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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有大量例子來證明作者的觀點。
其中之一是樸妍美（Yeonmi Park）的令人震驚的經曆，她是一名冒著生命危險逃離朝鮮的女性。 在美國，她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裏她發現那裏的反知識分子氣氛幾乎和她在朝鮮時一樣令人窒息。 巴恩希澤引用她的話說：“去哥倫比亞大學後，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是，所有問題都是白人造成的。 我確實穿越了戈壁沙漠以獲得自由，但我意識到我並不自由。 美國並不自由。” 當她批評祖國的鎮壓時，她被稱為騙子。 令人沮喪的是，我們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的學生被灌輸了集體主義國家是好的觀念，以至於他們甚至不聽真正生活在集體主義國家的人的意見。
巴恩希澤的新書毫無疑問地表明，左派在機構中的進軍取得了壓倒性的成功。
巴恩希澤提到了意大利共產主義作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名言論，即左派需要通過西方機構進行“長征”，而他的書毫無疑問地表明，這次征途取得了壓倒性的成功。
作者的一些證據甚至會令那些意識到我們教育機構退化的讀者感到震驚。 它已經蔓延到醫學院，一種不寬容的意識形態已經在醫學院紮根。 巴恩希澤引用了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講師凱特琳·裏迪·羅吉爾的話說，她警告她的學生，如果他們中有人膽敢挑戰她的觀點，“我會很快關閉它。 我很難在係統性壓迫問題上保持中立。”
因此，醫學生必須吸收裏迪-羅吉爾的觀點，並且禁止質疑他們。 她堅持認為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與學術思想截然相反。 不幸的是，我們的學院和大學裏有很多像她這樣的“教育工作者”。
用意識形態取代客觀教學導致學術水平普遍下降。 Barnhizer 指出，許多大學已經放棄了申請者必須參加 SAT 或 ACT 這兩個衡量大學準備情況的可靠指標的要求，轉而采用“全麵”評估。 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癡迷於學生群體的“多樣性”，並不關心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是否對大學水平的工作準備不足。 因此，管理人員批準了淡化課程和提高成績，以便成績較差的學生能夠畢業。
同樣，我們發現教授也在迎合這些學生。 Barnhizer 舉的一個例子是 Asao Inoue 教授，他認為作文老師要求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學生用標準英語寫作是錯誤的。 為了讓事情變得更加“公平”，他采用了“基於勞動”的評分係統，其中成績取決於學生在作業中投入的努力程度，而不是他們的寫作質量。 我們的許多教育領導者都同意並堅持認為，評分是為了促進群體“公平”，而不是為了反映個人成就。
如果你是一位守舊的教授，堅持嚴格、客觀的學術標準怎麽辦？ 正如紐約大學化學教授梅特蘭·瓊斯發現的那樣，這會讓你的工作麵臨風險。 在一群學生向校方抱怨他的課程太難後，校方屈服並解雇了瓊斯。
一旦按下“仇恨按鈕”，就不可能將其鬆開並讓人們尊重那些擁有不同信仰的人。
這本書的一個特別令人恐懼的方麵是巴恩希澤的觀點，即強行灌輸給我們學生的意識形態是需要敵人的。 這是因為人們不願意將自己的自由交給“進步派”想要的龐大的政府控製結構，除非他們害怕或討厭某個人或團體。 1984年，奧威爾塑造了反派伊曼紐爾·戈德斯坦（Emmanuel Goldstein），他是“兩分鍾仇恨”的對象。
同樣，我們受意識形態驅動的教育者為他們的追隨者創造了許多惡棍，例如資本家、“氣候否認者”和猶太人。 正如我們最近所看到的，這些灌輸的仇恨可能會演變為暴力。 一旦按下“仇恨按鈕”，就不可能將其鬆開並讓人們尊重那些擁有不同信仰的人。 敵意隻會變得更加強烈，社會凝聚力也會受到破壞。
巴恩希澤明確表示，美國學生接受教育的不是那些拓展他們思維視野的學者，而是那些絕對確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宣傳者。 他們將自己封閉的思想傳遞給了學生，學生們開始用簡單化的善與惡的眼光來看待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