嫁給了酒店副總經理的兒子，一起去了香港。姚最好聽的一首歌，就是港產片中經常出現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大家一定有印象吧，嗬嗬。以至於在香港她的知名度還比周璿高。
馮達純 廣東人，與廣東江門鶴山廣府人冼錫鴻為首的美澳華僑在1933年創辦上海新亞大酒店，其實此前已在廣州和香港創立同名的大酒店，所以屬於連鎖大酒店。粵港滬三處新亞酒店的負責人均固定以馮達純為總監督，廣東雲浮廣府人鍾標為總經理。該連鎖大酒店裝修精美，而且對於服務生要求嚴厲，加上鍾標在管理上很有經驗，所以聲譽不斷上升。廣州店共八層，是二十年代廣州最高檔的大酒店。每天派大客車到港澳外輪碼頭接客，隨車派出的服務員穿統一的製服。旅客入宿“新亞”，可以在船上把行李交給服務員，為避免差錯，服務員在行李上貼上專用標簽並發給收據。客人進店，服務員先帶客人看房，滿意後代辦登記並斟茶奉客。住客外出，即整理房間，使客人歸來時有整 潔之感。客人有親友來訪，也妥為招待，有留言的，為之代傳。住客要買車船票甚至買香煙水果之類的瑣事，服務員也一一代辦，服務十分過細周到。
上海的新亞大酒店分主樓和副樓，高八層。最初時，酒店頂層還有屋頂花園，飼養一些小型動物。麵積比廣州新亞大一倍以上，有大小客房三百餘間，全部房 間，包括浴室均裝暖氣。由於設備先進，房租比廣州新亞貴。比如有一組合套間，設有兩房、兩浴室、兩衛生間、一會客室，還有空調設備，為旅業行中之始創冷氣 空調客房，比廣州新亞最高級的房間貴一倍。酒店內的服務也很能體現嶺南的風俗，例如地板清潔一直由廣東婦女用抹布清洗。同時，每天早晨，新亞大酒店都會根據廣東習俗開辟早茶市麵。1930年代，新亞的早茶成為滬上一大摩登休閑方式。此外，在經營之初，基督徒居多的創辦人便提倡入住客人不賭、不嫖、不抽鴉片 的三不主義，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讚賞。新中國成立後鍾標帶款跑到了香港。
鍾標，廣東雲浮廣府人，上麵說的新亞大酒店經理，抗戰時新亞被日軍強行占領，於是他帶領新亞的員工，看準時機到當時沒受戰火影響的租界中心開粵菜館，他開的菜館都有個華字，連續開了京華榮華新華美華等。當時在上海，帶華字的菜館都是很夠氣派的。
李金海 廣東廣州番禺廣府人，自1888年開始，便在廣東人徐阿潤開創的杏華樓廚房擔任學徒，後成為該店名廚，1927年經過店員一致推薦，開始執掌杏華樓。 1927年，杏華樓再度翻修，建成一座七開間、四層高的酒樓，全店可同時開宴席將近百桌，成為當時滬上最大粵菜館，經人建議，改名為杏花樓。申城工商界、 軍政各界名人都曾前往就餐，李宗仁、孫科、杜月笙等常至杏花樓就餐。此外一些官方大型宴會也放在杏花樓舉行。抗戰以後，杏花樓改製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更名 為上海杏花樓升記股份有限公司，李金海擔任公司董事長。新中國成立後，杏花樓隨同曆史潮流，於1956年進行了公私合營。
舞廳
老上海流行跳舞，並成為一種新時尚，都是從上麵提到的“一品香”大旅社在1920年起步的。位置好、牌子老、口碑好、附設有西餐社的“一品香大旅 社”，看到大眾需求開設了效仿原先隻能在外國人圈子裏開展的“交際茶舞”。那時，這種茶舞依舊按洋人的做法，不收費。因為更多的客流，刺激了飯店的餐飲住 宿等多項消費，增加了收入。接下來不少舞廳也先後開張營業，此時最著名的是廣東人陳亞泰開設的巴黎飯店舞廳，因以“黑貓”為標誌，上海人便稱其為“黑貓舞 廳”，這時候已經有廳裏請的收費舞女。後來，“黑貓”舞廳又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對麵開設了花園舞場，開創了露天跳舞的先河。由於去露天舞廳“蓬嚓 嚓”，是上海人在夏季裏的一大時尚，生意遂大好。另外，永安公司的大東舞廳也是當中較大規模的舞廳。
江耀章，廣東人，1934年在戈登路（今江寧路近南京西路）建成了大都會舞廳，和百樂門、仙樂斯、新仙林合稱上海最豪華的四大舞廳。這當中，百樂門是浙江商人顧聯承建的，仙樂斯是英國猶太人沙遜建的，新仙林的始建人不詳，也就是說假設新仙林老板也是中國人，則三大華資舞廳中就有一間是廣東商人 創辦。另外上麵說過的揚子飯店內的揚子舞廳因為裝有彈簧地板的舞池，再加上來訪及駐唱的影星歌星多，在創立後名聲也迅速逼近了這四大舞廳。
食品業
冼冠生 廣東佛山南海廣府人，白手興家，在上海建立了舊中國最大的食品業王國冠生園，上海人最喜歡的大白兔奶糖就是冠生園生產的。在抗戰結束時，冠生園除在上海有 37家工廠、銷售商店、農場外，在南京、杭州、廬山、天津、北京，重慶等數十個城市設立分店或代銷店，並開辟農場作為生產基地，兼具休閑功能，實為現代觀 光農場的先祖。生產特色產品陳皮梅、餅幹(包括夾心餅幹)、月餅、糖果、罐頭、糕點、果汁牛肉、桔味牛肉等食品，當時的魚皮花生軟糖果醬夾心糖等還是國內 業界首創。除此外，上海公共租界的每個銷售商店還設有粵菜館，粵點心，廣式燒臘等。在杭州還種了一大片的梅林。
馬玉山，馬寶山兄弟，廣東香山廣府人，他們跟孫中山是真正的同鄉，據說家就在老孫家邊上。又一位“糖果餅幹大王”。馬玉山經過多年努力成為南洋的著名甘蔗園主，並在南洋創辦製糖廠、糖果餅幹廠幾家，也是孫中山的積極支持者。民國成立後，鼓勵華僑回國投資，他將部分資金創辦香港的馬玉山糖果餅幹公司，又將大部分資金轉移上海，1916年創辦“馬玉山糖果餅幹有限公司”，成為華商糖果餅幹企業的奠基人之一。上海分公司剛開始收入不錯，激起馬的雄心，購進地塊興建馬玉山公司大樓，並籌資購進吳淞地百餘畝興建中華製糖廠，這是上海創辦的第一家機器製糖工廠。馬玉山又計劃建造製糖廠的職工宿舍，上下班用專車接送，又撥款在工人住宅區修建了一條可以通車的馬路，於是這條路就被叫做“馬玉山路”。
當時因為事業規劃很大，就向上海的商界名人集資，原本籌資總目標是一千萬，第一期二百五十萬很快籌到。但是因為股東紛爭，再加上攤子鋪得太大，陷入財務緊張，第二期籌款又少人，最後奔走廣府商業重地廣西梧州籌款，竟在急困中病死，年僅51歲。工廠經營權也落在江浙財閥手中。
好在負責香港公司的弟弟馬寶山很爭氣，哥哥去世後，即從香港來上海，發誓重振聲威，1933年在虹口創辦“馬寶山糖果餅幹公司”，並在市區設立分店多處，“馬頭脾”餅幹成為上海市場最受歡迎的產品，尤其是該廠生產的梳打餅幹一改傳統和外國餅幹的口味，而在上海餅幹中獨占鼇頭。“馬寶山糖果餅幹公司”是當時我國最大的糖果餅幹製造企業。馬寶山公司此後一直在上海發展，直至解放，在這段期間跟冠生園等一起是上海食品業四大公司。
郭唯一 廣東潮汕潮陽人 1919年接盤英商屈臣氏下屬的汽水廠，為上海第一個經營汽水生產的華商，業務日上，發展為股份有限公司。工人近百人，主要生產汽水，附帶製冰，冰產量18噸/日。主要設備僅有9英寸壓縮機1台。抗日戰爭期間，成為日企產業。
茶葉
唐季珊，廣東香山廣府人，阮玲玉的情人，生性風流，三十年代的華資茶葉大王，並且是聯合影業揚子飯店等大企業的股東。解放前紡織品茶葉陶瓷一直是中 國出口的三項最大宗商品。1916年，由華商經營的中國第一家茶葉出口公司華茶公司在上海成立。創始人唐翹卿是廣東香山人，曾先後在福州等地開設茶棧，以 後又任元芳洋行買辦，是上海開設茶棧最早和最有實力的茶商之一。後召集茶棧實力派人物共同成立華茶公司，集資以唐氏家族為主，兒子唐季珊早年在英國留學， 考察了中國茶葉在英美的銷售情況；回國後從事茶葉出口經營，以衝破洋行的壟斷。實際主事華茶公司。經過設立生記機器製茶廠等連串努力，1932至1937 年期間，華茶公司每年的出口保持在6萬箱上下（約合1900 噸），占上海茶葉出口總量的10～18%，成為僅次於怡和、協和、錦隆三洋行之後的第四茶葉大出口商，也是第一大的華資出口商。但因受抗戰中該公司廠房倉 庫機器兩次被日本炮火摧毀導致的資金、設備等條件所困，加上同行業競爭的影響，出口數量大減，由戰前曾執華商茶葉出口牛耳的第一位降至抗戰後的第六位。新 中國前唐去了香港後轉去台灣，據說事業破落，窮困死於街頭。
地產
譚幹臣，廣東香山廣府人，譚同興營造廠廠主致富後成為有名的大房地產業主。如坐落陝西北路175弄的華業公寓大樓(40多米高)及相鄰的新式裏弄三層樓房40餘幢，人民路永安路的新永安裏、普安裏、同安裏市、住房數十幢均曾為他家所有。譚幹臣生有四個兒子，一、二、三子早亡，所有遺產均歸其第四子的獨生兒譚敬(上海著名小開，杜月笙的親家，後麵會提到)繼承。
陳炳謙，廣東香山廣府人，英商祥茂洋行大買辦，是解放前上海買辦中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生，他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的包括大樓、公寓、倉庫、裏弄等房屋845幢，幾乎全部是他所遺下的產業。
鄭伯昭，廣東香山廣府人，英美煙草公司的大買辦，也是南洋煙草公司的勁敵之一，生性吝嗇，抗戰前其光在上海的地產竟達3000萬元，要知道被稱為上海民族工商業界五大家族之一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鼎盛時期也隻有二千萬元，時有號稱上海華資地產大王的寧波商人周湘雲，他家族擁有上海“一號”汽車牌照達40年之久，1943年去世時，全部家產達8000萬，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納稅人的名冊上排名第五，而排在他前麵的就有鄭伯昭。
永 安公司的創始人廣東香山廣府人郭樂、郭順除在南京西路有兩所對稱的獨立式花園大住宅(現在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 對外友協)外，四川北路的大型裏弄永安裏便是他家用以出租的產業，另外六層的永安大廈和僅次於國際飯店，在南京東路上屬於第二高樓的永安新廈（19層，連 地下室共22層，72米高)地皮也是屬於郭家的，還有，郭家二代中領軍人物之一的郭棣活，在華山路893號有一棟被稱為玻璃洋房的花園住宅。樓高2層，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麵積800平方米。光地毯就用了二百根金條。永安郭家是當時上海民族工商業界在房地產方麵投資最多的三大家族之一。
買辦(大洋行經理和經銷商)
這裏我就不提為清廷創辦招商局，開平煤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現在的唐山市)，第一條中國人興建使用的 唐胥鐵路的著名買辦唐廷樞，與唐一起創辦茶葉公所，並創辦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仁和水險，自創同文書局的徐潤，創立上海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的鄭觀應，創辦 上海電光公司(發電廠)、上海玻璃公司的唐廷植，創辦江南製造總局的容閎，任任上海自來水公司總董的唐傑臣等廣東香山廣府人著名買辦。免得被人輕描淡寫說 成廣東商人隻是為早期上海作出了一點兒貢獻。
就是現在一些研究人員說是江浙買辦數超過廣東買辦數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至解放前，廣東人仍是買辦群體中最有錢的一群。僅說鄭伯昭，光在上海的房地 產就達三千萬元，連上海最著名華資地產大王周湘雲在公共租界工務局納稅人榜上都排在他之後。還有陳炳謙，被稱為解放前買辦群體當中投資房地產最多的人。有 哪個地方的買辦個人財產能比得上他們？
另外還有以下著名廣東籍大買辦(部分名單)
陳雪佳 廣東香山人廣府人，與父親陳可良兩代都曾是太古洋行買辦，二十年代初買入了李鴻章舊宅，上海最著名保存最完好建築之一的丁香花園，該處被稱為是上海十大花園洋房中之極品。
潘誌銓 廣東江門新會廣府人，畢業於港大，和父親潘澄波一樣是英商怡和洋行的總買辦。潘氏作為滬上富商，饒有資財，廣為置業，上海、莫幹山、杭州、天目山都有他的 洋房別墅，也是浙江一帶有名的老房子。他的西湖別業怡廬至今仍可找見"怡廬"和"潘界"石碑。解放後，怡廬收歸國有，一度作為省委統戰部的辦公場所，後又成為省級機關幹部宿舍。房子後來的一位主人是浙江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在天目山的別墅，名叫留椿屋。1936年，潘誌銓向禪源寺租地營建，為其父潘澄波頤養天年，故名“留椿”，抗戰時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時曾住過這裏，電影皇後胡蝶拍電影時也住過這裏。
莫幹生 廣東香山廣府人，莫家多人曾在英資太古洋行任要職，以至於太古洋行中有知莫不知英(國人)的說法。莫也是太古的最後一位買辦，後來的都變成叫做華人經理。他在三十年代初曾從陳雪佳手上接手丁香花園。
鍾可成，廣東潮汕潮州人，自小家貧，曾在清華大學讀書，稍後留美名校，回國後得到中國銀行當時的總經理賞識，稍後成為上海最大外資房地產商美商中國營業公司的副買辦(買辦是著名寧波商人方液汕)，被稱為地產炒賣大王，杜月笙的好朋友，是杜的賭場裏輸錢最多的人之一，據說平時也是揮金如土。
楊梅南 廣東香山廣府人，三十年代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他孫子楊鐵梁後任香港的首位華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第一次特首選舉時曾與董建華競爭。
體育
譚敬，廣東江門開平人。譚敬是上海灘名氣很大的小開，富家子弟，也是老上海最著名的東華足球隊的第二任領導者。球隊前任老板是著名紅頂商人盛宣懷的 第七子，後來敗盡了家產，隻好出讓。譚祖上據說是廣州十三行商人之一，祖父譚同興早年到上海做生意，做得很大，全盛時代曾擁資1000餘萬元，是著名的地 產商，現在南京西路陝西北路平安電影院後麵的華業大樓(高40多米)，及其周邊的一些據說用紅瓦的樓房，及另外一些地方的幾十幢樓，過去都是譚家的產業。 舅舅唐季珊是上海茶葉大王。當年輪船招商局和開灤煤礦的創辦人唐廷樞，是他母親的娘家人。他父親去世以後，家中的房地產生意由他母親唐佩書掌管。譚敬本人 雖有華業地產公司和華業信托公司經理的名義，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自己足球愛好上，還在1934年建立了中國網球會，又喜歡古代書畫和古代瓷器，為 此跟張蔥玉（名珩，字蔥玉）是好朋友。張蔥玉祖父張頌賢在晚清蘇南湖州最著名商人南潯四象中排第二，張蔥玉另一個親戚就是著名商人張靜江。 譚敬1943年成為東華足球會的董事，當時丁雪農為董事長，董事除了譚敬外還有多人。實際上譚敬出力最多，他還擔任了甲隊的領隊。在後來的兩年裏，上海足 聯會舉辦過兩屆足球比賽。東華足球隊榮獲了甲組聯賽和市長杯雙料冠軍。在以東華足球隊為主體的中華隊出征時，又重新奪取了上海國際杯冠軍。在某一年度所有 比賽中，共計48場球，“東華”競創下了不敗的紀錄，被譽為滬上常勝軍。又曾與老外隊比試，七戰七勝。從1946年至1949年，上海共舉辦了四屆足球聯 賽和足球杯賽，“東華”參與了前三屆，最終形成了“東華”和“青白”足球兩隊稱雄爭標的局麵。建國後被從香港勸回來，不久就坐牢，改革開放平反後，在八十 年代又重新組織東華足球隊複出，嗬嗬，不愧是大玩家。
照相館 廣東老板占了名店的多數。
歐陽石芝 廣東江門新會廣府人，他是康有為的學生，創建了清末民初上海存在時間最長的寶記照相館，後傳於三子歐陽慧鏘，一共經營了半個世紀，1921年，上海時報館與寶記照相館就拍攝時事新聞圖片簽約。此舉使該報新聞圖片報導質量列全國報紙之前。。 除寶記、耀華外，英昌、同生也很出名，這些照相館合起來人稱清末上海照相業的“四大天王”。同生開設在四馬路上，老板叫譚京堂(唐)，也是廣東人。其手腕 靈活，交遊廣闊。宣統初年，“同生”被聘進京拍攝光緒帝和西太後的葬禮照片，因幹得漂亮，從此在北京紮下了根，並得到很大發展。另外，上海最早的華資蘇三 興照相館老板蘇三興也是廣東人，早期較有名的宜昌照相館創建人也是廣東人。
王熾開，又名王秩忠、王開，廣東佛山南海廣府人。15歲進躍華照相館(上麵提到的耀華店)當學徒。後入同生、美利豐任攝影。1923年在最繁華的南 京路獨資開設王開照相館。他在滬寧、滬杭鐵路沿線廣立路牌廣告，在電影院放映幻燈廣告，以提高企業知名度，擴大社會影響，又講求質量，選用的底片、相紙、 洗印藥水等照相原材料，都是上乘品牌，決不以次充好。在抗戰期間，他不用日貨，但為了保證質量，不惜出高價從美國、德國買來高檔原材料使用。1946年他 自備發電機，首家安裝冷氣，以舒適的環境吸引顧客；1948年又率先開拍天然五彩照相，以優質的產品取悅顧客。發展成為上海最有名氣最好的照相館，一直保 持到了新中國建立，王又任公私合營照相館的經理。該館至今仍在營業，在上海人當中有很高的地位。如果進行一次問卷調查：上海最有名的老照相館是哪一家？那 麽，民國時期的十有八九會答是王開。
媒體類
伍聯德 廣東江門台山廣府人，1926年在上海創辦《良友》畫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份生活類大型畫報，這本雜誌(俗稱畫報)以精湛的攝影技術、先鋒的時尚概念、豐 富而及時的國內外社會文化信息，迅速在全國取得極高的地位。在倡導新思想、新文化上，《良友》引領了現代最進步前衛的思潮。名重一時的文壇碩彥如老舍、鬱 達夫、冰心、林語堂等等，都曾親自為《良友》執筆。大概相當於現在都市白領閑時都喜歡閱讀的《FHM》? 在一係列有效營銷手段推動下，《良友》迅速成為風靡全球華人世界的雜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畫報。高峰時發行4萬餘份， 全國銷量排名僅次於《生活》周刊，位列第二，人稱“良友遍天下”。但與二十年代創刊六七年就不複存在的生活雜誌不同，良友雜誌長期出版，時停時複，在動蕩 時期遷到香港複刊。所以稱得上是中國幾十年曆史變遷的見證者，直到幾年前又再複刊。
王雲五，廣東香山廣府人，現代出版家。1921年，經胡適推薦，王雲五到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長，並於1930年擔任總經理，從此開始了商務現代史上 的輝煌時期。王雲五主理商務期間，出版多種詞典、百科全書及叢書，以“教育普及”和“學術獨立”為方針，對中國的知識傳播有舉足作用。王亦熱心研究中文字 檢索方法及圖書館檢書辦法，四角號碼檢字法即王雲五的發明，並以此法編印《王雲五大辭典》，出版《萬有文庫》。王雲五亦以科學管理方法改革商務，大量增加 出版量。1924年，商務印書館創建了東方圖書館。1920年代至194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雲五小辭典》、《王雲五大辭典》，影印《四部叢 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推出了《萬有文庫》，《大學叢書》以及《叢書集成》，達到了商務印書館發展史上的最高峰。1932年1月29日，一二八事 變爆發的第二天，日軍空襲使整個閘北陷入一片火海，寶山路的大火吞沒了整座商務印書館大樓。這座當時遠東最大的出版社，連同五樓的東方圖書館中幾十萬冊孤 本善本古籍全部毀於一旦。在王雲五的主持下，商務在抗日戰爭期間仍然能夠繼續堅持出版，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職才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職。在商務工作 達40年之久。王其後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長財政部長。
《上海商報》，中國現代商業報紙。1921年元旦創刊於上海。廣東商人湯節之（經營證券交易）發起創辦，得到上海證券交易所人士資助。後來著名的蔣介石文膽陳布雷任編輯主任（實為主筆）該報麵向商界推銷，辟有《商業金融》欄，除刊登行情價目表外，每天發表商業金融的評論和介紹經濟思想的文 字。潘公展的新聞分類編輯法，經濟醒目，為同業仿效。1923年，湯節之生意失敗將該報轉讓。1926年，該報售予方椒伯，其後時停時複，1929年停辦。
銀行
在老上海的銀行界裏浙江人是最重要力量，所謂的南三行大都是浙江人辦的。廣東在上海創辦的銀行力量要相對遜色。其實這有三個原因，一，在當時兵荒馬亂變幻大王旗的情況下，銀行背後往往有軍閥政客的資金才可能保持穩定。比如上海著名的北四行大多背後有北洋軍閥的勢力。鹽業銀行的創辦人就是袁世凱的表弟張鎮芳.金城銀行的創辦人是安福係軍閥王郅隆、交通係政客周作民。組織興建遠東第一樓上海國際飯店的談荔孫，他那間大陸銀行，也是在馮國璋支持下創立的。南三行當中兩個起初也是浙江官商合辦，後來才分開。而廣東商人的特點一向是民資為主，為了保護自已，跟軍閥政客拉開距離。因為有公共租界，上海當時是全國走私軍火毒品的安全港，也是各派軍閥資金轉移獲利的場所。廣東的銀行既是民資，又是外來者，對本地商人情況不熟，自然不可能象地頭蛇一樣無所顧忌，同樣，本地人也不了解廣東銀行的背景，因為語言因素更易產生不信任，所以就少做了很多生意。其實當時廣東銀行主要是做在滬廣東商人的生意。二，廣東的銀行一般是以香港或者是廣州為總部，主要是香港。因為廣東企業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海外如歐美和南洋的華僑企業，另一部分是在廣東省的企業，都在南邊。從地理位置來說當然是香港比起上海具合理性。而且作為殖民地的香港跟上海一樣不受中國局勢的影響，是資金的避難港。三，舊中國是很窮的一個國家，外匯收入很大部分來自於華僑匯款和華僑存款，而中 國百分之七八十的華僑是廣東人，所以廣東的銀行比起其他地方的銀行來說更注重於在海外設分行，從這一點來看總部設香港是自然的事，因為對於華僑們來說是在 家鄉時就知道的地方，也是以廣東話為主，容易溝通，不象上海那邊陌生。4，浙江銀行的總部都設在了上海，而廣東的銀行既有設在香港的，也有設在廣州的，亦有設在上海的。不能單以上海的情況來判定浙江銀行界和廣東銀行界的實力對比。
國華銀行為鄒敏初、鄧瑞人、唐壽民、鄒醒初等人發起創辦，當 中鄧瑞人是廣東廣州番禺廣府人，鄒敏初鄒醒初是廣東梅州大埔客家人，國華銀行於1928年開業，總行設在上海，是當時的主要商業銀行之一。股本銀元200 萬元，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辦理儲蓄信托堆棧等業務。其後在不少城市設立分行，一直營業到解放。國華銀行也是廣東銀行當中少有的與軍閥密切的銀行。比 如說鄒敏初與南天王陳濟棠關係密切，而鄧瑞人一直偷偷與另一支粵係部隊蔡廷鍇十九路軍有不少來往。
除此外，當時，廣東銀行和現在香港比較著名的東亞銀行都有在上海設立分行。事實上南京路四大百貨公司的創立和發展都和廣東銀行東亞銀行國華銀行有很大關係，公司的創立人不少也是這幾間銀行的董事。
在比銀行稍低一檔的錢莊銀號方麵，錢莊是中國本土傳統的金融機構,數量多,在機構林立的上海,有相當影響.浙江人在上海錢莊業一家獨大,約有50餘家.粵商 開設的錢莊數量位居次席,至少35家,僅潮州土商以經營鴉片所得設立的錢莊就有33家,資本總額206萬元.潮商所設錢莊數量雖多,但往來客戶中同鄉商人 不多,其原因是,潮州土棧錢莊的經理無一例外均由紹興人擔任,營業素取穩健主義,故不甚願與以煙土販售為主業的潮商發生關係. 廣東廣府人銀號當中規模較大的應算廣東中山廣府人董仲偉創辦的道亨銀號,也就是後來的道亨銀行。當時與東亞銀行和廣東銀行的競爭很厲害。
保險公司
廣東商人的保險公司是上海保險界的重要力量
1930年代,上海的粵資保險公司達到8家,即仁濟和,聯保 水火,聯泰水火,永安人壽,永安水火,先施保險置業,先施水火,先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除仁濟和以外,其餘幾家公司的總部均設在香港.它們的特點是分公司遍及東南亞及華南各埠, 上海是其中的一個點.如聯保水火險公司的分公司 12 家, 6家設在海外,這和上海其他華商保險公司有很大不同.先施和永安作為兩家大百貨公司,實行多元經營,都設立了銀行和保險公司, 在上海的金融市場十分活躍。
信托公司
業務包括證券買賣,房地產經營和銀行業務,涉足範圍廣,經營靈活.信托公司 這一金融機構形式進入中國後, 漸為華商所仿效. 粵商在上海設立的信托公司, 有生大信托公司, 中國信托公司,上海信托公司,華僑信托公司,華豐信托公司,華業信托公司. 生大由後來著名恒生銀行的創辦人粵商林炳炎所創,經營銀行和信托業務.銀行部經營定期活期存款,往來存款,抵押 放款,國內外匯兌.信托部經營各種信托存款,代理證券物品買賣及經營,房地產買賣及管理經租等.華豐由韋伯祥,郭禮安等人創辦,資本為國幣 50 萬元.華僑信托公司由陳紫培,梅其駒,鄭頌堯等人創辦,額定資本 100 萬元,實收 50 萬元 華業由譚敬等發起,資本為國幣100萬元 ⑦ .在上海的信托業中,粵資公司均以資本雄厚,經營穩健稱.
需要指出的是，上麵這些僅是在上海的部分廣東大商人。當時在粵港澳和南洋還有以下廣東大商人(部分):
霍芝庭，廣東佛山南海廣府人，著名商人，陳濟棠時期他包攬了廣東全境的公賭生意，據說每年上繳給陳二千萬元，是陳的幕後大金主。據說自已每年收入也是同樣的數目。陳治粵七年，霍光這段期間賺的錢就已經是天文數字。他兒子後來曾興建了澳門三座最大的酒店之一國際酒店。
陸佑，廣東鶴山廣府人，上世紀初至一十年代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首富，著名的“錫礦大王”和“橡膠大王”。他當中一個兒子陸運濤在香港創立了電懋公司，著名影星林黛本來也是他旗下的演員，是邵逸夫的邵氏影業在六十年代最大的對手。後來陸到台灣考察電影業時因空難去世，當時一起去世的還有盟友邱德根的夫人。邱德根後來買下了香港的亞視跟同鄉邵逸夫的無線鬥過一會，嗬嗬。他領導時據說亞視經營相對較好。
餘東璿，廣東佛山廣府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首富，與在南洋辦影業的邵逸夫兄弟關係很好，餘生性風流，據說邵逸夫的第一個太太黃美珍就是他的女朋友之一，後來讓給了邵逸夫。1967年辦香港無線電視(TVB)時，利考和家族的股份最多，占40%。餘東璿的兒子餘經緯占了20%，邵逸夫的股份最 少。後來餘經緯暴死，傳聞之一是在南洋中了降頭。到了八十年代初利考和也心髒病發去世，留下了不懂生意的妻子，在電影方麵被廣東潮汕人鄒文懷的嘉禾步步進逼的邵逸夫才得以及時結束邵氏影業，增股無線，把資金投入到電視發展中。
何賢 廣東廣州番禺廣府人，何厚鏵的父親，在澳門有很大的勢力，胞兄何添是恒生銀行的開創者之一，
陳廉伯 廣東佛山南海廣府人，中國民族工業先驅陳啟沅的孫子，上世紀二十年代是廣州最有錢的商人，全省擁有五萬人兵力的廣東商團武裝負責人，後因商團與孫中山政府對抗而逃到香港，也是粵港兩地三四十年代的重要商人。
簡東浦李冠春，廣東廣府人，創辦了著名的東亞銀行。
還有傅老榕盧九高可寧這些廣東人，是粵澳兩地的博彩業典當業著名商人。
廣東商人除了造就了清朝的十三行富甲天下，民國的上海奇跡，五十年代至現在的香港奇跡外，還造就了越南西貢的堤岸城奇跡。曆代的中國移民越南，經過無數代的努力奮鬥，到了1975年越戰終結前，整個越南最大的城市西貢(現在的胡誌明市)大約有四百萬人，實際上分成兩個區，當中最繁榮的是有兩百萬人口的堤岸區，其中又以一百萬的中國人為主體，堤岸整個經濟是以華人資金為主，包括了六大鋼廠幾大醫院為代表的經濟都在華商手上。最強的是廣東廣府商人，次之的是廣東潮汕商人，較低的 是廣東客家人和福建人。整個堤岸區也是僅通行粵語。著名法國電影《情人》裏梁家輝主演的廣東商人子弟和法國女孩戀愛的故事，其實是有很真實的曆史背景，而且也是同名小說作者年青時與一位越南廣府商人相愛的真實經曆。
最後，有一些網友會問如果廣東商人如此厲害，為什麽廣州在中國近代的發展卻不如上海？原因就在於廣東人為中國的進步作出了重大的犧牲，一方麵廣東是中國近代多次革命的策源地。另一方麵廣東也因為長期作為戰爭的基地或前沿陣地，自鴉片戰爭後一直受到戰爭的負麵影響。比如說兩次鴉片戰爭就是從廣東開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燒毀了十三行商人區，據說當時整個天空奇光異彩，是珠寶被燒爆時發出的光芒。其後又有廣東人洪秀全發起的太平天國和洪兵起義，當中洪兵起義還包圍了廣州好幾個月，兩次起義直至1870年初才完全平定。經過這麽大規模的起義，清廷自然對廣東有所防備，官辦經濟都放在了上海和武漢這些東部或中部地區。再下來就是孫文等人的自1890年代開始的反清鬥爭，多次起義，其後反袁及反北洋軍閥的護法運動反陳炯明的東征，還有統一全國的北伐等都以廣東為基地，象東征這樣的甚至是以廣東為戰場，長期的內戰和備戰導致廣東極多的苛捐雜稅，商人苦不堪言。這也是後來廣東商團暴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據說當時廣東有幾支外省軍閥的部隊強征賦稅，連孫中山也隻是名義上的領導人，根本控製不了他們。再接下來又有企圖南下汕頭的南昌起義軍隊跟當地軍隊的惡戰和廣州起義導致的清洗，如此長年的動蕩，直至陳濟棠上台後的七年裏才算有了較穩定的經濟發展時期，也就在七年裏，廣東的公路裏程數發展到了跟江蘇一樣，廣東的空軍購買和生產了一百多架飛機，在全國來說都是數一數二的，不下於蔣中正的中央軍，廣東的海軍也是全國三強之一，當時隻有中央軍東北海軍和廣東海軍是成規模的軍隊。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穩定時期也是相對而言，因為陳一直跟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對抗，陳濟棠在1936年下台，接下來不久就發生了抗戰。看過一些關於江蘇無錫的資料，裏麵說抗戰前中國六大工業都市包括了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青島、無錫。1928—1937年，無錫生產總值占全國的百分之一，列全國第三。在當時六大工業城市中，無錫的工廠及資本數居第五位，工業產值居上海、廣州之後，排第三位。
也就是說雖然有長期不穩的局勢，廣州的工業發展在三十年代也僅次於上海。這能算是所謂的荒蠻落後嗎？
要說清楚老上海，有幾個問題還是要澄清的：
1，雖然一百年來華資企業發展迅速，但是到解放前最有錢的群體始終還是歐美和日本人。把怡和洋行匯豐銀行花旗銀行這些至今仍是世界級的財團不計，就是一些從伊拉克去到上海落地長年居住的猶太人，也是上海最富的群體，比如說後文中將會多次出現的兩個地產大王沙遜和哈同，還有很早就轉去香港發展掌握當地部分能源供應現在在廣東大亞灣核電站中有股份的嘉道理家族。舉個例子，哈同在三十年代初去世時，英國方麵估計他的淨資產總額就是一億七千二百萬銀元。而華商中的榮家最強時總資產是過億銀元，二戰後經曆了長久的遺產官司，哈同的養子喬治哈同一人得到大約百分之五十七的遺產，所以似乎僅他已超過榮家。
2，除外資以外，滿清的一些洋務重臣李鴻章盛宣懷，北洋軍閥還有後來的國民黨大老將領們都在上海有很多資產，甚至是銀行。這些隻能算是官資半官資，不能算民資。比較時會注明。
3, 上海最繁榮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這跟國內外的經濟有關，在一戰時期因為戰爭重點在歐洲所以歐貨對於上海和世界市場的控製放鬆，這段時期是中國民族工商業大發展的時候。二十年代象棉紡織業開始麵臨著日本廠商的巨大威脅，整個二十年代日本綿紡廠的生產占了上海的百分之六十。到了三十年代一二八淞瀘抗戰對於不少華商造成了打擊，但還是局部性，抗戰爆發後整個上海華界經濟受到了毀滅性打擊，接下來的幾年躲在公共租界的工商業出現異常繁榮，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公共租界被占領，工商業肯定都不如以前。因為在抗戰日歐美為爭奪人心都宣布把公共租界還給汪或蔣政府。所以工商界長期以來賴以寄身的公共租界不複存在，上海在百年來能避開內戰戰火的唯一優勢也失去，剩下來的抗戰勝利，因為美貨衝擊，再加上全麵內戰爆發，國民黨稅捐公債等，整個工業其實已經不振和衰退。所以我重點是說太平時期的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也會提及。
3, 粵商一向強調財務穩健，有的時候可能會說某企業總資產(總經營規模)在整個行業中領先，但是仔細比較後會發現廣東商人的企業負債和盈利上明顯地輕鬆很多。
4, 文中會用到不同的計價單位，比如說英鎊美元銀兩銀元，似乎跟現在一樣，以英鎊最貴，美元次之，哈同的一億七千二百萬銀行遺產，約值四百多萬英鎊。
5，本來應該順著曆史從清末說到1949年，但是怕讀者不耐煩，所以專說二十世紀的老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