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祺忠被捕的消息，在全港引起了轟動，人們對這起案件的關注，不僅因為嫌犯的高知身份和頗高的社會知名度，還在於這起案件，顛覆了公眾對殺妻案的典型認知。
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學教授，兒女雙全的精英家庭，既沒有天價的保險金，也沒有抓馬的婚外情，這起命案似乎發生在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這起案子涉及到的金錢方麵的疑點主要有兩處：一個是五處夫妻共有的物業，張祺忠殺妻後就可以獨占五處房產的全部產權，的確獲益豐厚。
但張祺忠說，自己雖然知道和妻子的產業是“長命契”的形式，但從未查詢過它究竟意味著什麽（換句話說就是並不清楚自己會獲得全部產權）。
我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這起案子更接近於衝動-失控的殺人案，如果這五處房產真的是張祺忠的動機，那他無疑會策劃一個更周密妥當的謀殺計劃，不會在妻妹在家時貿然動手。
案發之後，警方在陳慧文的個人物品裏，又發現了其他兩張張祺忠給妻子開的支票（一張600萬，一張670萬），和一張欠條。欠條上寫著，張祺忠欠妻子660萬，如果不能於2018年5月31日還清，則需還770萬。
張祺忠說，這些支票都是陳慧文“下令”開的，開票日期是案發前三個月，金額大約是張10年總工資的一半，算是他十年間對妻子欠下的“債務”。之所以會有欠條，則是因為他當時賬戶裏沒有那麽多錢，無法轉給妻子，所以她又叫他打了欠條。
張祺忠稱，自己手頭可支配的金額其實隻有50萬左右。但作為管賬人的陳慧文，卻拿著價值400萬的支票去銀行存款，也就是說，按照她的計算，丈夫是“應該”拿得出這筆錢的。
那麽問題來了，如果張祺忠果真隻有50萬的可支配財產，這350萬的差額去了哪裏？
另外一種可能是，張祺忠的確拿得出這筆錢，但他不想拿出來。也許他對妻子狂熱的買樓愛好早已厭倦，不願再背負另一宗房貸，再節衣縮食地過日子，於是拒絕再拿出錢給妻子投資。
所以控方認為，張祺忠是因為“支票衍生的錢財糾紛”，向妻子下了毒手，陳慧賢的證詞中也稱，陳慧文曾說張祺忠“不是一個好人”，“別以為他是好人”，暗示張祺忠似乎隱藏著什麽秘密。
不過無論張祺忠是不是真的有什麽秘密需要花錢，警方和控方並沒有找到什麽實質性的證據（比如包養情人或者私自購置的產業），而張祺忠則堅稱殺妻是自己失控的結果，與這些支票無關。
這起案件於2020年1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審理，張祺忠和陳慧文的性格和夫妻關係，成了這起案件的關鍵因素，也被普遍認為是主要動機之一。
在大部分的媒體報道和證人的描述裏，張祺忠是位隱忍多年的好好先生，陳慧文則是個霸道易怒的蠻橫師奶，不但對丈夫極盡貶損淩辱之能事，還多年來對他實施精神折磨。所以在辯方的語境裏，這是一起“懦夫被悍妻欺壓淩辱多年，最終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殺妻”的故事。
那麽，情況是不是真是如此呢？下麵我們就通過親戚、朋友、同事、學生等人的觀察和描述，來盡量客觀地來分析一下兩人的性格和夫妻關係。
幾乎從學生時代起，人們對張祺忠的評價，就眾口一辭地一致，那就是說他“非常ok”、“很nice”。
張的發小建築師陳梁材回憶，張祺忠在學生時代隨和討喜，各科成績都極為出色，而且“不知道如何對別人說不，對同學很有幫助”，總而言之，是個頗會做人、很受歡迎的學霸。
張祺忠的同事們形容他“人好好”，工作有熱誠，樂於幫助同事，對學生愛護有加。
學生們則說張是一位心平氣和、耐心嚴謹的“工科大佬”。
張祺忠的兒子張思博則說父親是一個樂於助人、有禮貌和友好的人，總是給他做早餐，開車送他上班，幫他解決工作問題。
即使那位被拒絕開戶的客戶經理，也對張祺忠的印象頗佳，覺得他有禮貌而講理。而陳慧文因為不停地向他要求更多優惠，被這位客戶經理認為“咄咄逼人”，對她第一印象很差。
不過，除了“人好脾氣好”這樣籠統性的稱讚，張祺忠似乎並沒有其他特別鮮明的個性。
隻有一位浸會大學王姓助理教授，稱張祺忠為人正直有原則，是“高教界中腰板最直的人”，但這種評價，很可能是由於這位王教授和張觀點立場相近的緣故。
（2009年，張祺忠帶隊參加亞太廣播聯盟機器人大賽）
張祺忠長年擔任各種工會和校委職務，對大學裏的政事相當熱衷，是經常在媒體中露臉的“傳媒之友”。從他頗為高調的社會活動來看，張祺忠絕不是一個靦腆內向、埋首書齋型的學者。
相反，這些活動往往需要處理許多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張祺忠仍然保持了近乎奇跡的良好口碑，至少說明他的人際交往技能是絕不欠缺、甚至是相當出色的。
2018年初，張祺忠生過一場大病，病愈出院後，工作效率和耐性變得不如從前，同事稱他“有時開會之後會發脾氣”。僅僅是“有時”發脾氣，就會被認為是“性格大變”，也可見張祺忠之前的情緒掌控能力有多麽強。
與張祺忠相比，陳慧文的風評就差了很多，霸道、易怒、不易相處，是對她最普遍的形容詞。
偉倫堂的員工蔡榮輝（音譯）透露，陳慧文的外號叫“天拿水”（一種由多種有機溶劑配製而成的溶液，易燃，和陳的英文名Tina諧音），意指她“一點即著”，一旦有違意願就“不會收聲（閉嘴）”。
偉倫堂的員工在頂樓（張祺忠家門外）清點床單或者安裝太陽能板，都會被她投訴，不過蔡榮輝也說，陳慧文雖然個性好強，但他並不認為她“太強勢”。
張祺忠稱妻子“對很多事均抱強烈的個人觀點，並要求他人讚同自己，否則會生氣和指責他人”。陳慧賢也形容姐姐性格火爆，欠缺耐性，愛指責他人。
女兒張思慧覺得母親說話尖酸，經常會因為小事和父親爭吵，兒子張思博的說辭則有點矛盾，他一邊強調母親為人友善、有禮貌、待人熱誠，隻是講話心直口快，容易中傷他人。另一方麵又稱陳慧文雖然自己經常改變主意，卻對他人很苛求，經常挑起爭端，吵架時還經常罵髒話。
總結起來，陳慧文似乎是情感專家們描繪的那個反麵典型：情商低、不懂得給老公麵子、好心做壞事（張思博說，母親關心外婆健康，卻經常爆發口角，甚至被外婆說是“咒我死”），欠缺溝通技巧——不過，雖然的確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對象，沒有人認為陳慧文有嚴重的品行或者道德問題。
案發之後，曾有350多人上書為張祺忠求情輕判，當中不乏社會賢達和著名學者，而對陳慧文，許多網民則感同身受地表示“惡妻難頂”，對張祺忠紛紛寄予了深切同情，甚至“換成我也未必忍得住”。
不過，如果仔細研究陳慧文的性格，就會發現她與其說是脾性本身的惡劣，不如說是一種嚴重欠缺社會技巧而表現出的笨拙。
就以她投訴偉倫堂員工們安裝太陽能板這件事為例，陳慧文認為，安裝太陽能板的噪音，打擾了她家人（丈夫和兒女）的工作，所以義正言辭地跑去投訴，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其實是給丈夫（偉倫堂的舍監）的工作“添堵”。
陳慧文的“霸道”和“強勢”，更像是以自己的標準來闡釋世界的簡單粗暴。雖然有時出發點是為了別人好，但如果對方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她就會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
即使是想要他人聽從自己的時候，她也隻會用最不明智和最笨拙的方式（喋喋不休和發脾氣）——這在本質上，和小孩子想要某種東西時的哭鬧不休沒有什麽區別。
陳慧文出身富家，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裏長大，在兩人婚姻的初期，陳慧文很可能的確在性格上會比較自我。
但很多新婚妻子，會在和丈夫/孩子的不斷互動中，探索出適合彼此的溝通方式（這大概就是情感專家所謂的“共同成長”或者“馭夫有術”），而陳慧文在結婚30年後，卻似乎依舊毫無頭緒。
丈夫記憶裏那個“性格開朗、樂於助人”的年輕姑娘，也成了難以忍受的“惡妻”——這也就是這起案子的重點：張祺忠和陳慧文，究竟有著怎樣的夫妻關係？
張思慧在庭審作證時，形容父母“成日都好開心、好sweet”，張祺忠則自稱，自己和妻子的婚姻屬於“開心”。
從表麵上看，張祺忠也似乎是位“達標”的好丈夫，他會接送妻子去打球，周末和妻子一起去遛狗或看電影，外出旅行時也會拍攝不少夫婦合影，攜子女與陳慧文共度母親節……
不過，在另一個版本裏，張祺忠和陳慧文的夫妻關係，則沒有絲毫的“sweet”可言。
陳慧賢稱姐姐姐夫並不浪漫，在她的記憶裏，自從孩子出生以來，就從未見過他們牽手或擁抱。
張思博也稱母親經常對父親惡言惡語，埋怨他收入差，經常用“廢”、“仆街”等字眼指責父親，但張祺忠很少反擊，隻是“看起來很生氣，怒目而視”。
張祺忠在審判中稱，因為妻子將買樓全部歸功於她自己，抹殺他的努力，因此覺得很受傷和不開心，但認為“發怒的時候對方應該理解到”，所以從未要求妻子“停止侮辱”。除此之外，張祺忠還稱，他認為就是要求，妻子也不會有所改變。
辯方認為，由於陳慧文經常在別人麵前侮辱丈夫，形同精神虐待，導致張祺忠情緒控製能力受損，長期壓抑自身情緒，經精神醫師診斷，張祺忠在案發時已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所以影響了判斷力和自製力。
雖然我不認為精神醫師們對張祺忠的診斷有誤，但辯方的這個論點，即他的抑鬱症到底是怎麽導致的，也有欠妥之處。
案發之時，張祺忠剛剛生了一場大病，在學校裏也有派係間的不合和爭鬥，而且張的朋友稱，案發之前張祺忠非常擔憂自己的舍監地位可能不保（這意味著損失免費的住處和一大筆津貼）——所有這些，都可能成為造成張祺忠抑鬱症的壓力源。
陳慧文的“指指點點”，對丈夫的傷害究竟有幾分深，這個問題也許除了張祺忠本人，無人能夠回答。
“巧克力醬”這件小事之下，折射出的其實是一種缺乏邊界感和分寸感的家庭關係，在香港這個個體空間被壓縮殆盡的環境裏，家庭成員間經年累月的高密度相處，也會讓所有的怨憤難以宣泄和逃離。
而我想在這段婚姻裏，陳慧文一定是孤獨的。陳慧賢回憶，得知自己要去香港小住，陳慧文非常高興，頻繁地和她聯係，然而陳慧文能和妹妹聊的，卻隻有育兒和投資——除此之外，陳慧文的生活裏，顯然沒有其他的話題。
大約在案發六七年前，陳慧文曾向張祺忠提出過離婚，但丈夫不同意，陳慧文又提過分居（不涉及財產），張祺忠同樣拒絕了。
雖然陳慧文經常在家人麵前斥責丈夫不會賺錢和無能，但在銀行辦理開戶時，她卻自豪地稱丈夫“富有而忙碌”。而陳慧文提出離婚的原因，也和金錢沒什麽關係，是因為丈夫總是不在家，自己感到“無聊和寂寞”。
陳慧文對自己“炒房成就”的過分強調和對張祺忠收入的攻擊，也何嚐不是在用一種幾乎瘋狂、近乎絕望的方式，試圖證明自己在這場婚姻中的“價值”，這種價值感，顯然是張祺忠沒有滿足的。
所以陳慧文隻能將這種情感上的價值訴求，等同於更容易計算（卻也更可悲）的貨幣價值，那五處房產就成了她在30年婚姻裏唯一的成績。
出身富家而並不聰明的陳慧文，為了教育兒女“閱讀育兒書無數”，為了積累家產省吃儉用錙銖必較，雖然她在大部分旁觀者眼中，一個情商低下、不明智不懂事的“惡妻”和“潑婦”，但在這30年的婚姻裏，陳慧文的的確確一直以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無比用力地經營著這段婚姻。
2020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張祺忠謀殺罪成，依例判處終身監禁，主審法官彭寶琴判刑時說，案件對被告及其家人均是悲劇。
在外人看來，張祺忠一家無疑是令人羨慕的。張祺忠與妻子相伴30載，擁有令人豔羨的財富和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兩人的兒女也很有出息，學業有成，工作體麵。
但關起門來，這個表麵美滿的家庭背後，卻是緊繃的親子關係、夫妻關係，身處其中的每個人或許都不是那麽幸福。
或許，在追求符合社會期待的“理想幸福模板”時，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想一想，所謂的幸福，究竟是什麽。
《53歲張祺忠為英伯明翰大學博士 專注智能檢測係統研究》/香港經濟日報. 2018-08-29
《被問是否殺害妻子 張祺忠自辯冷靜答：「係」》/星島日報.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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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2022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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