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柱，陸仰山兩個家庭的妻子後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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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柱，蘇北鹽城人，黃埔六期，41年殉國。1938年台兒莊戰役，徐州會戰期間曾任第五戰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特種團第三總團少將團長。1939年9月，魯蘇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李明揚的委任其為第四縱隊少將司令。1941年6月初，日偽軍兵分5路，包剿魯蘇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的抗日隊伍，其主要矛頭對著四縱隊。6月5日淩晨，他在率領部隊突圍時，身中6彈壯烈犧牲，時年僅35歲。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曾為陳中柱召開過隆重的追悼會，並追贈陳中柱為中將軍銜，妻子和子女享受烈屬待遇，在台灣台北忠烈祠堂有其牌位和事跡展覽。1987年終於得到了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陳中柱的遺體也由泰州遷葬到鹽城市烈士陵園，在新建的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裏，有陳中柱的名字。
陳妻王誌芳回憶，“解放後我坐了4年牢呢！說我是國民黨軍官的老婆 哎！光複以後，國民黨政府把我當烈士遺屬，蔣介石親自給我批的撫恤金，5萬大洋，解放以後這全都是罪狀呐！老頭子給我留的四座小洋樓，在三牌樓的文德坊， 全都給沒收了。文化大革命時候，大兒子沒得學上，隻好到新疆，大女兒在新疆嘛。”大兒子陳誌是1966年南京支援新疆建設兵團的原5中學生。
1962年陳的二女陳琪因夫妻團聚移居國外，自1980年後，妻子王誌芳和兒子陳誌一家先後移民澳大利亞，長女陳璞也在退休後來澳洲團聚，她的大女兒和兒子移民後，接著第三代紛紛而來，現在又有了第四代，現有7個孫男女，6個重孫，在各自的事業上、學習上俱各有所成，沒有辱沒祖先的威名。春節聚在一起，四代同堂，是一個熱鬧的大家族了。
2005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陳妻王誌芳90歲高齡，“我作為在海外的烈士家屬，受到祖國人民的盛情邀請，來北京參加了各項紀念活動。看到祖國這些年來欣欣向榮和巨大的建設成就，我無比欣慰和自豪！我當教育兒孫們要永遠熱愛祖國，為增進中澳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努力作出貢獻。”
陸仰山（又名陸進、陸俊），1903年生，原江蘇省南通縣金沙人。1925年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南通後，即在金沙區範圍內開展黨領導的革命工作，參加農民運動。1929年冬至1930年秋，擔任共產黨金沙區委書記，參加紅十四軍金沙遊擊隊的領導工作。1930年冬，南通東鄉紅十四軍遊擊運動失敗，陸仰山調到上海工作。1931年陸仰山在上海英租界因受其它案件牽連被捕。1937年出獄後，在山東魯南一帶組織抗日遊擊隊，起初隻有十餘人，後發展到一千多人，活動在賈汪煤礦以東之崮峴及運河南北兩岸，番號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區特種工作團第三總團第二分團當團長（陳中柱為一團團長），此間經常與郭子化聯係，配合進行抗日遊擊戰爭，多次在津浦路伏擊鬼子火車，攔截鬼子軍用物資，當時陸仰山部下最得力幹將有聞立徵（共產黨員）、邵劍秋、薛明才、王默卿等。後來羅榮恒115師成立運河支隊（即鐵道遊擊隊前身），大部分人馬原來就是陸仰山部下：邵劍秋（副支隊長）、文立徵（副政委）、翁劍秋、薛明才、王默卿等人。
1939年9月受魯蘇皖邊區遊擊總指揮李明揚之命，撤回蘇北進行休整，將陳中柱、陸仰山部整編為第四縱隊（共有9個縱隊），任命陳中柱為縱隊司令，陸仰山為副司令，二人在魯南遊擊戰爭中相識配 合行動，相互有了解，關係也不錯，陸仰山成為副司令是陳中柱力舉的。陸由於與魯蘇皖邊區遊擊副總指揮李長江（後投敵成為汪偽）不和，拒任四縱副司令，後來由新四軍季方指揮的江蘇省第四區抗日遊擊指揮部，派往俞福基部任參謀長，1941年2月被李長江的人殺害，時年38歲。
陸仰山死後，解放後長期被冠以叛徒，國民黨CC特務。文革中，陸仰山的“叛徒”罪名株連到妻子、兒子身上，妻子龔雅修為了還丈夫陸仰山曆史清白曾不停的申訴，在這次運動中給她戴上了為“叛徒翻案”的罪名。又因龔雅修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作為地下交通員的她在一執行任務時，被敵偽抓捕，當天被釋放，犯有通敵嫌疑，於是她所在的南通縣最大的國營企業“南通縣八一染織廠”造反派將她押上了批判台，在毛主席像前雙膝跪碎磚、瓦片，接受批鬥，並關進職工宿舍樓底層一間被廢棄的不到六平方米的廁所間。如此淩辱，折磨了近二年後，也許是老天開眼、命不該絕，一九七O年間上海市紅衛兵小將，先後來了三次，找到龔雅修要她談一談陸仰山的政治經曆及去向，當知陸仰山早已被害時，這夥人中間發出歎息聲：如果陸仰山活到現在肯定是中央委員了……。在旁一名廠方造反派隊員聽後不知所措，連忙將他們帶進了辦公室，至於他們跟廠方造反派頭頭說了些什麽，龔雅修是不清楚的，她也無權了解，因此筆者也無法介紹。
同年濟南軍區某旅旅長回通探親，尋龔雅修敘舊（她後來對兒子說，他來得正是時候，不然長上一萬張嘴也說不清，將被他們逼死無疑）。那位旅長知道龔雅修處境後，便向造反派較詳細地講述了龔雅修在擔任地下交通員期間被抓那次的經曆和過程：當時敵我鬥爭非常殘酷，敵人抓到共產黨人、抗日分子後不是將其活埋，就是砍頭、分屍示眾。地下黨組織曾把龔雅修母子住的三間稻草房作為碰頭地點，龔雅修當上了地下交通員，一次黨組織安排她送一封信給騎岸鎮偽鎮長，要偽軍認清形勢，給自己留條後路，不要繼續跟著日本人為非作歹、殘害百姓……（大意）。偽軍查閱後，將她捆在樹上拷問了大半天，要她交出寫信人的姓名、住址。由於龔雅修的機智對答，說自己是上街賣菜，半路上遇到一個不認識的人，給了她錢，托她送信來的。偽鎮長見她確是農婦，且不在拘捕名單之列，當天將她放了，她回去後立即將經過向地下黨組織作了報告，地下黨此時提醒龔雅修注意安全，不能再住在自己家裏了。此後偽軍每次下鄉，都在追尋龔雅修的蹤影。原來那次放她走，是敵人玩弄放長線釣大魚的把戲。不久，地下黨組織安排她去了拚茶，到顧況予同誌任校長的南通中學（又稱四聯中學）幹部學習班學習。一九四七年四月地下黨組織又安排她擔任三和鄉小校校長，以辦學為名建立地下交通聯絡站，一直到全國解放。龔雅修當時待遇是：擔任交通員每月發30斤元麥，擔任校長時發50斤元麥，她離休工齡計算是以1947年4月起計算，交通員是不計工齡的。
經過上述兩個方向不速之客到訪之後，該廠的造反派對龔雅修放鬆了管製，除白天在車間勞動外不再挨批鬥，不再受體罰，有時還允許她請短假外出，不過仍住在那間廢棄的廁所間。
1973年11月人事局批準了她退休的申請，批了三間瓦房材料計劃，補貼三個月的工資，讓其回鄉養老。
1975年人事局通過商調，將她的兒子人湖南省調回本縣，安排在水利局工作，從此，母子得到團圓。
1979年3月28日南通縣革命委員會工業局發出一份“關於龔雅修同誌的複查結論”文件。（詳見附件）
龔雅修接到此件後，表現沉默、木呆，似乎在追憶、思索著什麽，文革中她所在這個廠的造反派頭頭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也就是說，陸仰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被捕時他們還未出世，龔雅修在1945年當地下交通員時，這幫人也最多是毛孩子，文革前都稱呼她“老龔”，而且對她這把年紀的人能熟背“老三篇”都很佩服。知道陸仰山和她經曆的人隻有和她年紀相仿在1961年被她狀告因追求她沒有達到目的的，而遭栽贓迫害她那個領導了。她真想趴在陸仰山墳前大哭一場，但陸仰山的墳墓連同祖墳在她挨批鬥、兒子列入黑五類子女期間被挖平了。
龔雅修以為這個“複查”結論重新給了她話語權，於是在1979年10月1日再次向縣民政部門提交“為陸仰山追認為烈士的報告”，這份報告是筆者在她遺物中發現的，在報告的下麵還蓋著所在生產隊，生產大隊革委會的紅印，表示支持。顯然這是一份民政部門沒有接受或被打回的報告。
中央在胡耀邦、趙紫陽時期，時任廣東省省長梁靈光分別於1987年7月19日、1987年10月25日兩次給龔雅修回信證明了陸仰山在1941年2月14日為營救啟東抗日民主政府縣長顧民元（烈士）遭俞福基殺害的事實。
1987年3月21日國家農牧漁業部副部長劉瑞龍給南通縣黨史辦莊漢信中指出1931年陸仰山在被捕時沒有出賣他，那是個訛傳。
1988年4月29日劉部長在自己家中召見了陸仰山的妻子、兒子、兒媳，並帶回給“南通市委閱轉南通縣委、南通縣人民政府”的信函，要求公開為陸仰山平反和追認陸仰山為革命烈士的建議。
二十多年過去了，兩位老革命家生前為陸仰山的雪冤的心願，沒有得到南通縣民政部門的認可，理由是：“個人證明不能作為依據”而不了了之。
陸仰山的妻子龔雅修（離休幹部）和兒子陸璣堅稱，陸仰山早在1929年～1930年冬擔任中共南通金沙區區委書記，後調往上海搞黨的地下工作。為此，先後找到原廣東省省長的梁靈光（1987年2月）和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的父親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牧漁業部副部長劉瑞龍（1988年4月）出具書麵信函證明陸仰山的地下黨員身份及被俘後沒有投敵叛變行為，沒有給地下黨組織帶來損失破壞。陸仰山的妻子龔雅修回到南通縣後，即遞交申訴報告給縣民政部門，但民政部門接待人以個人的證明不能作為依據為由不予受理，他們對於劉瑞龍及梁靈光的信視作個人證明至置不理，至今不了了至。
2011年12月的一天，陸仰山的後人被南通市崇川區政府民政部門的副職領導人喚去，將其申訴報告退還，說：“如今是法製社會，個人證明（指劉瑞龍、梁靈光的信及群眾證明）是不能作為依據，哪怕是胡錦濤總書記說了也沒有用。”在旁被稱為這方麵專家的女幹部說：“沒有驗屍報告，沒有政府確鑿材料、記載，個人 證明是報不上去的，還說當時為什麽沒有開追悼會？”陸仰山的兒子已近八十歲了，患有嚴重的高血壓，聽了這番話，感到頭昏，無奈隻輕聲說了一句：劉瑞龍是當 事人，梁靈光是當時的縣長而且又是當事人，他們的證明沒有用，請問誰的證明有用？
現在，陸仰山兒子對他的子孫說：“老革命家劉瑞龍、梁靈光已經給陸仰山平反了。對於烈士不烈士，隻是個名譽，已不重要了。隻是要求將陸仰山悲壯人生，告訴那 些在抗日戰爭時期跟隨陸仰山的戰士們的後代，你們的父輩跟隨的陸仰山是中共地下黨員，是抗日戰士，希望你們能放寬心態勇敢地麵對生活。”
陳中柱，陸仰山這一對老搭檔，1937年相識共事與魯南抗日戰場，1941年同年4月，2月先後犧牲於蘇北敵後戰場。
此後的日子，陳妻王誌芳拉扯兩女一兒（大女兒6歲，兒子是陳犧牲後才出生的遺腹子），靠著李明揚每月發給兩石米的微薄撫恤金，艱難地維持生活。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給予了撫恤，日子好過一點。1949年後，王誌芳在三牌樓菜場當過營業員，後來下放到蘇北建湖縣，靠踏縫紉機，就給人做點針線活，掙點吃的，這樣整整過了6年。1977年移民澳洲。
陸仰山被害後，家裏隻剩下妻子龔雅修和剛滿兩周歲的兒子。龔雅修擔任地下黨的交通員，每月發30斤元麥。一九四七年四月地下黨組織又安排她擔任三和鄉小校校長，以辦學為名建立地下交通聯絡站，擔任校長時發50斤元麥，一直到全國解放。解放後在南通縣八一染織廠工作，文革期間因陸仰山的曆史問題遭受迫害。1973年退休，回鄉養老。她一生都在為丈夫正名而奔走上訪，迄今毫無結果，徹底絕望。
那個年代大多數中國婦女沒有受過教育，很難像現在找個工作養家糊口，更沒有對單親母親的法律保護和社會保障，一切全靠自己。兩位平凡而偉大妻子在生活逆境中表現出的勇氣與力量，絲毫不遜色於她們在戰場上的英雄丈夫。
如今，國民黨陳中柱的後人舉家從大陸移民澳洲，變成了海外僑胞，成為了政府的統戰對象，座上貴賓。大半輩子的刻骨銘心的大陸生活經曆，他們的思想還會被統一嗎？
地下黨陸仰山的後人身居大陸，沒有海外關係（有的話可能就是陳中柱的後人），沒有資格成為統戰對象，一個小小的區民政部門就可以拒絕承認陸仰山的地下黨員身份。衙門口的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肆意妄為，什麽世道？官府不是黑社會，哪來的那麽多暴戾恣睢之氣？
現在台灣的國民黨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到大陸旅遊，投資經商。一個小小的科級，村級幹部就可以貪汙上百萬，上千萬的錢財，追認一名七八十年前的地下黨員，需要很大成本和代價嗎？過去聽說過“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這個卻是的“地下黨不如國民黨”。唉！這世界變化快，實在弄不明白。
陸仰山的後人想移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