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蔣時期國民黨反“台獨”活動綜述（上）
蔣介石、蔣經國執政期間，對台灣島內外的任何“台獨”行為和言論均采取嚴厲壓製和打擊態度，對美日兩國分裂中國圖謀給予積極有效的回擊，在文化上也反對所謂的“台獨”文化。回顧兩蔣時期國民黨的反“台獨”立場，對於兩岸共同遏製“台獨”、共謀統一大業有所裨益。
一、 對島內外“台獨”分子及其活動嚴懲不貸
“台獨”分子是在西方反華勢力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分裂勢力，以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作為基本目標。在兩蔣時期，國民黨當局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對“台獨”分子及其行為嚴懲不貸，堅決給予打擊和鎮壓。“台獨”勢力主要分為島內“台獨”和海外“台獨”，兩蔣時期打擊“台獨”也主要從島內和海外兩方麵著手。
（一） 打擊島內“台獨”勢力及其活動
國民黨對“台獨”勢力的打擊首先體現在對島內“台獨”組織及其活動的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上。蔣介石入台前就頒布了“戒嚴令”和“懲治叛亂條例”，規定對付諸行動的“台獨”預備犯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到蔣經國執政結束為止，國民黨當局一直沒有放鬆對島內“台獨”勢力的打擊。
1949年6月，作為“台灣再解放同盟”頭目的黃紀南在台灣大搞“台獨”活動，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1959年，出獄的黃紀南在廖文毅的指使下，在台灣組織了“台灣民主獨立黨地下工作委員會”，1962年被國民黨查封。1952年，“台獨”分子史明等秘密籌建的“台灣獨立武裝”被偵破，秘密逃亡日本的史明等組織頭目被蔣介石派特工緝拿歸案。除此之外，國民黨還處理了一些“台獨”案件：高雄的“台灣共產黨案”、1960年的“關仔嶺會議案”、廖啟川的“台獨案”、1962年的“台灣獨立聯盟案”、1964年的“台灣民主共和國革命運動案”、“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1967年的“台灣大眾幸福案”和1970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案”等等。
“台獨”案件中，骨幹分子大都被國民黨當局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例如1961年廖啟川因密謀“台獨起義”入獄，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密謀奪取台軍槍支“武裝獨立”入獄，被判無期徒刑，同其一起獲刑的有50餘人；1964年吳明丸等人在金門劫取台軍槍械，準備建立“台灣民主共和國”，被判處死刑。1987年10月，許曹德在台灣政治犯聯誼總會成立大會上提案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被判重刑。這一時期國民黨在島內破獲影響最大的“台獨”案件要數1964年的“彭明敏案”。蔣介石在批閱該案處理意見書時，有選擇有重點地做出批示。意見書認為：“該案發生之原因係彭受日式教育，且留學時亦未習中國史地，缺乏中華民族國家思想，而易受人影響。”意見書建議：“對彭明敏案則可明其罪而減其刑，以示寬大。”蔣介石就此批複：“考慮後再定”，其意是“不予考慮”。最後彭明敏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
（二） 打擊海外“台獨”勢力
20世紀50、60年代，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嚴厲鎮壓，“台獨”分子大量逃亡海外，加上一些國家的縱容，漸漸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海外“台獨”勢力。對於這些流亡海外的“台獨”分子，國民黨同樣給予強硬分化和打擊。海外“台獨”分子主要以日本、美國為大本營，蔣氏父子在具體策略上以嚴厲打擊和分化拉攏相結合。
國民黨當局通過領導人表態、講話等方式公開譴責海外“台獨”活動，同時將個別“台獨”組織宣布為叛亂組織，通緝少數“台獨”頭目，始終不放鬆對海外“台獨”的批判和圍攻。1963年處決陳智雄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陳是日本境內最早一批“台獨”分子，是多個“台獨”組織的“外交員”，負責對外聯絡。台灣當局1955年就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印尼交涉，告知陳智雄是分裂分子，要求將陳逮捕交給台灣處理，不過最後未如願。1960年12月，台灣當局又與日本政府多輪交涉，用交換“日本販毒犯”的方式換取陳智雄。陳智雄回台後，經蔣氏父子批準，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法庭1962年將其起訴，並判處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處有期徒刑8年。
在打擊的同時，國民黨當局也采取了安撫招降手段。如對廖文毅招降回台就是一個影響重大的事例。廖文毅在日據時期受到殖民當局重用，國民黨進台後，在1946年競選“製憲國大代表”時以僅一票之差落選，從此對國民黨政權心生不滿走上“台獨”路。蔣介石對廖的“台獨”活動氣惱至極，通緝廖文毅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到60年代中期，蔣的策略開始變化，在嚴厲譴責的同時，還發出暗示“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實行合作。”1964年“元旦文告”中又提出“不是敵人，都是同誌。”為製服廖文毅，國民黨當局一方麵先派特工打入“台獨”組織內部接近廖文毅，趁機傳遞台灣當局的寬大處理信息。另一方麵又將廖文毅的大嫂、侄兒等逮捕，並將其侄兒的求救錄音傳到日本進行威脅。國民黨的恩威並施取得了成功，廖於1965年5月15日返回台灣，公開宣布解散“台獨”組織，放棄“台獨”活動。廖文毅此舉造成“獨立運動一時頓失重心，整個士氣受極大打擊”。不久，海外許多“台獨”頭目和骨幹紛紛效尤，致使海外“台獨”勢力受到很大打擊。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兩蔣時期，國民黨當局對島內外的“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始終是深惡痛絕、絕不手軟態度。采取這些嚴懲措施對這一時期島內外的“台獨”勢力起到了很大震懾作用。國民黨當局的反“台獨”立場從中鮮明展現出來。
二、 對美日兩國蓄意製造“台獨”行為進行回擊
除了島內和流亡海外的“台獨”勢力之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也在蓄意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局勢。美國與日本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成為推進“台獨”的主要外部力量。對此，國民黨當局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立場，拒絕美日兩國的“台獨”主張，對美日蓄意製造的“台獨”行為予以堅決回擊。
（一） 對美日兩國蓄意製造“台獨”行為進行回擊
20世紀50年代後期，“台獨”勢力在美國的扶持下一度猖獗起來。美國在暗中扶持“台獨”勢力，謀求製造“兩個中國”行為，引起了蔣介石的警惕。1958年8月至10月的金門炮戰期間，蔣介石與美方在金門、馬祖防衛問題上發生爭吵。美國想壓服蔣介石從金門和馬祖撤退，實行“劃峽而治”，實質就是製造“兩個中國”，謀求台灣“獨立”。蔣介石則認為放棄金、馬就是放棄大陸，造成兩岸分裂，因此堅決抵製美國的“劃峽而治”方針。蔣介石9月29日召開記者會稱“我們不容慕尼黑在遠東之曆史重演”，“就是戰至最後一個人，流盡最後一滴血，亦決不放棄金門群島寸尺土地”。
然而，就在蔣介石講完這番話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再次向蔣介石提出有關“金馬撤兵”問題。蔣介石立即於10月1日接見美國記者 並明確表示：反對從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撤軍。並稱杜勒斯的話“難以置信”，“我當局並無接受的義務”。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強烈反對，美國不得不放棄其“劃峽而治”方案。毛澤東後來以讚賞的口氣評論了蔣介石對美國的防備。
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有所改變，那就是把它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表麵化”。事實證明的確如此。美國提出了種種方案，把“兩個中國”當作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時髦。如所謂的“康隆報告”、“中台國方案”和“宗主國方案”等。“康隆報告”直接提出設置“台灣共和國”，台灣為聯合國普通成員。“中台國方案”則提出台灣成立“獨立”的“中台國”。“宗主國方案”也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台灣的“獨立”，兩個政權同時參加聯合國。顯然，這些方案無疑都是“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的翻版。對此，國民黨當局強烈反對。蔣介石、陳誠等親自出麵，利用各種場合和方式，多次指責“兩個中國”是“國際姑息主義者”的陰謀，台灣“絕對不接受”，絕對不會為任何方麵的私見所動搖。台灣的“立法委員”和“國民代表”也紛紛發言，指出“兩個中國”行徑。國民黨的這些舉動對維護中華民族統一，反對美國的分裂圖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譴責日本支持“台獨”，拒絕其“獨立”建議
兩蔣時期，日方謀求“台灣獨立”、製造“兩個中國”的舉動也遭到國民黨的抵製。二戰後，日方認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方案是迅速完全地將台灣返還給日本統治，不過這已經不可能。為此，直到中日複交之前，日本右翼分子還始終貫徹所謂的“次善方策”，即“通過親日的本省人建立獨立的政府，經過一定時期後將台灣納入日本的霸權統治之下”。在“次善方策”下，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海外“台獨”活動的大本營和“台獨”勢力做大的溫床。“台灣民主獨立聯盟”、“台灣民主獨立黨”等重要“台獨”組織就是這一時期在日本成立並壯大的。
責任編輯：左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