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殺妻案｜“悍妻”與“懦夫”？

Original 安非銳 沒藥花園 2022-06-22 07:09 Posted on 江蘇

 

大家好，我是安非銳。

 

2018年的香港，發生過一起轟動一時的殺妻案，很多讀者可能依舊記憶猶新。港大教授張祺忠，用電線勒死了自己的妻子陳慧文，並藏屍11天之久。

 

然而和大部分“俗套”的殺妻案不同，這起案子裏沒有第三者、沒有婚外情，甚至連金錢方麵的動機也不太明確——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一位備受敬愛的“好好先生”，對結婚30載的妻子痛下殺手呢？

 

（字數：12,043）

案件背景

 

張祺忠生於1964年，案發時54歲，時任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學係副教授。

 

張祺忠出生於香港一個平民家庭，中學就讀於曆史悠久的名校聖保羅書院，繼而到英國頂尖學府伯明翰大學留學，本科畢業後，張祺忠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獎學金，到威爾士大學（加的夫）繼續深造。

 

幾年後，張祺忠攜家回到故裏，被香港大學聘任，成為香港最高學府的知識精英——可以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平民子弟靠讀書出人頭地的故事。

 

（年輕時的張祺忠）

 

1987年，還在英國攻讀博士的張祺忠，結識了後來的妻子陳慧文（Tina）。

 

陳慧文比張祺忠小一歲，自稱大專學曆，還有一個妹妹陳慧賢和一個弟弟，陳家此時已在英國定居。

 

在張祺忠的回憶裏，初遇時的陳慧文性格開朗、樂於助人，張家也對女方優渥的家境頗為滿意，一年之後，兩人在英國結婚。

 

1990年，張祺忠獲得博士學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知名的鄧祿普公司（英國老牌橡膠製造商，後被美國固特異合並）擔任技術服務工程師。也是這一年，兩人的長女張思慧（Nancy）出生。

 

1991年，張祺忠帶著妻女返回香港，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一年後，於1992年被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聘為副教授，兒子張思博（Scot）也在此期間出生。

 

直到案發之時，張祺忠一直在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學係任教。同時還擔任港大校委會委員兼工程學院助理院長，還是港大學舍偉倫堂（Wei Lun Hall）的舍監。

 

（偉倫堂）

 

按照英國教育傳統，學生宿舍中會配置舍監，負責監督和照顧住在宿舍內的學生，舍監一般由校內教授兼任，通常自己也住在宿舍內。

 

張祺忠也是如此，案發之時，張家一家四口就住在偉倫堂。

 

張祺忠一對兒女此時已經成年，兩人似乎也遺傳了父親的學霸氣質，學業相當優秀。

 

長女張思慧（案發時28歲）在英國學習法律，回港後在廉政公署任職，次子張思博（26歲）在港大讀醫科，畢業後任政府牙醫（政府設立的牙醫診所，主要服務於公務員及其家屬）。

 

張祺忠夫婦名下還有五處房產，大部分在港大周邊，由陳慧文1994-2012年間相繼購入，按案發時市價估價，總價高達6800萬港幣。

 

（星號標注為張家五處房產和偉倫堂）

 

看到這裏，有些讀者也許會有點不解：張祺忠夫婦坐擁五處房產，為何還要一家四口生活在學校宿舍裏？

 

首先，張祺忠一家住的並非是普通的學生宿舍，而是偉倫堂的整個頂樓，頂樓的麵積有185㎡，不僅能看見維多利亞港的海景，還由張祺忠一家人獨享。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這樣的居所是名副其實的豪宅。

 

這樣的豪宅不僅可以免費居住，每月還會有現金津貼（舍監製度其實算是大學對本校教員的隱形福利），所以自從10多年前成為舍監以來，張祺忠一家一直住在偉倫堂。

 

至於張祺忠的子女，雖然他們收入和待遇都很不錯，但想要搬出去舒適地獨居，從經濟上來說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根據《南華早報》2017年的調查，半數以上的香港成年人曾和父母同住，（這個調查樣本裏還包括一個人在港的外來人士，所以在香港土著和二代移民裏，這個比例無疑會更高），在香港這個生存空間被擠壓殆盡的城市裏，像張祺忠一家這樣的居住安排，算得上少有的滋潤。

 

（2017年的香港平均房租，注意單價是以平方英尺為單位，100ft2隻有9㎡左右/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陳慧文熱衷於研究財經新聞與股市走勢，對投資做足了功課，買下的部分房產也的確升值了不少，令她引以為傲。這些物業都是張祺忠夫婦以“長命契”形式共同持有的，也就是說，如果一方離世，那另一方會獲得全部產權。

 

這對夫妻財政透明，張祺忠會上報自己的全部收入，公積金結餘和各家銀行的貸款月供也都製成表格貼在家中。

 

接連購入的房產也讓張家背負了不小的還貸壓力，案發之時，張祺忠需要每月繳納13萬房貸，每月還需要償還不同銀行的貸款（包括2011年50萬和2016年從兩家銀行借貸的76萬和40萬元，一共166萬）。

 

所以雖然有著豐厚的薪水（10萬/月），還能從四處物業每月獲得10萬租金，張祺忠案發後也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手上的流動現金並不多。

 

不過作為家中收入來源和能提供擔保的一方，張祺忠仍舊是“出資人”，看似手握財政大權的陳慧文，則更近似於一個“投資顧問”。張祺忠自己也表示，家中重大的財政決策（比如買房），也都是夫妻兩人共同決定的。

 

這對夫妻的日常生活十分節儉，張祺忠幾乎從不去高級餐廳，通常都是去快餐店吃最便宜的套餐，夏天也很少開空調。

 

陳慧文隻在折扣時段時段才去茶樓吃茶，和家人外出用膳時一律AA製（陳慧文自己有炒股收入），度假旅行時也會選擇最便宜的機票和酒店。

 

也許為了補貼家用，陳慧文還曾在育兒陪月（類似月嫂）網站刊登廣告，因為自認為將一對兒女培養得十分出色，她對自己的“育兒經”頗有信心。

 

（陳慧文在育兒陪月網站刊登的廣告）

 

 

案發當日

 

大約在2018年7月末，陳慧文的妹妹陳慧賢，帶著女兒從英國來港探親，案發當晚，她就住在姐姐姐夫家客廳的沙發上（陳慧賢和女兒另有住處，但偶爾會一個人在這裏留宿）。

 

對妹妹的到來，陳慧文十分高興，經常讓她陪自己去辦理各種事宜。

 

2018年8月16日，兩人到星展銀行旺角分行，打算在新開戶的賬戶裏存入400萬（當時銀行有優惠活動，存入400萬可以獲得現金回饋）。陳慧文又問，自己還有一筆100-200萬的款項，能不能獲得更多回饋？客戶經理建議她介紹他人開戶。

 

陳慧文於是決定以張祺忠的名義開戶，並致電丈夫，讓他簽下銀行人員給他的全部文件（陳慧文沒有在電話中詳細說明，隻是急促地告訴張祺忠“簽著先”）。

 

（張祺忠）

 

這位客戶經理於是和同事到港大找到張祺忠簽合同，張祺忠卻表示不知道開戶的事。這位客戶經理於是又詳細介紹了一番，張祺忠則表示“未能消化介紹的優惠”，要求“擇日再談”，並送客戶經理等人離開。

 

不久之後，這位經理又收到陳慧文的短訊，表示不打算在他這裏存款了（相當於他白跑了一趟又沒拿到那400萬的存款業績）。

 

接著，陳慧文和妹妹前往花旗銀行銅鑼灣分行，打算在那裏開戶（具體為什麽換了銀行不太清楚）。

 

接待她們的職員回憶，陳慧文似乎很有錢，提供的住址證明也在富人區，陳慧文取出一張400萬元的支票，稱這是丈夫提供的資金，讓她投資物業。

 

不過尷尬的是，這張支票卻彈票了（也就是說這張支票是空頭支票，張祺忠的關聯的支票戶口裏取不出這麽多錢），接下來發生的事，控辯雙方的說法不一。

 

控方的說法是：

 

陳慧文當時就致電丈夫，說自己使用了支票，並讓張祺忠在支票戶口裏存錢，陳慧文還讓為她辦理業務的職員直接與張祺忠通過話。控方認為，當天晚上，張祺忠和陳慧文因彈票這件事發生了爭吵。

 

辯方（張祺忠）的說法是：

 

自己在幾天後才知道妻子用了那張支票，妻子與自己通話時也沒有說使用了支票，銀行職員則隻說陳慧文用了一張支票（沒說哪張），並否認和妻子當天晚間討論過支票的事。

 

而張祺忠之後也沒有補存跳票的400萬。

 

（張祺忠）

 

當天晚上，張祺忠先是和申請入住偉倫堂的新生見麵，回到住處時，正目睹妻子與女兒在激烈地爭吵。

 

之前說過，為了抵償房貸，張家將名下的物業租了出去，一位租戶要求更換馬桶蓋，陳慧文便私自決定將兒子張思博衛生間的馬桶蓋和租戶的馬桶蓋調換，並安排丈夫張祺忠完成此事。

 

等到張思博下班回到家中，發現自己的馬桶，被換成了別人用過的馬桶蓋，於是勃然大怒。

 

據張思博說，他之所以這樣生氣，是因為母親之前就有一次這樣的行為（沒經過自己允許就讓自己用租客的舊馬桶蓋），自己當時就曾抗議過，結果這次母親又故技重施，因此異常惱火。

 

和母親吵了一架後，張思博就跑到母親和姐姐共用的那間衛生間，用膠帶封住了裏麵的馬桶，並在上麵擠滿了巧克力醬。

 

張思博進行完這一“報複行動”後，大女兒張思慧回到了家，發現自己衛生間的馬桶被弄得很髒，於是也大為不悅。然而，她或許認為罪魁禍首是母親，所以要求母親陳慧文去打掃廁所。

 

陳慧文則認為這件事不是自己的責任，對此不予理睬，直接回了自己（和丈夫）的房間並關上了門。張思慧於是拿起晾衣架大聲撞門，陳慧文打開房門後，張思慧便將清潔用品扔進房內，硬拉著母親去清理廁所。

 

母女因此大吵一架，張思慧憤而離家（22:30前後），到一位朋友家借住。這期間張祺忠一言未發，張思博則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間裏，沒有露麵。

 

據張祺忠後來供訴，張思慧離家後，張祺忠和陳慧文回到自己的臥室，各自坐在床邊看電腦和手機。入睡前，張祺忠照例為妻子送上一杯橙汁，這算是張祺忠的“愛妻儀式”，但陳慧文喝過後，卻聲稱橙汁變味，要他去超市退貨。

 

張祺忠很生氣（很多資料裏用了“大怒”這個詞），解釋說是女兒見家中橙汁喝光，買了另一個牌子，陳慧文立即又給女兒發了一條語音，質問她在哪裏買的橙汁。

 

張祺忠指責妻子，稱她剛剛“把女兒趕走”，是不是想把女兒罵到以後都不回家？陳慧文則指責張祺忠方才不製止女兒，沒有履行為人父親的職責。

 

張祺忠反駁說，都是因為妻子未清理廁所，這才引發了爭吵，陳慧文則稱廁所弄髒和自己無關，揚言要離家出走。

 

接下來爭吵就開始升級，陳慧文說如果不是自己的投資，張祺忠根本不可能擁有那麽多物業，張祺忠也反唇相譏，指出到銀行貸款要靠自己的工資證明。陳慧文於是衝他叫罵：“打工很厲害麽，指望你......指望你乞討都可以了”，並一腳將丈夫踢下了床。

 

（張祺忠和陳慧文的臥室）

 

張祺忠氣惱地伸手從床底取拖鞋，準備離開房間，卻摸到了一根電線，看著仍在叫囂的妻子，張祺忠心中突然生出“叫你這麽多話”的念頭，從背後用電線一下子勒住了妻子的脖子。

 

當然，以上隻是張祺忠單方的證詞，真相究竟是什麽，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曉。不過，從案發前的種種事件來看，我覺得張對兩人爭吵內容的描述，大抵上是屬實的（至少是前半程）。

 

張祺忠稱，勒住妻子脖頸時，自己大腦中一片空白，當他恢複記憶時，妻子已不省人事。發現自己“整死咗人”（殺了人），張祺忠覺得“很慚愧”又“非常害怕”，但因為“不想讓其他人知道這件事”，便將妻子的屍體藏進一個藍色行李箱，放在兒子張思博房間門口。

 

而其實，因為張祺忠和陳慧文的激烈爭吵，陳慧賢有些擔心，便悄悄來到姐姐姐夫的房門外。她正向要開口詢問，卻從縫隙裏看到姐姐和姐夫躺在床上，姐夫張祺忠正用身體從背後壓住姐姐（17日00:30左右）。

 

陳慧賢以為兩人正在親熱，趕忙離開了，她回憶說，自己當時的想法是：“哇，他們這麽大年紀了，還是那麽恩愛。”

 

陳慧賢當時還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正是張祺忠殺妻的瞬間。

 

將行李箱放在兒子房間門口後，張祺忠又回到了自己房間，並更換了床單，躺在剛剛殺了妻子的床上半睡半醒，直到17日清晨。

 

而雖然從16日晚間到淩晨，家中一直爭吵動靜不斷，張思博卻一直沒有現身，他對此的解釋是，自己在玩遊戲，什麽也聽不見。

 

（案發當日時間線 - 沒藥花園製作）

 

東窗事發

 

17日早上，陳慧賢一覺醒來不見姐姐，便向姐夫詢問。

 

張祺忠謊稱陳慧文已經出門旅行了，並說妻子經常獨自一人“說走就走”（2016年和 2017 年，陳慧文曾獨自前往英國和雲南，沒有提前告知家人），向妻妹保證不必擔心，之後照常送兒子上班。

 

而無論對母親的去向，還是門口的旅行箱，張思博都沒有過問，他對此的解釋是，母親之前也曾一人離家出遊，他對此“習以為常”。

 

送兒子上班後，張祺忠回到了家，此時家中空無一人，他於是趁機會將妻子的屍體，轉移到另一個綠色行李箱裏，放在電梯間旁的露台上，接著他扔掉了妻子的鞋子和護照等物，製造出她旅行的假象。

 

考慮到天氣炎熱，屍體會迅速腐爛發臭，張祺忠第二天又從木材店買了八塊木板，自製成一隻木箱，將行李箱放在木箱內，再用螺絲釘死木箱四角，並用玻璃膠封邊。

 

之後幾天裏，張祺忠照常遊泳和遛狗，還去出席中學同學聚會，並向陳慧文的WhatsApp發送“Hello”等消息作掩飾。

 

雖然張祺忠試圖說服陳慧賢，陳慧文隻是出去旅行放鬆心情，但陳慧賢因為幾日聯係不到姐姐，越想越覺得蹊蹺，於是力主報警。

 

張祺忠便堅持由自己處理此事，他先將露台上的木箱搬到偉倫堂頂層的大堂，又幫著女兒在校舍附近張貼若幹“尋人啟事”，才於20日晚到警局報警。

 

（陳慧文的“尋人啟事”）

 

報警第二天，警察來到偉倫堂，調查17日早上的監控錄像（因為張祺忠對警方稱，妻子是17日早上離家的），張祺忠便將電梯口處一位身形相似的女性，指認為自己的妻子（張思博也指認了這個人），試圖以此來敷衍警方。

 

不過張祺忠也知道，警方不會就這樣罷休，調看監控之後，他們必定還會在偉倫堂內細細搜查，自己必須處理掉屍體。

 

8月22日，警方再次來偉倫堂進行調查，正看到張祺忠用板車推著一隻木箱前往停車場。木箱上覆蓋著藍色的防塵布，上麵還放著爐具和微波爐。

 

警員們上前打招呼，詢問木箱裏是什麽，張祺忠謊稱裏麵是Ocamp（讓新生了解適應大學的生活的迎新營，有篝火晚會和各種情境遊戲）的活動物品，之後便匆匆離開。

 

張祺忠搬運木箱的舉動，讓警方深覺可疑，24日，警員們再次來到偉倫堂，重新查看了監控錄像，他們還在頂層的大堂，發現了那天張祺忠放在木箱上的爐具。

 

按照張祺忠的說法，這些是Ocamp要用的東西，卻隔了一天就被悄然搬了回來，那麽爐具下麵的那隻木箱，又被放到了哪裏？

 

警員們於是前往張祺忠位於香港大學黃克競大樓7樓的辦公室，盤問那隻木箱的去處，張祺忠則改口稱，木箱裏裝的是一些電子器材和鋁條，因為過一段時間要舉辦機器人比賽，他就把這些東西帶了過來。

 

（偉倫堂-黃克競大樓）

 

8月25日，張祺忠被帶到港島區重案組總部接受訊問，警方問張祺忠是否藏匿陳慧文，張祺忠矢口否認，仍然堅持妻子隻是離家出門旅行。

 

接著警方帶著張祺忠，又一次來到偉倫堂搜查，在這期間，張祺忠突然走上露台，上半身也探了出去，警員們擔心張有危險，連忙將他拉回來。

 

——張祺忠事後稱，自己是因為壓力過大，一瞬間想要尋短見，但此舉更有可能，是他為了避免警方在露台多做逗留，發現之前藏屍痕跡的“計謀”。

 

之後，一行人又前往張祺忠位於黃克競大樓的辦公室，警員們注意到，途中張祺忠似乎曾發過短訊。

 

警方一走進張祺忠的辦公室，立刻聞到一股奇怪的氣味，警方於是要求張祺忠打開房門，準備進屋尋找氣味來源（其實就是找那個木箱），但辦公室內雜物繁多，幾乎無從下腳。

 

正當警員們打算進行徹底搜查的時候，他們突然接到了張思慧男友打來的電話。

 

（黃克競大樓）

 

張思慧男友告訴警員們，張祺忠剛才在家庭WhatsApp的群組裏宣稱要自殺（就是之前途中發的短訊），警員們於是提出要查看張祺忠手機，張祺忠突然變得非常激動，一改之前的合作態度，大呼“你（們）懷疑我，我想死！”。

 

但他隨即又冷靜下來，並告訴警員們，木箱裏的東西他已經拿了出來，箱子也已經拆掉了，接著將警員們領到另一個房間，將搬運箱子的板車和6塊木板出示給他們作為證據。

 

原來，預料到警方會詢問木箱的去向，張祺忠早在23日那天，就預先到木材店又買了6塊木板，向警方假稱木箱已被拆開，而真正藏屍的木箱，其實就在張祺忠的辦公室裏。

 

因為適才的“死亡威脅”和“證據確鑿”的木板，警員們隻好暫且作罷，不過，警方並沒有打消對張祺忠的懷疑，他們繼續搜集證據。

 

張祺忠則在28日上午，向住宿在偉倫堂的員工和學生們群發了一封郵件，稱警察來調查一件“和我家人有關聯的失蹤案”，讓學生們不要驚惶，並“體貼周到”地對此致歉。

 

（張祺忠向偉倫堂學生們群發的郵件）

 

28日下午，警方再次前往黃克競樓，電梯抵達7層時，一股濃烈的腐臭的氣味撲麵而來，而此時整個7層樓，隻有張祺忠一人的辦公室開著門。

 

警員們走進張祺忠的辦公室，再一次詢問他臭味從何而來，張祺忠回答說，這棟樓裏有死老鼠。警員於是直截了當地問張祺忠，你妻子到底是生，還是死？

 

張祺忠一下子驚慌失措，但始終沒有直接回應，警員們於是在張祺忠辦公室開始徹底搜查，最終發現了那隻木箱。他們又問張祺忠，是否將陳慧文的屍體藏在了箱內裏，張祺忠則回答：

 

“你都揾到個箱，我唔洗講，你都知。”（你都找到箱子了，我不用解釋，你都知道了）

 

警員們打開木箱，血水已經滲了出來，拉開裏麵的行李箱，陳慧文的屍體蜷縮著，屍身腫脹腐爛，身上隻穿著內衣褲，頸部緊緊纏繞著電線。

 

（張祺忠藏屍木箱示意圖）

 

2018年8月29日淩晨，張祺忠因涉嫌謀殺當場被捕。

 

（張祺忠被捕）

 

 

幾點澄清

 

由於案情的某些地方，看起來頗有點匪夷所思，網絡上也出現了不少“假說”，所以在繼續分析之前，我想對大家可能產生的一些疑問做一下澄清：

 

1. “誰家床底下會放電線，張祺忠殺妻是不是預謀？”

 

雖然張祺忠從床底下“恰好”摸出一根電線的行為，看起來的確很可疑，但考慮到張祺忠機械工程學副教授的身份，電線是他日常工作的必需品。

 

而且張祺忠夫妻的臥室也非常雜亂，堆滿了個人用品，所以床底日常放置電線，其實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張祺忠果真是預謀，也不會特意挑選一個妻妹留宿的晚上來殺妻，真正讓張祺忠難以自辯的，是他用電線打結的方式。

 

按照控方科學鑒證專家的說法，張祺忠是將電線纏繞妻子脖頸一周後，在頸後交叉扭結，再不斷扭動收緊，直到電線折斷。

 

這種“綁麵包的金屬條”般的打結方式，需要時間和“技術”，是一個頭腦發熱的人很難做到的，控方也因此形容張作案時“鎮定自若，好像在做實驗”。

 

（“綁麵包的金屬條”）

 

所以張祺忠最開始用電線勒住妻子的行為，的確很可能是怒火之下的“一時衝動”，但之後的絞殺過程中，卻極大概率處於清醒的狀態。

 

2. “那杯味道不對的橙汁是怎麽回事？裏麵是不是下了毒？”

 

這個細節的確非常像偵探小說裏的投毒情節，但警方在發現陳慧文的屍體後，因為屍身腐朽，無法完全確定死因，做過詳細的屍檢，以排除存在多種可能性（比如中毒、自殺），所以橙汁被下毒的可能性幾乎為0。

 

3. “張祺忠會不會是為兒子頂罪？”

 

張思博在案發過程中的表現，也讓很多人覺得頗為奇怪，也讓不少網民懷疑張祺忠是不是在替兒子頂罪。

 

不過，這種假設的概率也極低。當天晚上，陳慧文的妹妹陳慧賢就住在客廳，雖然從平麵圖來看，臥室應該位於客廳的後方兩側，陳慧賢可能看不到張思博進出臥室。

 

但如果張思博到父母房中殺了母親，和父親商量好頂罪，再跑回自己的房間，陳慧賢肯定會聽到動靜。

 

更重要的是，她還正好目睹了張祺忠壓住妻子的一幕，另外如果張祺忠真是為了兒子頂罪，為了避嫌，應該也不會將藏屍的旅行箱，就放在兒子的門口吧？

 

（偉倫堂頂層的平麵圖）

 

4. “張祺忠為什麽不拋屍？”

 

按照張祺忠的說法，他因為不想將妻子的屍體投入大海或垃圾站，所以沒能處理掉屍體。辯方也將此作為張祺忠“不忍”和“悔過”的證據。

 

不過在我看來，如果張祺忠真的對殺害自己的妻子心生悔意，那絕不會不解開她脖頸上的電線（這說明張祺忠殺妻後，甚至沒有試圖救活她），更不會隻讓她身穿內衣內褲，以極度卑微的姿勢，蜷縮在旅行箱裏腐爛發臭。

 

張祺忠沒有拋屍的原因，一開始可能是處於所謂的“震驚+否認”心理，覺得把屍體放在露台上就可以“眼不見心不煩”。

 

另一方麵又要偽裝成和平常一樣，再加上張的工作量本來就不小，還要應付妻妹的疑問，大概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處理屍體。

 

（陳慧文的屍體被警方從港大運回警署屍檢）

 

而在報警之後，警方很快就盯上了藏屍的木箱，並對此不斷地進行盤問，如果在此時拋屍，那無異於自證其罪。所以雖然乍看起來，將屍體藏在身邊這個舉動匪夷所思，但卻是相比之下風險最小的一種理性選擇。

 

 

資產糾紛？
 

張祺忠被捕的消息，在全港引起了轟動，人們對這起案件的關注，不僅因為嫌犯的高知身份和頗高的社會知名度，還在於這起案件，顛覆了公眾對殺妻案的典型認知。

 

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學教授，兒女雙全的精英家庭，既沒有天價的保險金，也沒有抓馬的婚外情，這起命案似乎發生在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這起案子涉及到的金錢方麵的疑點主要有兩處：一個是五處夫妻共有的物業，張祺忠殺妻後就可以獨占五處房產的全部產權，的確獲益豐厚。

 

但張祺忠說，自己雖然知道和妻子的產業是“長命契”的形式，但從未查詢過它究竟意味著什麽（換句話說就是並不清楚自己會獲得全部產權）。

 

我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這起案子更接近於衝動-失控的殺人案，如果這五處房產真的是張祺忠的動機，那他無疑會策劃一個更周密妥當的謀殺計劃，不會在妻妹在家時貿然動手。

 

（案發後，警方從港大黃克競樓運走木箱）

 

第二個疑點，就是前文說的那張彈票的400萬支票。

 

案發之後，警方在陳慧文的個人物品裏，又發現了其他兩張張祺忠給妻子開的支票（一張600萬，一張670萬），和一張欠條。欠條上寫著，張祺忠欠妻子660萬，如果不能於2018年5月31日還清，則需還770萬。

 

張祺忠說，這些支票都是陳慧文“下令”開的，開票日期是案發前三個月，金額大約是張10年總工資的一半，算是他十年間對妻子欠下的“債務”。之所以會有欠條，則是因為他當時賬戶裏沒有那麽多錢，無法轉給妻子，所以她又叫他打了欠條。

 

張祺忠稱，自己手頭可支配的金額其實隻有50萬左右。但作為管賬人的陳慧文，卻拿著價值400萬的支票去銀行存款，也就是說，按照她的計算，丈夫是“應該”拿得出這筆錢的。

 

那麽問題來了，如果張祺忠果真隻有50萬的可支配財產，這350萬的差額去了哪裏？

 

另外一種可能是，張祺忠的確拿得出這筆錢，但他不想拿出來。也許他對妻子狂熱的買樓愛好早已厭倦，不願再背負另一宗房貸，再節衣縮食地過日子，於是拒絕再拿出錢給妻子投資。

 

所以控方認為，張祺忠是因為“支票衍生的錢財糾紛”，向妻子下了毒手，陳慧賢的證詞中也稱，陳慧文曾說張祺忠“不是一個好人”，“別以為他是好人”，暗示張祺忠似乎隱藏著什麽秘密。

 

不過無論張祺忠是不是真的有什麽秘密需要花錢，警方和控方並沒有找到什麽實質性的證據（比如包養情人或者私自購置的產業），而張祺忠則堅稱殺妻是自己失控的結果，與這些支票無關。

 

 

情感糾葛

 

這起案件於2020年1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審理，張祺忠和陳慧文的性格和夫妻關係，成了這起案件的關鍵因素，也被普遍認為是主要動機之一。

 

在大部分的媒體報道和證人的描述裏，張祺忠是位隱忍多年的好好先生，陳慧文則是個霸道易怒的蠻橫師奶，不但對丈夫極盡貶損淩辱之能事，還多年來對他實施精神折磨。所以在辯方的語境裏，這是一起“懦夫被悍妻欺壓淩辱多年，最終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殺妻”的故事。

 

那麽，情況是不是真是如此呢？下麵我們就通過親戚、朋友、同事、學生等人的觀察和描述，來盡量客觀地來分析一下兩人的性格和夫妻關係。

 

（張祺忠與陳慧文）

 

先說說張祺忠。

 

幾乎從學生時代起，人們對張祺忠的評價，就眾口一辭地一致，那就是說他“非常ok”、“很nice”。

 

張的發小建築師陳梁材回憶，張祺忠在學生時代隨和討喜，各科成績都極為出色，而且“不知道如何對別人說不，對同學很有幫助”，總而言之，是個頗會做人、很受歡迎的學霸。

 

張祺忠的同事們形容他“人好好”，工作有熱誠，樂於幫助同事，對學生愛護有加。

 

學生們則說張是一位心平氣和、耐心嚴謹的“工科大佬”。

 

張祺忠的兒子張思博則說父親是一個樂於助人、有禮貌和友好的人，總是給他做早餐，開車送他上班，幫他解決工作問題。

 

即使那位被拒絕開戶的客戶經理，也對張祺忠的印象頗佳，覺得他有禮貌而講理。而陳慧文因為不停地向他要求更多優惠，被這位客戶經理認為“咄咄逼人”，對她第一印象很差。

 

（張祺忠在會議上發言）

 

不過，除了“人好脾氣好”這樣籠統性的稱讚，張祺忠似乎並沒有其他特別鮮明的個性。

 

隻有一位浸會大學王姓助理教授，稱張祺忠為人正直有原則，是“高教界中腰板最直的人”，但這種評價，很可能是由於這位王教授和張觀點立場相近的緣故。

 

（2009年，張祺忠帶隊參加亞太廣播聯盟機器人大賽）

 

張祺忠長年擔任各種工會和校委職務，對大學裏的政事相當熱衷，是經常在媒體中露臉的“傳媒之友”。從他頗為高調的社會活動來看，張祺忠絕不是一個靦腆內向、埋首書齋型的學者。

 

相反，這些活動往往需要處理許多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張祺忠仍然保持了近乎奇跡的良好口碑，至少說明他的人際交往技能是絕不欠缺、甚至是相當出色的。

 

2018年初，張祺忠生過一場大病，病愈出院後，工作效率和耐性變得不如從前，同事稱他“有時開會之後會發脾氣”。僅僅是“有時”發脾氣，就會被認為是“性格大變”，也可見張祺忠之前的情緒掌控能力有多麽強。

 

與張祺忠相比，陳慧文的風評就差了很多，霸道、易怒、不易相處，是對她最普遍的形容詞。

 

偉倫堂的員工蔡榮輝（音譯）透露，陳慧文的外號叫“天拿水”（一種由多種有機溶劑配製而成的溶液，易燃，和陳的英文名Tina諧音），意指她“一點即著”，一旦有違意願就“不會收聲（閉嘴）”。

 

偉倫堂的員工在頂樓（張祺忠家門外）清點床單或者安裝太陽能板，都會被她投訴，不過蔡榮輝也說，陳慧文雖然個性好強，但他並不認為她“太強勢”。

 

（陳慧文）

 

張祺忠稱妻子“對很多事均抱強烈的個人觀點，並要求他人讚同自己，否則會生氣和指責他人”。陳慧賢也形容姐姐性格火爆，欠缺耐性，愛指責他人。

 

女兒張思慧覺得母親說話尖酸，經常會因為小事和父親爭吵，兒子張思博的說辭則有點矛盾，他一邊強調母親為人友善、有禮貌、待人熱誠，隻是講話心直口快，容易中傷他人。另一方麵又稱陳慧文雖然自己經常改變主意，卻對他人很苛求，經常挑起爭端，吵架時還經常罵髒話。

 

總結起來，陳慧文似乎是情感專家們描繪的那個反麵典型：情商低、不懂得給老公麵子、好心做壞事（張思博說，母親關心外婆健康，卻經常爆發口角，甚至被外婆說是“咒我死”），欠缺溝通技巧——不過，雖然的確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對象，沒有人認為陳慧文有嚴重的品行或者道德問題。

 

案發之後，曾有350多人上書為張祺忠求情輕判，當中不乏社會賢達和著名學者，而對陳慧文，許多網民則感同身受地表示“惡妻難頂”，對張祺忠紛紛寄予了深切同情，甚至“換成我也未必忍得住”。

 

（張祺忠案的相關評論/截選自油管）

 

不過，如果仔細研究陳慧文的性格，就會發現她與其說是脾性本身的惡劣，不如說是一種嚴重欠缺社會技巧而表現出的笨拙。

 

就以她投訴偉倫堂員工們安裝太陽能板這件事為例，陳慧文認為，安裝太陽能板的噪音，打擾了她家人（丈夫和兒女）的工作，所以義正言辭地跑去投訴，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其實是給丈夫（偉倫堂的舍監）的工作“添堵”。

 

陳慧文的“霸道”和“強勢”，更像是以自己的標準來闡釋世界的簡單粗暴。雖然有時出發點是為了別人好，但如果對方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她就會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

 

即使是想要他人聽從自己的時候，她也隻會用最不明智和最笨拙的方式（喋喋不休和發脾氣）——這在本質上，和小孩子想要某種東西時的哭鬧不休沒有什麽區別。

 

陳慧文出身富家，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裏長大，在兩人婚姻的初期，陳慧文很可能的確在性格上會比較自我。

 

但很多新婚妻子，會在和丈夫/孩子的不斷互動中，探索出適合彼此的溝通方式（這大概就是情感專家所謂的“共同成長”或者“馭夫有術”），而陳慧文在結婚30年後，卻似乎依舊毫無頭緒。

 

丈夫記憶裏那個“性格開朗、樂於助人”的年輕姑娘，也成了難以忍受的“惡妻”——這也就是這起案子的重點：張祺忠和陳慧文，究竟有著怎樣的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

 

張思慧在庭審作證時，形容父母“成日都好開心、好sweet”，張祺忠則自稱，自己和妻子的婚姻屬於“開心”。

 

從表麵上看，張祺忠也似乎是位“達標”的好丈夫，他會接送妻子去打球，周末和妻子一起去遛狗或看電影，外出旅行時也會拍攝不少夫婦合影，攜子女與陳慧文共度母親節……

 

（張思慧和張思博出庭作證）

 

不過，在另一個版本裏，張祺忠和陳慧文的夫妻關係，則沒有絲毫的“sweet”可言。

 

陳慧賢稱姐姐姐夫並不浪漫，在她的記憶裏，自從孩子出生以來，就從未見過他們牽手或擁抱。

 

張思博也稱母親經常對父親惡言惡語，埋怨他收入差，經常用“廢”、“仆街”等字眼指責父親，但張祺忠很少反擊，隻是“看起來很生氣，怒目而視”。

 

張祺忠在審判中稱，因為妻子將買樓全部歸功於她自己，抹殺他的努力，因此覺得很受傷和不開心，但認為“發怒的時候對方應該理解到”，所以從未要求妻子“停止侮辱”。除此之外，張祺忠還稱，他認為就是要求，妻子也不會有所改變。

 

辯方認為，由於陳慧文經常在別人麵前侮辱丈夫，形同精神虐待，導致張祺忠情緒控製能力受損，長期壓抑自身情緒，經精神醫師診斷，張祺忠在案發時已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所以影響了判斷力和自製力。

 

（案件相關報道）

 

雖然我不認為精神醫師們對張祺忠的診斷有誤，但辯方的這個論點，即他的抑鬱症到底是怎麽導致的，也有欠妥之處。

 

案發之時，張祺忠剛剛生了一場大病，在學校裏也有派係間的不合和爭鬥，而且張的朋友稱，案發之前張祺忠非常擔憂自己的舍監地位可能不保（這意味著損失免費的住處和一大筆津貼）——所有這些，都可能成為造成張祺忠抑鬱症的壓力源。

 

陳慧文的“指指點點”，對丈夫的傷害究竟有幾分深，這個問題也許除了張祺忠本人，無人能夠回答。

 

（警方2018年8月28日晚逮捕張祺忠）

 

“巧克力醬”這件小事之下，折射出的其實是一種缺乏邊界感和分寸感的家庭關係，在香港這個個體空間被壓縮殆盡的環境裏，家庭成員間經年累月的高密度相處，也會讓所有的怨憤難以宣泄和逃離。

 

而我想在這段婚姻裏，陳慧文一定是孤獨的。陳慧賢回憶，得知自己要去香港小住，陳慧文非常高興，頻繁地和她聯係，然而陳慧文能和妹妹聊的，卻隻有育兒和投資——除此之外，陳慧文的生活裏，顯然沒有其他的話題。

 

大約在案發六七年前，陳慧文曾向張祺忠提出過離婚，但丈夫不同意，陳慧文又提過分居（不涉及財產），張祺忠同樣拒絕了。

 

雖然陳慧文經常在家人麵前斥責丈夫不會賺錢和無能，但在銀行辦理開戶時，她卻自豪地稱丈夫“富有而忙碌”。而陳慧文提出離婚的原因，也和金錢沒什麽關係，是因為丈夫總是不在家，自己感到“無聊和寂寞”。

 

陳慧文對自己“炒房成就”的過分強調和對張祺忠收入的攻擊，也何嚐不是在用一種幾乎瘋狂、近乎絕望的方式，試圖證明自己在這場婚姻中的“價值”，這種價值感，顯然是張祺忠沒有滿足的。

 

所以陳慧文隻能將這種情感上的價值訴求，等同於更容易計算（卻也更可悲）的貨幣價值，那五處房產就成了她在30年婚姻裏唯一的成績。

 

出身富家而並不聰明的陳慧文，為了教育兒女“閱讀育兒書無數”，為了積累家產省吃儉用錙銖必較，雖然她在大部分旁觀者眼中，一個情商低下、不明智不懂事的“惡妻”和“潑婦”，但在這30年的婚姻裏，陳慧文的的確確一直以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無比用力地經營著這段婚姻。

 

2020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張祺忠謀殺罪成，依例判處終身監禁，主審法官彭寶琴判刑時說，案件對被告及其家人均是悲劇。

 

在外人看來，張祺忠一家無疑是令人羨慕的。張祺忠與妻子相伴30載，擁有令人豔羨的財富和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兩人的兒女也很有出息，學業有成，工作體麵。

 

但關起門來，這個表麵美滿的家庭背後，卻是緊繃的親子關係、夫妻關係，身處其中的每個人或許都不是那麽幸福。

 

或許，在追求符合社會期待的“理想幸福模板”時，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想一想，所謂的幸福，究竟是什麽。

 

*因為本案發生在香港，文內資產為港元。

參考資料：

 

《53歲張祺忠為英伯明翰大學博士 專注智能檢測係統研究》/香港經濟日報. 2018-08-29

《被問是否殺害妻子 張祺忠自辯冷靜答：「係」》/星島日報. 2020-11-12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8/29/HK1808290004.htm

https://read01.com/0MPePL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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