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最聰明的人總是做出最愚蠢的決策？

 

 

 

洛克雜譚

微信號：luokezatan

發表 2022年04月01日

 

 

 

 

 

政治是由最聰明的人組成的，卻總是做出最愚蠢的決策。

——巴巴拉·塔奇曼

 

約翰·亞當斯曾說：“盡管人類在所有其他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進展，但在管理方式上與三四千年前相比並沒有好到哪裏去。”

 

縱觀人類浩浩蕩蕩的一部發展史，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如此經常性地犯蠢，做出與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事：

 

——特洛伊的統治者有種種理由懷疑木馬是希臘人的詭計，他們還要將它拉到城裏去。

——喬治三世的曆屆內閣，都對美洲殖民地堅持威脅態度，盡管這樣做有百害而無一利。

——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侖，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不考慮先驅們遭受的滅頂之災，仍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

——蔣介石拒絕聽從任何改革的聲音，直至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對國家的控製......

現在俄羅斯的對外擴張，又何嚐不是如此？為什麽與人類所有的活動相比，政府的表現是如此不如人意？對於這個困擾人類幾千年的問題，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有極為深刻的洞見。

 

巴巴拉·塔奇曼在《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這本書中，不僅深入剖析了讓政府頻繁犯錯、甚至作惡的機理，也展示了群盲是如何侵害整個社會的理智，讓一個正常人做出毀滅性的行為。

她的書，寫盡了人類的愚蠢。

▲“木馬屠城”的故事說明，愚蠢是人類自古以來的一種“絕症”

 

▌愚政不是病，而是難以治愈的絕症

塔奇曼指出政府的失當行為有四種，且通常不會單獨出現。它們是：

●暴政或壓迫，曆史上已經有無數此類臭名昭著的例子，這裏無須贅述。

●過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征服西西裏，德國自視為優秀種族而兩次試圖統治歐洲，日本謀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無能或頹廢，比如晚期的羅馬帝國，最後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末代王朝清朝。

●愚蠢或墮落。愚政的出現與其所處時代或地域並無關聯，這是一種永久的普遍的現象。

 

在塔奇曼看來，愚蠢與政權形式並沒有關係：無論是在君主製、寡頭政治還是民主政體下，都同樣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它與民族或階級也不相幹。

 

每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各國領導人，幾乎都深知治國之術和權力遊戲，卻同時陷入驚人的集體愚蠢、迷之自信，正是這些聰明絕頂的職業政客，親手將人類文明拖入了毀滅性的大災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愚蠢的戰爭，它本不該發生，卻永遠地改變了曆史走向

 

▌偏見與妄想，總會演變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塔奇曼認為愚蠢行為產生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兩方麵：

一方麵在於“我們別無選擇”論點中的自我禁錮，另一方麵則是最經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對敵人的低估。

 

這兩個原因或許可以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是那麽地深遠，可以說，一戰改變了世界的軌道，也使得我們活在了這個曆史延長線上。

 

用塔奇曼的話說，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沒有賠償，沒有戰爭罪責，不會出現希特勒，或許也不會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會有猶太人大屠殺，不會有冷戰，當然，也就不會有後來中國的變色。這還沒算上在戰爭中死去的數以百萬人。

 

一戰前，在工業革命帶動下，科學、醫學、藝術和政治哲學等等，都迅速發展，文明的未來從未如此光明，然後，突然間，一切都陷入火海。

 

有史以來，第一次，鐵絲網、機關槍、坦克廣泛使用，還有其中最惡劣的毒氣的使用，把法國戰場和俄羅斯大草原變成了巨大的墳場。

 

1917年，戰爭陷入僵局。誰知道如果沒有美國卷進來，戰爭會持續多久？

諷刺的是，威爾遜之所以當選總統，很大程度上因為他承諾不讓美國人卷入歐洲戰爭，最後事實上，麵對這場邪惡，沒有一個大國能獨善其身。

 

“愚政”仿佛有一部事先寫好的劇本，偏見與妄想早已預設其中，一單按下開關，就會有一連串的愚蠢事件接踵而至，最終演變成一幕幕不可挽回的悲劇。

▲塔奇曼說，“愚蠢行為在事件發生後仍一如既往”，二戰本質上就是一戰的延續。

 

▌當世界衝向懸崖時，需要有一種力量拉住它

作為“篤信宗教的戰前一代”，塔奇曼堅信“正義和理性最終會獲得勝利”。她熱情謳歌美國獨立革命、以色列衛國戰爭，而她的研究和寫作，卻始終致力於減少戰爭。

她的確做到了，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她的著作曾經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美蘇兩大陣營劍拔弩張，足夠毀滅地球數百次的核戰爭一觸即發。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將目光聚焦在美國總統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擇，將決定其國家走向，乃至全人類的命運。

 

彼時，肯尼迪的案頭，除了核密碼箱，還有一本當代曆史學者的作品——那正是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炮火》，這本書詳細地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肯尼迪反複閱讀，陷入沉思，並用書中揭示的曆史教訓不斷警示自己。肯尼迪發誓，自己絕不重蹈覆轍，“我肯定會做出更好的選擇”。

 

於是，他在最後關頭沉住氣，步步施壓，既達成了政治意圖，又避免了將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戰。

事後，肯尼迪把這位女作家的書當成國禮，寄給了英國首相，希望對方牢記英美兩國的特殊友誼，並且“對現代文明及其敵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與警惕”。

 

十年之後的1972年，中美兩國都被籠罩在蘇聯核威懾的陰影之下，而美國更深陷越戰的泥潭。為維係國家安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突然訪華，世界為之瞠目——這是1949年之後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而尼克鬆也像肯尼迪一樣，將這位曆史學者的書贈送給中國時任領導人，中方則以魯迅作品回贈之。

▲“古巴導彈危機”險些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幸運的是它並沒有發生

 

▌真實的曆史使人清醒，虛假的宣傳使人愚昧

 

在史學界，無論通俗寫作，還是曆史研究，長期存在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很多史觀正、充滿曆史洞見、文字淋漓暢快的作品，存在斷章取義、以立場篩選史實、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實的現象。

 

塔奇曼終其一生都在捍衛美德與文明。她坦言，自己從不相信世界上有“絕對客觀的曆史學家”，因為“那隻有時鍾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寫每個字的時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個“價值先行者”。

為了探尋曆史真相，她總是“毫不猶豫地以最快速度撲向原始文獻”：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誌、手寫的報告、公文中的便條……

 

巴巴拉·塔奇曼是一個從來不吝惜說真話的曆史學家，當別的曆史學家都顧左右而言它時，隻有她才有一針見血指出問題的勇氣。

 

塔奇曼指出，權力可以製造愚蠢。“頤指氣使的權力導致思維僵化。隨著權力在某些人手中習以為常，其所應承擔的責任往往也日漸消退。權力的責任在於為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盡可能以合理的手段進行治理。”

 

真實的曆史使人清醒，虛假的宣傳使人愚昧。人類避免災難的唯一方式，就是充分了解災難。隻有曆史真相，才能讓我們認清災難的本質，看見戰爭的殘酷，理解文明的價值，從而真正汲取曆史教訓，避免災難的再次發生。

塔奇曼所寫出的每一個單詞，都是真實的曆史。但由於她的書太過精彩，以至於人們時常質疑——這些令人迷醉的畫麵感和戲劇性，是不是巴巴拉為了“讓曆史更動人”而捏造出來的？

對此，塔奇曼斬釘截鐵地說：“我從不捏造任何東西，包括天氣。”

 

如果沒有塔奇曼持之以恒地對人類災難機製的深刻揭示，很多政治家與社會精英的智慧恐怕要大打折扣。曆史有腦子，但人往往沒有。由於人類在管理方式上幾千年來毫無創新，那些過去曾造成了巨大災難的致命問題，從來沒有消失，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在知識過剩、信息泛濫的今天，塔奇曼的著作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智慧魅力，這是任何知識的碎片化閱讀、電子閱讀所無法代替的。

 

然而遺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國被長期被忽視。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國內後，曾一度絕版。為此，先知書店特別推薦“塔奇曼作品集”，共八卷九冊，是迄今簡體中文世界最全版。

 

塔奇曼的八部作品，在中國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西方學界的“頭號中國通”費正清，在讀完這本書後吃驚地說：“她發掘了所有的記錄……哪怕連最小的紙片都沒放過”。對中國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種特別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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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與官方口徑不一致的經濟學家張維迎，3月30日在財新網發表了批評曆史領袖人物的文章，標題是： 自負陷阱

張維迎說，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於個體的想象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想象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

張維迎強調，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已故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

張維迎特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希特勒和前蘇聯的斯大林作為例子，前者被張維迎描繪為：”出身於下層，一個體製外的無業遊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麵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當時德國精英階層以為，讓希特勒進入政府，他很快就會令他出醜，但最終證明，德國政界是”引狼入室”。

至於斯大林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 張維迎認為，這兩名曆史人物，就是墮入了” 自負的陷阱”。

 

張維迎：自負陷阱

 

決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著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信息缺失越嚴重。並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體化的。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於個體的想象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想象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因此，達到納什均衡是很難的。這裏，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指不同決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預期能同時實現。（納什均衡或許應該稱為“哈耶克均衡”，因為哈耶克比納什更早定義了類似的均衡概念，盡管哈耶克認為這樣的均衡很難實現。）

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讓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

1930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曆的國家。希特勒出身於下層，一個體製外的無業遊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麵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

希特勒1933年元月能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普遍認為希特勒“成不了氣候”，讓希特勒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醜，沒想到是引狼入室。

希特勒

當時的德國，政府內閣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須征求國會多數派意見。興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給希特勒個總理頭銜，相當於把這個“麻煩製造者”關進籠子裏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出局。內閣裏，除希特勒本人外，納粹黨隻有威廉·弗蘭克一人入閣，執掌內政部，帕彭（曾任總理）及其保守同僚屬於多數派。帕彭任副總理，周圍盡是他的朋友，興登堡總統對他又是言聽計從，所以他認為自己絕對能降服希特勒。他對個別心存疑慮的同僚說：“我們已經把他收歸我們所用了。” “不出兩個月，我們就會把他逼到牆角，讓他隻會尖叫。”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前總理施萊謝爾自信地說：“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製，軍方將是獨裁體製內部的獨裁集團。”

但他們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縱火案”迫使總統簽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黨，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緊接著，希特勒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同意並且不征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取締了工會。到1933年6月，希特勒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登堡變成了個擺設。1934年興登堡去世後，希特勒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製，為所欲為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止。

許多德國人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許是德國共產黨。1932年11月選舉成立的議會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是第二和三大黨（分別占121席和100席），合計席位大於納粹黨（196席）。社民黨和共產黨同屬於“馬克思主義政黨”,但水火不容。如果共產黨當初不是按照莫斯科的旨意，錯誤地將社會民主黨當作“頭號敵人”，而是與其合作，共同對付納粹黨，那麽，希特勒不可能有上台的機會，共產黨也不會變成一個“非法組織”。

如果說希特勒上台是因為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勒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即使在入侵波蘭後，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認為這兩個國家真的會向德國宣戰。

之前，無論德國軍隊進入《凡爾賽條約》規定的萊茵蘭非軍事區，還是德國吞並奧地利，英法兩國什麽話也沒有說；吞並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的時候，英法兩國還與德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讓希特勒如願以償。經驗告訴希特勒，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9月3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這是希特勒上台後第一次失算。

納粹德軍在西歐和蘇聯的的雙線進攻

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斯大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蘇聯毫無還手之力，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斯大林知道納粹德國與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個聰明人，不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英國簽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來自丘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可惜，他的判斷完全錯了。

希特勒確實希望與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丘吉爾拒絕。希特勒認為，自己已經贏了戰爭（這當然是他的錯覺），丘吉爾之所以拒絕簽訂協議，是因為背後有蘇聯的支持。隻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乖乖簽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顯然，斯大林的預期和希特勒的預期是不兼容的（因而不是一個納什均衡），結果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據說斯大林事後得出的一個經驗是：當你做決策的時候，從來不要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那樣做你會犯大錯！而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正是理性決策模型的基本要求。

 

本文摘錄自作者《不可高估理性的理論》一文，原文發表於《讀書》雜誌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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