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地得｜“在鶴崗生活”的本質
鶴崗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網紅小城市，一個烏托邦式的泡沫，或者自我欺騙。
最新靠這個城市走紅的是一個年輕女孩。花一萬五買一套房，4萬塊裝修，每個月花一千塊請一個保姆，過上了“理想生活”。
對生活在北上廣深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生活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核心是“真正擁有了自己”——一套房，完全不用做家務，隻需要花很少的錢。
接受媒體采訪時，這個女孩表達了她的自豪：自己本來就是“社恐”，平常也不喜歡和人玩，工作是畫畫，目前靠畫畫一個月可以掙一萬多。在鶴崗的小房子裏，她白天睡覺晚上工作，阿姨會過來做家務。
在視頻網站上，“生活在鶴崗”已經是一個常見的主題，他們全部都很幸福，當然都是在視頻中，而且是在短視頻中。“短”是關鍵，我猜，沒有誰可以真正在當地生活下去，過上一兩年。
鶴崗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花一點點錢，就實現北上廣不能實現的買房夢想；不受資本家剝削，也沒有996，因為根本不用上班；遠離父母和原生家庭，也沒有社交帶來的困擾，真正治好了內耗。
當然，這樣的生活，並非沒有代價。不管如何，你得有10萬塊錢，花幾萬塊錢買房，再花幾萬塊錢在那裏生活。那裏沒有真正的就業機會，因為當地人連一個月3000塊都掙不到，年輕人都跑到外地去打工。
有跡象表明，那裏正在創造出某種“新經濟”。鶴崗沒有星巴克，但是已經有一家咖啡館，美式咖啡和拿鐵都賣到30元一杯，這不是為當地人服務的，而是瞄準了帶著10萬元來鶴崗的年輕人。
這有點像20年前的大理和麗江。所不同的是，大理麗江提供的是“美好的大自然”（蒼山洱海、玉龍雪山），是古城這樣的異域風情，而鶴崗則是“工業廢墟”，那裏曾經是一個工業城市，現在則從繁華跌落了。
大城市的青年當然不可能消費或者擁有當地的工業遺產，他們去到那裏唯一的原因是因為它房價最便宜。
在房地產經濟的語境下，房價最便宜幾乎等於“毫無希望”。或許這正是鶴崗真正的意義所在。
我們無法用當下的主流眼光來看那些“逃到鶴崗”的人。在那裏買房，有沒有升值空間？小孩讀書怎麽辦？有沒有好的醫療資源？——這種“世界觀”，是過去二十年城市化塑造出來的，把生命看成一種資源，把自我看成商品，期待“自我”升值，其內核是一種連續性的時間觀。
他們去鶴崗，恰恰是想從這種價值觀中逃離出來，要逃得幹幹淨淨，什麽新一線、準一線城市，都不夠徹底，而是要逃到“城市之外”。當然，他們不會逃往不適宜人生活的荒漠或者高原，他們離不開“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需要電、網絡和馬桶，甚至需要保姆。
他們渴望的，仍然是都市。
現實中的都市，已經高不可攀，而鶴崗則滿足了這種想象：它是反都市的“都市”，它既是城市（過去的工業繁榮），又不是城市（沒有發展和希望），它甚至不像大理那樣可以成為“詩和遠方”。大理式的夢想，是屬於文藝青年的，說到底它依然是一種“夢想”，而鶴崗則是“反夢想”，隻有物理意義的“遠方”，沒有詩。
它是一個“治療中心”。人們帶著在大城市受的傷，花幾萬塊錢去鶴崗住上一段時間，而且還住在自己的房子裏。在最初的視頻裏，人們盡情表達自己的幸福，但這個幸福可能和鶴崗無關，而是和“逃離”有關。
隻有活在一種對比中，鶴崗才是有價值的。“鶴崗式”生活的悖論在於，你在那裏，不能產生“世俗的”希望。你想房子升值，想找一個好工作，想“融入社會”，想去創造，鶴崗的魅力就消失殆盡。你隻有保持著絕望感，帶著對大城市和自己過往生活的批判，才能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真的根除希望、困惑、欲望、壓力和挫折，生活的意義又在哪裏？鶴崗不是庇護所，也不是現實的飛地。想一想，它可能就是另一個汝州——一個14歲女孩被隔離後發燒無法送醫而死亡，家長也無法發出聲音的小城——它也會有種種小城市病。
============================================================
1
我有幸進入了孟加拉國大千世界的另一個角落：貧民窟。
我住的酒店坐落在一座湖畔，而與簡潔明快、散發著現代氣息的酒店大樓隔湖相望的，便是著名的科瑞爾貧民窟，據當地人說，這個大型貧民窟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在那之前10年，這片土地被孟加拉國家電信運營商收購。
一眼望去，科瑞爾頗像一個現代的，甚至帶有一絲末世色彩的公司小鎮。我穿過一條迷宮般的土路，又一次感到自己仿佛進入了另一個宇宙。這裏的街道窄到車輛都無法通行，但路旁仍然擠滿了各種小攤，有的叫賣酸橙、生薑、芒果和土豆，有的銷售服裝和其他家庭用品。這裏還有一間理發店，當然也有很多人。
雖然這裏位於達卡市中心，但它似乎自成一體。貧民窟的背麵是一個堆滿垃圾的湖泊，將它與城市的其他部分隔開。過去，大火曾多次在這片區域肆虐。就在我這次探訪幾個月後，一場大火燒毀了附近的另一個貧民窟，導致1萬人無家可歸，其中大部分是製衣工人。
帶領我進行此次探訪的是一位大學教授，也是我的翻譯，他幫助我在這一大塊區域內穿行。在這裏，我頗為顯眼，因為我是唯一的白人。我曾問我的美國外交官朋友是否願意加入，但他出於安全考慮婉言謝絕了。
我們走了大約10分鍾，然後拐進了一條更小的小巷，一片整潔安靜的住宅區。我希望在這裏找到答案，回答困擾我已久的問題：人類機器的生活到底是什麽樣子的？我的探訪對象麗瑪含笑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她是一位36歲的服裝工人，通過大學的安排接受我的采訪。
為什麽我不跟我參觀工廠的製衣工人談談？那是因為帶領我參觀的是工廠的管理人員，我非常清楚不會有機會和工人進行坦誠的對話。並且，在探訪現場要求一名工人透露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也可能使他們受到傷害，甚至將他們置於危險的境地。
麗瑪將我們迎入她的家中，她的表情溫柔端莊，舉止落落大方，而她的家隻有一間屋子，大概10英尺見方，由刷成明亮青綠色的瓦楞鐵皮製成。這樣的鐵皮房12間一組，構成了貧民窟的“聯排房”，每個房間內居住著2到4人。整個“聯排房”共用一個廚房、一個衛生間和一個淋浴間。
她毫不猶豫地請我坐到了她的單人床上，那是在這間整潔得無可挑剔卻又小得驚人的房間裏唯一可以坐人的地方，占據了整個房間的“半壁江山”。床鋪很明顯被折疊起一半，以便供我們這樣的客人就座。環顧房間，我不禁想起我在紐約的浴室——我的浴室和這間屋子差不多大小，即使以紐約的標準來說，那也是一間小浴室，連一個浴缸都裝不下。但這個小小的空間內卻生活著四個人：麗瑪和她的丈夫，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
麗瑪憑借可以和任何HGTV收納專家相媲美的技巧，把每一寸可用空間都塞滿了東西，同時又使房間看起來井井有條。這也是由於他們擁有的東西本來就很少：床的正上方掛著毛巾和一個裝滿個人物品的塑料盒；緊靠著床放著一組抽屜，直接抵到了房間另一側的牆。床對麵的牆邊擺著一個小櫃子，上麵放著一台電視機。床腳處擺著一個冰箱，她告訴我這是她們最近剛買的家當，這令全家都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終於可以存放預先做好的食品了。
盡管隻擺了這幾樣有限的物品，房間裏也隻餘下一個人站立的空間——請注意，我是指雙腿並攏，手臂緊貼在身體兩側的那種站立。環顧四周，我十分好奇麗瑪在這樣的條件下是怎麽生活的。她和她丈夫的個人隱私怎麽維護？他們在哪裏吃飯？孩子們在哪裏學習或玩耍？他們在哪裏換衣服？他們在如此逼仄的環境中如何忍受彼此？他們在這個瓦楞鐵皮房子裏怎麽能睡得著？尤其是這裏的夜晚經常陰雨連綿。
顯然，像這樣的一間屋子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打動人心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籌款視頻。事實上，這種視頻經常以孟加拉國的貧民窟為主題：請認識這位善良的女士，她正在肮髒的貧民窟裏勉力求生。隻需每天50美分，就能讓她養活自己和她的孩子。
我從來都沒有喜歡過那些視頻，雖然它們確實幫助籌集了急需的資金，但他們也把所有人都貼上了一個標簽：受害者。
2
麗瑪在孟加拉國南部的巴裏薩爾長大，大約20年前，在她的家人因洪水失去農田後，她來到了達卡。
麗瑪斷斷續續地在服裝廠工作多年。她有一個19歲的女兒和一個12歲的兒子。她在兩個孩子剛出生時不得不停止工作來照顧他們，因為沒有其他人能幫她照顧孩子。而且她告訴我，考慮到他們居住的地方擁擠不堪，經常發生火災，她無論如何也不放心把孩子交給別人。這種情況很普遍，從而也解釋了為什麽工廠的哺乳室裏隻有那麽少的幾位女性。
她最近的一份工作已經幹了8年，是當縫紉機操作工，生產男女襯衫。她最初在另一家工廠當幫工，那裏的一位操作工教會了她縫紉。憑被借這項技能，當換到這家工廠工作時，她找到了一份操作工的工作。
這家工廠在達卡和加濟布爾有兩處分廠，共有大約1400名員工。麗瑪在達卡的工廠工作，那裏隻有500名工人，分為兩條生產線。仍然位於市區的老廠往往規模比較小，她工作的這家工廠就是這種情況。
隨著談話的深入，麗瑪用一種令人驚訝的平和輕快的聲音描述了她的日常生活，這種語氣讓我們忘記了周圍的環境以及她分享的細節。
她每天早上5點起床，為家人做早餐和午餐（米飯和蔬菜）。然後，她步行45分鍾到工廠，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不間斷地生產襯衫，中間隻休息1個小時，即在下午1點吃午飯。在超過一半的日子裏，她還會加班，直到晚上8點或10點才下班。
盡管要工作更長的時間，但在加班的日子，她隻有一次額外的10分鍾休息，在此期間吃一片麵包和一根香蕉。每天工作9至14個小時後，她步行回家，並準備晚餐，然後上床睡覺。第二天醒來，重複前一天所做的一切。這樣的日子一周重複6天。
算下來，麗瑪每周工作大約62個小時。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這大約是孟加拉國製衣工人的平均水平。麗瑪每月能掙到8000塔卡，合不到100美元。即使加上最高的加班工資，她的總收入也隻能勉強達到孟加拉國的最低月工資水平。
對於麗瑪，還有孟加拉國和斯裏蘭卡的其他工人來說，加班是他們能夠接近或達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唯一途徑，而加班意味著更長的工作時間。同時不要忘記，家裏人還指望她做無報酬的家務——這又是另一個全新的故事了，或者說可以再寫一本書。
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在孟加拉國，64%的製衣工人拿不到法定的最低小時工資，而麗瑪顯然是其中之一。更糟糕的是，來自清潔成衣運動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大多數亞洲國家，政府設定的最低工資還不到所謂生活工資的一半。即使每天辛苦工作，麗瑪和她的丈夫仍然無力負擔基本的生活開支，包括房租、食物和孩子的學費。她並不是個例。一項研究發現，孟加拉國製衣工人的營養不良現象十分嚴重。1/4的製衣工人體重不足，在女性製衣工人中，77%的人患有貧血。
麗瑪全心全意地為她的孩子們而活。當我問她對自己的未來有什麽期望時，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自己沒有什麽夢想，我全部的夢想都寄托在我的兒女身上。我希望他們成為好人，有一天他們可以照顧我和我的丈夫。”
在那些夢想中，她的女兒將成為一名護士，她的兒子將成為一名工程師，這與僅受過中學教育的她形成了鮮明對比。後來我問我的翻譯，麗瑪的夢想能否實現，以及如何實現。他表情凝重地說，“也許吧。”
理論上講，如果她的女兒進入護理學校，那裏的學費不算高，麗瑪可以貸款支付學費。但在我的翻譯看來，麗瑪夢想兒子成為工程師的希望更為渺茫。他說，按照他們夫妻倆的工資計算，“我非常懷疑他們是否能獲得貸款來支付相關的費用”。
3
我問麗瑪，她能否告訴我當縫紉工有什麽感覺。她醞釀作答時，整個房間的氣氛為之一變。我甚至能感覺到縫紉車間的那種緊張氣氛開始在她的鐵皮房子裏蔓延，就好像一朵烏雲飄過，在綠色的牆壁和麗瑪橘藍相間的莎麗上投下了陰影。
“工作很緊張，”她開始了敘說，雙目低垂，聲音更加柔和。
她的生產線每天要生產大約1000件服裝。如果她落後於生產目標，她的生產線經理就會出現在她身邊，大聲要求她加快工作速度，並威脅不再讓她加班。曾有一項研究對來自達卡三個不同貧民窟的製衣女工進行了調查，這項研究發現，67%的婦女報告說，她們在工作中受到過身體攻擊。
麗瑪隻可以在獲得許可的情況下上廁所，並且前提是她達到了生產目標。正如一位行業專家向我解釋的那樣，每個工廠對工人上廁所的規定都不盡相同，但每位工人基本上每天隻能上有限的幾次廁所，每條生產線的工人上廁所的時間也可能有限製，並需要由經理來填補空缺。
工廠的大門是鎖著的（這屬於違法行為，但麗瑪似乎並不知道這一點），而且沒有正式的工人代表。如果工人們真的進行抗議（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雖然非常罕見），他們會確保由女性來策劃組織，因為與男性相比，女性被警察抓走的可能性更低。工人們也屢次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18年末至2019年初，這次自發罷工導致一名工人在與警方的衝突中死亡，同時近8千人因參與罷工而被無理解雇。
我隨後問麗瑪，當她在縫紉機上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重複那些機器般的動作時，她有什麽想法。她用困惑的表情看著我，不明白我的意思。什麽叫她有什麽想法？以我有限的從書本上搬來的經驗，加上我讀過的那一大堆關於類似低薪工作的論文和回憶錄，我本以為麗瑪會說她感到極度無聊，大腦會沮喪地發出無聲的尖叫，並且會幻想其他事情或地方，以此作為一種精神逃避。
但是麗瑪啟發了我：在那些時間裏，她腦子裏唯一想的就是生產的壓力，沒有時間做白日夢，沒有時間讓她的思緒從襯衫上飄走。不能犯錯，接著做下一件，不能犯錯，接著做下一件，這是在每個針腳之間唯一能有的想法。
我接著問她，對自己的工作有什麽看法？她回答道：“每天早上醒來時，我都感覺我的工廠好像一個牢籠。”她補充說，大多數時候，她感到抑鬱和不幸，但有時她也會感到幸福。她在工廠裏有幾個朋友，她們就住在附近。提起她們，她的表情放鬆下來，浮現出一絲淡淡的微笑。
麗瑪的故事並非個例。在時裝產業，這種高強度、低工資的剪裁縫紉工作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她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事實上，這種工作環境已漸漸形成模式，並成為導致當前經濟和勞工危機的核心因素。
曆史學家斯文·貝克特認為，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機械化的勞動是美國南方奴隸製的核心，因為除了完全控製勞動力，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確保生產率。他還引用了管理學者羅伯·庫克的論述，後者曾表示：“現在，對此並沒有實質性的爭議……正是從它（種植園）那裏，工業規則得以逐漸發展。”
在斯裏蘭卡的商業重鎮，同時也是該國的首都科倫坡，我曾與當地工人進行過交談，她們在不同規模的工廠中為多個品牌代工生產服裝。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和業內大多數其他人曾經都認為這些品牌極其道德，但女工們每天的辛苦聽起來真的讓人揪心。
斯裏蘭卡大多數製衣工人是20多歲的年輕女性，她們蜂擁到首都尋找工作。農民工是製衣行業重要的勞動力，因為隻有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才會接受這種最低的工資。在工廠，她們被輕蔑地稱為“縫紉女”（Juki Girls），並因缺少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而備受世人指責，但這實際上是由於她們漫長的工作時間造成的。
她們住在沒有電燈、擁擠不堪的集體宿舍中，浴室裏總是排著長隊，每天被擁擠的大巴車運送到工廠，在那裏經常會遭受性騷擾，微薄的薪水也常常被盜。
4
達努是一位身材嬌小的姑娘，但她柔弱的身軀中蘊藏著巨大的堅韌力量。她告訴我，為了能在緊急情況下照顧住在北方的父母，她被迫改為打零工。
科倫坡沒有時間靈活的工作可供選擇，打零工的人會聚集在出口加工區的大門口，等待工作機會。出口加工區距離科倫坡市中心約40分鍾車程，裏麵有許多服裝廠，也有許多製衣工人住在那裏。零工招募機構會用小貨車把婦女們撮堆拉走，她們會在途中被告知當天將在哪裏工作。
我問達努：“這麽說，這種安排為你提供了你所需要的靈活性，對嗎？”
這時，她的眼睛低垂下來，和翻譯進行了長時間的溝通。翻譯抬起頭來，麵色蒼白地看著我，並轉述道，貨車裏的婦女有時在路上會被告知，當天不會有工廠工作，她們將去一家“按摩院”工作。
我的喉嚨哽咽了一下，在不得不問出不可避免的後續問題之前拖延著時間。由於服裝業低薪而不穩定的工作環境，這些婦女會被迫從事性交易。雖然我沒有詳細的統計數據，但案例研究表明，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多位消息人士告訴我，許多婦女正是因為打零工，而成為這些令人發指的罪行的受害者，這在當今的斯裏蘭卡服裝行業日益成為普遍現象。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斯裏蘭卡，在柬埔寨，服裝業的女工也不得不從事性交易。
據報道，那裏的婦女在從性產業中“獲救”後，又會被迫進入製衣廠工作，而那正是她們從一開始就試圖逃離的地方。服裝業和色情業之間存在共生關係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些行業提供的報酬都極低，而且從業者主要是女性。一個可怕的現實是，由於沒有其他技能可以奉獻給這個男權社會，她們唯一能夠出賣的就是她們的身體。
在接下來的采訪中，達努眼中的羞愧令我極其難過。我找不到合適的詞，甚至完全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我告訴翻譯我很抱歉，並請她幫我找到合適的詞語來表達我的心情。我感謝她們花時間和我交談，並告訴自己：“瑪克辛，你不會忘記達努和她的遭遇。你會回到紐約，雖然你會被日常生活所吞噬，但你永遠不會忘記她。”
我一直努力履行著對自己的這個承諾。
在科瑞爾，當我坐在麗瑪的家中，聽到她告訴我，每天她醒來時感覺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個牢籠時，我又想起了達努。我再次感到不知該說些什麽，唯一能做的就是感謝麗瑪奉獻的時間和熱情款待，並再次向自己保證，不要忘記那個貧民窟、那個房間、那張麵孔，以及我身上的衣服與這一切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
充當翻譯的教授和我離開了小屋，迂回穿過狹窄的小巷，來到了位於湖畔的貧民窟背麵。我再次眺望湖對岸我住的酒店，它與靚麗的天際線融為一體，旁邊是以木材和玻璃建造的漂亮公寓。在我們之間，是一片飄滿垃圾的水麵。我好奇湖對岸有多少人知道這邊有一個科瑞爾貧民窟，還有千千萬萬在這裏謀生的人，他們的勞動支撐著孟加拉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我不是正在對服裝行業進行深入研究，我會想到身處世界另一端、生產出我們所穿服裝的工人嗎？
麵對這種情況，讓人深感沮喪的是，我們對此並非無能為力。我們實際上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強詞奪理地說，這些可怕的情況是經濟增長的必然代價（甚至還有人說，嘿，至少這些人不再挨餓了）。
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服裝工人的收入僅占其所生產服裝的零售成本的0.5%-4%。這意味著，如果你買了一條20美元的牛仔褲，工人們總共隻能得到10-80美分。所有參與製造這條牛仔褲的30個工人，雖然每天要生產1600條這樣的牛仔褲，每條褲子都需要經過50道不同的工序和60台機器，但每位工人隻能從每條牛仔褲中賺取不到1美分的收入。
如果麗瑪一家不是被迫蜷縮在一間浴室大小的鐵皮房子裏，那會不會讓我們所有的衣服都貴得離譜？研究顯示，答案是響亮的“不”。
如果H&M將一件T恤的成本提高12-25美分，就可以讓工人掙到“生活工資”。換言之，要將服裝業工人的工資提高到“生活工資”水平，且這一成本完全由服裝品牌在其供應鏈中消化，也隻會讓它們每件產品的成本增加幾美分而已，還不到一件衣服價格的1%。以一件25美元的襯衫為例，這樣做隻會使其成本增加17美分。這對處於時裝業食物鏈頂端的人們，比如H&M的高管和股東來說根本不值一提。
H&M的董事長是品牌創始人的兒子，身價超過了170億美元。得益於這家快時裝巨頭創造的財富，他的三個孩子（其中一位是公司現任首席執行官）和他的妹妹也都是億萬富翁。對Zara的母公司印地紡集團（Inditex）的創始人而言，這一增加的成本影響就更小了。在我撰寫本書時，阿曼西奧·奧特加的淨資產約為649億美元。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低調地避開媒體報道，但當他短暫擊敗比爾·蓋茨成為世界首富時，他的家族吸引了世人的矚目。
這些勤勉的個人通過奮鬥取得成功，當然可以也理應得到祝福。但是，想到他們致富的代價是使千千萬萬的工人難以養家糊口（滿足他們作為人最基本的需求），我們又怎麽能珍視和尊重他們的財富呢？
同時，對那些購買衣服的消費者來說，這種改變也隻不過是可以忽略的找零而已。如果購買一件衣服時多付12-25美分就意味著給他人一個機會，使其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讓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牢籠中，你願意這麽做嗎？
由於交通堵塞，我們回程花的時間幾乎增加了一倍。在回酒店的路上，我禁不住一直在想，我和麗瑪的年齡完全一樣。我們都是母親，都在努力使我們及家人的生活更美好。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政府就已經在國內立法禁止這樣對待工人，為什麽時至今日，麗瑪仍然要忍受這樣的待遇呢？
（本文選自中信出版集團《被放大的欲望》，略有刪減）
| [美] 瑪克辛•貝達特著，楊靜嫻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8月
===========================================================
旅界｜老外走了，上海寶格麗公寓空了
01
一些老外離開了中國，國內的奢華酒店公寓出現了大片空置。
最近，“公寓界天花板“上海寶格麗公寓開始尋求轉讓，據港股公司華僑城（亞洲）披露，該公司旗下非全資附屬公司華僑城上海置地計劃於北京產權交易所通過公開掛牌出售上海首馳企業51%股權。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首馳企業旗下最值錢的物業就是上海閘北區蘇河灣區域的133套寶格麗公寓及相應土地使用權，此公寓為中國首家寶格麗公寓，華僑城（亞洲）為其標底價約5.85億元。
對於此次出售，華僑城董事會官方說法是出售可令集團實現較好的的投資收益，盤活集團的存量資產及加速集團的資本周轉。
但從實際操作來看，雖然賬上不差錢，但地主家也沒有餘糧，這半年華僑城一直在尋求將旗下一些盈利能力較差的資產及時“變現“。
根據華僑城亞洲發布的消息，持有上海寶格麗公寓的上海首馳 2020 年、2021 年以及2022 年前八月除稅後虧損分別為5071.9 萬元、5235.1萬元及3695.3 萬元，累計虧損超過1.4億元。
如果從上海寶格麗公寓目前的出租率來看，今年上半年，寶格麗公寓月均出租率為57%，大概有一半是空著的。
華僑城2019年為上海寶格麗公寓剪彩時，恐怕也沒有預料到燙金地段如此低的入住率以及開業後的連年虧損。
畢竟如果你不太了解上海寶格麗公寓，隻需要記住幾個關鍵詞：月租金6.5-15萬元，意大利國家級珠寶設計師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設計，與明星、世界500強外籍高管為鄰。
但遺憾的是，繼米蘭、巴厘島、倫敦之後，寶格麗在全球第四家寶格麗公寓的光環也沒能讓上海寶格麗公寓的經營業績增色。
不僅上海寶格麗公寓，第一太平戴維斯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上海一手高端酒店公寓市場無新增供應入市，一手高端酒店公寓租賃環比下跌66.0%，同比下降66.5%。
其中高淨值、外籍人士受近期封控及經濟形勢影響較大，因而高端酒店公寓住宅市場波動較大。
此種背景下，華僑城選擇將上海首馳51%的股權出讓。在轉讓後，華僑城持有上海首馳的股權將僅剩 49%，其將不再是華僑城附屬公司。
02
國內高端品牌酒店公寓遇冷與外籍人士在國內的減少有關。
2000年初，品牌服務公寓跟著外企來到中國，其本質是酒店性質的物業，但卻融合了家庭特色，隨後嘉裏、奧克伍德、雅詩閣等集團在中國一二線城市紛紛布局，受到外籍高管、使館高階人員青睞，迅速成為酒店行業的新型增長點。
旅界不完全統計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品牌公寓，從 1992年至今，14 個城市 12 個品牌陸續建了上海寶格麗公寓、北京紫檀萬豪行政公寓、北京阿瑪尼城市公寓、麗江瑞吉別墅等 42 座間品牌酒店公寓，其中 24 座在過去數年內建成。
與高端品牌酒店公寓快速發展同步的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的外企數量進入 1990 年代以後開始快速增長，到 2005 年達到高點。之後數量沒有增加，但雇傭的人數翻了翻了五六倍，1999 年外企從業人員 306 萬人，到 2013 年達到頂峰 1566 萬人。
那個時候酒店公寓主要是給外派來的外企員工居住，多家 500 強公司已經能給外派到北京的外籍高管開出每月 2-5 萬元住房補貼。
北京東直門、國貿等核心段的雅詩閣公寓、瑞吉公寓、凱賓斯基等早期幾乎都是外企人員居住。也不隻是高管待遇，被微軟從外地挖來亞洲研究院的軟件工程師，很多都在雅詩閣開在海澱的盛捷服務公寓住過一個月過渡。
但外企在中國已經大不如前。
外企人力資源機構萬寶盛華的雇傭前景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0 年開始外企的就業景氣指數不斷下降。2010 年第四季度時，外企的雇傭前景指數是 50% 以上，到 2018 年一季時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 9%。
受近三年疫情影響，公開資料顯示，去年非中國籍人員出入境人次相比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降低了95.4%，眾多外籍高管因為隔離等諸多原因不再願意前往中國。
據中國歐盟商會的估計，自疫情爆發以來，已有半數在華外國人離開中國，該商會的調查還顯示，74%受訪者認為新冠清零影響人員招聘，難以留住外籍高技能員工，33%受訪者表示高級經理和關鍵人員拒絕在中國的工作機會。
另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公司認為封城使中國的投資吸引力下降。像蘋果這樣曾經在中國市場所向披靡的公司也預計中國銷售額將大幅下降，一些歐美公司開始考慮將部分業務從中國轉移出去。
在華外國人這波“返鄉”潮的出現，以及國企反腐、私企開源節流，導致國內高端品牌酒店公寓喪失了一部分重要客源群體。
以上海寶格麗公寓為例，即使費用涵蓋了物業管理費、每周三次客房打掃、每周二次布草換洗、無線高速網絡、數字電視、全套定製家具、全套Miele電器、全屋新風係統、全屋軟水淨化係統、高端酒店床品等服務，單純依賴本土客群也很難支撐起如此高昂租金的品牌公寓。
上海寶格麗公寓欲尋到優質“接盤俠“，或許還需等到國內出入境政策限製進一步放開以後。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