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是回到古代反對未來

 

王克明：上山下鄉是回到古代反對未來

發表於 2019 年 03 月 25 日 由 siyu

王克明在延安

史鐵生去世8年以來，沒有再跟他一起回味過插隊和陝北。今年是上山下鄉運動五十周年，也是我們去陝北插隊五十周年，這時候紀念鐵生，很想再跟他一塊兒聊聊插隊，說說上山下鄉。這是他生前喜歡的話題，他去世前四天還在跟龐沄、陳衝他們聊的話題。

鐵生在《插隊的故事》裏寫過這樣一段話：“滿懷豪情壯誌去插隊的人畢竟是少數。將來如果有人研究插隊的興亡史，不要因為感情而忘記事實。那時候，工宣隊為了讓大家都去，就把該去的地方都宣傳得像二等天堂，誰也不願意敬酒不吃吃罰酒，也就都報名，也就對工宣隊的話相信一半，心想敢於百分之百說瞎話的人還沒有出世。

“其實呢？出世已久。結果到了插隊的地方一看，就都傻眼。譬如清平灣，簡直沒有什麽東西可以證明那不是在上一個世紀，或上幾個世紀。種地全靠牛、犁、钁頭，收割用鐮刀，脫粒用連枷‘呱噠呱噠’地打，磨麵靠毛驢拉動石磨‘嗡嗡’地轉，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圖畫。”

1970年的餘家溝，王克明插隊的村莊

過去常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句話描述上山下鄉，這個“廣闊天地”是什麽樣的“天地”呢？“大有作為”是怎樣的“作為”呢？

隻要想起插隊時候的陝北，和鐵生一樣，我就有古代的感覺，幾個世紀以前的，或十幾個世紀以前的。我觀察陝北方言，裏麵說著很多古代的詞匯。我觀察陝北民歌，裏麵唱著很多古代的傳承。石碾石磨等等古代食物加工技術，決定了陝北的古代生活方式。從生產力角度看呢，我們插隊年代，中國農村處在勉強自給自足的水平，很多地方食物不足，生產工具古舊，生產技術古老，靠天吃飯，旱澇成災，交換初級，保有傳統經濟形態的脆弱性、封閉性、落後性，是傳承了幾千年的自然經濟秩序。

知青去陝北插隊時，耕地的方式和當地出土漢畫像石上的一樣，耱地使用樹枝編成的“耱”，人站在上麵讓牛拉，那實際上是南北朝時候就用的耮。知青生活的是古代的鄉村，從事的是漢朝的勞作。

但不一樣的是，幾千年來的個體農民被集體化了，村莊改叫了“生產隊”。看上去，隻有這種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製度，不是古代的事物了。但是，現在普遍認為那是剝奪農民生產資料、人身自由和自主權利的農奴製，建立在事實上的這種看法，反映了對它古代性質的認知。可是，古代東西方的農奴製，沒有否定土地私有的集體化製度。集體化製度是構建共產主義集權統治的產物，這是現代的事物，不是古代的。那麽是不是說，我們插隊的生產隊就是一種現代製度啦？也不是。

馬克思曾提出，在消滅資本主義後，共同體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要“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他說“重新建立”。恩格斯解釋說：“公有製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包括產品即消費品”。《共產主義原理》那本書說私有製廢除後，“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這跟“個人所有製”是同樣的方案。而馬克思說“重新建立”，肯定是建立人類以前實踐過的製度。

人類什麽時候實踐過馬克思說的分配製度呢？古希臘時代。古希臘外邦人實行過這麽一種財產共有製度。2300年前亞裏士多德在他《政治學》書裏敘述這種製度，說是“土地為公共所有，而且共同耕作，產品則分配給個人以供他們各自享用。”我們插隊時候不就這樣兒嗎？對比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和《共產主義原理》，可以知道，他們說的先進的“個人所有製”，其實就是古希臘的那種財產共有製，也就是我們的生產隊集體所有製，都一樣。

我們插隊時候的生產隊，實行的正是亞裏士多德介紹過的古希臘那種製度，古人實踐過的共有共享製，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大家協作勞動、消費品個人所有。那種所有製產生於人類文明較早時期，私有財產分立初期，是進入農業文明後，以前原始部落各盡所能按需分吃製度的一種延續方式。

當代集權主義重新建立的這種所有製形式，時間上看是重建於現代，本質卻是回到上古。所以，“文革”中知青從城市被送到農村，讓你投身其中的，應該說跟農奴製還不一樣，而是農奴製產生之前的一種更古代的體製，是遠在中國秦朝之前、兩千多年前的一種食物平等製度。

1974年冬在陝北。左起：田豐、王士偉、王健、王克明

早期的那種平等分配製度消失兩千年後，馬克思恩格斯卻主張實行它，目的是以物質分配的平等，消滅自生自發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哈耶克批評馬克思說，這是“把一種強製性的平均主義方案強加給所有的人”，他說平均主義是“最具破壞性的因素”。知青插隊的時候，中國農村就是在強製實行這麽一種平均主義方案，它破壞了農村的生產，農民不喜歡它。知識青年插隊看到的農民，是不熱愛集體而盼望單幹的農民。

鐵生在《插隊的故事》裏講了一件曾普遍發生的事情，說清平灣的知青支持改變農村分配製度，把生產隊核算分配改為大隊核算分配。那時候的人都認為，隻要往共產主義方向改變生產關係，生產就會發展。分配單位越大、人越多，就離共產主義越近。以後還全公社核算分配，再以後全縣核算分配，差不多就全民所有製了。等到全國核算分配，就是一國實現共產主義了。其實這世界上，隻有波爾布特在他統治的柬埔寨實現了這種所謂的“共產主義”，弄得白骨累累。

史鐵生寫道：要搞大隊核算，農民反對，知青就想發動群眾，去問老貧農懷月兒爺爺：“您說，大隊分紅好，還是小隊分紅好？”老漢說“小隊分紅好。”哎？貧下中農怎麽不說越大越好呢？知青又試問：“小隊分紅好呢？還是單幹好？”老漢說：“球——，誰解不下這事？還不是不敢言傳？眾人心裏明格楚楚兒介。小隊分紅好，可還是不頂單幹。”

老貧農說單幹最好。就是說，貧苦農民認為財產私有最好，私有了，農民的貧苦生活才有可能改善。但是我們不是依據經驗安排生活，而是依據原則構建製度。馬克思主義要消滅私有製，這是原則，那麽貧苦農民渴望單幹的心思，就必須被消滅掉。原則是說我給你一個好的社會，而單幹是你想要一個好的生活，那不行。

於是那時候農村開展各種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業學大寨，反家庭副業，批工分掛帥，諸如此類。最過分的是批判工分掛帥。集體化收了人家農民的土地財產後，用工分記錄農民的勞動量。農民不能自由種自己吃了，獲取食物的惟一依據就是工分，這成了農民的第一關注。學大寨卻要批判工分掛帥，強迫他們熱愛集體。

反對農民關注工分，就是反對農民關注食物，反對農民關注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反對那種心思。這是人類社會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古代即使不給奴隸吃喝，也不管他們關注吃喝的心思。可上山下鄉年代，就有過這種事兒。

反對家庭副業更是那時候常態。鐵生《插隊的故事》寫，一年遭了災，家家都沒糧了。自然經濟抵禦不了自然災害，於是清平灣的農民栓兒帶著鐵匠家具出門一冬天，去搞副業掙口吃的掙點兒錢，結果，“回來時一根粗繩等著他，五花大綁被請到縣大獄去。”這種情節不是鐵生虛構的，是那時候的農民生活真實。

他們這麽弄，目的是什麽呢？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那時候，不光是農村要防止，全國都防止。造成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根本原因和目的，也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此而“培養千百萬接班人”。但資本主義在哪兒？那時的中國農民，為個體利益所做的本能努力，根本沒擺脫自然經濟的桎梏，也突破不了集權主義的牢籠，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沒出現。

“割資本主義尾巴”，是把遠在未來的資本主義描述為已經過去、隻剩“尾巴”的事物，以便使用“複辟”來定性它未來的出現。防止複辟，是防止遠未到來的資本主義複辟，防止不曾出現的事物複辟，防止未來複辟，這是一個沒有邏輯的事情。千百萬知青上山下鄉，就是被送進了這麽一個沒有邏輯的過程。

知青被送到了古代耕作的自然經濟中，古希臘和毛澤東實踐的平等分配製度中，然後被要求參加階級鬥爭和農業學大寨，還在日常勞動中磨練自己的一顆紅心，從身到心，都被用於防止未來複辟。所以我說，上山下鄉運動是把知識青年投入古代，從事反對未來的事業。就是說，讓知青投身古代，反對未來。

反對未來需要有接班人，以後好接著反對，上山下鄉的“再教育”就是培養接班人的意思。1942年就產生了這種與工農相結合的培養手段。不過，通過上山下鄉定向培養年輕人的想法，不是1942年或1968年才出現的，而是古已有之。古希臘柏拉圖在他《理想國》書裏，把這意思說的很清楚。不念原話了，意思是：讓青少年到鄉村去，接受統治者指定的教育，很是必須，各地鄉村必須接管他們。

兩千多年後毛澤東說的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兩千多年的時間距離，沒有拉開理念的距離，方法都是讓年輕人上山下鄉去接受指定教育，目的都是使年輕人按照統治者設定的方向成長。這種方法的提出也是在上古時代，中國秦朝之前。這裏並不是說發動上山下鄉是繼承了歐洲古代的理性主義傳統，但做法很像是柏拉圖理念的實踐。

大家知道，人類文明演化過程中，人是越來越明白自由的價值了，越來越明白自由是怎麽回事了。但跟這種演化交織在一起，總有一種與自由衝突的理性，老想用在白紙上畫畫兒的方法，整體改造社會，根本改造人，建構新世界。說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鐵生說，研究知青插隊“不要因為感情而忘記事實”，這話實在中肯。我們對插隊村莊和鄉親都有感情，說著說著就淚如泉湧。這種真實真誠真摯的感情，使我們不會忘恩負義，不會忘記善待幫助過我們的鄉親，那些曾經朝夕相處的山間朋友。但同時，感情也會使我們“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以為上山下鄉是我們的青春責任，是我們的青春奉獻。

其實，知青不過是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幹了幾年古代的農活兒，構不成共和國的脊梁。插隊時，發達世界已經現代化農業了，知青不知道外麵的事兒，以為大幹苦幹、艱苦流汗、階級鬥爭和學大寨，就能改變農村落後麵貌。實際上改變不了。因為，改變一定是一個走向未來的過程，但知青被投身古代，反對未來，這就和改變的願望對立了衝突了，所以改變不了。

幫著人家反對市場經濟，弄得國家經濟瀕臨崩潰，這根本上是在幫著人給國家建設拆台，怎麽會是國家脊梁？直到放鬆搞活以後，單幹以後，農民生活才徹底改善。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國家經濟才發展起來。

插隊時候我們要是反對集體生產，支持貧苦農民單幹，幫著鄉親早早富裕起來，進入市場經濟，那我們的青春就屬於反對古代了，就是奉獻未來了。如果是那樣，我們才真正能被稱為共和國的脊梁。

1975年王克明在餘家溝

來源：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