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僑匯券背麵的故事
如今食有魚，出有車（公交車、單車、出租車），想買個什麽東西，隻要帶上手機，手機上安裝有支付寶，到商場轉一圈就買到了。
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計劃經濟時期，有錢還不行，還得有各種各樣匹配的票證，比如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果票、酒票、煙票，等等等等，才能買到與之對應的日常生活用品。
這些票證，隻要是城鎮居民，每人都有一份。但另有一種僑匯物資供應券，簡稱“僑匯券”，就不是每個人都有的了。它隻屬於有外匯收入的家庭，相對於普通票證而言，僑匯券就是一種特權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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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發放的僑匯券
最初，因為實行統購統銷，糧油副食品都是計劃供應，僑眷收到海外親人的匯款，兌換成人民幣後也買不到東西。於是海外華僑就改匯款為紛紛往家寄餅幹、寄罐頭、寄奶粉、寄黃油，郵局的業務倒是很興旺了，可國家的華僑匯款卻沒有了。
對於和西方世界沒有經濟聯係，和蘇聯、東歐由於交惡而幾乎中斷往來的中國來說，有限的外匯真是太珍貴了！為了扭轉這種局麵，外匯管理局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根據外匯數額配發等量的僑匯券，賦予外匯以購買緊缺物資的特權。
1958年，僑匯券率先在福建省發行。隨即，廣東、廣西、上海、湖南等十三個省、市、自治區也相繼發行僑匯券，讓有外匯收入的家庭，能憑借僑匯券在華僑商店買到緊缺商品。
普通百姓後來知道了這種情況，雖感覺不公，但也隻能羨慕而已。
當時的華僑商店，有點像現在的免稅店，隻要憑借僑匯券就可以買到進口的電視機、電冰箱，而且價格便宜。浙江蕭山的王先生，用400多元的外匯券，就買到了一台市場上極難見到的原裝日立彩色電視機。這台彩電在普通商店，售價為1800多元，差不多相當於王先生當時一年的工資收入。
福建泉州的趙建河，在更早的1981年，買了台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當時左鄰右舍都沒有，他是靠了香港姐夫寄回的港幣，在兌換成人民幣時，用附贈的僑匯券才買到的。那時候的電視太稀罕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擠破了門檻候在他家看電視。趙建河把電視機當寶貝似的放在一個櫃子裏，看的時候把蓋子掀起來，不看時，又拿蓋子蓋上，再加把鎖。
當時的僑匯券是以各省為主體發行的，麵額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
當時國家為了提高外匯收入，在物質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仍劃撥出大量緊俏商品供應有僑匯收入的僑眷歸僑。這樣做的結果，激發了世界各地的華僑將美元匯回國內，增加了國家的外匯收入。1962年國家僑匯收入達到了5000萬美元；1963年原定計劃完成7000萬美元，實際完成了8000萬美元。這些外匯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國家的外匯周轉，解了燃眉之急。
有個在徐礦集團僑聯工作的人，晚年回憶起僑匯券的故事，還記憶猶新。他大舅在美國工作，隔三差五會給國內匯款，他外公就成了有僑匯券的特殊人物。每次收到匯款的同時，也會領到政府配發的僑匯券。收到這兩樣東西的外公，內心會非常喜悅，麵子上也覺得很光榮。手中的僑匯券除了用於改善生活，有時候也用來資助親友。有次外公家的遠房親戚生小孩，沒有購買紅糖、雞蛋、麵條、花布的票證，外公知道了，就把僑匯券送給人家解決困難。
在上海居住的作家白樺，他的鄰居路先生，因為有外匯收入，加上僑匯券，即使在三年饑荒時期，也照樣有肉吃，每晚喝紅酒。
比較典型的故事，是外匯救了一對夫妻的命。上海某大學國際法教授王鏗，因所謂政治問題被打成反革命，開除公職，發送裏弄接受監督勞動，致使這一家子突然斷了經濟來源。幸好王鏗的妹妹在美國，準妹夫在香港，會每月從美國、香港匯寄美元、港幣給王鏗，這才讓王鏗一家五口得以艱難存活下來。
八年後，文革爆發，王鏗的勞動項目裏增加了打掃公廁。許多高知、大律師、作家、銀行家，被打成牛鬼蛇神，不但監督勞動，還要遭受打罵羞辱。實在無法承受者，就選擇了跳樓自殺。
就在王鏗苦受煎熬的時候，有天裏軍代表上門通知說，正在等候上級部門批準，要王鏗一家準備好離開上海。
王鏗隻懂教書，這輩子連上海都沒離開過。想到如果發配去北大荒，隻有死路一條。恐懼中，夫妻二人打算先把孩子送人，然後哪天強迫上火車就哪天尋死。
幾個月過去了，軍代表一直沒來，催促離開上海的事也無人提起。王鏗還是繼續他每天的掃街、清洗公廁的生活。
隻以為劫難已經過去，沒想到某天又來了一個幹部，一進門就盛氣淩人地宣講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然後通知王鏗說，上海不是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們要做好準備離開上海。地方可以自己找，但必須是農村，而且隻能選擇安徽、江西等地。如果找不著，就由政府分配。
一番話，讓王鏗夫妻的心又懸起來了。於是四處托人打聽，總算在安徽淮北有個地方，可以用錢買到落戶的指標。
這天，來了一個工作人員，是來送王鏗妹妹從美國寄來的外匯的。這位送外匯的工作人員，同軍代表和裏弄幹部不一樣，態度溫和，談吐文雅，每次來家，總是將已經兌換好的人民幣和僑匯券，恭恭敬敬地送到王鏗夫婦手上，還時不時親切地說：“寫信請你的親人、朋友多寄外匯來，為國家建設出力。”然後微笑著離開。
王鏗的妻子一直以來都非常感謝他，想到很快就要離開上海，忍不住說了一句：“謝謝您這些年來對我們家的照顧，每個月按時給我們送來救命錢。但我們馬上就到淮北農村去了。”
對方聽了後，怔了一下，臉上的表情由原來的微笑變得凝重起來。他問：“已經決定了嗎？什麽時候走？”
王鏗的妻子回答說，肯定要走，隻是還沒有確定時間。對方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轉身離開了。
而淮北落戶的事情，一直沒有答複。這一拖就是幾年。此後也沒人上門催促王鏗一家離開上海。
文革結束，王鏗獲得平反，重新走上了大學的講台。當年兩次被勒令離開上海、又兩次不了了之的事情，始終是個謎。在某次政協會上，王鏗和另一位政協委員談起這件往事，那位政協委員曾經是外匯管理局的領導幹部。
他告訴王鏗說，當時中國大陸十分貧窮，而且外匯緊缺，他們給送外匯的工作人員下達指令：不管接收外匯的人是什麽身份，都必須好言相待，讓他們叫外國親友多寄些外匯進來。為此還給這些辦事人員規定了指標，在他們負責送匯的範圍內，一旦外匯增加，局裏會給予獎勵。
謎底終於揭開了。王鏗一家之所以沒被攆出上海，是因為他家有外匯，如果他家去了外地，妹妹和妹夫寄來的外匯也要轉到外地，這樣上海的外匯收入就會減少，具體的辦事人員也會拿不到獎勵。
僑匯券誕生於1957年7月30日，1992年廢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