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孤勇者來向榮, 北大20年的戴罪學生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作者簡曆
郭力，1957年出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後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係漢語專業攻讀研究生。1987年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曆任編輯部主任，總編助理，學科副主編。2005年調任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總編輯。2017年退休後從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
作者：郭 力
在北大的右派學生中，有很多個性鮮明、倜儻不群的人，更有些人特立獨行，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裏，度過了不尋常的另類人生。
北大數學係55級右派學生來向榮，就是一個特立獨行、值得一書的人物。
來向榮在1955年從四川自貢如願考入北大數學係。他對大學的學習和生活，充滿熱情和美好的希望。那時候，同學是純真而勤奮的，班集體是溫暖的，生活是充實而多姿多彩的，來向榮熱愛數學，又有很好的文學功底，他曾在班級中主持牆報。作為一個家庭貧困的學生，他得到了很多同學的關愛幫助，這一切都讓他感到幸福和滿足。
1957年夏，來向榮即將結束二年級的生活。不曾想一場風暴的來臨改變了他的一切。
1957年5月19日，北大的鳴放拉開序幕，許多思想活躍的學生迅速跟進，各種觀點以大字報、小字報、演講、辯論的形式盡情表達，思想的火花在激烈交鋒中噴薄而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活躍氛圍如野火春風般彌漫整個校園。
來向榮被這樣的氣氛吸引，他喜歡這樣的理論探索和思想交鋒，但他在鳴放中沒有貼過大字報，也沒有參加任何社團活動，他認為自己的知識不夠，當時的任務是學習。
很快，反右運動開始了，活躍多元的交鋒變成了一邊倒的高壓。來向榮無法適應這種突然的轉變。他認為鳴放中的種種都是正常的辯論，被打壓被汙名化是毫無道理的。他和很多當時的北大學生一樣，相信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毛主席讚成放不讚成收。反對鳴放的是黨內的保守勢力。
1957年7月，來向榮所在的二年級《中國革命史》課程期末實行開卷考試，教師印發了一份考題目錄，允許學生自選題目完成。來向榮用了一周時間，以“革命史試卷初稿“為副標題，寫成數萬字的《民主問題論綱》，縱論民主問題的各個方麵，涉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南斯拉夫問題、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並評述了當時的反右派鬥爭……注1
1957年7月16日，來向榮把寫好的文章拿給班上的團支部書記陳傳涓看，征求她的意見。陳傳涓是班上唯一的黨員，也是來向榮的四川老鄉。因為之前就一些時政問題常有交流，來向榮很信任陳傳涓，他認為自己的文章沒有不可告人的東西，但也不願意張揚，他叮囑陳傳涓不要拿給別人看，陳傳涓也答應了。
沒想到，一個星期後，陳傳涓將文章原稿還給了來向榮。而他的文章已被油印成小冊子，全班人手一冊，成了反麵教材。來向榮後來得知，陳傳涓覺得來向榮的文章寫得有深度，很不錯，於是拿給領導看。不料領導看後，認為這是嚴重的右派言論，是難得的反麵教材，他的文章先在全係黨員中進行批判，被視為集各種謬論之大成。
接著，在班裏開了一個星期的批判會，由係秘書丁石孫先生主持批判。來向榮的文章被說得一無是處，來向榮對這種不講道理，扣大帽子的批判憤憤不平，他認為自己的文章是獨立思考的結果，整體來說是有創見的，論點正確與否可以討論，不恰當的地方可以糾正，但是說文章的動機和用心不良，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很多論點在批判時被曲解，被斷章取義，他覺得完全沒有說服力。
來向榮的同學陳祖蔭回憶：在多次批判會上，麵對聲色俱厲的批判，來向榮微閉雙目，嘴角微微含笑，一言不發。最終，來向榮被劃為右派，受到“保留學籍，留校察看”的處分，而陳傳涓，因為替來向榮辯護，也被取消了黨員預備期。
對於突然之間由溫馨變為冷酷的環境，來向榮一時無法適應，他打報告申請就業，沒有被批準。而在校的右派開始受到越來越被歧視的對待，來向榮曾被派去打掃女廁所，他不能忍受這種侮辱，主動申請去下放幹部基地門頭溝齋堂勞動。
1958年4月16日，來向榮與數學係和中文係的一些下放幹部一起來到門頭溝齋堂鄉上達摩村勞動改造。與他同在一起勞動的還有數學係56級右派學生陳金燦。
來向榮有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古典文學修養深厚。從環境嚴酷的北大來到窮鄉僻壤的農村，他的精神世界很快融入大自然中。“上達摩村坐落在群山的峪穀，安靜，幽深，有太古之風，一旦覺悟到內在的力量，我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感到無比的愉悅。我可以隨處創造樂園，讓靈魂徜徉於其中。一種靜謐的歡欣充溢於我的每根神經，每條血管。”位於深山之中的小村非常荒僻，但來向榮看到的是“山中風光，饒有特色。山中生活，別有情趣。山中居民，淳樸剛強”，他如同來到世外桃源，完全沒有被流放的感覺。
來向榮將艱苦的勞動視為對自己生命力的錘煉，他在勞動中“精神振作，生氣勃勃，體驗到戰勝困難的歡快”，“順利地過了勞動關”。他曾回憶勞動中的快樂：“上達摩有一處叫苗兒嶺的地方，群山重疊，險峻幽邃。身臨其境，可以使人聯想起小時讀過的某些武俠小說。在這樣的地方鋤地，帶上一本《古文觀止》，休息時放聲朗誦蘇東坡的《超然台記》《放鶴亭記》等文，快感無限。”注2
在來向榮下放之後不久，上達摩村來了幾位中文係右派，有教員和研究生。研究生黨支部書記譚某，因為參與創辦同人刊物《當代英雄》被劃成右派，研究生張某，是因為貼出章回小說《儒林內史》而落網。來向榮回憶：他們二位雖已被開除黨籍，仍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表現好。張某曾勸導我，“要把消遣性的東西放一放。”要我“從個人的小圈子裏跳出來，不要在虛無縹緲中生活，要麵對現實，這樣，現實生活就會逐漸代替幻想。“我當時掛在嘴邊有這樣兩句話：朋友，你到過黃河嗎？朋友，你登過泰山嗎？張某指出：處在這樣的世界中，你會逃避對嚴肅問題的考慮。
幸好在中文係的右派中還有一位來向榮的知音——研究生雷某。來向榮回憶：雷某愛唱劉半農、趙元任詞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前不知道有這首歌，他把歌詞抄在我的小筆記本上。在深山峽穀當中，每當他唱起“微風吹動了我的頭發，教我如何不想她”，他總是感情奔放，使我受到很大的感染。我常常同他比賽背誦古典詩詞，他稱讚我還過得去，不像某些數學係學生那樣孤陋狹隘。我同他的關係，在小組會上受到批評。批評者說，雷一來，我就對他感興趣，認為他有浪漫主義，愛念“大江東去”。他們說“對你的浪漫主義，我們是不理解的”。
來向榮對這些批評指責置若罔聞，他說：我雖然屢遭白眼，屢受批評，但依舊癡心不改，我行我素。青春是有無限彈力的，它的本性是自得其樂，而不是自尋煩惱。隻要最尷尬的時刻一過，它應會重現新鮮和快活。
來向榮無可逃避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必須寫思想匯報或小結。他說：我懷著極大的真誠，聯係自己新的感受和新的認識，字斟句酌，每次都洋洋灑灑地寫成自以為滿漂亮的大塊文章，遞交上去。但他們並不賞識，我漸漸醒悟到，他們所理解的改造，不是對真理的追求，而是對性格的馴服。他們對我的看法和評價是：“沒有沉痛的感覺”，“不像改造的樣子”。我認為這評價很恰當，我沒有犯罪，沒有負罪感，找不到沉痛的感覺。
來向榮回憶：對我來說，勞動不是困難的事情，困難的事情是每隔一段時間，要寫思想匯報、思想小結，這個困難是我經過努力不能克服的，是我的智慧和能力達不到的。人的思想不會固定不變，它時時刻刻在自我更新，開拓進取。我們的每一縷思想，隻代表我們生命中的一個瞬間。當年出於興趣，對政治問題大發議論，現在事過境遷，大半都已忘卻，即使有什麽不恰當的話，也應按照童言無忌這四個字，一筆勾銷才是。誰敢打保票，保證他在二十歲時說過的每一句話，都是百分之百地正確的呢？奇怪的是，有人卻把這些記載在檔案中，釘在十字架上，視為一成不變的東西，將他們同我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生命等同起來，強製我進行一遍又一遍的無休止的自我批判。對這種自我批判，我不但興趣全無，而且味同嚼蠟。我不願意違心地咒罵自己，誠惶誠恐，認罪服罪，痛哭流涕。我不願意為了這種事情絞腦汁，我知道，被大量無益的心機所玷汙和損耗的精神，是不可能上升到高尚的事物的。我所思所想的，壓根不是這種東西。因此，他們對我的思想匯報和思想小結不滿意，是我預料之中的事。並且，在每次思想小結時，不但要求批判過去的反動思想，還要求暴露並批判新的反動思想。對於過去的事情，我已經接受過不少批判，多少能敷衍幾句，學說幾句。對於新的反動思想，我著實犯難，為挖不出這種東西而發愁。在赫魯曉夫於1959年訪問美國後，我根據對《人民日報》新聞的分析，發現中蘇之間存在意見分歧。於是，我把自己的這些分析作為反動思想來匯報。當時，同組的有中文係的右派施於力、李思敬、樂黛雲等人，施於力對我嚴厲批判道：“聽你的發言，如同聽美聯社、路透社的評論。”盡管我的思想小結做的不好，但在現實生活中，我沒有越軌的行動。我認定，勞動是好事，不是壞事。不管分配什麽活，我都努力去完成。在當時戴帽右派分子密密麻麻的情況下，我的表現不是最差的，還混得下去，沒有成為領導抓的反麵典型。
1960年6月，北大校領導決定，原行政處分不是勞動考察的，可以回校學習。來向榮得以回到北大，插班到58級複讀。
此時的北大，極左氛圍甚濃，對右派學生的歧視在數學係尤甚。而來向榮，卻好像已經適應了這種被歧視的環境。他說：在兩年多的勞動之後，我對學習的興趣大大增長了。我深感自己知識不足，認識到學習的機會是值得珍視的。他滿懷熱情地投入到學習中，同時，愛情也在他心中萌生。
他愛上了一個同年級的女生，為之魂牽夢縈。與其他的右派學生不同，來向榮並不認為自己低人一等，他認為純真的愛情都是高尚的，優秀的女性不會拒絕如此美好的愛情。他多次向女生示愛，對方婉轉的拒絕被他認為是羞澀的欲迎還拒，他鼓起勇氣寫了一封求愛信寄給女生，但女生卻把信直接交給了年級黨支部。為了讓他死心，女生迅速找了一個男同學談起了戀愛，並在一次三人相遇時當著來向榮的麵吻了男生。來向榮徹底心灰意冷。他認為：她拒絕我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我同她不在相遇點上，她不具有賞識我的眼光和器識。
來向榮的愛情之夢被無情地粉碎，他又經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而來向榮的特點是，他不會長久地讓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他會迅速將自己從苦惱中抽離出來，尋找到新的興奮點。他轉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數學。
他改變了上課時喜歡坐在最後幾排的習慣，每節課都坐在前幾排。坐在後麵，容易走神，而坐在前麵，思想高度集中，老師的講授都能聽得更清楚明白。“這是一種全神貫注的、興奮的、忘我的境界。每節課都有收獲，完成習題之後這樣興奮。生活這樣充實而興趣盎然，不暇顧及其他。在心情上，我感覺如同嬰兒又新生，我與數學融化為一體，仿佛數學就是我愛的姑娘，數學的境界就是愛情的境界。”注3
因為右派學生被嚴重歧視，來向榮的日常交際僅僅局限於同命運的幾個右派同學。其他右派同學與來向榮不同的是，他們也都刻苦學習，但同時也都違心地俯首低頭，按照要求的口徑寫認罪檢查，痛斥自己，做出洗心革麵的姿態，以求盡早摘掉右派帽子，爭取獲得一條盡可能好一點的出路。而來向榮對這種做法不屑一顧。他常常半開玩笑地譏諷這些同學，同學勸導他說：“你現在這樣認真地搞數學，將來有什麽用呢？將來會讓你搞數學嗎？”來向榮說：“我搞數學，同將來幹什麽不相幹，我在鑽研人類的智慧，想把這個領域搞清楚，想了解數學家在這裏究竟擺弄了什麽。路漫漫其修遠，我仰慕智慧的高峰。”同學不客氣地直言：“你是一個傻子，一點都不麵對現實。”來向榮回懟：“你是一個令人吃驚的人。”“在我看來，急功近利，一心一意為了一個出路和前途而掙紮，這種偏狹才真正可憫可悲。”注4
來向榮對自己的數學才能也非常自信，他說：“我要殺向現代數學的荒原，接踵拓荒者的腳印，把人類精深的數學智慧向前推進，在時間和曆史的篇頁上，樹立我們這一代人的裏程碑，建立我們這一代人的功業。”而他的這種豪情壯誌，在同學看來，無異於癡人說夢。來向榮與右派同學之間常有這種現實與空想，功利與超脫之類話題的爭辯，他認為：我們之間的這些談話和辯論，雖然都帶點玩笑和調侃的意味，不乏誇張和誇大，但有時也十分認真，言詞激切，互不相讓。哀莫大於心死，沒有了個人的情緒，也就沒有了對真理的追求。我們的心非但沒有死，而且跳動得很鮮活，很熱烈，懷著同從前一樣的摯愛和真誠。他因此陶醉於其中。
來向榮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幾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他說：“我沉浸於自己的境界，把1957年的事情忘記得一幹二淨，不知道自己在政治上還有什麽尚未解決的問題。但是，在領導的眼中，我始終是一個右派分子，盡管他們常說，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對於我這樣一個具體的事物，他們卻認為沒有變化。一言既出，如釘釘木。1962年10月2日，年級黨支部書記和一位支委找我談話，要我談談自己的問題。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發問，我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問道：‘什麽問題？’他們大感意外，語塞，於是這場談話不歡而散注5”。
在當年回校複讀的右派學生中，來向榮的“罪行”並不算嚴重，但如此若無其事的態度卻是太過少見。他顯然無法被寬恕。
1964年，是來向榮應該畢業的年頭，而來向榮的自我批判在數力係黨總支主管右派摘帽的領導那裏通不過，右派監改小組貫徹領導意圖，在畢業鑒定會上對來向榮大加批判。他們舉出兩個實例，證明來向榮的反動立場沒有得到改造。一個是他沒有看劉少奇出國訪問的紀錄片。另一個是在談論研究生的報考條件時，他說過一句玩笑話：報考研究生的年齡，限製在35歲以下，而根據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的年齡，限製在35歲以上，這表明，一個處於學習階段的人，是沒有資格當國家主席的。在批判會上，這兩個例子被聯係起來，認為這是對國家領導人的態度問題，是立場問題。這樣的罪名，讓來向榮沒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1964年以前，北大對畢業前尚未摘帽的右派學生，也分配工作。而64年的四清運動，堵住了這條出路。沒有摘帽的右派學生，不再分配工作了。來向榮因此不能畢業，他被轉到59級，繼續接受監督改造。因為實際上學業已經完成，因此來向榮不再被安排去上課，而是在學校裏勞動。學校把各係未能摘帽的右派學生集中起來，到基建隊當壯工。
在基建隊勞動期間的1965年，北大黨委召集這些右派學生做了一次思想小結。與來向榮在一個組的中文係右派學生黃一寧，他的一條右派罪行是“攻擊赫魯曉夫”，而那時，赫魯曉夫作為修正主義頭頭已經遭批判，赫氏也已下台。黃一寧對自己仍背著這個罪名感到非常冤枉。然而在小組會上，有關人員這樣批判他：“你攻擊赫魯曉夫，是站在反共的立場，把他當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頭來攻擊。我們批判赫魯曉夫，則是批判他的修正主義。因此你的攻擊和我們的批判不是一碼事。”黃一寧申辯，他攻擊赫魯曉夫，也是就事論事，他所論及的幾件事，同當時反修的論述，在提法上不同，在實質上是相通的。然而，右派的案是不能翻的，黃一寧被當作全小組第一號抗拒改造的典型，受到重點批判。有他在前，來向榮在小組中退居第二位了。不久，黃一寧又因為跟留學生打架，處分升級，被打成反革命，遣送回安徽蕪湖老家。而來向榮，則在北大經曆了文革的紅色風暴。
1966年，文革爆發。來向榮很快被揪出，加入到北大牛鬼蛇神的行列。在黑幫隊裏，來向榮遭到紅衛兵的殘暴毆打。他回憶：當我被毒打時，我本能地用雙臂緊緊抱住頭，我知道頭腦是身體最重要的部位，不能被打壞。有幾次，我的胸部被棍棒狠打，每次被打，都要好幾個星期才能恢複過來，在此期間，隻能側著睡覺，翻身都很困難，動一動就疼。還出現上次被打尚未恢複，又在同一部位遭猛打的情況，更延長了恢複期。我當時甚至懷疑被打成內傷了。好在年輕，雖有傷痛，我仍能堅持勞動，在較長一段時間後，終於養好了。我被毒打，是大環境使然，也同我的態度有關。當時，我對自己被當作黑幫分子是不理解的，我是在群眾監督下進行勞動改造的人，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難道就是為了重新把我打翻在地，並且再踏上一隻腳嗎？我覺得太滑稽了！北大校領導陸平等人被打成了黑幫，而我是在陸平領導下被打成了右派，難道我不正是現在所稱的黑幫分子釘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嗎？我很納悶，我把我的納悶告訴紅衛兵，他們說：你的右派不是陸平打的，是共產黨把你打成右派的，現在陸平成了黑幫，你還是右派，你這身份是改變不了的。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第五版在“把反黨分子陸平鬥倒鬥垮鬥臭”的通欄標題下，刊登北京大學大字報選，在一篇大字報中說：1962年學校把很多右派分子調了回來，讓他們繼續學習。數學係55級一個右派分子，反動思想極其頑固，陸平黑幫把他調了回來，並發給最高等級助學金，加以精心培養。來向榮與陸平之間的關係，就這樣被匪夷所思地拉在了一起。
作為牛鬼蛇神，來向榮經曆的荒唐事太多了。他回憶說，在文化革命前，我曾買了一件草綠色襯衫，當時的想法是，這種襯衫耐磨損，在勞動中適用。一次，牛鬼蛇神在紅衛兵的監督下勞動，因天熱，我脫下外麵的藍製服，把草綠色的襯衫露了出來，紅衛兵見了忽發奇想，認為我穿這樣顏色的衣服不相宜，當場把我的襯衫沒收了去，讓我啼笑皆非。當時，一起勞動的教員朱某是摘帽右派，他告訴我城裏正在出售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我托他替我買了一本。沒有料到，此書又被同宿舍的紅衛兵沒收了去，他說：“有中文版的《毛主席語錄》，為什麽不學習，而要學習英文版的？醉翁之意不在毛主席語錄，而在英文。”
1968年，工、軍宣隊進校前夕，黑幫大院解散，有關人員回各自單位監督勞動。數力係先後來了工宣隊和軍宣隊，軍宣隊負責落實政策。在這個工作中，有個口號是“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校軍宣隊的幹部找來向榮談話，強調“這是一輩子的問題”，意思是：如果這次不能摘帽，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要戴一輩子。來向榮對摘帽抱以希望，但沒想到，數力係有位男軍宣隊員，咬住來向榮不放。他出麵對監改小組的同學做工作，以“群眾通不過”的托詞，把來向榮掛了起來，全校的落實政策大會開了一次又一次，其他係的很多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但直至最後一次落實政策大會，政策仍然沒有落實到來向榮頭上。
1969年“九大“後，來向榮隨數學係師生到北京的郊區農村和工廠勞動，數月後，他被分配跟隨北大的教師們前往江西鯉魚洲幹校勞動改造。根據筆者的調查，去鯉魚洲的右派學生，全校隻有兩人，數學係的來向榮和曆史係的孫機。
在鯉魚洲，來向榮不僅要參加高強度的勞動，還要接受無時不在的監督和頻繁的批鬥，來向榮認為，這種批鬥完全是一些陳詞濫調和無稽之談，他因此經常與批鬥者辯論。來向榮回憶：在對我進行的批鬥會上，有的人沒話找話，經常指責“右派分子來向榮躲在草帽下麵冷笑“，這種指責十分離奇。我在勞動中確實經常戴一頂草帽，確實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笑。這種笑，並非像他們所說，是對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的冷笑。我感到很多事情好笑，是因為這些事情本身，如果對這樣的事情不發笑，隻能表明這個人沒有一點幽默感。除此之外，還有以下情況：我經常默誦以往讀過的詩文，對其中不甚理解之處，有時忽然有所會意，於是一笑。總而言之，笑者，心裏美也。笑一笑，少一少。同他們的臆測是全然不同的。
讓來向榮無法接受的另一個做法是在鯉魚洲，右派不許進夥房。他回憶，1958年在門頭溝勞動時，他與下放幹部們輪流值日，每人做一天飯。在60年代在北大讀書時，班級參加食堂賣飯勞動，他也同別人一起參加。在鯉魚洲，說是怕右派下毒，因此不許進夥房。而在來向榮的連隊，沒有專門的食堂，食堂和夥房是合二為一的，如果要吃飯，就要進夥房。來向榮因是右派分子，吃飯時被擋在了夥房門外。他隻能將飯碗傳進去，任別人隨便給一點。來向榮說：當時實行的是包夥製，我每月交的夥食費與別人一樣多，吃的卻不一樣，我認為是嗟來之食，是人身歧視和侮辱人格的行為。
來向榮為此表示了多次抗議，提出如果認為他沒資格進夥房，就應該把飯菜放到夥房外麵，他引用毛主席“看菜吃飯”的話，來闡述自己的論點，在沒有看到菜的情況下，如何吃飯呢？他拒絕嗟來之食，有時連續幾頓餓肚子。在這樣的強烈抗議下，連隊終於在夥房外，蓋了一個草棚，供吃飯之用，隻要天不下雨，就把飯菜端到草棚，菜定量供應，飯不限量。
1971年秋，北大鯉魚洲幹校撤銷，一般教師回本部，部分領導帶著來向榮這樣一批有問題的人，來到北京大興天堂河農場，組建新的幹校。
林彪事件的發生，對來向榮有特別的影響，他之前對林彪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就很不以為然，但林彪是寫進黨章的毛主席接班人，是不能持異議的。現在，假麵具拆除了，偶像倒了，人們需要重新審視以往發生的一切。想到自己當初的先見之明，來向榮對自己的判斷識別能力更加自信，勇氣也增強了。
1973年到1974年，來向榮關注到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他閱讀了當時的寫作班子羅思鼎、梁效有關儒法鬥爭的一係列文章，他認為，其中的很多觀點荒誕悖謬，即使用當時的曆史觀來解釋，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針對文章中對秦始皇曆史作用的過度讚美和歌頌，來向榮說：從秦的統一到它的滅亡，隻有短短十五年時間。或者認為秦王朝體現著曆史發展方向，因而農民大起義是使曆史中斷和倒退的行動；或者認為農民大起義體現著曆史發展方向，因而秦王朝不是體現革命階級的革命政策，而是體現反動階級的反動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來向榮對連篇累牘的文章中類似的荒謬觀點，進行了係統的分析批判，在近一年的時間中，他寫了數萬字的筆記，因為他的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控，因此，他所記的筆記也自然是公開的。此舉使他再次受到嚴厲批判和懲罰。1974年5月17日，當時的北大黨委、北大革委會在北大東操場召開對敵鬥爭大會，兩名武裝公安人員將來向榮從北大大興幹校押至台上批鬥，以“破壞批林批孔運動，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將來向榮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押送北京市公安局團河農場勞動教養三年。
在團河農場，來向榮在艱苦的勞動之餘，每天繼續寫筆記，申述自己的觀點。來向榮回憶：隊長針對我的問題，一再要我承認“法家是革命的，儒家是反動的”。我據理爭辯，申述自己的觀點。因為我不承認有罪，因為我是北大沒有製服的人，有人決心顯示其能力，要把我製服。使出種種手段迫我就範。在一天晚上全宿舍的批鬥會上，我拒不認罪，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隊長勃然大怒，當場抄去我的筆記十餘冊及若幹詩稿。1978年底，幹校領導退還我作為反革命罪定罪的材料，而在農場被抄去的材料卻再也沒能歸還給我。
在團河農場的三年中，來向榮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問題。他對於自己劃右派十幾年中接觸的管教幹部進行了分析比較。他說：在文化革命前，我接觸到的做右派改造工作的幹部，一般和整體說來，他們主觀上認為自己手上有真理，理虧的是被改造的一方。他們從不在吃飯、睡覺、用水這些事情上做手腳。現在遇到的某些人則不然，他們雖然也用一層閃光耀目的辭藻和外衣包裹著，可是心裏已經不相信自己的手中有真理，能夠依靠真理的力量獲勝。他們沒有也提不出光明燦爛、激動人心的道德理想和科學理論，隻會板起灰暗陰晦的麵孔，重複刻板、枯燥、貧乏的說教。他們純粹以整人為目的，不擇手段。
1977年5月17日，三年勞動教養期滿，來向榮結束了勞教生活。當他去辦有關手續時，一個勞教幹部對他說：你是從我們這裏出去的，唯一一個不承認自己有罪的人。
來向榮離開勞教農場，回到北大大興幹校繼續勞動，接受群眾監督。1978年9月20日，幹校領導向來向榮傳達中央文件，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1月8日，幹校解散，他回到北大數學係。
此後，他先後收到三個平反通知。中共北大黨委於1978年12月26日作出《關於來向榮反革命問題的複查結論》，宣布對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冤案的平反。北京市公安局於1979年2月14日作出《關於撤銷來向榮勞動教養的決定》。北大黨委於1979年1月24日作出《對來向榮同誌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決定》，至此，來向榮終於討回了曆史的公道。在反右時曾經主持批判他的丁石孫先生對他說：整你們，整錯了。我們太左了。
右派改正後，來向榮取回了在1964年就已經做好但未發給他的畢業證書，他終於被承認大學畢業了。從1955年入學到1979年畢業，來向榮在北大度過了近24年不堪回首的學生生涯。據筆者的了解，有如此經曆的除來向榮，還有曆史係55級的右派學生孫機。但孫機的情況與來向榮不盡相同。孫機是考古專業的學生，在滯留北大期間，他在考古專業資料室工作，跟隨考古名師宿白先生進行考古方麵的學習和鑽研。據說，孫機不希望畢業，擔心離開北大後不知分配到什麽單位，再不可能具備像北大一樣的研究條件，為此，他甚至不求右派摘帽。而來向榮，卻是執著於自己心中認定的真理，一次次挑戰那個時代的悖謬荒誕，為此，他在北大做了20年的戴罪學生，這是北大校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如果沒有丁酉之難和文革那樣的浩劫重來，恐怕也是後無來者了。
因為在北大二十餘年的苦難經曆，來向榮在平反後接受了同班同學陳祖蔭換一個環境的建議，在陳祖蔭幫助下，於1980年調到北京工業大學應用數學係任教。
由於多年被迫離開專業，來向榮在數學上已難有大的突破，他也做出了一些學術成果，但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數學天賦和多年荒疏無法成就年輕時的數學家夢想。他在回憶錄裏談到當年在北大複讀時經常一起抬杠打嘴仗的右派難友李顥和倪國熙，他們後來都在高校任教，並於80年代和90年代初被評為正教授。來向榮在1981年被評為講師，1990年被評為副教授，之後再未晉升。來向榮自言：雖然我在數學方麵也做了一點點工作，但同當年的大言相距太遠，太不相稱，我感到很慚愧。事實勝於雄辯。我對自己的能力估計太高，對倪和李的能力估計太低。
來向榮晚年生活在升平氣象中，越來越表現出他個性中的詩人氣質，他創作了大量詩歌，內容豐富，或懷舊，或抒情，或點評時事，或唱和友人。
或許是在北大的經曆太過不堪回首，來向榮後來再沒有回到北大參加校慶或同學聚會，除了與交誼深厚的老同學陳祖蔭、陳傳涓夫婦以及自己在右派生涯中認識的難友保持聯係外，他也未與其他同學往來。
來向榮因政治身份原因一直獨身，與其他右派學生不同的是，他在改正之後，仍過了多年獨身生活，他稱自己找對象一定要找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這種似乎不切實際的擇偶標準以及一些不同於常人的舉動，比如跟同事一起去旅遊時，來向榮有時會搖頭晃腦吟詩，使周圍的人甚至老同學都懷疑來向榮是否不太正常了。
來向榮最終沒有找到“心曠神怡”的對象，他在2000年左右為生活而結了婚。對方作為生活伴侶也難說是否盡職，筆者在2021年4月去看望高齡的來向榮，感到他生活的窘迫。
筆者因采訪去過近百位五十年代老學長的家，從未見過比來家更簡陋的居室。家具陳舊，箱子是未上漆的板條箱。當時來向榮雖身體尚可，但已經拄杖而行，沒有看到家人照顧，據說妻子出門旅遊，來向榮的三頓飯由外賣送到門口，這種狀況，令筆者感到淒然。
但來向榮卻處之泰然，與筆者交談興致勃勃，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對數十年前的事情記憶猶新。他回憶起當年被劃為右派後，在右派小組學習時與54級師兄楊路互相遞條子賦詩聯句，隨手寫下了幾條聯句：楊：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來：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楊：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來：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來向榮說：他讓同年級難友章亮把聯句轉給楊路，核實回憶是否準確，楊路回複說：完全正確，記性真好。說到這裏，來向榮得意地笑起來。
我問來向榮，在文革中為什麽會以戴罪之身再次寫萬言書批判儒法鬥爭，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時候，還是想追求真理。
臨別時，來學長將他的回憶文集《學步集》和幾本詩詞研究文集贈送與我。
此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直至2022年10月16日，陳祖蔭學長來信告知：來向榮於今晨去世了。
得知噩耗，回想起最後與來老學長見麵的情景，我心中五味雜陳。拿出來向榮的回憶文集再次翻閱，看到他一首感慨生平際遇的詩作：
訴衷情
少年北學赴燕京，豪氣上幹雲。故園桑梓歧路，談笑別鄉親。
書未竟，起風塵，夢魂驚。劫餘回首，憶念當初，不悔爭鳴。
與無數功成名就的北大校友相比，來向榮無論在事業還是在生活上，都很難說是成功者。
但他卻有罕見的高貴人格。他個性獨特，不幸遭遇丁酉之難，他以數學人的邏輯去解讀政治現象，盡管他的邏輯清晰而自洽，但他所解讀的政治卻偏偏是不講邏輯的。這使他的命運多舛。幸而他兼具詩人的浪漫熱情，“可以隨處創造樂園，讓靈魂徜徉於其中”。這種獨特的性格使他熬過了漫長的艱難歲月。他很有狷介之士的古風，不識時務，難以見容於世。但他本質上真誠坦白，他為自己年輕時的大言羞慚，也終向生活妥協，放棄了君子好逑的夢想。他始終沒有放棄的是對真理、對靈魂自由的追求，盡管一生蹇運，但他至死無悔於曾經的選擇。他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孤勇者，他如同《皇帝的新裝》裏那個小男孩，並將那種勇敢和真誠保持到生命的終點。
注釋
1，見來向榮《學步集》時代作家出版社2012第2頁~第3頁
2，同上書，第9頁
3，同上書，第33~34頁
4，同上書，第34~35頁
5，同上書，第3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