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起筆寫了《給宋哲元的信》[2]，主張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並通過宋哲元派來與中國共產黨聯絡的代表轉交。宋哲元是華北軍政最高負責人，接到毛澤東的信後，宋哲元簽字批準釋放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續的共產黨員。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廖魯言、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了字後出獄。1936年8月31日，《華北日報》全文發表了這份題為《徐子文反共啟事》，是經楊獻珍三易其稿，以獄中黨支部書記薄一波為首的討論通過後，又征得國民黨當局同意，然後發表的。 啟事全文如下（方括號內是其真名）[3]：
徐子文反共啟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華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奮鬥。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絕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徐子文【安子文】劉華甫【劉瀾濤】楊仲仁【楊獻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維勳【鮮維勳】馮俊齋【馬輝之】張永璞【薄一波】徐立榮【徐子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二日《華北日報》第二版
同上反共啟示內容有：
王德光 王玉堂 李明（山西人） 扶平 李即吾 劉聚奎 劉振幫 王伯慶 候正寅 殷光善【殷明道】 李明（山東人） 趙雲生 劉克讓 杜熾昌【杜伯陽】 張鵬德 韓漢琴【韓鈞】 劉俊才 劉崇善 王彥青 馮明新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九月廿四日 《華北日報》第二版
從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57人分九批在《華北日報》、《益世報》上刊登“反共啟事”，出了反省院。出獄後，即與中共中央接觸，獲分配工作，後亦被中共中央多次嚴格審查，一直被報告為沒有問題。
- 第一批9人：張永璞、楊仲仁、周斌、劉華甫、馮俊齋、徐子文、徐之榮、董天知、冼維勳。
- 9月中旬確定出獄的第四批15人：黃健純、胡錫奎、李烈非、趙鎛、朱今、王子喜、邱少山、王若愚、劉光書（劉昭）、高夢九、張建勳、廖廣麟、張璽、高廷凱、周癢。10月上旬某早真正出獄。
- 第九批：劉錫五、羅霖祥等。
薄一波於1936年9月22日出獄。
| 1966年轟動全國的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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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發生一起轟動國內外的重大錯案，那就是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同誌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謂“叛徒”，就是在日寇勢力侵犯華北的1936年，經中共中央批準，被囚禁在國民黨北平監獄的這些同誌，在監獄主管當局印好的“反共啟事”上簽了字而離開監獄，投身抗日鬥爭的那段往事。後來，在鄧小平、胡耀邦同誌的幹預下，中組部經過徹底調查，最終獲得平反。魏敬民在《百年潮》2003年第1期撰文披露了此案平反經過。現摘編如下：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康生為了整垮劉少奇，把這件事與劉少奇聯係起來，作為劉少奇的一個重要罪證。1966年9月16日，康生給毛澤東寫信：“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毛澤東當時並不同意康生的觀點。但是，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住，然後叛變，在報紙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周恩來一開始就反對康生一夥這樣做，他一再申明，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中央是清楚的。當紅衛兵因1936年出獄問題揪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和吉林省委代理書記趙林時，周恩來以中央複電的形式答複：“這些人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 就在這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收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發來的一封急電。原來，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已專程趕到西安，會同那裏的造反派組織，要召開大會，揪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西北局急電請示中央。周恩來親自批辦。11月24日，他批複道：“23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又將批複送毛澤東審批，同時附信說：“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揮筆批準了。 然而，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謝富治等人也到處煽動學校的紅衛兵對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進行揪鬥迫害。他們對那些不明曆史真相的年輕人煽動說，“紅衛兵小將查出安子文叛黨，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等很多主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康生在軍委擴大會上說：北京這六十幾個人，隻是劉少奇叛黨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康生還到安子文擔任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去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的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文件。“文革”結束後，1977年7月，黨的十一大恢複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不久，與“六十一人”密切相關的一封申訴信，經過鄧小平、汪東興的批示轉到了中央組織部。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了黨中央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這封申訴信。他立即找了幾位同誌研究並決定：應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作徹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可是，平反問題並沒有像人們想的那樣簡單，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胡耀邦與陳野蘋談話，單刀直入地談了“六十一人”問題。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誌和我們幾人（指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第一辦公室的人也強調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翻案。 對於汪東興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多說什麽。他對有關人員說，為減少阻力，先不宜聲張，要審慎、精細、踏踏實實地調查研究，珍惜每份資料，爭分奪秒，爭取三個月複查完畢，寫上複查結論，在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來。 中組部同誌根據調查寫了大量的內容翔實的調查材料，並準備根據這些材料起草給中央的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複查報告。1978年11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報告》列舉了大量事實後說：我們認為，“文革”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錯案。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正式為此案平反。 （鄭菁深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1期作者魏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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