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中，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相遇，不是邂逅，而是必然。
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共產黨、共產國際形成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對於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中國內地和台灣的曆史學家已有較為充分的研究，但是國民黨和共產國際早年的親密關係卻被忽略。
蘇俄（本文將蘇俄和蘇聯統稱為“蘇俄”）在1919年宣布廢除帝俄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是在中國內地傳播至今的標準說法。這一說法屢被質疑，台灣學者唐啟華在《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
（1912-1928）》一書中就已經指出這是一種“政治神話”，檔案顯示蘇俄並未放棄在華條約特權。
2012年5月，中國內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專家李玉貞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一書，又再次完整地呈現了國民黨和共產國際之間的往來。作者以三十年的時間，閱讀了大量內地、台灣和俄羅斯的檔案文獻，不僅超越了此前的研究，恐怕在短期之內也後無來者。難得的是，李玉貞對於自己此前的研究也有深入反思，她坦承15年前的著作《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有“中毒”症狀，比如以孫中山為核心把國民黨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
李玉貞指出，從“國家利益”來認識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很多複雜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同理，從“黨派利益”來認識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政策，很多複雜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兩者的相遇，更多的是從各自利益出發各取所需的結果。
通過《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可以看出，在對華政策上，蘇俄比之帝俄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暨中國共產黨，蘇俄先後試圖與陳炯明、吳佩孚、馮玉祥建立聯係。孫中山的一生，也是不斷尋求各種外援的一生，日本、美國、德國，不僅來者不拒，而且主動上門。1924年，孫中山從廣州北上北京，專門繞道日本。此外，孫中山曾有意聘請美國飛行員轟炸北京政府（日本實業家梅屋吉莊的曾外孫女小阪文乃所著《孫中山與梅屋莊吉》中提及，孫中山曾聘請日本飛行員訓練中國學員），他還有意向德國提供開采權以換得資金，但德國發現孫中山承諾的開采地方不屬於他的勢力範圍。李玉貞提醒讀者，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英文“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是“國際共同開發中國的計劃”之意。共產國際覬覦中國，孫中山渴望外援，最終他們相遇。
1920年代，蘇俄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因為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陷入僵局。蘇俄策動外蒙古獨立，北京政府拒絕承認；1919年蘇俄表示願意將中東鐵路無償歸還中國，但1922年又對此予以否認。在孫中山看來，北京政府的“國家利益”與國民黨的“黨派利益”相反，但蘇俄的“國際主義”與國民黨的“黨派利益”有相通之處，因此在這兩個事件上與蘇俄達成妥協。甚至在孫中山看來，破壞北京政府的“國家利益”，將有利於國民黨的“黨派利益”。《國民黨與共產國際》講到，孫中山曾經建議蘇俄，與其占領中東鐵路，不如將這些兵力派去占領新疆，然後成立中、德、俄聯合公司從事資源開發，實行蘇維埃製度。他還一度提出“西北計劃”，準備從西北進軍北京，顛覆中央政權，希望莫斯科能夠提供軍事援助。吊詭的是，國民黨未能實施的計劃，共產黨後來得以實現。
共產國際雖然沒有支持孫中山那些異想天開的計劃，但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如果沒有蘇俄的援助，孫中山能否戰勝陳炯明就是一個疑問。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先實現廣東自治，再謀求憲政統一，而孫中山主張立即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實現武力統一，再由軍政進入訓政。1920年代的中國一度有兩條路，一條是“聯省自治”，一條是“黨國模式”。兩種理念孰優孰劣，暫且不論，僅從軍事實力而言，孫中山未必勝過陳炯明，但是在蘇俄的支持下，孫中山最終勝出。“黨國模式”最終戰勝“聯省自治”，蘇俄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蘇俄成功地運用了“國際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兩套話語，把自己介入中國事務稱為“國際主義”，把其他國家介入中國事務稱為“帝國主義”。同樣，國民黨把自己出於黨派利益與蘇俄的合作稱作“國際主義”，把與北京政府建立聯係的各國稱作“帝國主義”。於是，出現了一係列自相矛盾的行為。1923年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一方麵表示要爭取“完全國家的獨立”，同時又表示“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蘇俄甚至成立“不許幹涉中國協會”，主要從事與中國有關事務。“不許幹涉中國協會”，似乎應該改名為“不許其他國家幹涉中國內政協會”。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中寫，孫中山希望的世界格局是第二國際、共產國際和民族國際三分天下。第二國際是繼“第一國際”解散後，在1889年－1914年間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聯合發起的國際聯合組織；民族國際則是孫中山對“大亞洲主義”的設想，由中國擔任盟主，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國際組織。至於盟主是否會成為新的壓迫者，似乎不在孫中山的考慮範圍之內。不幸或者說幸運的是，民族國際隻是設想，沒有成為現實。
雖然孫中山在與商團衝突的緊急關頭說過“以俄為師”的話，但是在絕大部分時刻，國民黨是“以俄為友”，堅持兩者的關係平起平坐。與孫中山傾向於“國際主義”不同，蔣介石批評在蘇俄的中共黨員“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為一俄奴耳。”蔣介石還說：“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而已。”當時，不乏將蘇俄稱作“赤色帝國主義”，這一稱呼頗為準確，蘇俄對此亦有所忌諱，多次要求國民黨對共產國際的援助保密，莫斯科中山大學曾要求中共調查哪些國民黨認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
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互為工具。國民黨試圖獲得共產國際的軍事援助，學習蘇俄的組織方式，實現自己的黨派利益；共產國際試圖通過國民黨顛覆北京政府，獲得更多的國家利益。這是兩者合作的土壤，同時也埋下分歧的種子。
國民黨對蘇俄的意識形態並不認同。《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中透露，1923年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篇即明確表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1924年，孫中山向國民黨黨員表示：“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區別”，李玉貞認為這是為了平息一部分國民黨黨員對共產國際的懷疑乃反感。對孫中山而言可能不限於此，作為黨魁，即使沒有黨員的壓力，他也會注重理論的純潔性和主體性。把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提並論，等於表示共產主義隻是三民主義的一部分，三民主義是更完備的意識形態。但是《國民黨與共產國際》指出，共產國際的看法恰恰相反，共產國際把中國國民革命比為俄國1905年革命，隻是革命的第一階段。所以，共產國際的標語“由孫文主義到列寧主義”，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則主張改為“由列寧主義到孫文主義”，這個細節充分說明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貌合神離。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在“北伐”和“統一”（這兩個詞語均是國民黨的詞匯，如果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來看，是以武力顛覆國家政權）前後遭到根本的挑戰。國民黨對階級鬥爭沒有興趣，在“北伐”過程中，中共主導的“土地革命”是國民黨無法接受的。隨著國共的分裂，兩黨在隨後的曆史中呈現出不同的一麵。國民黨“統一”之後，將黨國模式從廣東推廣到全國，黨派利益和國家利益漸趨一致，與赤色帝國主義保持距離。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共產黨，仿佛此前的國民黨，把自己出於黨派利益與蘇俄的合作稱作“國際主義”。
20世紀20年代，“黨國模式”隻是一個雛形，但未來已在這裏預演。李玉貞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雖然國民黨意識形態與蘇式共產主義並不兼容，但是國民黨學會了“監視”和“鎮壓異見”的技術。書中有很多細節：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年輕學員的“江浙同鄉會”被指控為“反革命組織”；在“北伐”期間，地主自願來到農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前者與中共的“肅反”和“清洗”如出一轍；後者仿佛商人主動要求公私合營，以自願的形式“被自願”。
在中國內地，近代史學研究依然一邊使用“反帝”話語、一邊讚美“赤色帝國主義”，這種內在衝突的敘事依然是主流。如果耐心讀完這本近700頁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或許會改變這種看法，對國民黨、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間錯綜的關係有全麵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