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使用網絡相親時，人們通常會提出比線下相親時更為苛刻且具體的擇偶標準。在沒有其他人情因素需要權宜時，誰也不想浪費時間。”
我沒經曆過相親，但安排過一次相親。女方是我的大學同學，男方是我的小學同學，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們倆都單著。女方好看，文藝，男方個高，讀清華。我發誓，以我社恐的程度，並不愛幹這種牽線搭橋的事兒。撮合他們倆，就是因為一句玩笑：倆人有夫妻相。也不是因為都好看，而是當年他們倆都黑瘦黑瘦的，就想，不如組個局吧。在那個為他們衡量彼此的短暫過程裏，我很像是一台電腦，計算著數據的重合度。數據並不精準，雙方的條件、需求，都是以我對他們的了解猜個大概，更多基於喜好的重合度，喜歡的書、愛看的電影之類。有一些問題，我在自己盲目的戀愛中都不曾考慮，但它們卻也被我像模像樣地列入了兩個人的“數據庫”，比如學曆、專業、家庭條件之類。兩個朋友的父母，都是我熟悉的長輩，所以心裏多了個包袱。算計一遭，覺得這事兒並不草率，就拽著倆人見麵了。
結果，相親真的成功了。他們倆從戀愛到結婚，如今也應該有十幾年了。現在回過頭去想，我當時心裏經過的那番暗暗權衡、那個包袱，究竟來自什麽呢？為什麽我在戀愛中不屑於考慮的問題，卻要求自己在安排他們“相親”前，為他們弄清楚？這一番紅娘的自我修養，照貓畫虎的職業操守之間，可能就是我對相親的認識——一種數據的匹配。我在腦中計算他們數據的重合度，其實就是在考慮所謂的門當戶對。
相親的形式可太多了，換句話說就是交換數據的方式多。我所謂的“數據”，也就是個人的條件，可能在飯桌上的一句話中被拋出來，坐在對麵的人接住了，就幹一杯，接不住就說拜拜；也可能在什麽相親活動的現場被大屏幕播放出來，屏幕外的人接收到了，就會把心形的貼紙或是手中的玫瑰送給他/她，接收不到，就拍滅手裏的燈，繼續等待。總之各有各的招數。比較誇張又有些特殊的，“相親角”算一個。
有名的是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一到周末，上千位父母聚在小小的公園裏，塑封的A4紙鋪天蓋地，有的夾在衣領上，有的掛在樹上，有的立在地上的小馬紮前麵，上麵寫滿子女們的信息，性別、年齡、身高、學曆、年薪、房車資產，一目了然，數據完成交換再不用多費口舌。這些退休或即將退休的老人們，但凡有備而來，通常是準備打持久戰的，少則半天，多則一整天。每個周末都去，有的人一去就是一年、幾年，有的人甚至一去就是10年，頭發從花白變成全白是一點兒都不誇張的。
2018年9月9日，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 （連國慶 攝/IC photo 供圖）
據說，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學英語熱潮裏，人民公園曾經是個“英語角”。後來有段時間，它變成了交換公房的地方。人們的需求變了，這個位居城市中心點的公共空間，扮演的角色也就跟著變。2005年，一個為女兒婚事發愁的媽媽牽頭兒，幾個家長參照著北京龍潭湖公園，又把它變成了相親角。所以也可以說，相親角是始於焦慮的。
如果不是因為焦慮，誰會用10年的周末，擠在人山人海中，認定那一張張A4紙上，那些大同小異的個人信息中間，就有他的孩子要尋找的另一半呢？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的教授計迎春是在2018年聚焦人民公園的，她組建的研究團隊有十幾個人，花了幾年時間在相親角進行觀察，與人聊天，或做深度的訪談。她告訴我，他們的調查和研究雖然還沒有到得出結論的階段，但其間有很多發現。
就剛才那幾個問題，我沒有拋給計迎春，她就已經解答了：到相親角積極地為子女張羅婚事的父母們，他們的子女可並不一定急於步入婚姻。他們當中有些是瞞著子女去的，另一些雖然和子女商量過，但也沒有得到讚同。即便子女同意，父母在相親中扮演的也隻是輔助性的角色，沒有決定權。看到不錯的人選，讓子女互相加個微信，基本上就石沉大海了，於是父母又開始新一輪的數據碰撞和搜尋。相親的方式的確很多，對象並不一定非要在相親角尋找，可是當年邁的父母們把身邊依賴的人脈都用光後，除了去相親角，又似乎真的無計可施了。
父母為什麽那麽焦慮呢？計迎春曾經提出過一個“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說的是在轉型期的中國城市社會，家庭變得比以往更為重要，家庭成員的紐帶比以往更為緊密，大家更加相互依賴。這種複興修正的家庭主義與中國傳統社會父係家長一支獨大的傳統父權家庭主義有所不同。它體現出的是一種傳統與現代並存交錯，是父母子女、夫妻相互依賴和分工合作的家庭模式。家庭的重要性增加，父母們對子女結婚成家的希望自然也就更為迫切，他們希望看到子女有人照顧支持，老有所依。對子女婚姻的焦慮，實則是為子女的養老焦慮。相親角也許並不能真的解決他們的擔憂，但可以暫時容納他們的焦慮。
計迎春發現，一些父母的焦慮中還包含其他的情緒。比如王阿姨，她來相親角的原因，是曾經幹涉過女兒的戀愛，女兒分手了，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再幫她找一個。當初，她覺得女兒隻能嫁給上海本地人，就硬把戀愛多年的兩個年輕人拆散了。在那之後，女兒很長時間沒再和她說話，並告訴她，自己再也不談戀愛了。王阿姨不知道怎麽辦，被朋友拉進了相親角之後，她每個周末都抱回家一大摞資料，塞到女兒手裏，可是女兒對此始終都以幾個固定動作回應：撕碎，扔進馬桶，衝走。王阿姨還是不停地前往相親角，對她來說，那很像是一場贖罪，至少是可以打發掉一些內疚的。
婚姻焦慮當然不是父母們特有的情緒。計迎春告訴我，雖然大多數子女最初是反對父母去相親角的，但是時間長了，一些子女的態度會發生改變：從拒絕到逐漸默許，再到開始主動詢問，配合相親。這種轉變大多來自女性。
“在愛情領域中，女性的有限性是以生育年齡為特征的。”伊娃·易洛斯在《愛，為什麽痛？》一書中寫的這句話，在相親角裏有非常具體的畫麵：有兩個坐在一起很久的家長，孩子一男一女，年紀差不多，家庭條件、學曆也相當。怎麽就沒考慮讓兩個孩子在一起談一下呢？男方的家長回答說，兩年前就覺得他們兩個蠻般配的，問過。但是人家女孩子說還想玩兒，原本就不想讓她的媽媽來相親的，就沒談成。現在呢？兩年過去了，他們兩個都30多歲了，我們不會再選她了。她的“價位”跌了。
我原以為，“婚姻市場”這個社會學概念隻是一個學術用語，沒想到相親現場中出現的“降價”卻能把“市場”這個詞變成了真的。
據說，如果你一大早就跑到相親角，會覺得身邊環繞的那些大大的紙上寫的全都是“女”，男孩的父母特別少。但相親角中真實的男女比例是沒有那麽大差異的。到了下午，男孩的父母們才會慢悠悠地入場。和那些清早就來“上班”，很晚才會離開的女孩家長們相比，他們顯得相對淡然，因為他們擁有更多選擇的時間。
最初進入相親角的男方家長，看到女孩們的學曆、年薪之高，往往會表現得自慚形穢：“真的太優秀，這太難了，我們家兒子根本配不上她們！”很快，當他們發現女方家長們對那些“硬件”的要求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麽高，他們的心態就會迅速地扭轉：“你們家女兒配不上我們家兒子！”也許他們發現了“時間”的秘密，它是相親者手中最重要的砝碼，原本誰的手中都有，可女方的，似乎總是用得更快。
張阿姨為了給女兒找對象，也曾經每個周末都駐紮在相親角。但還沒等到什麽結果，她就不再去了。她說，男方的家長們給她的感覺很不好，說起話來就像選妃子一樣，挑挑揀揀，評頭論足。有一個男孩各方麵條件都不錯，他的家長對張阿姨的女兒也很滿意。兩個老人就互相留了微信。對方說：微信給你了，你的女兒要在某天幾點聯係我的兒子。語氣就像是在發號施令，張阿姨心裏不舒服，這件事就作罷了。沒想到，兩個老人轉臉又在相親角遇上的時候，男方的家長勃然大怒，質問的語氣讓張阿姨覺得，相親角是一個何等奇怪的場域，裏麵似乎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使他們的人格也變得不平等了。這種失衡是非常戲劇化的，但在矛盾高度集中的相親場域裏，又發生得那麽自然而然。
計迎春在相親角還見過另一種“降價”：一個女孩兒的個人信息上原本寫著：年薪90萬。過了不到半年：年薪60萬。又過了一段時間：年薪40萬以上。一年的時間裏，她的其他條件都沒有改變，但年薪一降再降。她的母親說，原本以為自己女兒的高薪是值得驕傲的優勢，但後來才知道，這是會嚇跑相親對象的。即便對男方的收入不提要求，隻要一說到女兒的年薪，人家就直接拒絕了。男方覺得，壓力太大了。相親角裏的“收入觀”通常是：年薪90萬的女性，不會斷然拒絕年薪30萬的男性；但反過來，年薪30萬的男性，並不願意和比自己收入高的，更別說是高幾倍的女性交往。
那麽學曆呢？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中，學曆和年薪通常是成正比的。如果女性的高薪“不被允許”，那麽，“女博士”是否也依然像很多年前那樣在婚姻市場中受到歧視呢？計迎春告訴我，女博士曾被“另眼看待”，一部分原因是當時的高學曆者是少數，她們因為稀有才被視為異類。如今，博士並不罕見，幾乎不再背負偏見了。有統計數據表明，在中國的城市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經全麵超越了男性，無論本科、碩士還是博士，女性的入校比例都更高。
相親者們對學曆的看法，是很微妙的。女方通常認為，學曆代表見識、趣味、共同話語，男方則把學曆對標智商、基因、生育的質量和教育孩子的能力。所以，他們雖然不希望女方的薪資太高，但是期待一定的學曆。
總結下來，30歲以下、高學曆、有工作，但無過高薪資，一旦被選中要表現積極，這大概是男方家庭通用的擇偶標準。相比之下女方家庭的標準既不明確，也不固定。在婚姻市場中，女性作為弱勢已是共識。相親角中貯滿的焦慮，又將它一再放大。作為一個不符合標準的女性，我想趕緊走出相親角了。
我想起了Nana。她是一個37歲、定居上海的單親媽媽，有自己很願為之拚搏的事業、自信，瀟灑。2020年初，疫情剛起不久，我們做過一期“重新看待親密關係”的封麵故事，那時她就是我的采訪對象。當時，孩子因為疫情延遲開學，和老人留在老家，Nana先一步回了上海，開啟了離婚幾年後第一段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她在手機上下載了Tinder，開始約會。換一種說法，就是開始了網絡相親。這兩年，她始終沒有離開Tinder，從免費用戶升級成付費會員，認識了不少人，和很多人見了麵，也正式交往過幾個。
很顯然，以Nana的條件，是沒辦法在相親角那樣的地方立足的。我想知道，在網絡相親中，她會不會也感覺到自己處在婚姻市場的底端，有沒有因此受到鄙視，需不需要一再地為自己重新估價？她說：“不敢有人對我鄙視，否則我就直接取關了呀！”這個回答說出了很多人熱衷網絡相親的一個關鍵原因：選擇的自由。
和通過親戚朋友介紹的相親相比，網絡相親的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沒人問你為什麽不喜歡他，為什麽沒了下文。沒人會要求你再給介紹人一個麵子，和某某再吃上一頓。也沒有人比你更知道你想和什麽樣的人做伴。
網絡相親並不是多麽新鮮的事物。西方最早的相親網站“Match.com”創立在1995年。國內最早發展起來的大型相親網站“世紀佳緣”，創立的時間是2003年，比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還早了兩年。2010年後，網絡相親開始轉移到手機的客戶端，Tinder、陌陌之類，它們自定義為交友工具。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係的副教授錢嶽說，使用網絡相親的人，一般比使用其他方式相親的人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並且，越來越年輕。通常，當一個人處於隨時可以碰到潛在對象的人生階段，是不會使用相親軟件的。像大學生，他們的身邊有大量單身、誌趣相投的人，按道理說多多參加社團活動，與同學多交流，是不難找到另一半的。但是從美國的一項調查結果中看，如今像Tinder這樣的交友、相親軟件，風行於大學校園。大學生使用Tinder或者其他相似的App，都是為了著手步入婚姻嗎？當然不可能了。這正好體現出在使用網絡相親的人群最大的特點之一：需求的差異性。他們可能是在急著結婚，但也可能隻是想談個戀愛，找個性伴侶。或者，長遠的目標指向婚姻，但眼下並不急於明確。
比如Nana，又忙工作又帶娃，沒什麽時間可以浪費，所以她從來沒覺得通過Tinder約會隻是在玩兒，但也不認為就必須在手指的左劃右劃間再一次踏入婚姻的圍城。她不排斥再婚，甚至覺得遇到合適的人，可能還會再給他生個孩子。
網絡相親不是鋪天蓋地的明碼競價，但也一點兒不少“市場”的模樣。有人把這樣的相親比喻成網購，隻要輸入關鍵詞，符合條件的“商品”就會占滿你的屏幕，而那些不符合條件的根本不會出現。它是一種更為精細化的服務。國外通過網絡相親而結識的人中，人數增長最快的群體是同性戀者，4%左右的存在比例，使他們更需要以網絡相親的方式提高分辨彼此的效率。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隻希望結識同種族、同民族伴侶的群體中。在國內，直指精細化需求的相親，有對標學曆的所謂“985相親”、對標地域的以身份證前三位數字作為準入口令的“211相親”之類。
錢嶽發現，使用網絡相親時，人們通常會提出比線下相親時更為苛刻且具體的擇偶標準。在沒有其他人情因素需要權宜時，誰也不想浪費時間。並且，以人們對網絡的了解，通常會認為無論自己給出多麽具體的指向，諸如喜歡喝茶不喝咖啡，接受養貓但不同意養狗，也都是可以找到海量的匹配人選的。因此，沒有必要模糊，沒有必要妥協。
這種選擇的自由，是打破了局限，還是加深了局限呢？網絡相親最開始出現的時候，研究者就持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認為網絡顯然打破了日常的社交圈層，讓交友的範圍擴大了；另一方則基於相親網絡使用的相似性算法，認為它在加深人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例如，在一次朋友聚會中你認識了一個女孩兒，想和她發展成戀愛關係。這時你才知道，她是個女博士。你有可能當即認為，怪不得她這麽有趣。你可能不會記得在創建網絡相親的賬戶時，你的擇偶標準裏有一條：博士以下學曆。也就是說，網絡平台基於你給出的標準，也許會向你推送千千萬位潛在對象，但決不會讓你和眼前的這位有趣的女博士相遇。
《Essence》雜誌專欄作家盧卡斯（右二）會寫下自己的相親經曆，為黑人女性如何挑選合適的男性給出建議 （視覺中國供圖）
基於“網購”的特點，我回想起Nana說的，沒有人敢鄙視她。我當然相信她的話，也相信隨時“取關”的自由可以幫她保持自信。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網絡相親背後的婚姻市場，完全不同於傳統相親呢？不依托於父母，而是由相親者自己，尤其是更為年輕化的相親者們提出的擇偶標準，有什麽不一樣呢？他們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另一半嗎？
錢嶽對使用網絡相親、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海年輕人進行調查後發現。當他們被問到想要找什麽樣的伴侶時，最常見的答案是：一個聊得來的人。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它很少會出現在父母一輩想當年的擇偶標準中，那個時候的高頻詞可能是：有上進心、孝順、顧家。至少，聊得來不會是首要的考慮因素。那麽，什麽是聊得來呢？人們喜歡舉反例回答。比如，有個男性說，我最喜歡去博物館、聽音樂會，如果對方最喜歡宅在家裏看韓劇，那就聊不來。一個女性說，如果我想跟他聊毛姆，他連毛姆是誰都不知道，那就聊不來。
“聊得來”看似是一個無形的標準，在提出者沒有給出更為具體的解釋時，我們很可能把它歸結為一種飄忽的感覺，就像愛情。但實際上，它是基於客觀現實的，比如相似的教育背景、不相上下的家庭條件、差距不大的收入水平，等等。說白了，還是門當戶對。我們總是以為網絡相親給予了更多的自主權，使我們不再依據父母給出的框架進行挑選，但最終會發現，自己的選擇和父母的選擇，並沒有相差很遠。
也不是一切都沒有改變過。在錢嶽的調查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同意下麵這個說法：男性應該專注於工作，女性應該主要照顧家庭？“50後”“60後”回答時，支持或反對，男女兩方的答案差不多。“90後”回答時，男性明顯比女性更加表示支持。性別觀念的差異特別顯著。
對配偶年齡的選擇上，男性表現出，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們越來越想找比自己年輕更多的女性。比如，25歲的男性，通常想找23～27歲的女性；30歲的男性，普遍選擇23～29歲的女性；而40歲以上的男性給出的答案，是希望找到22～30歲的女性作為伴侶。而女性，不論什麽年齡，在調查中給出的答案始終是：想要找與自己年齡差距3歲以內的男性。
此外，和相親角反映的狀況如出一轍的是男女對教育的重視，以及理由。男性偏好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傾向名校畢業，理由是：未來能更好地當媽媽。女性同樣重視教育程度，但沒有人提出，關注男性的學曆是覺得高學曆者能成為更好的爸爸。同時，在有著高等學曆的女性中，相當一部分人表示，未來不一定會選擇生育。
綜合這一係列的調查結果，中國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伴侶始終是賢妻良母。在家庭觀念、性別分工上，男女雙方有著越來越大的差別。似乎，更高的教育，更多地改變了女性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但對男性的觀念改變非常小。當男性和女性想法越走越遠，而他們又認為小小的搜索框背後是成千上萬的潛在理想對象可以隨意挑選，不必去改變自己時，聊得來的人還會在嗎？
Nana說，下個App吧。我的經驗就是不斷地去見人，不斷地栽跟頭。不要為了相親而相親，真實世界裏沒有相親。這個說法聽起來意味深長，我似懂非懂。她說，相親可能是一個時間點，但兩個人的關係和感情需要經曆的是一個漫長的時間段。相親並不解決問題，反而可能生產很多沒有經曆過驗證的問題。真要相親，就給自己個時間限、小目標，比如3個月、半年、一年，一步步推進，不能一見麵就隻想著這個人能不能白頭到老。相親中的人當然都帶著各自的標準、條件，比如她吧，就是希望對方比自己的能力高一點，錢也多一點。但多一點兒就夠了，重要的是能被對方賦能。相親最終相的是自己。
另外，她覺得相親中最核心的問題不是你挑我、我挑你，而是溝通，是如何表達自己。以她的經驗，大多數人在相親中對話效率是極其低的，一句“Hi”之後，就不知道該說什麽好了，根本不知道怎麽介紹自己。或者相反，說起話來，沒有分寸感，每句話後麵都帶個問號。交往中，願意給對方留白的尊重始終是重要的。
她說，兩年前剛剛開始網絡相親時，她通常是表麵故作瀟灑，內心繃得很緊，拿著手機挑選對象，就像刷抖音一樣，隻要發現對方有一點點不合適，拔腿就跑。現在，她慢慢放鬆下來了。她發現，想要交往，是一定要趕緊把網絡上的人拉到現實中見麵的，要在現實生活中發生聯結。相親是一種儀式，門當戶對也是一種儀式，生活總是需要儀式的。
（本文選自三聯數字刊2022年第6/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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