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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踢球，愛踢野球，從中學一路踢到了中年，腳指甲曾為此染紅過，然後又變成了可恥的鉛灰色，夏天都沒法穿涼拖鞋。右眼角的那一道疤，蚯蚓形狀，爭頭球頂的，沒頂著球，球門框倒頂得一顫。去醫院皮上縫十針，肉裏縫十針，針走起來線也跟著走，最後針和線一起在皮肉裏膨脹，燃燒，那感覺一輩子忘不了。
1994 年世界杯，我家那台黑白電視隻能收到兩個頻道，不跳的是中央一台，跳的是省台，所以我一場球也沒看成。倒是我爸每天帶回一份省裏的報紙，體育版有圖，有文，有專欄，被談論最多的當然是意大利人羅伯特·巴喬——“一個讓我愛上足球的名字”、“用靈魂與球共舞的憂鬱劍客”——類似文風的專欄標題，讓年少的我一度以為職業足球是一種跟偶像劇差不多的玩意兒。
上了大學，讀巴喬的自傳《天上的門》，才知道他在1984年一場意甲聯賽中撞折了右腿關節骨，被他自己形容為“感覺像一把刀子插進腿裏”，醫生用電鑽在他的脛骨上鑽孔，用手術刀割斷肌腱，再通過脛骨上的孔洞拉緊，最後連縫二百二十針固定。此後，巴喬的職業生涯——包括被省報的專欄作家們評為“用靈魂與球共舞”的1994年世界杯——都是用一條半腿舞完的。所以，這算是職業足球的本相麽？
1998 年法國世界杯，家裏買了立式彩電，能影影綽綽從隔壁鄰居家收到中央五台。那時我讀高二，家裏防我看球甚於防賊。在巴西淘汰荷蘭那場比賽的第二天早上，父親打開電視，發現頻道雖留在了中央一台，音量卻是靜默的，才明白我半夜偷偷看完球，從央五調回央一，忘了歸複音量。父親當下把遙控器鎖進了櫃子，餘下的淘汰賽，我隻能靠學校小賣店的電視回放解饞。
決賽已是暑假。淩晨，父親叫醒我，問我看不看球。我搖頭，因為不想讓他發現自己的晨勃。被窩裏熬了一會兒，還是弓腰起來去看了，跟他坐在同一張沙發上。那天隔壁的信號格外強，我家彩電格外清晰，閉幕式上跳舞的女模特們的薄紗裙也格外透明，跟沒穿差不多。父親保持著沉默，我先挺不住了，嘟囔一聲“太困”，落荒而逃。再從被窩兒爬起來，尚未禿頂的齊達內已頂進兩個球了。
2
初中時校門口常堵著幾個混混，要錢，要煙，我也被他們堵過。正哆嗦著，走過來一個同學，跟混混們談笑幾句，就讓我回家了。這位同學叫強強，一口四環素牙，一頭遮眼中分，十六開的曆史課本裏夾著一柄刀，土黃色的軍挎被撐得四四方方。
有一次我蹲在教學樓的牆腳，聽他講打群架時刀的用法：不能捅，不能砍，會住院，會死人，要一片一片劃，殺傷麵積大，架勢很屌，卻隻傷皮肉。正說到酣處，操場上滾來一個足球，是初三那幫人踢過來的，叫我們兩個初一的撿。強強甩開中分，夾克裏掏出三葉甩刀，慢慢捧起那球，一刀一刀戳，戳成一團爛皮，再塞進半塊磚頭，才笑著扔了回去。那幫初三的怒又不是，走又不是，在操場上對著那團球不球磚不磚的東西發呆。
後來強強打群架，並沒有施展那套“一片一片劃”的刀法，而是把人捅得露出了腸子。他家裏在市場賣菜，為他闖的這大禍賠了個底兒掉。從拘留所裏出來，他就不念了。我們再碰見，是在南二道街的菜市場，我穿高中校服，他剪了板兒寸，一個往家裏買蔥，一個幫家裏賣蔥，相互裝著不認識。
很快，班裏又轉來一個留中分的，姓林，不背軍挎，課本裏也不藏刀，下課自己捧著個球出去，顛起來沒完。據說他家是市裏的，而我們當時對“市裏”沒什麽概念，過後才知道，他那套郵購的尤文圖斯隊服，還有腳背三道杠的阿迪達斯球鞋，加一起比我們兩年的班費還多，我們這才開始明白“市裏”意味著什麽，便一起叫他“小林子”，跟他踢球混了。
操場上一群初中生追著一個皮球瘋跑，與其說是踢球，不如說是以小林子為中心進行的人體布朗運動。初三那年我們搬到四樓，雪天，老師壓堂，我哼了幾聲黃家駒，被罰出教室，隔著走廊窗子，看見小林子在練習任意球。學校的球門沒有網，白茫茫的雪中立著一個黑鐵框子，再加上一人一球，遠看就像一幅抽象而孤獨的簡筆畫。
我的臉貼著窗戶，默默數著他的任意球，總共三十腳，一半進了，一半沒進。雪越下越大，整個操場一片迷茫，可是他腳內側搓出的弧線，每一道都清晰無比，散發著誘惑。我忍不住跑下樓，直撲操場，和他輪流罰球守門。雪還沒停，我倆都被老師給拎回去了。我的棉鞋濕透了，耳朵凍得又熱又脹，再從窗子往下看，操場上的鞋印和皮球畫出的軌跡隱沒在了雪中。
小林子家在縣裏有親戚，是一位開飯館的朝鮮族大叔，小林子住在他家的三節小樓上。大叔很好客，每次我去，都會招待狗肉年糕辣白菜，盤盤碟碟擺滿一桌子。那時的小林子不但喜歡看球，還喜歡畫畫，更喜歡睡覺，尤文圖斯的比賽偏又在後半夜，他就用夏普錄像機錄下來，中午一邊吃飯一邊看回放，進球要往回倒，越位也往回倒，一場球往往抻上四五天才能看完。
臨近中考，小林子問我能不能搬進小樓住個把月，給我一千塊錢，算是陪讀。我沒拒絕，也沒答應，裝著糊塗混過中考。全縣發大榜，我的名次正數，他的倒數。但高一的重點班上，我和他又成了同學。這樣的重逢，讓我對“市裏”二字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對沒有答應他陪讀這件事感到愧疚，他卻笑著送了我一張鉛筆素描，尤文圖斯的當家10 號皮耶羅，還沒畫完，好像樓蓋到一半，脖子以下是一片小小的方格子。
高中有高考壓著，球不敢放開了踢，隻能課間十分鍾匆匆捅兩腳，簡直就像野合。小林子卻大張旗鼓，班裏班外拉起一支球隊，自掏腰包租中巴去附近縣市踢比賽。賽前大家一起看他錄的意甲，賽後吃烤肉喝紮啤，據點便是朝鮮大叔的館子。他問我去不去，我不說去，也不說不去，又裝糊塗混到了高三。
因為會畫畫，小林子踢球總少不了女生圍觀。既然有女生看球，男生就更有動力跟他混球踢了。他自己墊上一筆錢，訂了十來套尤文圖斯隊服，誰想上場就按原價買一套，大家自然爭先恐後。有人湊不夠錢，便找人合買一套，上半場你穿，下半場我穿，井然有序。有人說那些尤文圖斯是假貨，小林子賺了不少，黑心著呢。但沒誰相信這一套，大家都叫他“林老板”了。
林老板當然要穿10號，而且10號底下必須印著大寫的“LIN”。LIN和LIN的球隊一時風頭無二。大雨滂沱，LIN打了一腳側掛，雖然沒進，卻惹得一個外班的女生尖叫——她在雨中看了整場比賽，襯衫下的胸罩清晰可見。回家發燒，大病一場，她把這理解成了愛情。
縣客運站後麵新開的旅館，能洗浴，能住宿，LIN 開了一間房，在電話裏告訴她房間號，還說他帶了畫筆、顏料和畫布。她跟家裏撒謊，說晚上住學校的宿舍，結果在房間裏等她的卻是尤文圖斯9 號，ZHANG。
高三下學期，LIN要備考術科，林老板的球隊便散夥了。第一次從他嘴裏聽到“魯美”，我驚詫莫名，沒想到魯迅先生居然和這號人物聯係在一起。好在他最後沒去沈陽，而是去了北京的一所藝術學院。球隊那十來個人，成績都很爛，大部分家裏條件一般，留校重讀。小部分家裏有錢，當年走了。至於那個外班的女生，數年後在縣裏開了一家美容瘦身館，嫁給了當民警的ZHANG。
高中三年，沒人知道LIN 家在市裏到底是幹嘛的，他自己更諱莫如深。倒是那三節小樓，後來被朝鮮大叔一把火燒了，連同老婆孩子。
我在省城讀書，大四那年和小林子聯係上了。他說要北上來一趟省城，給他的導師跑一個藝術特長班。於是十月的某個深秋，戴黑框眼鏡羊絨圍巾的小林子站在我的麵前，那一身北京藝術學院範兒跟這座省屬院校格格不入。在校門口的“大偉火鍋”，就著涮羊肉，他問我畢業想幹嗎。我說讀研吧。
“讀研？你丫整個兒一奇愛博士！”他笑著甩京片子，“看沒看過庫布裏克？”
“沒看過。”
“那就好好看看《巴裏·林登》，隨便一個鏡頭就能上框兒掛到美術館裏。”
那天我們踢了一場球，踢完去大學生浴池蒸桑拿，沒想到他脫掉衣服身上會多出那麽多肉。他在球場上不怎麽跑，有球沒球都是原地溜達，所謂大保健球王踢法是也。既是他煙酒太甚，也是過去在球場上甩掉的熱量，都找回到了身上，一個卡路裏也不少。
3
大學裏風靡漫畫《灌籃高手》，女生每天聚在籃球場上搜尋她們的櫻木花道。我們這幫踢球的身高不占優，不招她們待見。久而久之，班裏還在踢球的男生，隻剩我和老頹了。
老頹本人就像一個球，臉像，腰更像。可到了場上，我才知道他那傳球和意識，絕對是踢核心的料子，就是跑不快，而且兜風。他見誰都一團熟絡，在學校裏踢了四年球，來一茬大一的，走一撥大四的，最後所有人都知道那個喜歡用外腳背撩球的小胖子叫老頹。
院裏有院隊，隊長讀大四，看球，打麻將，推四國，宿舍走廊夜夜通宵，一雙金魚眼又鼓又紅。他來我們新生寢室招人，一屁股坐我床上，指著膝蓋上的疤說，大學四年怎麽可以沒有一點理想？
“那麽啥是理想？”我們惴惴地問。
“踢球啊！給院隊踢球就是理想！”
我聽了無動於衷，老頹卻滿臉通紅，當下買了院隊隊服，皇馬的黑色客場，一百多塊，沾水就掉色，掉成淺灰色就不再掉了。新老隊服一起上場，乍看就像兩支皇馬。
院隊每天早晨六點半訓練，其實就是大一陪大四的踢小場。大四的總熬夜，體力不好，所以大一的還不能玩兒命踢，必須得讓他們贏。讓又不能讓得太過，太過會被罵一屆不如一屆。等校裏舉行比賽，誰主力誰替補和訓不訓練沒有關係，和請沒請大四的喝酒很有關係。酒成箱成箱喝，贏球要喝，輸球也喝，走廊水房逮哪兒吐哪兒。
球，老頹場場首發，酒，更是頓頓不落，“反恐”“星際”也都跟大四的學會了，在隊裏混得如日中天，結果一路掛科掛到大四，把自己也掛成了隊長，推開新生寢室的門，拍著圓滾滾的肚子說，大學四年怎麽可以沒有一點理想。
2001年中國隊踢世界杯外圍賽，老頹場場不落。踢西亞的客場多在半夜，宿舍十點就熄燈了，老頹和幾個大四的便把電視電源接到水房的燈上。幾個大一的剛被忽悠進院隊，買了啤酒雞爪鹵水花生過來伺候。老頹還拆了條紅河煙，煙霧繚繞間一時其樂融融。水房電壓不穩，屏幕跟著燈一起閃，遇到關鍵球還斷電了。電斷了要罵，球斷了更罵。
記不得是哪場，中國隊被斷了個七佛出世，水房便罵得如涅槃重生，連帶著摔酒瓶子。第二天要考六級英語，我們寢老三爬起來，問水房能不能小點聲，影響他睡覺。
“影響你睡覺？”大四的橫了他一眼，“沒他媽看見中國隊落後呢麽？”
六級茲事體大，老三也是狠人，一剪子掐掉了電線。大四的也有酒了，抄起酒瓶就掄，幸虧老頹中間擋著，不然當晚肯定有人住院。
沈陽五裏河，中國隊提前出線，學校餐廳爆滿，滿地的啤酒沫子，進了世界杯舉校皆歡。老頹又喝多了，居然哭了出來，看得我不知所措。到了2002年的韓日賽場，國足三場小組賽，餐廳又擠滿了人。結果呢？國足為同組另外三支球隊奉獻了九個積分，九粒入球，草草收場。當年爆滿的沈陽五裏河，據說後來被拆掉了，原因不詳。至於老頹，好歹也畢了業，掛的那些科，連他自己也算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錢才搞定。
2014 年我回國，在省城和老頹聯係上了。我們重遊校園，發現當年塵土飛揚的操場換成了塑膠假草，隻是鐵門上掛了鐵鎖，不讓學生進去踢球。老頹有了妻室，隔著鐵門，望著綠得很真的假草，問我還在踢麽。我點頭，問你呢。
“都脂肪肝兒了，”他搖頭笑，“早就掛靴了。”
喝了一頓酒，互加了微信，就此再無聯係。
4
在廈大讀了兩年研，上弦場踢了一兩百場野球，塑膠草坪鋪滿了比咖啡豆還細碎的黑膠粒。悶熱黏糊的海風，黃昏的太陽像掉在了海裏，被越泡越大，海麵掛上一層光暈，與球場隻隔一條環島公路，仿佛一個大腳就能把球開進海裏。
來上弦場踢的多是廈門本地的中年“阿伯（bèi，閩語）”，個個光著膀子，在夕陽的餘暉下泛起古羅馬的古銅色。上弦場通常下午五點開始上人，六七點是黃金檔，整個大場分成若幹小場，四五十口人在上麵混踢。八點多日頭落盡，人才慢慢退了。我踢完一般會去逛南普陀寺附近的小胡同，有龍岩花生，有大白鯊啤酒，有閩南風味的麻辣燙，不麻不辣不燙，加了很多油而已。小胡同裏鋪著一塊塊石板，石板間的縫隙填滿了菜葉和汙水。我的球鞋裏還灌進不少膠粒，倒出來黑黑麻麻的，仿佛是從球場跟回來的一群小螞蟻。
上弦場的邊上總是坐著一個女人，無論天氣多熱，都長袖長褲戴著竹笠。她的臉一團黑，不知是竹笠的陰影，還是被曬出來的，根本看不清她的模樣。她用扁擔挑了兩大竹筐的礦泉水，盤腿坐在地上。有時球滾過來了，她立刻站起來，一隻手擺著臂，一隻手捂著竹笠跑去撿，腿的頻率很快，姿勢就像個孩子。
有一次我沒停住球，順著海風滾到場外，她又以那孩童式的姿勢去追。我趕緊跑過去，說大姐我撿吧。
“阿弟呀，要不要買水？”她停住了，笑著看我，閩南口音很重，黝黑的臉上滿是皺紋，眼裏的期盼讓我覺得羞愧。
我掏出十塊錢，發現她那兩個竹筐裝滿了全中國所有品牌的礦泉水。她的水賣五塊五一瓶，說不好找零錢，不如十塊錢賣我兩瓶吧。我就付錢拿了一瓶王力宏，一瓶孫燕姿，打開喝一口，像餿了的溫水。下次她再幫著撿球，還會問阿弟要不要買水，眼裏依舊是期盼，我卻不為所動了。後來幹脆球也不撿，看著她手捂竹笠，追逐隱沒在棕櫚樹間的皮球。
後來上弦場又多出一個法國老頭兒，細高的個子，亂蓬蓬的白發，穿10號齊達內的法國隊球衫，胳膊腿曬得漆黑。每次他來到球場，先擺上一圈橙色的橡膠錐，給他的隊員們占好場地。那些隊員都是本地的聾啞少年，統一穿著黃色的訓練背心，由他用啞語指揮，用長腿示範，默默跑圈，默默傳球，小圈練搶斷，大圈演繹攻防。
剛開始我們這幫踢野球的很不屑，在一旁指指點點。後來看那些少年球員踢對抗練習賽，雖然一個個因沉默而顯得文質彬彬，但球感位置感都甩我們好幾條街，而且沒有拖泥帶水的多餘動作，我們才服了，私下裏叫那法國老頭兒齊達內。
訓練完畢，齊達內收起橡膠錐，在一旁看我們踢了會兒野球，用英語問能不能加他一個。我們說來唄，都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結果呢？我踢了這麽多年球，沒見過動作比這位頭發花白的齊達內更慢的，沒見過拿球比他更穩的，也沒見過傳球比他更舒服更優雅的。散場後我們問齊達內技術是怎麽練的。
“足球可不是技術，”齊達內攏了攏炸向兩邊、如同孔雀開屏的白發，“足球是一門關於時間與空間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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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研去的美國，剛開始時沒車，也就無球可踢，因為球場無論室內室外，都在十英裏開外。幸好認識了一夥美國人，帶頭大哥叫吉姆，其實比我年輕好幾歲，卻非往老裏拾掇，所以顯得胡子拉碴兒，滿腦袋白頭發。吉姆開一輛同樣老氣橫秋的雪佛蘭，外麵刮蹭得不成模樣，裏頭塞滿了球鞋球襪狗糧狗毛。每次約完球過來接我，都車速奇快，就差沒超前麵的警車了。我坐在一股狗腥味兒中問他不用上班麽。
“上班？”他變戲法似的在車裏摸出一個漢堡包，“上個屌班兒！”
他的漢堡其實藏在駕駛座底下，永遠是最便宜也最垃圾的麥當勞芝士堡，吃完抹嘴就上場開踢。以一般美國人的野球水準來說，吉姆的腳法算很棒了，尤其是正腳背射門，大毛腿一掄，球像炮彈一般射了出去。
在一起混熟了，我才知道他給本地中學的女子球隊當教練，按小時收費，不夠養活他和他的雪佛蘭還有三條狗，所以還去麥當勞打零工，駕駛座底下的芝士堡就是這麽來的。
吉姆沒有固定住所，隻有一輛載滿狗腥味兒的雪佛蘭，照我們中國人的標準，他介於無家可歸者與社會閑散人員之間，按說很落魄，但每次踢球他都有本事帶過來一個女孩，而且樣式五花八門，有紮耳釘穿鼻環的，有腿上刺骷髏頭的，還有在大學當助教的，鄭重其事跟大夥介紹，這是南希，這是妮可，這是蘇米。
“難不成都是你女朋友？”我忍不住問。
他大笑：“隨便搞搞而已。”
漸漸地，他帶來的女孩固定下來了。她叫珍妮，一個白人姑娘，上身扁平，大腿粗壯，射起門來腿上的肉都發顫。我被她放橫鏟過，沒法回敬，隻能祈禱自己跟她分到一夥兒。不過負責分夥兒的人是吉姆，他總把自己和珍妮分在一起，專門在珍妮身後喂球，要是珍妮被斷了就搶回來再喂，直到她掄起大粗腿一腳打飛為止。
珍妮凶得很，明明自己浪射，卻非讓吉姆撿球，還罵他傳得不好，天殺的、狗娘養的，什麽難聽罵什麽。我們要是勸她，也會被罵個狗血噴頭。吉姆卻甘之若飴，一邊挨罵一邊喂球，踢完請大夥兒去喝一杯，當然還是奔著珍妮去的。
珍妮是急診室的護士，經常值夜班，應對的全是重病急病車禍，抬進來未必能走出去。這份工作壓力大，作息又不規律，是故脾氣暴戾，不過薪水極高，不知道算不算吉姆鍾情於她的一個理由。
2010—2011年歐冠決賽，巴薩對曼聯，珍妮請我們去她家看球，房子和泳池都不小，足夠住下十個吉姆。吉姆穿著曼聯球衫，在後院裏支上烤架，燃起炭火，扒拉著烤腸，自己那三條狗滿院子亂竄，儼然一副男主人的模樣。珍妮略施粉黛，穿了巴薩的球衫，粗腿下十個腳趾塗得猩紅。
盡管巴薩三比一拿下曼聯，珍妮還是當眾罵了吉姆，嫌他的意大利烤腸糊巴了。吉姆依舊不惱，脫掉曼聯球衫，單膝赤膊跪地，獻上婚戒，我們一起打口哨，珍妮杯裏的葡萄酒灑了一地，狗們迅速圍上來，搖著尾巴亂舔。
液晶屏幕裏的梅西無人可擋，屏幕外的美國人用英語閑聊。我呷著啤酒，驀然想起多年前在省城的某個寒夜，雪花飄揚，十點寢室熄燈，中央五台九點五十分開始轉播意甲，老頹把電視搬進水房。霧氣彌漫的梅阿查球場，羅納爾多痛苦地倒下了，全世界都安靜下來，外星人膝蓋軟骨的斷裂聲無比清晰。1998年世界杯的夏天，我和父親坐在同一張沙發上，中間隔著遙控器。父親睡著了，我摁了消音鍵，電視屏幕閃爍跳躍，齊達內頂進的第二個球無比真切。夏普錄像機敦實厚重，尤文圖斯在錄像回放中踢得酣暢淋漓，場上的10號從皮耶羅變回巴喬。LIN的畫紙上，黑白箭條衫化為兩匹斑馬，彼此交疊著脖子，默默站在草原上。
2011年女足世界杯決賽，美國對陣日本，吉姆和珍妮樂顛顛飛到德國去看球，順便度個蜜月。可惜美國輸了，倆人大吵一架，珍妮提前飛回來，跟我們出來踢球，嘴上還罵著“那個狗娘養的混球”。
2013-2014年歐冠決賽，兩口子沒再請我們看球，既是因為他們都討厭皇馬，也是因為珍妮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就此掛靴，天天在網上曬娃。吉姆把臉刮得錚亮，雪佛蘭也換成了適合一家四口出行的休旅車。他不打零工了，也不再吃駕駛座底下的芝士堡，身體迅猛發福，樂嗬嗬地當他的中學女足教練。也許再過幾年，就能帶自己的女兒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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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踢球的美國人多是外地來的學生，一到感恩聖誕，都回家過節。吉姆球癮太大，停不下來，便拽來兩個墨西哥人充數。墨西哥人一老一少，狀如父子，都是黝黑的臉，長而卷的頭發，五短三粗的馬拉多納身材。倆人又都是非法移民，隻是老的出來一黑好多年，黑出綠卡，黑出國籍，黑出一棟小房子，總之是在美國黑出頭了，卻堅持用自己的西班牙名“Agua”，意譯是“水”，我卻更喜歡音譯“阿瓜”。少的那個剛黑出來，英語單詞蹦不出幾個，卻取了英文名“Tony”，托尼小子，跟吉姆在同一家麥當勞打工，因為愛開下流玩笑，所以有了外號“肮髒的托尼”。
因為年輕，托尼的長發烏黑錚亮，好似抹了一層油，毛茸茸的小腿又粗又圓，像各塞進一個足球。阿瓜叔的長發就灰白且幹燥，踢球時必須紮起來，否則根根奓立。大概是年歲的緣故，他的腿很光滑，因為毛都掉光了。托尼喜歡自己帶球狂奔，野蠻、生猛，衝起來像頭小牛犢，周圍的草皮都會因為他震動。阿瓜叔在場上絕大部分時間都慢慢悠悠的，像在閑逛，隻是臨門一腳突然提速，球射得既刁且賊，尤其擅長穿襠捅射，經常搞得身高腿長腳下活兒糙的白人火大。
這小鎮上剛黑過來的墨西哥人，都把阿瓜叔的小房子當成窩點，這其中就有托尼，所以他和阿瓜叔總是同出同入，可倆人卻互相看不上：阿瓜叔笑他悶頭瞎帶傻小子一個，托尼則抱怨阿瓜叔房租太黑，還天天逼他下廚做飯。然而罵歸罵，倆人在球場上一個生猛無比，一個老奸巨猾，倒也相得益彰。到了場下，外人看來也是如父如子。
“他真是我兒子，”阿瓜叔對我眨眨眼，攏起花白的長發，“不信你翻他護照，跟我一個姓。”
“去你媽的！”托尼啐了一口，繼續帶球往前衝。
“他就是缺個女人啊！”阿瓜叔搖頭歎道。
除了穿襠，阿瓜叔還喜歡絆人，腳往上一勾，一米九的白人大漢便轟然倒地。他卻一臉無辜，還彎腰去扶人家。白人怒揮老拳，衝過來擋在阿瓜叔身前的，還是托尼，他護照本上的兒子。下次白人約球，阿瓜叔依舊來了，臉上掛著淤青，悄悄對我說：“媽的一群美國豬。”
聖誕節走了不少白人，吉姆叫墨西哥人來充數踢室內，阿瓜叔卻端起架子，遲遲不過來。
“再等會兒狗娘養的墨西哥人。”吉姆很惱火，漢堡吃得又急，放了一串響屁。
室內用的足球比室外要小一圈，分量輕，皮子又薄，踢起來感覺近似於排球。阿瓜叔偷偷教了我一招：用腳背和腳尖連抽帶捅，射出的弧線很詭異，像一道走火入魔的流星。冬天時室內足球很流行，租用場地的人多，我們隻能搶到午夜場的時段，不算門將五對五，攻防節奏和籃球差不多。平底球鞋在快速跑動中與地板摩擦出特有的膠皮味道，再混上每個人的呼吸和汗味兒，令人莫名興奮。剛上場肺部還沒跑開，有一些喘不過氣，等渾身都踢開了，便急劇釋放多巴胺，熱量、快感，以氣體的形式，澎湃於千萬個肺泡之間。那真是大快朵頤的兩個小時，想把後半夜也一口氣踢完。
“再等一會兒吧。”
吉姆一邊苦等，一邊顛球。但我們心裏都明白，等待墨西哥人的這幾分鍾，是最興奮也是最漫長的幾分鍾。
托尼後來從墨西哥“搬運”來一個女孩，叫瑪麗亞。倆人都是矮矮墩墩的身材、黝黑的臉龐，乍一看不像夫妻，倒像兄妹。除了給他當老婆，瑪麗亞還是托尼的球迷，大半夜的微笑著站在場邊，一站就是倆小時。托尼也剪了長發，蓄起山羊胡，笑著跟我們說她剛過來，不會英語，找不著活兒幹，除了睡覺就是看我踢球。
有了瑪麗亞，托尼下腳就溫順了，阿瓜叔卻越發生猛，不但破天荒地無球跑動，肚子上還纏著減肥專用的收腹帶，踢完摘下來，勒出了一圈紫紅色，遠看像套著個救生圈。
托尼拽瑪麗亞的手，阿瓜叔就喊別碰我女兒，自己卻把球往外挑，逗那瑪麗亞去彎腰撿，隻為了瞥一眼乳溝。托尼也不惱，撚著山羊胡，輕蔑一笑。托尼有時對瑪麗亞很凶，阿瓜叔用英語說你再裝就沒人陪你“嘿咻”了，一邊說一邊還上手比畫。托尼忍不住笑了，瑪麗亞聽不懂，安安靜靜站在那裏，眼神放空。
一老二少就這樣過著小日子。來年再踢室內，瑪麗亞大著肚子站在場邊，吉姆說這樣不行，被球砸著危險。阿瓜叔卻說沒事兒，肚子大了他們晚上就會安靜些，他能睡個好覺。
托尼除了在餐館打工，還幫人搬家、割草、換房蓋、鋸大樹，無所不包。“孩子生下來之前，”他說，“我欠瑪麗亞一個婚禮。”
後來，還真被他掙出一個婚禮，鄭重其事請一起踢球的這幫人參加。我們嘴上說恭喜，卻誰也沒去。等新郎再來踢球，我們都跟他抱歉說有事兒，新郎笑說沒關係。
二十出頭的托尼，從新郎升級成父親，英語也越說越溜了。開始帶娃的瑪麗亞不再來看球，托尼也掛靴了。他拿到綠卡，買了輛車開出租，拾掇得很幹淨。瑪麗亞又生下老二， 四口人搬了出去，阿瓜叔的小房子頓時空下來了。阿瓜叔說無所謂，反正倆孩子吵得他睡不著。他的白頭發掉得差不多了，跟我們一起踢球的新人還以為他是個禿子。
阿瓜叔給我看他跟“馬拉多納”的合影，我驚詫莫名。他很得意，說那不是正版老馬，是墨西哥的盜版模仿者。阿瓜叔對C羅和梅西都很不屑，說他們缺乏性格，而老馬那個時代的球星，拉上台就是能唱搖滾的。當然了，如果回到老馬那個時代，阿瓜叔的頭發也會像托尼那樣油光黑亮。
阿瓜叔再沒找新的房客，也不綁收腹帶了。夏天踢球，依舊光著膀子，身上的肉又老又顫。有一次他被人在場上放倒了。一向以絆人為樂的他，在場上滾了兩圈，疼得用拳頭猛捶草皮。新入夥的美國人不認識他，掐腰站著，看著他被抬上救護車。“墨西哥人腳踝骨廢了，”後來吉姆嘟噥了一句，“粉碎性骨折。”
所以在美國人的嘴裏，早已入美國籍的阿瓜叔，也還是一個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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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換了工作，離開小鎮，搬到另一個州。一人一車，大雨中連開五百英裏的高速，副駕駛上摞著球衫和短褲，底下是許多雙球鞋，既是有癮，也是人生過半，踢一場少一場，少一場就要更珍重一場。
到了新地方，家沒搬利索呢，就已經用微信掃到了一個中國人的球群。群名叫“足療院”，群主愛穿皇馬7號，腳法一般，但頗有自知之明，所以總是待在後場，偶爾前插上去一腳打飛，嘿嘿一笑就撤回去了。
這位“足療院”帶頭大哥在場上雖然沒有魔力，但到了場外，在我見過的所有中國人拉的球群裏，卻是最認真負責的一位群主。比如說他做了一份在線表格，列出每次來踢球的人員名單，按人頭收錢支付租場地的費用。不用說，這種事費力不討好，好在大家基本上很配合，都提前把錢轉給他。有兩個一時忘了的，他就在群裏提醒。可到底還是有個訪問學者，欠著二十多美金回國了，連群都退了。這一點虧空，大家提出集體補償，群主笑笑說算了，不夠麻煩的，最後他自己掏的腰包。
八月踢球最熱，群主每次都會抱一個西瓜過來，踢完切開，沙瓤，無籽，可是有股蔥蒜味兒，來自於切瓜用的菜刀。“從家走得急，換一把刀就好了。”群主漲紅著臉解釋，切下兩片瓜皮飛快地擦著刀身。
他還買了自帶內存的攝像頭，開踢之前在場邊架好，回頭把視頻傳到網上。剛遇到他這種操作我有點不屑：我們踢的是要腳法沒腳法、要硬度沒硬度的養生足球，拍下來到底給誰看？可是很快我又要搬去東海岸。臨走前踢最後一場，群主自己剪了個一分多鍾的視頻，是我的射門集錦，用的就是平時用攝像頭拍下的素材。除了有一絲愧意，心頭更是一暖。
我大抵是個獨來獨往的人，卻不可救藥地愛上足球這項集體運動，何其諷刺。據說男性過了三十歲，體內的雄性荷爾蒙會逐年遞減，這足以解釋我在球場上的爆發力和耐力的不斷下滑。更何況還有膝蓋：長年累月的急轉急停、扭轉變向、突然發力，都在殘酷地損耗著半月板。現在我堅持服用骨關節保健片，上場前綁膝蓋綁帶，球襪裏塞護腿板，兩條腿弄得跟變形金剛似的，整套拾掇完得十來分鍾。
也不看新的比賽了，沒時間，對現在的球星也沒感覺。不是他們踢得不好，而是純粹沒有感覺。偶爾看看過去喜歡的球星，看他們的進球，看他們的告別賽，看他們的眼淚——毫無例外，沒有誰是笑著離開綠茵場的。
“這該死的時間！”
奧林匹克球場的告別式上，托蒂發出含淚的詛咒。而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羅馬王子踢意甲，還是2001年的初夏，宿舍樓水房的窗子都開著，夜風漫過，涼快、通透，夾在老頹胖手指間的煙頭忽明忽暗。
波士頓的盛夏潮濕悶熱。下午在公司餐廳接了一杯冰咖啡，電視上正轉播法國女足世界杯，中國對陣西班牙，美國的評球員報著中國球員的名字，吃力而又突兀，在我聽來別有一番滋味。二十年前美國女足世界杯決賽，兩個國家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通過足球對接起來。電視裏的姑娘們看起來很焦灼，因為她們誰都不知道九十分鍾後的功敗垂成。沙發上的我也很焦灼，因為彼時我剛結束高考，不知道接下來這四年的球，自己會去什麽地方與哪些人一起踢完。
人到四十，感覺就像九十分鍾的球賽踢完了上半場，疲憊中帶著一些茫然。沒有中場休息，沒有戰術調整，沒有輪換，沒有替補，隻能硬著頭皮把它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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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27年夏，美國新澤西州“五個必死女人”的訴訟案拉開帷幕，這離她們吃下如人生倒計時器的“鐳”剛好10年，此後，工傷審判綿延10年，她們沒有獲得應得的正義，一個接一個地死去，美國鐳公司贏得了這場戰爭。金塔·馬賈死於1929年聖誕節前，當年10月29日，後來稱之“黑色星期二”，金融風暴席卷華爾街，大蕭條開始了，此前，姑娘們麵臨著誤診，被潑髒水，找不到律師的窘境；此後，經濟危機讓整個社會對任何有可能影響工作機會的人和事避如蛇蠍。艾琳·科比戰鬥到1931年，死前肚子裏的腫瘤比兩個足球加在一起還要大，接著，1933年，是凱瑟琳·肖布，年僅30歲；同年10月，格蕾絲·弗賴爾告別人世，死亡證明上寫著死於“鐳引起的腫瘤，工業中毒。”隻有埃德娜·博爾茲挺到了1939年，鐳藏在這些表盤畫工的骨頭裏，如一顆定時炸彈般滴答作響，直到某天轟然炸開，更多的姑娘根本等不到站上法庭，默默消失了。“鐳”，是我們所熟知的居裏夫婦發現的一種元素，它可以殺死癌細胞，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掀起了巨大的鐳狂熱，各界人士打包票說鐳百利而無一害，而鐳的熒光效應，被用於描畫夜光手表上的數字。一戰催發了夜光表盤的巨大利益市場，姑娘們用唾液潤濕毛筆尖來保證鐳塗料絲毫不溢出那纖細的表盤指針邊框，為戰場上士兵的安全盡最大的努力，但她們自身沒有受到任何保護，沒有鉛襯圍裙、象牙鑷子，更沒有醫療專家。姑娘們隻是：抿……蘸……畫……直到二戰前的50天，伊利諾伊州的另一個也叫凱瑟琳的姑娘，贏得了工傷訴訟的絕對勝利，從而為所有為“鐳”所害的姐妹們正名，凱特·摩爾的非虛構作品《發光的骨頭》描繪的正是這群勇敢的鐳姑娘的故事，本文選取的2-5章，是這一切剛剛開始……
1
培訓新表盤畫工的任務落到了梅·卡伯利和約瑟芬·史密斯的身上。姑娘們肩並肩坐在幾張長長的工作台邊，工作台縱貫整個工作室。每兩張工作台之間都有一條過道，這樣魯尼小姐仍然可以在工作室裏走來走去，巡視每個人的工作狀況。
梅和約瑟芬指導姑娘們如何將微乎其微的材料（姑娘們一直將鐳稱為“材料”）輕輕地撒在小盤子裏，“就像空氣中的一縷煙”，然後小心翼翼地混合水和阿拉伯膠攪拌。但即便攪拌的動作再輕盈，揚起來的微塵也會落到大部分姑娘裸露的手上。
接著，等塗料混合攪拌均勻後，兩位培訓師就教姑娘們用嘴唇抿筆尖。凱瑟琳在回憶培訓時光時描述道：“她要求我仔細觀察，認真模仿。”
於是，格蕾絲·弗賴爾、凱瑟琳·肖布和艾琳·科比一絲不苟地按照各種指令行事。她們先用嘴唇抿一下駝毛筆尖……然後在鐳裏蘸一下……最後再畫表盤。整個過程完全遵循著“抿、蘸、畫”這三個步驟逐一進行。表盤畫工們的動作完全一致，一整天工作下來，重複的也全都是“抿、蘸、畫”這三個動作。
姑娘們很快就發現，時間長了，鐳會在筆尖上凝固。於是，公司又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小盤子，表麵上是為了清洗毛筆尖，但實際上小盤子裏的水一天隻換一次，水很快就會變得渾濁不堪，因此也談不上任何清潔作用。
有些表盤畫工發現小盤子裏的水就像分叉的駝毛筆尖一樣，反而會降低她們的工作效率。因此，她們轉而選擇用唾液潤濕毛筆尖。不過，有的姑娘還是選擇在水裏涮一下毛筆尖。一個表盤畫工表示：“我必須得拿水涮筆，我可受不了一嘴沙子味。”
塗料的味道也是大家爭論的話題。格蕾絲坦言：“這塗料嚐起來沒什麽怪味，實際上根本就沒什麽味道。”不過，因為喜歡鐳而專門吃塗料的人也不在少數。
那年夏天，品嚐到神奇元素味道的還有一位新員工，她就是16歲的埃德娜·博爾茲。
埃德娜雖然隻有5英尺5英寸（約1.65米）高，但比起大多數同事還是要高一些。留著一頭蓬鬆迷人的金色長發，皮膚白皙如雪，別人給起了個綽號：“德累斯頓寶貝”。牙齒整齊潔白，笑起來格外燦爛迷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埃德娜與女領班魯尼小姐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魯尼對她的評價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的姑娘；家教嚴格，潔身自好。”埃德娜對音樂充滿了熱情，還是個虔誠的教徒。她加入公司的時間是7月。當時由於戰時需求暴漲，公司的生產正處於飛速發展的狀態。
1917年夏的鐳工廠呈現出一片活力四射的景象。“這裏簡直就是個瘋人院！”一個表盤畫工如此驚呼。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姑娘們早就開始加班加點地工作，每周七天，天天如此。
如今更是通宵達旦地工作。在窗外如漆夜幕的襯托下，表盤畫工的身上散發出來的光芒比以往更甚，她們像一群光芒四射的精靈在工作室裏徹夜不眠。
盡管工作節奏快到令人產生了壓迫感，但從很多方麵來說，為了支援國家戰爭而畫表盤，這件事本身還是給她們帶來了不少樂趣。大多數表盤畫工都是正值青春年華的妙齡少女——“一群無憂無慮的女孩”——總能找到零星的時間享受生活。
她們最喜歡的一種遊戲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刻到表盤上，這樣就可以給佩戴這隻手表的士兵傳達訊息。有時候，士兵會給她們寫來短函。
隨著新員工源源不斷地加入，姑娘們的社交機會也不斷增加。以前，大約有70個表盤畫工在美國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工作室裏幹活，但在戰爭期間，這一數字就增加了兩倍多。如今，這些表盤畫工全都擠在工作台的兩邊，相隔隻有幾英尺遠。
黑茲爾·文森特也是她們中的一員。跟凱瑟琳一樣，她也來自紐瓦克。黑茲爾長著一張鵝蛋臉，翹鼻子，發色金黃，發型時尚。還有一位新員工是21歲的阿爾比娜·馬賈，阿爾比娜是意大利移民的後裔，家裏總共有7個女兒，她排行老三。她身形圓潤，身高隻有4英尺8英寸（約1.42米），典型意大利人的外貌，黑頭發、黑眼睛。
兩個姐姐都已經出嫁，因此當母親臥病在床時，阿爾比娜便辭去了為帽子鑲邊的工作回家照料母親。不幸的是，母親在前一年病故。如今，阿爾比娜能夠重返職場自然高興，不過，她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效率不是很高。駝毛筆用起來“頗不順手”，一天下來隻能畫完一盤半的量。即便如此，她還是竭盡全力。
和阿爾比娜一起坐在長長工作台邊的是她的小妹妹阿米莉亞·馬賈，不過大家都親昵地稱阿米莉亞為莫莉。莫莉在工作室的狀態簡直如魚得水，效率出奇地高。19歲的莫莉比姐姐高出足有1英尺，寬臉盤，蓬鬆的棕發。她為人隨和，經常和同事們一起說說笑笑。
莫莉與一位名叫埃莉諾·埃克特（昵稱埃拉）的新雇員交情頗深，兩個人親密無間。埃拉人緣極佳，長相甜美，是典型的金發碧眼美女，頭發微卷，笑容非常燦爛。不論是工作還是休息，跟她在一起的人都會感到快樂。姑娘們互相交流，共進午餐，但即便隔著桌子分享食物時，也很少會停下手裏的活計。
公司也會組織各種集體活動，最受歡迎的莫過於野餐。
工作室邊上有一條小河，一座臨時搭建的窄橋橫跨河麵。表盤畫工們到那裏野餐時都會穿上潔白的短袖連衣裙，戴上寬簷帽。她們臉朝小河坐在橋上，一邊在河麵上晃蕩著雙腿，一邊吃著蛋卷冰激淩，或者緊緊抓住身邊姑娘的胳膊以免掉進河裏。
所有員工都可以參加野餐會。在這些集體活動中，姑娘們可以和那些平時幾乎沒機會謀麵的同事——也就是那些在實驗室和提煉室裏工作的小夥子們——相識相知。沒過多久，“辦公室戀情”就開始上演，梅開始和一個名叫雷·坎菲爾德的實驗室工作人員約會。
戀情並非隻此一對，很多姑娘都有自己的心上人，隻不過，大多數姑娘並不是與公司同事走到一起。比如，黑茲爾愛上的是小時候的青梅竹馬，一個名叫西奧多·庫瑟的機修工。西奧多一頭金發，雙眸湛藍。
2
公司創始人薩賓·馮·索科基生於奧地利，34歲，是個醫生。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薩賓在野餐會上和員工們打成一片。他一般都會不拘小節地脫掉外套，手裏拿著一杯冷飲，和員工們一起坐在毯子上。姑娘們很少能在工作室裏看到薩賓的身影，因為他總是在實驗室裏忙忙碌碌，沒時間在她們麵前優雅地亮相。因此，野餐會對雙方來說都是難得的交流機會。
表盤畫工們如今所使用的夜光塗料正是薩賓在1913年發明的。對他而言，這一發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在第一年便售出了2000隻夜光手表；現在手表的總產量已經達到了數百萬隻。從很多方麵看，薩賓都不可能成為一個企業家，因為他的專業是醫學。
起初，他打算用夜光塗料這種“粗製濫造的產品”籌集資金以資助醫學研究，但市場的需求量變得越來越大，迫使他不得不考慮采取一種更加務實的態度。他與喬治·威利斯醫生見麵後，感覺“誌同道合”，於是，兩位內科醫生聯手創建了公司。
根據他同事的描述，馮·索科基“非同凡響”。大家都直接稱他為“醫生”。他一旦做起事來便不屈不撓：“有的人或許起步晚，但堅持不懈，直到最後一刻。”雜誌《美國》稱他為“在鐳的領域，全世界最偉大的權威人士之一”。馮·索科基師出名門，居裏夫婦都曾經做過他的老師。
根據從居裏夫婦那裏學習的知識以及從他所研究過的專業醫學文獻來看，馮·索科基清楚地知道鐳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在他師從居裏夫婦時，有人就曾經聽到皮埃爾說過“自己竟然待在一間存放著一公斤純鐳的房間裏，這簡直讓他難以置信，因為鐳不但會燒傷他渾身上下的皮膚，而且會導致失明，甚至令他喪命”。
截至當時，居裏夫婦對於鐳的危害已經了如指掌，而且他們自己也深受其害。鐳的確可以通過破壞病變組織達到治愈腫瘤的目的，但鐳並不具備區分好壞組織的能力，因此也會同時破壞健康組織。
馮·索科基自己也受到了沉默但危險的鐳的侵害：鐳曾經侵入他的左手食指，他發現後隻好把指尖截掉。如今那根食指看起來就像是“讓一隻動物給咬掉了一樣”。
當然，外行對於這一切毫不知情。絕大多數人信奉的主流觀點認為鐳有百利而無一害，不光是報紙雜誌持有如此論調，印刷在各種商品外包裝上的文案也口徑一致，甚至百老匯的戲劇演出也對此大肆宣傳。
盡管如此，馮·索科基在奧蘭治所創辦的工廠還是給所有實驗室人員都提供了防護設備。他給每個人都發放了帶鉛襯的圍裙以及用於取放裝有鐳的試管的鑷子。後來，馮·索科基在1921年1月寫道，“隻有采取最嚴格的防護措施後”，人才能處置鐳。
盡管他對此一清二楚，而且他自己的食指也受了傷，但馮·索科基顯然被鐳迷住了心智，所有的報道都說他絲毫不以為意。他在把玩鐳的時候表現得漫不經心，除了徒手拿著裝有鐳的試管觀察夜光效果外，還會將整個前臂全都浸泡在含有鐳的溶液裏。這些場景大家早已司空見慣。
公司合夥人喬治·威利斯同樣麻痹大意。他根本不願意費力去拿把鑷子，而是伸出拇指和食指直接把裝有鐳的試管拿起來，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麽公司裏的同事都學著他們倆的樣子。沒有人會在乎托馬斯·愛迪生多次提出的警告。愛迪生的工作地點與奧蘭治的鐳公司隻隔著幾英裏。愛迪生曾經說過：“很有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況：鐳即便沒有進入人體，也會產生可怕的後果。因此每個人在與鐳打交道時都應該加倍小心。”
3
然而，在二樓陽光明媚的工作室裏，描畫表盤的姑娘們似乎對世界上的一切都毫不在意。這裏找不到帶鉛襯的圍裙，也看不到象牙尖鑷子，更沒有醫療專家的身影。人們都認為塗料中鐳的含量微乎其微，根本沒有必要采取任何防護措施。
當然，至於到底需不需要防護措施，姑娘們自己也不甚明了。畢竟她們每天麵對的是具有“神奇藥物”之稱的鐳。當她們一邊說說笑笑，一邊埋頭苦幹時，無不認為自己幸運之至。這當中也包括格蕾絲、艾琳、阿爾比娜、埃德娜、黑茲爾、凱瑟琳和梅。
她們拿起畫筆，就像培訓師當初指導的那樣，靈活嫻熟地重複著每個動作。
抿……蘸……畫……
戰爭就像一台不知饑飽的機器——人們喂給它的食物越多，它的胃口就越大。
1917年的秋天漸漸遠去，但對工廠產品的需求卻絲毫沒有減少的跡象。工廠在鼎盛時期，為了完成畫表盤的訂單，一共招募了375個畫工。當公司宣布人手不足，需要招募更多的畫工時，姑娘們都會急不可耐地向朋友、自家姐妹以及親戚家的女孩推薦這份工作。
沒過多久，很多家庭中的所有女孩就都坐到了工作台邊，興高采烈地一起畫表盤。阿爾比娜和莫莉·馬賈姐妹的身邊很快就多了一個妹妹做同事，16歲的金塔·馬賈。
金塔魅力十足，引人注目，有一雙灰色的大眼睛，頭發又黑又長；她認為自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一口漂亮的牙齒。金塔為人善良體貼，做事腳踏實地，最喜歡的消遣方式包括玩紙牌、跳棋和多米諾骨牌。她也大大咧咧地坦白：“我本來應該經常去做禮拜，但其實我不怎麽去。”她和格蕾絲一見如故，兩個人的關係好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
姑娘們或許都願意跟別人聊天，但手裏的活計該做還是要做的。要是她們幹活的時候態度不認真，那麽麵臨的一定就是被淘汰出局的命運。
正如凱瑟琳在紐瓦克工作室所注意到的，表盤畫工在工作中麵臨著巨大的壓力。如果幹活的速度趕不上工友，就會遭到當麵批評；如果速度總是提不上來，最終就得卷鋪蓋走人。姑娘們難得見薩沃伊先生一麵，因為他的辦公室在樓下。他上來唯一的目的就是訓斥她們工作不利。
最大的問題是塗料的浪費。魯尼小姐每天都會發放一定量的鐳粉，用於完成固定數目的表盤描畫工作，而姑娘們也必須要做到物盡其用。她們既不能提出額外的材料需求，也不可能節省出多餘的材料。如果用光了所發放的材料卻無法完成相應數目的產品，在質檢階段就會暴露無遺。
於是，姑娘們就養成了互相幫助的習慣，要是有人發現自己還剩了一點鐳，就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還有就是盛水的盤子裏會有沉澱下來的鐳粉，這也成了額外的材料來源。
然而，公司的老板們也注意到了涮筆盤子裏那渾濁的水。不久，涮毛筆的小水盤就被逐一收掉，公司給出的解釋是材料價格昂貴，用水涮筆太浪費材料。這樣一來，表盤畫工們若想除掉在筆頭上凝固的鐳粉，隻能選擇抿筆尖這一個辦法。正如埃德娜所說：“要是不這麽做，就沒法幹活了。”
姑娘們本身也成為杜絕浪費的目標。每次下班回家之前，她們都要被叫進暗室，專門有人把她們衣服上沾的鐳粉撣下來，然後再把落到地板上的“閃閃發光的粉末”掃到簸箕裏，留待第二天使用。然而，即便撣粉末的人再細致，也無法將所有粉末清除幹淨。姑娘們渾身上下都沾滿了鐳粉：她們的“手、胳膊、脖子、連衣裙、內衣，甚至還有緊身胸衣，都閃閃發光”。
埃德娜記得很清楚，在將沾上的粉末全都撣掉後，“等我夜晚回家時，衣服在黑暗裏就會發光……我走到哪裏別人都看得到，我的頭發和臉都清晰可見”。姑娘們“就像暗室裏的夜光手表一樣熠熠生輝”，仿佛她們本身就是計時器，倒數著自己的生命裏所剩無幾的秒數。當她們穿過奧蘭治的大街小巷回家時，她們就像幽靈一樣發著熒光。
沒有人不會注意到表盤畫工的存在，因為她們已經精致到無懈可擊的地步。城裏的居民不但注意到她們身上發出的幽靈般的熒光，還注意到她們身上那些價格昂貴、優雅得體的服飾，因為姑娘們穿的不是絲綢就是貂皮，這讓她們看上去“更像是午後慵懶愜意的闊太而不是在工廠裏幹活的女工”，當然這也是高薪給她們帶來的一項福利。
4
盡管這份工作看上去光鮮亮麗，但並非適合所有人。有人發現塗料有毒。一個姑娘在那裏工作才一個月，就出現了口舌生瘡的症狀。盡管表盤畫工們全都采取了抿筆尖的技法，但抿的頻率卻大不相同，這可能也是每個人的反應迥然相異的原因。
格蕾絲發現“我可以在筆尖幹硬之前塗好兩個數字”，而埃德娜則每塗一個數字就要抿一下筆尖，有時甚至塗一個數字就會抿上兩三次。金塔雖然討厭塗料的味道，但做法卻跟埃德娜如出一轍。“我忘不了塗料的味道，有股沙子味，裏麵的小顆粒就嵌在牙齒縫裏。”
有的表盤畫工抿筆尖的頻率不高，凱瑟琳在完成一個表盤的過程中隻會抿四五次。不過，當她突然長了滿臉粉刺後——這種症狀有可能是因為激素分泌旺盛，畢竟她已經15歲了——她便注意到幾個同事出現的不良反應，於是她決定去找個醫生問問情況。
令她感到不安的是，醫生問她工作中是不是經常接觸磷。在紐瓦克，磷是一種眾所周知的工業毒素，這種懷疑非常合理。但是，醫生的懷疑卻絲毫不能讓凱瑟琳感到合理，她也無法冷靜。因為引起醫生注意的不僅僅是她臉上的粉刺，凱瑟琳的血液檢測結果也出現了異常。她在工作中當真沒有接觸磷嗎？
表盤畫工們其實並不清楚每天使用的塗料裏到底含有什麽成分。醫生的問題讓凱瑟琳一頭霧水，於是她開始向同事們求助。等到凱瑟琳跟姑娘們原原本本地講述了醫生跟自己說的話後，大家都感到有些心神不寧。姑娘們一起去找薩沃伊先生對質，薩沃伊先生原本打算用塗料無害之類的言辭緩解大家的恐懼心理，但這一次，他的話無人信服。
於是，跟任何一位中層管理者一樣，薩沃伊先生就找了自己的頂頭上司。沒過多久，喬治·威利斯特意從紐約趕來，就鐳的相關問題給表盤畫工們開了個會，讓她們相信塗料是安全無害的；馮·索科基也出席了。兩位醫生都在會上鄭重地承諾，塗料中不存在任何危險元素：鐳的含量微乎其微，不會對她們造成任何傷害。
於是，姑娘們繼續回去工作，肩上的壓力似乎也比此前小了一些。隻不過凱瑟琳一想到自己臉上的痘痘竟然給大家帶來這麽多煩惱，就感到很不好意思。漸漸地，她臉上的皮膚變得光滑如初，表盤畫工們心中的擔憂也隨之而去。
當全世界最偉大的一位鐳專家跟你解釋，說你根本無須擔驚受怕時，那麽很自然，你就不會再自尋煩惱。
姑娘們開始互相取笑鐳粉沾在身上所產生的效果。格蕾絲記得，“沾在手帕上的鼻涕在黑暗中會閃閃發光，這種事在過去經常發生”。其中一個表盤畫工素有“活潑的意大利女孩”之稱，一天晚上，她在約會前把滿口牙齒都塗滿了塗料，想著隻要張嘴一笑就會把男朋友迷倒。
姑娘們的浪漫愛情原本還處在萌芽狀態，如今已經競相綻放。黑茲爾和西奧多像以往一樣如膠似漆，金塔也已經開始跟一個叫詹姆斯·麥克唐納的年輕人約會。
不過，最早披上婚紗的卻是梅。1917年12月23日，她成了冬日裏幸福的新娘。按照傳統，梅打算馬上辭職，但薩沃伊先生請她再堅持一段時間，於是她選擇繼續留在工作室。同月，莎拉·梅勒費爾入職。
跟其他姑娘們相比，莎拉略顯與眾不同。她年齡偏大，已經28歲，身材微胖，性格靦腆，似乎與那些正值韶華的姑娘們有些格格不入。不過，這些十幾歲的女孩子卻很願意跟她來往。莎拉有一頭黑色短發，寬肩膀——她的肩膀也不得不變得“寬闊”起來，因為她是個單親媽媽。她有個6歲的女兒叫瑪格麗特，跟莎拉的小妹妹重名。
1909年，莎拉嫁給了亨利·梅勒費爾。亨利身材高大，黑頭發、黑眼睛，是個法國和愛爾蘭混血兒。然而，亨利突然間人間蒸發，如今他到底人在何處，無人知曉。於是，莎拉隻能和女兒一起搬回父母家，和母親莎拉·卡洛、父親斯蒂芬·卡洛以及16歲的妹妹瑪格麗特一起生活。斯蒂芬既是個油漆匠也是個室內裝潢師，一家人個個都“勤勞本分、通曉事理”。莎拉也不例外，她勤勞肯幹，很快就成為鐳公司裏最忠誠的雇員之一。
不過，對於梅來說，她繼續為公司效勞的日子所剩無幾。婚後不久她便懷孕，於是她在1918年初遞交了辭職信，職業生涯就此畫上了句號。
5
梅的職位很快就被人取代。1918年，美國生產的95%的鐳都被用於製造鐳塗料，以滿足描畫軍用夜光表盤的需求；工廠紛紛開足馬力生產。截止到年底，六分之一的美國士兵都配備了夜光表——大多數表盤都是奧蘭治工廠表盤畫工的傑作。
工作室增加了兩個新員工，一個是簡·斯托克，昵稱詹妮，另一個是7月份入職的海倫·昆蘭。海倫身材苗條，古靈精怪，屬於精力旺盛的那種類型，但整個公司的人卻嗤之以鼻，說她是那種“為了個人利益到處投機鑽營的人”。海倫有個男朋友，她經常帶著男朋友參加姑娘們的野餐會。男友儀容整潔，金發碧眼，每次參加野餐會都穿著襯衫、打著領帶。一次野餐會上，他和海倫拍了一張合影：海倫的裙擺隨風飄揚，婀娜多姿；他沒有看鏡頭，而是對著海倫深情凝望，仿佛完全被這個活潑的精靈攝去了魂魄，仿佛能夠遇到海倫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姑娘們還在慫恿家庭成員跟她們一起來公司工作。1918年9月1日，凱瑟琳頗為自豪地寫道：“我在工廠裏給艾琳謀到了職位。”
艾琳·魯道夫從小父母雙亡，是凱瑟琳的表妹。她倆雖然同歲，但凱瑟琳要大幾天。當時艾琳和凱瑟琳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艾琳謹小慎微，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但考慮到她童年的遭遇，有這種性情倒也可以理解。
艾琳並沒有像有些姑娘那樣把工資都花在購買真絲裙子和裘皮大衣上，她在銀行裏開了個賬戶，把錢全都存了起來。艾琳臉型瘦削，鼻子小巧，眼眸如漆，一頭黑發。從唯一一張留存下來的照片上看，她顯得有些悒悒不樂。
艾琳入職一個月後，又來了一位新員工。不過，這位新員工並不是表盤畫工，而是一位事業頗有建樹的商人，他是公司新聘用的財務主管亞瑟·羅德。他善於抓住各種職業機遇。大學畢業時，亞瑟並沒有拿到學位，但他在選中心儀的職業後，升職的速度快到令人咋舌。
亞瑟衣冠楚楚，圓臉，羅馬鼻，薄嘴唇，最喜歡的事情除了打領結，就是在頭發上塗發油，這樣一頭黑發就會順滑地貼在頭皮上。此前他在紐約總部工作，如今開始負責管理所有的表盤畫工。盡管他嘴上說自己會經常到工作室去視察工作，但跟大多數高管無二，亞瑟也很少真正走進工作室。實際上，在格蕾絲的印象中，馮·索科基也隻是在自己的工作台邊偶爾路過一次而已。當時她對此並不在意，但後來她才知道，他當時現身工作室的意義非同凡響。
那天，格蕾絲像以往一樣坐在工作台旁，抿完筆尖後在塗料裏蘸了一下，工作室裏其他姑娘的工作步驟也毫無二致。
每當馮·索科基腳步輕快地走向實驗室，按照習慣，他的腦子裏總是充滿了各種創意，想的全都是各種複雜的科學問題。隻不過這次當他匆匆忙忙地穿過工作室時，腳步不由得停頓了一下，眼神直接就落到了格蕾絲的身上——落到了她手中正在忙著的活計，就好像第一次看到她幹活的樣子。
格蕾絲抬起頭來瞟了他一眼。馮·索科基的長相令人過目難忘。他有著大鼻子、招風耳，留著黑色寸頭。凱瑟琳一想到工作進度，便低下頭繼續畫表盤，接著又抿了抿筆尖。
“不要那樣做。”馮·索科基突然說。
格蕾絲聞言不由一怔，重新抬起頭來，一臉困惑不解。這活不就是這麽幹的嗎？所有的表盤畫工不都是這麽幹活的嗎？
“不要那樣做，”他又跟她說道，“會生病的。”接著便繼續朝前走去。
這番話把她搞糊塗了。她覺得有必要認真求證一下這件事，便直接去找魯尼小姐。然而，魯尼小姐隻是把以前跟表盤畫工們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她跟我說馮·索科基的那句話沒別的意思，”格蕾絲後來回憶道，“她跟我說塗料沒毒。”
於是，格蕾絲又回到工作台旁繼續手頭的工作：抿……蘸……畫……
畢竟，戰爭還沒有結束。
不過，戰爭也沒有持續多久。1918年11月11日，槍炮聲沉寂下來，和平終於降臨。在這場戰爭中，超過11.6萬名美國士兵戰死疆場；交戰雙方的死亡人數大約有1700萬人。在雙方簽訂停戰協議的那一刻，鐳公司的姑娘們、公司主管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慶幸殘酷、血腥的戰爭終於畫上了休止符。
因戰爭而殞命的人早已經不勝枚舉。如今，人們都覺得開啟新生活的時機到來了。
6
停戰協議簽署一個月後，金塔立刻親身實踐及時行樂的生活準則，嫁給了詹姆斯。詹姆斯是愛爾蘭人後裔，性格活潑，在一家連鎖店裏擔任經理。這對新婚夫婦在一座兩層小樓裏安了家。一開始，金塔並沒有辭去表盤畫工的工作，但她也沒再做多久，到了1919年2月便辭了職。很快，她懷了個女孩，起名海倫。孩子的預產期在感恩節的兩天後。
選擇離職的表盤畫工不隻金塔一個人。戰爭已經結束，姑娘們也長大成人。艾琳·科比辭職後，在紐約市找到了一份辦公室職員的工作。後來，她嫁給了風度翩翩的文森特·拉波特。文森特眼眸湛藍，目光銳利，在一家廣告公司任職。
很快就有人補了空缺。1919年8月，莎拉設法讓小妹妹瑪格麗特獲得了工作機會。瑪格麗特朝氣蓬勃，喜歡塗脂抹粉和各種豔麗誇張的服飾：超大翻領、剪裁獨特的外套以及周圍飾滿羽毛的寬邊帽子。瑪格麗特很快就和約瑟芬的小妹妹吉納維芙·史密斯成了閨蜜，後者也同樣剛入職不久。
她們的另外一位閨蜜是阿爾比娜。阿爾比娜還在成堆的表盤上忙碌地工作。即便親眼看著妹妹先自己嫁人，目睹著妹妹的幸福生活，但阿爾比娜心中沒有絲毫怨念。隻不過她不禁在想自己的幸福生活將何時開始。那年夏天，她也決定辭職，重新幹回老本行——給帽子鑲邊。
那是一個變化多端的時代。當年夏天，國會通過了第十九修正案，允許女性享有選舉權。例如，格蕾絲就迫不及待地希望這一權利能早日生效。工廠也正在發生變革：很快，新來的化學家霍華德·巴克——也就是未來的公司副總裁——和馮·索科基一起著手開發夜光塗料的新配方，打算用新釷取代鐳。
據一份備忘錄上麵的記載，“巴克會把放在手邊的東西混合在一起後就拿出去售賣，有時候新釷和鐳的成分各占一半，有時候是10%（新釷）和90%（鐳），配比非常隨意”。新釷是鐳的同位素（為了與“一般的”鐳226區分開來，新釷被命名為鐳228）。新釷也有放射性，但半衰期隻需要六七年，而鐳226的半衰期則為1600年。因此，與鐳相比，新釷更粗糙、更廉價，它的第二個特點對公司而言卻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公司要求在工作室幹活的表盤畫工嚐試一項新技術。據埃德娜回憶：“公司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塊小布片，要求我們不要再抿筆尖，而要在這塊小布片上擦筆。”然而，還不到一個月，埃德娜說，“公司就把小布片全部收走，不允許我們再使用，說是太浪費鐳了”。她最後總結：“我們還是覺得抿筆尖這個方法更實用。”
盡管戰爭已經結束，但夜光類產品的需求卻沒有減少的跡象，因此對公司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盡可能確保生產過程的高效。1919年，公司的生產達到了新高峰：220萬塊夜光手表。這讓新任財務主管亞瑟喜不自勝。
這也難怪凱瑟琳經常會感到疲憊不堪。那年秋天，她注意到“兩條腿經常有種撕裂般的疼痛，而且一走路就覺得肌肉僵硬”。母親恰好在那年去世，凱瑟琳一直情緒低落；和父親威廉的關係變得比以前更加親密，但兩個人都因為母親的離世而黯然神傷。
然而，正如凱瑟琳的表妹艾琳對於生活的透徹理解，即便我們深愛的親人已經離我們而去，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她和凱瑟琳別無選擇，隻能和同事們一起在那間粉塵彌漫的工作室裏辛苦勞作。這些同事包括瑪格麗特·卡洛和姐姐莎拉·梅勒費爾、埃德娜·博爾茲、格蕾絲·弗賴爾、黑茲爾·文森特、海倫·昆蘭、大家的開心果詹妮·斯托克，當然還有埃拉·埃克特和莫莉·馬賈，盡管她倆都非常願意跟別人聊天，但幹活效率之高卻一直無人能及。
姑娘們玩得瘋狂，幹起活來也一樣拚命。要想保住這份工作，不拚不行。
產品訂單如雪片般飛來。公司開始考慮戰後的發展策略，決心擴大在鐳醫學領域的規模。同時，亞瑟還負責監管“夜光塗料”的商標注冊。和平年代的無聊，意味著數不勝數的顧客希望能購買到夜光產品。如今，公司直接將夜光塗料銷售給消費者和製造商，這樣他們便可以隨意塗抹在任何需要塗抹的地方。這一需求令鐳公司產生了一個新想法，他們打算幫助手表製造商建立內部工作室。此舉將使奧蘭治工廠表盤畫工的數量大幅度降低，但公司仍然可以通過供應夜光塗料獲利。
實際上，公司也有不得不搬離奧蘭治的苦衷，至少也得精簡業務。如今，民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高漲的愛國熱情早已經無影無蹤，那麽工廠若仍保留在居民區中心位置的廠房，便顯得格格不入，而且工廠的選址如今已經出現了問題。當地居民開始怨聲載道，投訴工廠排放出來的煙塵令晾曬在外的衣物褪色，影響了他們的身體健康。
7
所有的籌建工作都已經準備到位，似乎所有人都興高采烈——除了原來的那些表盤畫工。公司通過開創新的業務領域發展得順風順水，但訂單越來越少導致工廠開工不足，有的姑娘便沒活可幹，到最後，奧蘭治的工作室已經無法實現全天開工，隻能按訂單需求量開工。
對於這些表盤畫工來說，她們一直都是按件計酬，這種狀況讓她們無以為繼。於是，女工的數目日漸減少，後來隻剩下不到100個姑娘仍然堅守崗位。跟凱瑟琳一樣，海倫為了更好的就業機會也離開了工作室。海倫做了打字員，而凱瑟琳在一家軸承廠擔任辦公室職員——她發現自己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她寫道：“辦公室裏的女孩子非常容易相處。她們邀請我加入她們的俱樂部。大多數女孩子都喜歡刺繡或拿鉤針做衣服，大家都想給自己的嫁妝箱裏增加一份嫁妝。”
嫁妝箱也叫作陪嫁箱，裏麵裝的都是年輕的未婚女子為準備結婚而積累起來的物品。1920年春，凱瑟琳已經18歲，但她似乎並不急於安定下來：她太喜歡夜生活了。“我還沒有準備嫁妝，”她寫道，“所以，當其他女孩子都在忙著趕製嫁妝時，我就去彈彈鋼琴，唱唱當時的流行歌曲。”
格蕾絲聰明睿智，頭腦清醒，也能看到事業發展中的危險信號。對她來說，畫表盤隻是一份過渡性工作。這工作在支援戰爭需求時顯得至關重要，但對於她這種技術嫻熟的女工來說卻並非長久之計。她眼界高遠，因此，當她在富達銀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後，她感到欣喜若狂，因為富達銀行是紐瓦克市的一家高端銀行。格蕾絲喜歡去辦公室工作。每次去上班時，她都會將一頭黑發幹淨利落地盤起來，在脖頸上戴一串雅致的珍珠項鏈。她已經做好了準備，打算隨時應對工作中的種種挑戰。
與此同時，她的妹妹莫莉卻沒有坐等身披閃亮盔甲的騎士前來迎娶自己。莫莉具有獨立的思想，單身而又自信，從家裏搬出來後在海蘭德大道的一座女性公寓裏住了下來。海蘭德大道位於奧蘭治市，街道兩旁綠樹成蔭，與附近造型優美的獨立住宅相映成趣。
莫莉仍然留在鐳公司裏工作。又一個姑娘離職後，公司裏剩下的女工就變得屈指可數，但莫莉卻幹得風生水起，因此並沒有離職的打算。每天早晨她去上班時都感到精力充沛，幹勁十足，但在一些同事麵前卻不得不收斂一些。通常情況下，瑪格麗特是大家的開心果，但最近她卻一直在抱怨，說自己快要累死了。
同時，黑茲爾也感到精疲力竭，決定辭職。她和西奧多還沒有結婚，所以便在通用電氣公司另尋了一份工作。然而，新的工作環境卻並沒有令她的身體狀況得到改善。黑茲爾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麽問題：體重不斷下降，身體也開始日漸虛弱，下巴疼痛難忍，就好像裏麵有什麽東西爛掉了一樣。她對此極為擔憂，最後便找到新公司的醫生給自己做了個全麵檢查，但這位醫生也無法確診她的病情。
不過，至少有一件事她可以放心，那就是她的身體狀況並不是曾經在工作中跟鐳打過交道所致。
1920年10月，當地媒體對她的前老板做了個專題報道。提取鐳後剩下來的殘留物質看上去就像是海邊的沙子，而公司已經決定把這些工業廢料賣給學校用來鋪操場或者裝在孩子們玩的沙箱裏。有報道稱，孩子們的鞋子因此而褪色變白。一個小男孩跟他媽媽抱怨說，他的兩隻手因為抓過這種沙子而產生了一種灼燒感。然而，為了消除大眾的疑慮，馮·索科基在對此報道進行回應時公開表示，對孩子們來說，這種沙子“非常幹淨衛生”，最適合孩子玩耍，“比舉世聞名的藥泥好處還大”。
1920年11月底，獵頭公司找到了凱瑟琳，希望她能重返鐳公司，負責培訓那些在手表公司工作室幹活的新工人。麵對這一邀請，凱瑟琳欣然接受，因為她對此沒有絲毫顧慮。這些手表公司大多位於康涅狄格州，其中包括沃特伯裏鍾表公司。凱瑟琳將自己曾經學過的技術傳授給幾十個女孩。她說：“我給她們上培訓課，教會她們抿筆尖。”
剛走上工作崗位的表盤畫工，因為能夠親手接觸到鐳，幾乎全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
當時整個社會對鐳的狂熱絲毫沒有減退，1921年瑪麗·居裏訪美令這股熱潮達到了巔峰。同年1月，麵對新聞界對鐳所做的持續不斷的報道，馮·索科基也不甘落後，為雜誌《美國》撰寫了一篇文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鐳所蘊藏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力量，”他以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寫道，“通過顯微鏡，人們可以觀察到這種無形而躁動的強大力量。”不過，他也承認，“其用途我們尚不得解”。為了給讀者留下一個懸念，他又補充道：“今天的鐳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這本身就非常浪漫。不過，任何人都無法預知未來鐳又將對我們有何種意義。”
事實上，包括馮·索科基在內，沒有人能對鐳的未來做出更多的預言，而且有一件事就連他自己也沒能預見：1921年夏，他被趕出了自己的公司。聯合創始人喬治·威利斯將手中持有的大部分股票都轉賣給了公司的財務主管亞瑟。不久後，威利斯和馮·索科基在一次公司收購中都被粗暴地趕下了台。改名換姓後的美國鐳公司似乎注定要在戰後的世界裏大展宏圖，但馮·索科基卻不再為其掌舵，也不會再帶領著公司走向未來。
取之代之，亞瑟優雅地坐上了總裁的位置。
8
莫莉·馬賈小心翼翼地舔了舔牙齦上的牙洞，真痛。
幾個星期前，她覺得有一顆牙疼痛難忍，便找了個牙醫把那顆牙給拔了，但留下來的牙洞卻至今隱隱作痛，這讓她感到有些不可思議。她輕輕地晃了一下身子，便繼續畫表盤。
她記得當時工作室裏鴉雀無聲，因為很多表盤畫工都已經離職。詹妮·斯托克和艾琳都已經被公司解雇，艾琳的表姐凱瑟琳再次辭職。她和埃德娜都跳槽到夜明產品公司畫表盤。這家公司位於紐瓦克，也是一家鐳公司。在最早的那批表盤畫工裏，如今剩下的隻有史密斯姐妹和卡洛姐妹，還有莫莉。在莫莉看來，最讓她感到傷心的是埃拉辭職去了班伯格百貨公司上班。
當然，自從羅德接管了整個公司後，一切都變了樣。
莫莉畫完滿滿一托盤表盤後便站起身來，走過去將盤子交給魯尼小姐。她的舌頭不由自主地又舔了舔牙齦上的牙洞。痛感似乎變得沒那麽明顯。她心想，要是還不見好，她打算再去找牙醫看看，隻不過這次要換個醫生，一定要換個醫術高超的牙醫。
她的情況並沒有很快好轉。
於是，朋友給她推薦了擅長治療口腔疑難雜症的專家——約瑟夫·克內夫醫生，她預約了1921年10月就診。對莫莉來說，就診日之前的這段日子非常難熬。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她的下牙齦和下巴的疼痛加劇，簡直無法忍受。當莫莉跟著克內夫走進診室時，真希望他能徹底治愈自己的病痛，因為此前那個牙醫的治療似乎隻是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而已。
克內夫40多歲，身材高大，皮膚呈健康的橄欖色，戴著一副玳瑁眼鏡。他動作輕柔地用探針探查著莫莉牙齦上留下的牙洞後，輕輕地搖了搖頭。之前那個牙醫拔掉這顆牙已經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了，但創口卻絲毫沒有愈合的跡象。
克內夫注意到她牙齦發炎，輕輕地觸碰牙齒，有好幾顆似乎有點鬆動。他輕鬆地點了點頭，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病因。後來他說：“我當時認為她得的是齒槽膿漏。”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炎症，會影響牙齒周圍的組織，而莫莉似乎表現出了所有的症狀。克內夫相信在自己的專業治療下，莫莉的狀況很快就會得到改善。
然而，她的症狀依然不見好轉。克內夫回憶道：“治療絲毫沒有發揮作用，這姑娘的病況日益惡化。”
牙疼令莫莉痛不欲生。克內夫認為，若想阻止牙齦繼續感染，隻能去除疼痛的根源，於是他又陸續拔掉了莫莉的好幾顆牙齒。然而，所有的拔牙創口無一愈合。相反，牙洞裏陸續出現了潰瘍的症狀。潰瘍的地方不但越來越多，而且令她感到疼痛萬分，簡直比拔牙之前還要痛苦。
莫莉掙紮著繼續在工作室裏幹活，但是每次抿筆尖的動作都讓她疼得齜牙咧嘴。瑪格麗特覺得自己已經恢複了好心情，便總是想跟莫莉聊聊天，但莫莉卻很少回應。這不僅是因為牙齦的疼痛令她無暇分神，而且她發現自己竟然生了口臭，每次她張嘴說話，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便會隨之而出，這讓她感到非常尷尬。
1921年11月底，就在金塔的女兒兩周歲生日的前一天，姐姐阿爾比娜和詹姆斯舉行了婚禮。新娘發現外甥女的各種可愛舉動，突然有了想當媽媽的衝動。她想，她和詹姆斯很快就會有自己的孩子，到時候孩子們也會像外甥女一樣到處跑來跑去。
然而，地平線上升起來的那朵烏雲卻給這對新婚夫婦的幸福生活投下了陰影：莫莉的狀況一再惡化。姐妹兩個人的住處相距較遠，如今阿爾比娜很少跟莫莉見麵，但莫莉的所有姐妹都對她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頗為擔憂。幾個星期過去了，讓莫莉痛不欲生的除了牙齦外，身體上其他好幾個地方也開始感到刺痛難忍。據金塔回憶：“我姐姐的牙齒、下頜骨、臀部和腳都開始出現痛感。我們大家都覺得她得了風濕病。”醫生給她開了阿司匹林，讓她回到位於海蘭德大道的家中休養。
幸運的是，莫莉跟一位醫護人員住在一起，跟她一起租房子的一個50歲的女房客，名叫伊迪斯·米德。伊迪斯是個訓練有素的護士，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照料著莫莉。不過，憑借自己所接受的醫療培訓，伊迪斯對莫莉的病始終一頭霧水，而且她也從來沒有見到過類似的病症。包括克內夫、莫莉的家庭醫生以及伊迪斯在內，誰都沒辦法改變莫莉的狀況。每次莫莉看完病，都會帶回來一張昂貴的診費單，但不管她花多少錢，卻始終沒有奏效。
實際上，為了解除莫莉的痛苦，克內夫甚至采用了一些“極端的治療方法”，但他越想幫忙，莫莉的狀況就變得越糟糕——牙齒、潰瘍、牙齦全都如此，無一例外。有時候，克內夫甚至都不用再費力幫她拔牙，因為她的牙齒竟然一顆顆地自動掉了下來。無論他采取何種治療手段，都無法改變整體狀況的持續惡化。
“持續惡化”這個詞用來描述莫莉的健康狀況簡直再合適不過。莫莉的口腔幾乎要裂成碎片。持續不斷的疼痛讓她飽受折磨，隻有那些治標不治本的止痛藥才能給她帶來一絲安慰。
莫莉一直是個愛說愛笑的姑娘。因此，這種狀況對莫莉來說簡直無法容忍。以前她露齒而笑時，笑容是那樣燦爛美好，但如今隨著牙齒一顆顆脫落，那樣的笑容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變得模糊。實際上，這已經無所謂了，因為她現在痛苦到根本笑不出來。
聖誕節過後不久，新的一年開始了。幾位醫生經過會診後終於得出結論，可以為莫莉那神秘莫測的病情確診。口腔疼痛、關節疼痛、極度疲勞、一個年輕的單身女人離開家獨自生活……一切都顯而易見，真的非常明顯。1922年1月24日，這幾位內科醫生都認為她得了梅毒，或者丘比特病——一種通過性行為傳播的疾病——於是給她做了檢測。
然而，檢測結果卻顯示為陰性。醫生們不得不再次推倒結論，再尋病因。
9
截至當時，克內夫已經注意到莫莉表現出來的一些症狀，這讓他開始懷疑自己最初的診斷。很明顯，症狀的外在表現是“難以承受的疼痛”，就好像有什麽東西從身體內部攻擊她一樣，不過克內夫也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麽。莫莉的口腔內部完全呈現出一種崩解的狀態。此外，克內夫還聞到她口腔裏散發出來的濃重氣味似乎“與眾不同”：“這種味道與一般的口臭不同，是頜骨壞死的氣味。”壞死意味著骨頭腐爛。莫莉的牙齒，也就是那些還沒掉的牙齒，現在正在口腔裏慢慢腐爛。
克內夫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得出了結論。他認為，莫莉患有一種類似磷中毒的疾病。幾年前，就在凱瑟琳爆發粉刺時，她的醫生也做出過同樣的診斷。
“磷毒性頜骨壞死”——這是磷中毒患者曾經對這種情況所起的殘酷別稱——和莫莉正在忍受的那些症狀極為類似：牙齒脫落、牙齦發炎、下頜壞死以及疼痛難忍。於是，當克內夫再次為莫莉診病時，他問起此前莫莉所從事的到底是什麽工作。
“畫表盤上的數字，到了夜裏這些數字就會發光。”她回答道，說話的時候舌頭不小心碰到了口腔裏的潰瘍麵，疼得她不由得皺了皺眉。
聽莫莉這麽一說，克內夫更是疑竇叢生，於是決定親自對這件事展開調查。他首先前往鐳工廠走訪，但廠裏卻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我向那些研究鐳的工作人員討要塗料的配方，”他回憶道，“但他們斷然拒絕了我的請求。”畢竟夜光塗料非常有利可圖，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塗料配方屬於公司的最高機密，公司不可能隨便拿出來跟別人分享。不過，公司員工還是跟克內夫說塗料中不含磷，並保證說在鐳工廠裏工作不可能引發任何疾病。
克內夫自己做的實驗似乎也從側麵佐證了鐳公司的說法。“我原以為她的病因是塗料中含有磷，”克內夫後來說道，“但我所做的所有實驗都無法證實這一推測。”一切似乎仍是未解之謎。
這一切對莫莉而言全都於事無補。當時，疼痛已經讓她苦不堪言。她的嘴裏長滿了瘡，痛得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更別提吃東西了。她的姐妹們每當看到她的樣子都覺得骨寒毛豎。金塔說，她受了那麽多罪，“每次我一想起來就覺得心煩意亂”。
任何曾經飽受牙齦膿腫之苦的人，至少可以想象出莫莉所遭受的一小部分痛苦。如今，莫莉的整個下顎、上顎乃至耳骨可以說就是一個巨大的膿腫。處在這樣的狀況下，她不可能再出去上班。於是，她辭去了奧蘭治工作室的工作。她曾經在那裏畫表盤，度過了很多歡樂時光，如今卻隻能待在家裏。她相信，在不久以後的某一天，醫生一定會診斷出她到底出了什麽問題，而且治好她的病，這樣她就能重新開始生活。
然而，她的病一直無法治愈。5月，克內夫建議她再來一趟，再給她做一次檢查，看看病況是否有所好轉。莫莉一瘸一拐地走進他的診室。她的臀部和雙腳所表現出來的風濕病症狀越來越明顯，她幾乎成了個殘疾人。不過，真正占據她全部思想、時刻提醒她存在、一直都在吞噬她的，則是她的嘴巴。那種痛苦簡直陰魂不散。
她步履蹣跚地走到牙科手術椅邊，坐下後身體向後靠在椅背上。她小心翼翼地張開嘴巴。克內夫醫生彎下身子，準備用探針檢查她的口腔內部。
他發現，如今她的牙齒幾乎全部掉光，而口腔裏到處都是紅色的潰瘍麵。莫莉向醫生示意她的下巴特別疼，於是克內夫小心翼翼地戳了一下她口腔下半部分的骨頭。
盡管他的動作非常輕柔，但莫莉的下頜骨在他手指的觸碰之下竟然斷了，這令他驚駭不已。他把斷骨取了出來，“不是做手術取出來的，而是兩根手指伸進她嘴裏直接把骨頭給拿出來”。
大約一個星期後，莫莉的整個下頜骨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給取出來了。
莫莉對此無法忍受。但即便如此，疼痛卻絲毫沒有緩解。醫生所能提供的也隻有止痛藥，可這些藥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蓬鬆的棕色頭發遮住了她的臉龐，而這張臉覆蓋下的任何地方，帶給她的隻有痛、痛、痛。她開始出現貧血的症狀，身體更加虛弱無力。盡管克內夫並非內科醫生（對檢測步驟也不甚精通），但他還是在7月20日又給莫莉做了一次梅毒檢測——這次的檢驗結果呈陽性。
如果有人把檢驗結果告訴莫莉，她可能就會徹底崩潰。不過，那時的很多醫生都不會把診斷結果告知病人，因此，克內夫很有可能也並沒有將檢驗結果告訴莫莉，而是希望她能集中精力恢複健康。如果此前她就已經得知了消息，就有可能知道她的病因絕不可能是這個。
然而，至於真正的病因到底是什麽，她根本就無從得知。要說真有什麽的話，那也應該是她的身體比誰都健康——不僅因為她年紀輕輕，才20歲出頭，更因為她曾經跟鐳這一神奇的物質打了好幾年的交道，別人羨慕還來不及呢。就在同年2月，當地報紙還發表文章宣布：“鐳可以食用……似乎再過幾年我們就可以購買鐳藥——鐳藥具有延年益壽之功效！”
然而，對莫莉來說，留給她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她的下頜骨完全脫落後，克內夫有了一項重要發現。他曾經一直希望，通過拔掉一顆牙齒或者拿掉一塊遭到感染的骨頭，便可以阻止這一怪病繼續惡化。然而，如今事實顯而易見，“無論何時，取掉一部分被感染的骨頭並不會中斷骨頭壞死的趨勢，反而會令骨頭壞死的速度變得更快”。夏天過後，莫莉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她現在莫名其妙地開始喉嚨痛，而且痛得厲害。有時候，她的下巴會自動流血，伊迪斯就用把白棉布繃帶把她的臉纏起來，以阻止繼續出血。
1922年9月，紐瓦克市，莫莉的前同事埃德娜正在籌備婚禮相關事宜。她的未婚夫路易斯·胡斯曼是個黑頭發、藍眼睛的德裔管道工人。路易斯對埃德娜“情有獨鍾”。她滿懷期待地將新娘裝全都擺了出來：婚紗、長筒襪、婚禮鞋。快了。
快了。這個詞代表著興奮激動、滿懷期待之情。也代表著安慰之意——尤其對於那些處在痛苦中的人們來說。
快了。
1922年9月，不明原因的感染已經折磨了莫莉·馬賈將近一年的時間，如今已經擴散到了她的咽喉組織，疾病“慢慢地發展到了她的頸靜脈”。9月12日下午5點，她的口腔突然大量出血，而且出血的速度非常快，伊迪斯根本就沒法止血。莫莉的這張嘴，已沒了牙齒，沒了下頜骨，也沒了聲音。如今這張嘴裏僅剩的就是那滿口的鮮血。血順著她的嘴角溢出來，流過她那張飽受病痛折磨、抽搐不已的臉。慘狀令人不忍直視。
她去世了，妹妹金塔說：“死得太痛苦、太可怕。”
莫莉離世時，年僅24歲。
[英]凱特·摩爾 劉暢 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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