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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逃避就業壓力,一些年輕人主動退出社會競爭,縮回家中,靠父母的接濟維持生活。他們盡量節省開支、減少社交,以低欲望的姿態活著,甚至靠考公、考編、考學,換取蹲在家裏的資格。

“啃老”不易,與父母的對峙拉鋸,以及對自我價值的焦慮,驅使他們不停將頭探出殼外,在走向社會的路上探索。

蹲在家裏

大學剛畢業,何悅悅就從一名天之驕子,變成一個閑散人士。

大四下學期,北京疫情爆發,何悅悅提前離校,回到呼和浩特家中,一邊做畢業設計,一邊申請留學。2021年7月,她如願收到新西蘭學校的offer,本應奔赴的行程,隨著全球疫情爆發戛然而止。新西蘭學校發來通知,她所申請的幼兒教育專業不再向海外招生。

人生突然失去方向,家裏成為何悅悅唯一的容身之處。

一開始,何悅悅手裏還有一筆積蓄,可以心安理得地閑晃。父母心疼她本科期間課業負擔重,也建議她在家裏休息一陣,還會按時給她生活費。

幾個月後,他們的態度悄然轉變。爸爸不斷勸她去考公務員,媽媽給生活費時總抱怨沒錢,家裏的氣氛微妙而緊繃,幾次發生爭吵。

每天白天父母去上班,三人隻有晚餐時間會見麵,吃完飯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因為缺少交流,摩擦也隨之減少。沒錢花時,何悅悅也不著急,“他們願意給就給,不願意給就算了。”

終於有一天,何悅悅忍不住向父母提出,要搬去老房子住。起初媽媽不同意,認為何悅悅沒工作,不需要一套獨立的房子,還會令家裏減少一筆租金收入。她最終沒能拗過何悅悅。

離開父母後,何悅悅過上徹底自由的生活。每天早上8點起床遛狗,回來接著睡到中午。睡醒後就在陽光下看看書,自己煮咖啡。下午去熟悉的咖啡館坐坐,和老板聊聊天,或者漫無目的地逛公園。為了看電影,她專門買了一台投影儀,晚上接著玩遊戲或健身。

在這愜意的生活裏,她沒忘記正事:偶爾準備留學的語言考試。

日本曾用“蟄居族”一詞形容無法就業、放棄就業或逃避就業的年輕人,那是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的“就職冰河期”。反觀國內,近些年在家待業的年輕人數量也急劇上升。

2019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養小”的現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養。因回避就業壓力,以考公、考編、考研等理由蹲在家裏的年輕人,被稱作新型啃老族。

研究生畢業後,在互聯網公司剛工作不到半年,鍾琳就被裁員了。一開始的傷心失意,很快就被蹲在家裏的輕鬆快樂取代。

再也不用每天擠地鐵上班,一路小跑到公司打卡了,作息時間突然變得像學生時期一樣規律。每天9:00醒來,桌上已經擺好媽媽準備的早餐,包子、花卷、麵條、粥,一天變一個花樣。吃完飯,媽媽去廚房收拾碗筷,鍾琳隻需要窩在沙發上看電視節目。她會挑一些最輕鬆的情感劇或綜藝,“完全不用動腦子的那一種”。懸疑劇一概不考慮,“人在放鬆的時候,根本不想給自己增加任何負擔。”

有時候,電視劇隻是玩遊戲的背景音。失業之前,鍾琳遊戲玩得很爛,幾乎沒人願意和她組隊。蹲在家裏三個月後,她的排位一點點升高,把賬號練到了星耀段位,創下遊戲生涯中的最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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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鍾琳不工作時出去玩

蹲在北京家中的鍾琳,非但沒有遭到父母的反對,甚至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包容。此前,因為畢業和工作帶來的壓力,鍾琳患上慢性腎炎。這次回家,被媽媽視作幫她調養身體的好機會。隻是那時大家都沒想到,她在家裏一蹲就是近兩年。

母女倆每天形影不離,建立起久違的親密關係。她們一起去超市買菜、做飯、逛街購物、逛博物館,主要開銷都是媽媽負責。

鍾琳不願否認,這段無所事事的時光,對她來說“非常快樂”。甚至,媽媽也舍不得讓她再出去:“找不到工作爸媽養你,要是家裏拆遷,就甭出去工作了。”

當理智占據上風時,她還是會覺得羞愧,“作為成年人,整天不工作,臉皮太厚了,我的人生裏從來沒有啃老的選項。”她試圖重新回到正軌,因為害怕再被裁員,開始搜尋體製內的工作,然而進展並不如意。

2019年,和鍾琳一起競爭公務員崗位的年輕人大幅上漲。那年國考招錄了14537人,共9657個職位,招錄規模為近十年最低值。同時報考人數反向走高,平均競爭比高達87.5:1,遠高於2018年的58:1。丟失了應屆生資格的鍾琳,更是沒有競爭優勢。

退出競爭

2018年畢業後,帶著對高額回報和優質福利的期待,鍾琳手捧名校研究生的學曆,成為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管培生。沒想到,入職僅半年就迎來行業寒冬,一個月時間,部門三分之二的人被陸續裁員。她看著同事們像螞蟻一樣在樓下排隊辦理離職,“一條隊伍遠遠看不到盡頭。”

接到失業通知的前一天,鍾琳剛接到領導派發的任務,要寫一份企業文化報告。早上她還在發愁怎麽寫,中午和領導吃完飯回到公司,對方就通知她,“互聯網寒潮,公司困難,趁著公司賬上還有錢,趕緊走吧。”

鍾琳感到這短短幾句話信息量極大,一時竟不知道該先消化哪一句。複雜的感受洶湧而來,前一秒她有些慶幸報告不用寫了,下一秒就開始掉眼淚。

當天回到家,媽媽正在做飯,得知鍾琳失業了,走過來抱著她一起哭:“正好想讓你歇歇,這樣也挺好。”爸爸下班回到家,也安慰她:“沒事,爸爸養你。”鍾琳感到心裏一塊石頭落地。

蹲在家裏大半年,鍾琳一直沒放棄找工作。2020年開春,她接到北京一家教育服務中心的offer,機構藏在胡同一棟不起眼的破舊大樓裏,並且不提供午飯,這打破了她對事業單位福利高的想象,索性放棄入職。

接下來七個月,她相繼投了三十幾份簡曆,全是體製內單位,拿到八個offer,但沒有一份工作讓她滿意。要麽因為薪資僅有五千塊,要麽因為通勤需要三小時。

最後鍾琳去了一所職校做心理教師,入校一周,她又後悔了。一次大型慶典彩排,她每天頂著烈日守著學生排練,一種無意義感向她襲來,“難道我這輩子隻能這樣了嗎?”當天辭完職,她再一次縮回家裏。

蹲在家裏的短暫計劃被無限延長,挫敗感日益強烈。和朋友聚會時,若被問起想找怎樣的工作,鍾琳會趕緊用一句“錢多事少離家近”的玩笑搪塞過去。焦慮和迷茫始終在心頭縈繞,直到有一天,她發現身上出現一大片一大片的疹子,奇癢無比,隻能靠皮膚藥來緩解。

2021年,半月談根據調查發現,原本普遍出現在一線城市的“蹲族”,已開始在二三線城市蔓延。某社交平台上標簽帶有“蹲族”的小組加起來近七八萬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家庭條件也不錯。除了就業壓力,對工作意義和自我價值的懷疑,也是他們逃避社會的動因。

南京大學高等教育學博士生鞠法勝曾對蹲族進行了半年的觀察,發現許多人的經曆中呈現出一種共性:在家庭教育裏,考上好大學是父母對他們唯一的期待,忽視了對興趣、人際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麵的培養。

十八歲之前,何悅悅一直是一名符合社會期待的好學生。高考那年,她差五分上北大,最後進入一所985高校,圓滿完成一個學生的主線任務。但這不過是她壓抑內心真實需求的結果。她從小就不喜歡刷題,不喜歡競爭,當別人做卷子時,她在偷偷看閑書。

到了大學選專業時,何悅悅決定順從自己,憑興趣選了園林景觀。原以為這是一個“可以去戶外做田野調查,自由而有趣的學科”,入學後才發現,那不過是招生簡介裏的漂亮話罷了。

大四下學期,何悅悅決定逃離國內內卷的風氣,去新西蘭追求自由的教育。但疫情打亂了她的計劃,一時間不知何去何從。

蹲在家裏的日子,因為失去目標而變得漫長,“啃老”帶來的壓力也讓何悅悅開始動搖。出國留學每年花銷至少五十萬,這對爸媽更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幾經思量後,她主動放棄了留學。

不出國了,何悅悅依然沒有做好投身職場的準備。加班、應酬、女性歧視,朋友們的一係列抱怨,令她對職場心生抵觸。

一個曾在社會評價體係中被賞識的人,突然開始挑戰體係的標準,蹲在家裏的何悅悅需要學會如何自處。她漸漸發現,“要心安理得地躺倒是困難的,不努力是會產生愧疚和自責的。”在家裏蹲久了,她開始陷入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在浪費時間?是不是個廢物?是不是落後同齡人了?”

對自我價值的懷疑和否定,同樣也困擾著遊鹿。高考那年,他以全國第九名的成績考取東華大學服裝設計專業,卻遭到母親的反對。母親認為這不是男孩該學的專業,替他選了“更好就業”的工業設計。

讀了一個不感興趣的專業,遊鹿學不好,也不想學,但媽媽的強勢讓他不敢反抗。在這個單親家庭裏,母親是絕對的權威,從小到大,母親從不放鬆對他的要求。一次遊鹿作業做錯了,一把小刀飛過來,在他額上留下一道疤。後來母親甚至都不記得這件事。

這種控製關係最終在強烈的對峙中脫軌。大一結束後,遊鹿以跳樓威脅,辦了休學,回到家經常和母親陷入爭吵,嚴重時兩人甚至互扇巴掌,東西被砸得稀爛。直到有一天,母親拉上他一起去看心理醫生。

在心理醫生的指導下,母子倆嚐試緩解矛盾,重建親子關係。等到大四畢業,遊鹿提出不想做跟專業對口的工作,決定窩在保定家裏,這次得到了母親的默許,“隻要不犯法,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蹲在家裏的每一天,遊鹿都和幾個在家待業的發小混在一起,去街上遊蕩,去網吧打遊戲,不玩到淩晨四五點不會睡覺。“就是毫無壓力,報複性地玩。”遊鹿說。

那段時間,母親也因疫情在家辦公,每天負責給遊鹿做飯。他能感到母親在努力克製對自己的不滿,可能是聽從了心理醫生的建議,想尊重他的選擇,等他玩夠了再去找工作。

然而混沌的日子一天天過去,遊鹿自己都不知道他什麽時候能收心,甚至越來越迷茫,“人一旦在舒適區待久了,就不願意跳出去,就想一直這麽過下去。”

走向社會

受夠了無所事事的日子後,何悅悅決定走出門,“人沒事幹又不思考是會瘋掉的。”她選了一家精品咖啡店,跟著店長學做咖啡、磨豆子、拉花,每完成一杯咖啡,都帶給她久違的充實感,她很快在店裏獨當一麵。但時間一久,一成不變的生活再次讓她感到無聊。

離職後,何悅悅轉而去寵物店打工。在這裏,她完整經曆了一輪職場文化的“洗禮”。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6點,她在店裏喂狗、洗狗、打掃籠子。忙起來一周隻能休息一天,晚上還要加班,“早9晚9,俗稱996。”有時候,如果老板還沒走,員工就按點下班了,也會被批評。何悅悅無法接受這套規則,再次離職了。

imagev圖 | 何悅悅工作過的寵物店

受到朋友的邀約,何悅悅決定創業,與其合開一家自習室,每人投入五萬左右,媽媽主動補貼了她兩萬。在呼和浩特這座小城,自習室的生意很快見頂,除了考研期間能坐滿,其他時候都冷冷清清。今年三月,自習室所在的大樓還因為疫情被封控了兩個月。何悅悅意識到,這也不是一份能堅持下去的營生,幾個月後終於將它關掉。

為了打發宅在家裏的無聊,遊鹿的想法更加天馬行空,他計劃了一場跨越半個中國的摩旅。

兩個月裏,他騎著摩托車,一路從保定玩到南京、順德、佛山,又去了河南、陝西、甘肅、新疆。那是一段快樂自在的日子,也撫平了他內心的一些憤怒。在佛山,他看到滿街都是開保時捷的人,不由感歎世界的參差;在大西北,他看到農民在光禿禿的梯田上刨食,又被那種生命的韌勁打動。

image圖 | 遊鹿騎摩托車旅行

結束摩旅之後,遊鹿決定重新開啟生活。由於還沒準備好進入職場,他選擇通過送外賣作為過渡。

剛開始跑單,遊鹿想試試自己的極限,最忙的時候一天跑十幾個小時。去年平安夜送餐,險些出車禍。過十字路口時,遊鹿感覺放在踏板上的蛋糕快掉下去,低頭去看蛋糕,剛一抬頭,一輛黑色SUV正掉頭開過來,他趕緊刹車,“萬一速度沒降下來,人就飛了。”

當天晚上,遊鹿在蛋糕店遇到當地外賣排行榜上的榜一大哥,大哥眼睛充滿血絲,厚厚的手套摘下來,手都凍成青紫色,控製不住地發抖。遊鹿同情他,轉頭一想,自己也一樣,“拿命換錢,人在工作麵前變成一個異化的符號。”

送了七個月的外賣,遊鹿感到自己發生了一些變化。他不再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沒有那麽多敏感情緒了,對人有了更多換位思考的理解。

後來,朋友邀請遊鹿加入他在南京的設計工作室,和工業設計專業對口。這次遊鹿欣然接受,他的考慮很務實,“我想先掙錢,再實現人生夢想。”

德國作家貝恩德.布倫納曾討論過躺臥的價值,“躺臥不等同於消極或懶惰,它可以是一種反抗,一次整合思緒或改變看法的機會。”因對自我價值陷入懷疑的蹲族,常常會借這段緩衝期重新調整甚至降低預期,積極尋求“脫蹲”。對他們來說,適應社會是始終無法回避的命題。

從職校辭職當天,鍾琳和媽媽去看了剛上映的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當看到哪吒無論做什麽,都能得到父母無條件的愛護和支持時,鍾琳想到了自己。她坐在電影院嚎啕大哭,長期積壓的情緒突然找到出口。回來後她做了一個決定:重新考博。

鍾琳把考博視作對人生偏離軌道的一種補救,寄望於拿到博士學位,重獲應屆生和黨員身份,換取在就業市場的主動權。2020年夏天,在收到博士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長期以來對父母的內疚感消失了。

回想過去兩年待業的日子,鍾琳覺得很可惜,“年輕人的時間是用來進步和成長的,但這兩年我什麽都沒積累。”她計劃畢業後進入高校,當一名行政老師,“既沒有學術的壓力,也能有穩定的生活。”

網絡上一個名為“逆社會時鍾小組”裏,有超過7萬5千人分享人生脫軌的故事,很多年輕人都希望通過考研、考博來開啟新生活。何悅悅的選擇也是如此。

放棄留學計劃後,何悅悅報考了北大的非全日製研究生,並於今年9月入學。重歸校園讓她找回了內心的價值感。一次,她在一門名為“性別與家庭”的課上發言,表達了作為女性主義者的立場,以及對女性處境的共情,贏來一片掌聲和稱讚。這讓她體會到一種久違的認同感,“校園讓我還有時間、有條件去探索自我。”

生活在校園,何悅悅仍需要家庭供養,媽媽每個月會給她五千塊生活費。她想過去打零工,被媽媽駁回了,叮囑她在學校好好學習。何悅悅的心理負擔也由此卸下,“在我爸媽看來,考上北大是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任務,在北大學習的價值遠遠高於工作價值。”

至於未來的工作,何悅悅還不想去思考,她對職場依然充滿抵觸,“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我一直都是龜兔賽跑裏的兔子,跑累了就一定要停下來休息。”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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