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將要做些什麽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
大家好，我叫張秋子，是一名文學的普通讀者和講授者，今天很高興來到一席。
這些年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帶領學生一起細讀文本，我們會花一個學期隻讀一兩本文學經典。這樣的細讀逼著人最大限度地對文本保持耐心和細心，也是我認為比較有意思和有意義的讀法。
今天要聊的話題正是跟“意義感”有關，換一種通俗的表述方式就是——活著圖個啥？意義感這個詞聽起來非常宏大，所以我想把它放到小小的文學中來聊。
之所以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是始於一次和學生的聊天。有一個女生大學期間都和我保持著聯係，到了大四，她突然感到有點悵然若失。因為大一時她有些看不上那些隻會刷績點的同學，除了拚命完成老師的要求，別的什麽都不幹。
而她雖然成績一般，但是讀了很多書，看了很多電影，內心非常充實，她也覺得這種生活方式是有意義的。到了大四時，她發現那些刷績點的同學都憑借靠前的排名順利保研了，而她隻能自己考研，還不一定考得上。
這時候她有點迷茫，她就問我，老師我以前堅持的那種生活的意義感是真的嗎？
活著圖個啥這個問題好像大家在日常生活裏不會去問，但它可能是決定我們所有微小行為的底色。為什麽大家要在這麽熱的天來聽一席？為什麽我覺得文本細讀是有意思的？為什麽她覺得其他同學的選擇是沒有意義的？
可能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活著圖個啥這個問題很好解答，有錢、生活富足就夠了，就可以算是幸福的生活了。
但有錢、生活富足真的就可以算是幸福嗎？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就叫《幸福》，它可能在嚐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幸福》的作者是19世紀末的新西蘭女作家凱瑟琳·曼斯菲爾德。
故事的情節很簡單，講述的是富裕的女主人公伯莎·揚一天招待賓客的生活。她三十歲，生活無憂無慮。在賓客到來之前，她打理著家務，想要打造一個完美的待客環境。此時，她內心的幸福感簡直爆棚了。曼斯菲爾德是這樣描寫的：
她擁有一切。她正年輕。哈裏和她一如既往地愛著對方，他們相處的時光無比美好，真是佳偶天成。她有一個可愛的寶寶。他們無需為生計發愁。他們的房子和花園盡如人意。還有朋友們——時尚的、為人稱道的朋友們，他們要麽是作家、畫家和詩人，要麽是熱衷於社會問題的人士——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那類朋友。她有書，有音樂，她還找到了一個技藝高超的小裁縫，他們在夏天出國度假，他們的新廚子能夠做出世界上最美味的煎蛋。
到這裏我們可以停一下問問各位，這樣的生活難道不是大家都夢寐以求的嗎？我在課堂上問同學們的時候，有一些人會倔強地表示：不是，伯莎的生活雖然富足，但是空虛。我心想，那把這種空虛給我吧。
小說情節很簡單，在一天的大宴賓客之後，伯莎和丈夫送客出門。這個時候，丈夫在跟一個女來賓說話，她遠遠地通過丈夫的唇語讀到了這麽幾個字：“我喜歡你”。
接著作家筆鋒一轉，轉到了庭院中一棵寂寥的梨樹那兒，寫到：
曼斯菲爾德為什麽要寫這棵樹，而且不止一次？我想，它意味著一種意義感的“欠然”，我個人很喜歡這個詞。伯莎的這種欠然並不是來自目睹丈夫的出軌後的幻滅，如果是這樣，那就太小瞧作家了，因為並不是寫出一個人婚姻幸福就人世沒有白活。
實際上，在伯莎還沒看到丈夫言行之前，就屢次地在一派熱鬧裏，感到那棵孤獨的梨樹散發出來的幽冷的氣息。所以我想，梨樹的存在是否在提示著一種長期的欠然——生活裏好像什麽都有了，但要是細想又覺得好像有點遺憾，具體缺什麽，又說不上來。
其實這可能是很多人都正在經曆的狀態，覺得目前生活、工作乃至婚姻是不太理想的，但是怎樣才是理想狀態呢，或者怎麽樣的生活什麽才是有奔頭的呢，好像又答不上來。很多人都處於這種頓悟的邊緣，可是頓悟卻遲遲不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上課，有個男生站起來說，每當我想到我以後畢業了要成為一個中學語文老師，我就感覺到極端的恐懼和厭惡。但其實這是我們這種師範院校學生的主要出路，也是這個男孩的父母對他的最大期待。
可是當我問他，那你覺得什麽才是有奔頭的生活或者職業呢？他的回答卻是，不知道。
意義感的欠然是作家非常喜歡描寫的主題，就像畫一個圓，但是不曾畫滿。哪怕是在大家一向認為是大功告成的《西遊記》裏，也有個情節是在表現欠然。
在師徒四人取得真經後回來的路上，佛祖掐指一算，還少了一個劫難，所以就讓師徒落水。落水以後經文也打濕了，師徒四人就把經文打撈上來攤在石頭上晾。
好不容易晾幹，從石頭上拿起來的時候，經文被粘在石頭上一小塊，被粘掉的地方恰恰是佛經的結尾。這個時候孫悟空說了四個字，“天地不全”，這其實就是一種欠然。
文學作品除了喜歡描寫欠然，也喜歡描寫惘然。欠然和惘然不同，惘然是一個圓，曾經畫滿了，現在缺了一塊補不回去了。
張愛玲的《半生緣》裏就寫到，男女主角在談婚論嫁前突然談崩了，男主角世鈞從桌上抓起一杯水喝了下去，憤然離開。他沒想到的是，這一走就造成了兩個人十多年的隔閡。在男主人公離開以後，張愛玲神來一筆：
天冷，一杯熱茶喝完了，空的玻璃杯還在那冒熱氣，就像一個人的呼吸似的。
這個描述真是好，如果很快喝完一杯熱水，你會發現杯子空了，但杯壁還是熱乎乎的，這就是有人曾經在這裏的證據。
但同時那像人一樣呼吸著的熱氣又在提示著，真正喝水那個人已經走了，永遠不會再踏進屋子了，一切已經無可挽回。這就是惘然。
▲圖片來源：電影《半生緣》
意義感的欠然是很多作家都偏愛的主題，但有趣的是，它是十九世紀以後才開始被集中書寫的。這可能是因為在此之前大家不太關心這個問題，或者說“為什麽活著”對人們來說不構成一個難題。
古典時代的人們對意義的理解會比我們更純粹一些，他們所信奉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相對單一的。如果去問一個古代的清教徒，你為什麽信上帝？他可能會說，為了響應號召，升入天堂。如果去問一位中國古代書生，你為什麽要讀聖賢書？他的回答大概就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有人的答案基本上是比較統一的。
在意義被發明的前夜，人們對於給定的答案不太懷疑，人與宇宙天地渾然一體、不曾脫鉤，“天經地義”說的就是這種狀態。
什麽時候人開始不滿足於既定的意義了呢？直到人和這種天經地義開始脫鉤的時候，人們才開始不再回答統一的答案，才開始問憑什麽要天經地義？
就好像對於一位農民來說，不需要去問勞作的意義，因為當他鋤地的時候，意義是自動生成與內在鑲嵌的。隻有脫離了勞作本身的人，才會去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這樣的詩歌，他一定是個旁觀者。
也就是說隻有人跳出了行為本身，從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自己所做的事情，才算是脫離了天經地義。我想，古典文學中，最早開始質疑天經地義的人應該是哈姆雷特王子。
當王子知道誰是殺父仇人之後，他卻遲遲不動手，好像得了很嚴重的拖延症。關於為什麽王子不動手，百年來好像已經有非常多解釋，但是如果從質詢天經地義的這個角度重新來看的話，在這裏我們仍然有必要再次重複王子那段非常有名的獨白：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死了，睡著了，什麽都完了，要是在這一種睡眠之中，我們心頭的瘡痛及其他無數血肉之軀所不能避免的打擊都可以從此消失，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結局。死了，睡著了，睡著了也許還會做夢，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腐朽的皮囊之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要做些什麽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
這段話很有名，但是真正讀懂的人有多少呢？如果王子還是一個信奉天經地義的人，他此刻的行為不應該是停下來在這念念叨叨，而是抽出刀把他的殺父仇人幹掉，因為為父報仇、以牙還牙在古典世界裏才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是上述這一段深沉的思考，顯然表明王子已經不相信什麽天經地義了，他想到了更深的東西，也就是我們所有人都將麵臨的東西——死亡和睡眠。
不僅是他父親的死，還有他殺父仇人的死，甚至是他自己的死亡，從所有人都會歸塵歸土的這個必然的終點往後回看的話，一切血親的複仇還有意義嗎？這就是王子問的，所以他沒有動手，我把這個時刻稱為古典意義崩塌的時刻。
所以在今天這個天經地義已經消解的時代，像我們這樣的地方院校，如果再問一個本科畢業生為什麽要考研？他肯定不會再像古代書生那樣回答“為往聖繼絕學”了，他可能會有非常個性的表達。
那麽，當我們堅信某件事帶來的意義，並為之努力奮鬥，最終成功了，這又算不算好事呢？這種生活是不是就是有意義的呢？
契訶夫覺得，可能還不太算。契訶夫在小說《醋栗》中，問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所認為的這些五花八門的、個性的意義，是否都是外在植入的？
小說中通過哥哥之口講述了弟弟的生活，這位弟弟出身鄉下，是個小公務員，一輩子就希望有點良田，再種上醋栗。時來運轉的是，弟弟娶了一位有錢的寡婦，婚後沒多久寡婦就死了，給他留下了大筆財產，足夠他去置辦良田。
弟弟很快把夢中藍圖實現了，訂購了許多醋栗，開了池塘，養了鴨子。他如願當上了老爺，長胖了，感到了極大的幸福，甚至還想搞搞教育。可是，這個時候哥哥卻說了一番奇怪的話：
我看見了一個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夢想顯然已經實現，他的生活目標已經達到，他所想望的東西已經到手，他對他的命運和他自己都滿意了。不知什麽緣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帶一點哀傷的感覺，這一回親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種跟絕望相近的沉重感覺。
這不是很奇怪嗎？樹立一個目標，努力地去獲得並且感覺到意義，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不都是這樣嗎？為什麽契訶夫會覺得它是沉重的、令人絕望的？他接著在小說中做了一個“壕溝”的比喻：
一個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溝麵前，本來也許可以從上麵跳過去，或者在上麵搭座橋走過去，卻偏要等它自動封口，或者等它讓淤泥填滿，難道這樣的事還說得上什麽規律和合法性？再說一遍，為什麽要等？
意思是假設有一條壕溝在你的麵前，一個有思想的活人應該是跳過去的。可是故事中的弟弟並沒有，他等著淤泥慢慢地把壕溝自動填滿。契訶夫覺得，這樣的生活難道是合理的嗎？
為什麽要做這個關於壕溝的比喻？其實契訶夫想要說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自以為非常有個性的選擇，都是外在植入的。
我們的選擇就好像那條慢慢被淤泥填滿的壕溝，很少有人能真正自己想出什麽新的意義感，再跳過去。這是他覺得絕望的原因，一個有思想的活人應該自己去創造生活之道，而不是被動地、不思考地接受外在的“填入”。
甚至有的人還會為接受這種植入感到幸福不已，這種不經省察的幸福，在苛刻的契訶夫看來，是庸俗乏味的。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越是在乎外在的幸福指標，比方說錢多錢少、名號高低，或者聲譽多寡，契訶夫就越覺得這是一個庸俗到令人絕望的人。
▲一席萬象課程 麥高登：《我們為什麽活著》
可是，契訶夫會不會對人的要求太高了？這是我近些年都在思考的問題。成為一個平庸之輩、追逐物質生活，就是一件可鄙和令人絕望的事嗎？為什麽我們一定要把精神追求擺在物質追求之前，難道平庸生活就該受到諷刺，追求精神生活就一定更高級嗎？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會比較警惕打壓日常平庸帶來的精神優越感。因為有沒有一種可能，這種精神生活的高級感也是外在植入的？什麽東西會讓精神的意義感也可能是被植入的？
我想是文學，還有文化。盧梭早就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才寫下了《論科學與藝術》，他發現現代社會中有很多控製性的意見在傳播，文學就是其中之一。文學會“取悅”人，也就是欺騙人，但盧梭說的取悅類似於讓人越來越遵守規則，掩蓋自己的缺陷，變得精致而詭詐。
但我覺得文學和藝術還有另一種取悅，就是它會打著高級的名號，讓人感到“舒服”。在接受那套價值觀以後，飄飄然地自滿於其中，覺得自己看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比打一天麻將高級；或者大熱天跑來聽一席，就比刷抖音高級。這裏麵其實有一種非常危險的東西，叫作精英主義，而精英主義本身也是被塑造和被植入的。
如果你認同精神的意義感和物質的意義感都是被外來植入的話，我們甚至可以開玩笑地說，它們最終帶給人的狀態是一樣的，就是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從這一點來說，精神生活的追求和物質生活的追求，沒有一個必然的高下之分。
當然，可能意義的確有外在與內在之分，比如有房有車有娃，還有貓，就是一種偏外在的意義；而讀書思考，不功利地考試，這種意義就偏內在一些。
可是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把這種個人感覺和社會賦予的意義剝離開呢？有時候那些我們自以為充滿個性的選擇，其實都隻是社會提供的某個選項而已。從這點上來說，也許倒印證了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箴言：“上升的路與下降的路是一回事”。
既然意義感總是外在植入的，那就會麵臨一個新的問題，也就是它總是流動不拘的，總是被時代的力量推著走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家都擠破頭想進大工廠，那是最理想的職業，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可是，下崗風潮很快打碎了這種意義感。我本身就是從“大廠子弟”夢幻中醒過來的，我父母就是下崗工人。
這種意義感給人留下了很強烈的後遺症，就是對穩定的極端渴慕。我父母這一代到現在都堅信“體製內”才是最有意義的工作，所有非體製的工作都被他們稱為是“打工的”。
▲工人站在廢棄的廠房前，來源：電影《鋼的琴》
而近幾年教育機構的浮沉變化，也能反映出大時代是如何不停地塑形著我們的意義選擇的。2000年前後，比較火的教育機構是新東方，那個時候大家很想出國，出國就要學英語。接下來是學而思，我2013年碩士畢業的時候，有很多同學都去了學而思。那個時候誰會想到，突然有一天會有一紙公文下來讓一個行業都不複存在。
因為疫情出國也很困難了，又沒有辦法去做課外輔導，那能幹什麽呢？大家就考公吧，名校畢業去街道辦事處都不是新鮮事了。於是，在各個時代浪潮中，不同人的被扶到了富豪榜的榜單上，這背後是誰都無法預料的時代變化帶來的價值變遷。
顯然，人的認知其實無法超越時代的框定，我們總是跟在時代塑造的意義感後麵亦步亦趨，無法超前。米蘭.昆德拉在小說《誰都笑不出來》中作了一個比喻，他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蒙住眼睛穿越現在”。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對於現在做的任何事情的評估都有可能是錯的，是被蒙著眼的狀態。隻有在事後，當蒙眼的布條解開後，當我們審視過去時，才會明白曾經經曆的到底是什麽，才能明白它們的意義。
上個月正好是畢業季，有個學生來跟我告別，告別的時候他和我分享了他從高中到碩士期間，對於中學語文教育的意義的一係列打破和重構。
他在高考之後毫不猶豫地填報了漢語言文學專業，因為他受到自己老師的影響，覺得教師這個職業非常有使命感。但是經過了幾年本科和碩士的毒打，他發現難道現在的中學語文教育就是沒完沒了地練三筆字，做花裏胡哨的PPT，參加形式主義的講課比賽嗎？他當時是非常灰心的。
後來他在找工作的時候，突然像一匹黑馬似的，憑借個人能力進入了我們省最好的一所高中，把很多985、雙一流學校的學生都PK掉了。他在第二場試講的時候，發現有個小姑娘一直在門口等他，那個小姑娘剛剛聽完他的第一場試講。
等他試講結束以後，這個小姑娘過來跟他說，老師，我一直很糾結高考結束後填什麽誌願，但是聽了你的課後，我堅定了要填漢語言文學的信念。我這個學生頓時被打了雞血，之前所有的幻滅一掃而空，覺得未來在閃閃發光。
至於未來真的如何，如果二十年後我還有機會和他聊天的話，我特別想聽聽他那時候會如何重新定義自己工作的意義。因為對於此刻的他和我來說，我們都是被蒙住眼睛穿越現在的，就像昆德拉寫的那樣：
我們被蒙住眼睛穿越現在。至多，我們隻能預感和猜測我們實際上正經曆著的一切。隻是在事後，當蒙眼的布條解開後，當我們審視過去時，我們才會明白，我們曾經經曆的到底是什麽，我們才能明白它們的意義。
此刻哪怕我站在這講，我也不知道它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麽。熟悉曆史的人可能也會有相同的感受，人們並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真正含義，直到那件事情做完了為止，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還總有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就是誇大自己所做的一切。
這就是現代人的兩難處境，既不相信古典時期那種單一的價值觀，所謂的天經地義的那套東西；同時在大時代所塑造的種種價值和意義之外，又無法去超越和正確地把握；所以，才有了開篇《幸福》中欠然的狀態。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呢？文學提供了第四種可能，它讓我們看到，如果想去“發明”個體的意義將會有多難。當然發明打了雙引號，前麵也談到，所有的意義都是社會賦予的，隻不過有一些意義感更個人，更非主流，更小眾。
文學通過一些特殊形象的塑造讓我們看到，如果要去對抗主流社會給你規定的這套意義，會死得很慘。加繆在《局外人》中塑造了一個怪人莫爾索，他正是發明了意義的人。
▲《局外人》，[法]阿爾貝·加繆著，柳鳴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8月。
小說的情節很簡單，主人公莫爾索的母親在養老院去世，他毫不上心地去奔喪，在葬禮結束後又一如往日地工作和生活，對一切都是無所謂的態度。直到有一天他在海濱度假，因為“太陽太熱”殺死了一個陌生人，被投入監獄，最後被判處死刑。
讀者對這部小說的印象，可能就是莫爾索的那種格格不入。母親死了，他居然一滴眼淚都不掉；女朋友問他要不要結婚，他說無所謂；目睹了家暴，他也不去作證。
放在今天，他的每一項舉動在微博上估計都會引起輿論風暴。但恰恰是他的這種行為提示著我們，他可能要去對抗些什麽，而這種對抗從一開始就出現了。
在小說的開篇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當母親死後，莫爾索回養老院奔喪，門房熱心地與他寒暄，安慰著他，你媽媽死了不要太難過，節哀順變等等。這時候突然有一個護士走進門來，加繆寫到，門房突然朝走進來的護士看了一眼，說：
“她長的是一種下疳。”
下疳是什麽呢？如果一個人得了梅毒，鼻子就會糜爛，這是梅毒的一種身體表征，所以小說中的護士是用紗布包著鼻梁的。
為什麽加繆要寫這一筆？他想告訴讀者，其實熱心寒暄的門房根本就不關心莫爾索母親的死，他所做的一切隻是在例行公事而已。他真正關心的是別人的性醜聞，他的熱情洋溢背後恰恰是冷漠。從開篇的這個細節開始，莫爾索就要與主流的價值判斷分道揚鑣了。
所以，他一係列看似反常的行為，都是在發明對抗性的新價值。莫爾索的結局如何呢？我們也看到了，在小說中他被判處死刑，但是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因為他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掉眼淚。掉眼淚才是大家覺得應該做的事，才是被社會認可的孝心的證明。
在小說外他的下場是什麽？他被很多讀者認為是冷漠和反社會人格。很多年輕讀者在讀到這部作品的時候，都覺得這是個變態吧，他們完全不理解這樣的人物。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我就特別理解莫爾索。但試想一下，如果他真的是你身邊的人而不僅僅是個小說人物，你還會如此篤定嗎，你能和他相處一天嗎？實際情況可能是，我們對小說中的人物越是寬容，對生活中的人就會越苛刻，因為我們的潛意識知道小說都是向壁虛造的。
其實並沒有必要去糾結莫爾索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存不存在，因為文學永遠是作為隱喻出現的，是對現實的迂回。莫爾索的意義在於，他讓人們看到，以極端方式否認主流或者大時代所勾勒的意義，自己再去發明新意義的代價是慘痛的，而他那雙透視的眼睛和獨自麵對風險的能力，也是世人所稀缺的。
活著圖個啥？文學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文學也無法回答什麽才是有意義的生活，甚至它會把問題越描越黑，帶給我們更多困惑。但是借由文學的隱喻，我們看到的生活可能更接近於：
人們已經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樣，不再相信古典時代的天經地義；可能大多數人都是被裹在時代語境的洪流與迷霧裏，接受了某種價值觀，然後奮勇向前，一輩子就這麽囫圇地過去了，像《醋栗》那樣；有一些人可能隱隱覺得此刻的生活是不滿意的，但又想不到更好的解決之道，像《幸福》那樣；而如果要背對社會、發明意義，那麽下場會很慘，要付出的代價也會很大，像《局外人》那樣。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活到90歲，又有多少人能拍著自己的胸脯說，我這一輩子沒白活，我活透了呢？更可能的情形，也許是像《哈姆雷特》中所說的：
“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將要做些什麽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