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分享過業內前輩大v河森堡在他微博上講的一則經曆：
有一天，河森堡去某寫字樓辦事，在樓下碰見一個急的跺腳的外賣小哥，這小哥要送一外賣給這寫字樓裏的某位客人，但都到門口了，客人卻死活不接電話，這小哥就問能不能把外賣送進去。
寫字樓保安說不行，大樓有規定，外賣人員不能進門。
小哥又說那把外賣擱門口窗台上行不行？保安搖頭，說一轉眼保潔就給你收了，你就在這等會吧。
那小哥舉著手機說等不了，係統死命地催著呢，保安插兜聳肩說那他也沒辦法，倆人就這麽車軲轆話說了好幾輪，外賣小哥進不去，走不了，等不及，完全陷入死局。於是他情緒崩潰，蹲在地上捂著腦袋大哭了起來。
河森堡說他看此情形，頓生同情，跟那小哥說你先走吧，我給你看著外賣。然後外賣小哥總算從死局中脫困了。
河森堡說他做了這事兒之後自己也感覺奇怪——他為什麽突然這麽好心去管了這個閑事了呢？從門冷風一吹，他覺得自己想明白了，應該是出於一種潛意識裏的悲觀——指不定自己有一天也得麵臨類似那外賣小哥的困境。
然後河森堡說，他看著好像是在幫別人，但實則是在幫自己——幫未來的自己，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哪天會落到這種出不去進不來的困境中。而萬一到了這種困境裏，他希望有人能幫他。
記得我在那篇文章當中曾說，我看了這個故事以後，感觸和河森堡是一樣的。
我曾經也是一個生活特別不接地氣的人，我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去忍不住關心、插嘴那些其實看似與我不相幹的陌生人的困境的呢？——恐怕是從去年，我為了堅持寫公號，不得不辭掉那份很安穩的工作開始。從那時起，我變成了一個沒有退路的人，我開始像河森堡所說的一樣，希望萬一自己遇到困難是，能有一個人出手幫我一把、替我說句話。
而我覺得，這種邏輯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麽這幾年的互聯網上，那些“苦命人”的新聞會引發越來越大的反響和關注。
最近發生的另一起代駕不幸被壓身亡事件，也引發了 大眾的廣泛關注與同情。
是的，這幾年在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很多人的生活其實都“變脆”了。就像已經成為業內大v的河森堡也會擔心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失業去送外賣一樣。很多人在潛意識裏，都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陷入到那種辛苦奔波、艱難謀生的境遇。
於是社會的同情開始增長，我們開始更多地為那些疫情之下的辛苦人掬一把同情之淚，這種同情本質上是當下中國正在暗暗生長的一種群體焦慮。
而這種群體焦慮的最新一次呈現，是最近引爆全網的“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事件。
1月19日，北京市朝陽區通報新增一例無症狀感染者，現居城鄉結合部，流調顯示這位嶽某的生活軌跡異常複雜：18天裏輾轉多達28個地方當搬運工，一天都沒休息，工作時間和地點都不固定，不停地奔波穿梭於這座大城市的各個角落。
這份生活軌跡被公布並引發關注後，這位嶽姓大叔很快被稱為了“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而他的身世也通過采訪為人所知：他的一家原本在威海打工，但2019年的時候，他時年18歲、個性內向略暴躁的長子，在當地汽車站候車廳走失，大叔隨後踏上了慢慢尋親路，山東、河南、河北、天津、北京一路摸索找過來，花了無數的金錢和經曆，一邊辛苦的打零工，一邊找兒子。
雖然生活異常艱辛，但在采訪中，嶽某說：“賺了錢就找孩子，沒錢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為了把孩子找回來。我辛苦一點，就算把命搭到裏麵，也要把孩子找回來。”
這個悲苦的故事一下子感動了大量的網友，《中國新聞周刊》那篇報道的全網閱讀量應該已有幾千萬了。全網都在熱議這個事件。
而在輿論重壓之下，當地公安機關在1月21日作出了緊急回應，稱嶽大叔尋找的兒子其實很早之前就已經被證明死亡了，並經過了DNA比對，隻是家屬一直拒絕接受這個事實。
目前這個消息剛剛發出，真相如何尚未可知。我覺得這個案子本身有待商榷的疑點還是蠻多的。
首先是警方的通報與嶽大叔在接受采訪時的講述很多地方對不上：他提及孩子丟失後，當地派出所不給手機定位、不調取監控，三個月後才立案，中間存在各部門相互踢皮球的現象，到底是否屬實？對於這些問題，目前公告還沒有給與針對性的解答。
而如果公告的答複是屬實的，那麽要回答的問題，就成了為什麽嶽某夫婦無法接受兒子的死訊，幾年來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去辛苦追尋那其實已經不存在了的“找到孩子”的希望。
我覺得這個問題更難以解答、或者至少可以說解答起來更讓人心痛的問題。
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憐天下苦命人，也許隻能這樣說了吧。
提到苦命人，我看到很多人在總結嶽大叔的經曆時，會說“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這句話的邏輯，其實有點問題的：生活的真相，很可能不是“厄運專找苦命人”，而是當你被厄運找上了，你就會成為那個苦命人。
就拿這位嶽大叔來說，我看了一些2019年他孩子失蹤之前的自拍，應當說，彼時的他雖然生活也很艱辛（父母都有重病，兩口子要養活六口人），但他的生活整體上還算是在正軌之上的，有一份在捕魚船上打工的工作，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四口之家。所以他那時的臉上，還能浮現出滿足的笑意。
但經曆了2019年丟兒子的打擊之後，他的生活徹底偏軌了，四處奔波與漫長尋找讓他居無定所、腳不旋踵，沒有一刻能停歇，成了“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
那麽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如果這種厄運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能夠免於這份打擊嗎？看看此前那些自力尋找被拐子女的父母的新聞，無論他們之前生活在城市還是農村，有著體麵穩定的工作還是進城務工，經此打擊之後都發生劇烈的生活偏軌，這樣的厄運將抹平你此前生活中的一切積累。
當代中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在這樣劇烈的厄運麵前，都很脆弱的。誰也不敢拍胸脯保證，如果厄運找上門的，自己不會成為那個辛苦的嶽大叔。
基於這種理解，我覺得一些評論將嶽大叔的不幸歸結為“貧富差距”，把問題說淺了。
有網友將他和另一位北京姑娘的行蹤拿來做對比。說這反映了“北京折疊”的問題：
誠然，大城市階層分化、“北京折疊”的現象，可能是存在的，但這位中產的北京姑娘和這位嶽大叔身上最大的差別，其實不是中產和窮人，而是一個未遭厄運、生活在正軌上的女孩，和一個被厄運所打擊，生活發生“偏軌”的父親的區別。
我們不防做個假設，如果這位生活看似光鮮亮麗的北京姑娘，也突然遭遇類似的厄運（比如親屬或自己突然得了需要花費金山銀海的重病，結婚生子、孩子出了什麽大的閃失或者自己所身處的行業突遇管製寒冬），她的生活又會怎樣呢？還能活的這麽優容嗎？
恐怕不會的。她會頃刻間成為另一個“辛苦人”——前幾年有篇爆火的微博長文，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講的就是一個原本小日子過得不錯（甚至可以說相當富裕）的北京中產怎麽在一場近親屬急病的打擊下瀕臨破產的。
所以生活在這個年代，誰也別覺得自己不是麻繩的“細處”，誰也別覺得自己就不是“苦命人”。中國的絕大多數階層，都是脆弱到經不起一次厄運的打擊的，孩子出了閃失，父母得了需要費錢費時照料的大病，或者你的行業遇到嚴冬……任何一種厄運一旦發生，你的生活可能就完了，你將從原有的社會階層中“掉隊”，成為那個“最辛苦的人”。
所以，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如此同情嶽大叔。
就像河森堡所說的一樣，我們的生活其實都很脆弱，在潛意識裏，我們都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那個“掉隊”者。
是的，擔心自己因厄運的打擊而“掉隊”，成為一個苦命人，我想這應該是當下的中國人最焦慮的事——這種焦慮不分階層。
2016年時，我在北大學習，正趕上日本知名漫畫家鬆本零士先生去開講座。講座開始之前，所有人都好奇這位畫出《宇宙戰艦大和號》《銀河鐵道999》的大師會講什麽。但出人意料的是，鬆本零士開場居然講了這麽一段話：
“在座的各位同學，都是在貴國一流學府中讀書的人，按照日本人的話說，你們是在人生的光明的大路上行走的幸運兒。而我，其實是個一輩子都在艱難泥濘的小路上跋涉的家夥。”
今天想來，鬆本零士這話說得其實特別敏銳。他一針見血的指出日本這種後現代東亞社會的最大特點：
日本，其實就是一個“大路”與“小路”特別分明的社會：如果你的人生不遭變故，自己不擅自冒險，一直在大路上行走，那麽整體上是可以過得大差不差的，畢業後進入一家公司上班，好一點的進知名企業，差一些的進小企業，雖然階層有分別，但好歹都還體麵。怕就怕你的人生出現脫軌，從光明平坦的“大路”偏轉到“小路”上去，你就會成為社會中的“掉隊者”，日子將過得辛苦異常。
日本著名學者山田昌弘寫過一本書，叫《為避免下墜而競爭——日本格差社會的未來》。
在該書中，山田就分析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泡沫經濟破裂，經濟增速放緩，製造業等外移，日本發生的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勞動開始兩極分化，附加值高的“創造性職業”和隻要求熟練度的“簡單勞動”彼此殊途。
在附加值高的一些新興產業中，一部分年輕人收入非常高，而同時從事體力勞動或非正式員工的打工者的收入卻非常微薄，彼此薪資差距動輒十幾倍甚至幾十倍。這種趨勢讓兩種人的生活都變得非常辛苦。後者固然在每日的辛苦勞作當中艱難求存，而前者則為了維持“中流”的生活水平、害怕掉隊而過度競爭——就是所謂“為避免下墜而競爭”。
而山田昌弘在書中還指出，這種“害怕掉隊”的焦慮，恰恰是當今日本超低生育率的主要肇因。因為對於在“格差社會”中艱難求生的“偽中產”們來說，每多一個孩子，就會多一分從自己階層中“掉隊”的風險，更多一分能不能讓孩子也維持自己階層的操心。日本年輕人們算來算去，索性決定不生孩子，甚至不結婚。用極簡主義，極度收縮他們在生活上的“戰線”，把被厄運找上、從階層中“掉隊”的風險降到最低。
我覺得這種心態，在當下的中國似乎也在滋長。你看公安機關對嶽大叔兒子的死訊公布之後，很多網友立刻評論說“果然，看來當父母真的太辛苦。”“不生孩子，屁事兒沒有。”
這些話雖然說的刻薄了一點，但反映了當代很多年輕人的主流思潮——他們確實很害怕將來作為父母如此辛苦，所以才選擇了不婚不育。也把生活的“戰線”縮到最小。
所以曾在日本發生的“格差社會”現象可能正在我們身邊發生——像嶽大叔這樣的底層勞動者固然非常辛苦，但我們這些“偽中產”其實也很焦慮，會害怕“掉隊”，害怕自己落入類似的困境。害怕成為那個“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
所以，在社會給予嶽大叔無限同情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種巨量的社會焦慮，人們圍觀他的苦難，並時刻懼怕這種苦難有一天會加諸於自己。
而我最想問的是，我們是否有可能，將這種巨大的瞬時關注與同情，轉化為一種持久的耐力，一種社會製度與社會救濟的耐力？
我們能給嶽大叔這個個案的同情與關注，注定隻是暫時的、個體的。如果我們能舉一反三，完善我們的製度，給那些不幸被厄運打擊的“苦命人”及時搭把手。讓他們的求助能得及時回應，他們的苦痛能有人傾聽，他們病的起、養得起。他們可能就不用再以這樣辛苦、蒼老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麵前了。
而給這些“辛苦人”搭把手，不僅僅是在幫他們，其實更是在幫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自己也不確定是否會在哪個時間，因突遭變故而“掉隊”，為了這種淪為“苦命人”的焦慮，不再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掛在每個人的眉頭。
為了每個青年都能勇敢的創業，大膽的結婚，坦然的養育子女，我們也應該給這個社會的底層，多提供一點兜底。
不，我並不是在提倡高福利。但一些起碼的兜底，我們應該給到。給底層的保障，能不能再稍微多一些？有關部門對民眾訴求的響應，能不能再熱心、及時一點？對失去孩子的父母的關懷，可不可更親切一點。最關鍵的是，輿論的監督，媒體的報道，是不是可以再靈敏一些？至少不要再等到“流調”這種事，才有人去揭示這個辛苦父親的境遇？
這些基本的東西，是一個社會應該提供的，而不能總等到偶然的機緣巧合、引發社會關注後才姍姍來遲。
400年前，英國詩人多恩曾寫下：“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不要問喪鍾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
1300年前，中國詩人杜甫曾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食俱歡顏。”
我想他們想傳達的意思是一樣的：一個社會當中，人們能多坦然的生活，多勇敢的創造，取決於他們能給“苦命人”們什麽樣的兜底。
所以這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幫他們，也許就是幫未來的我們自己，讓他們不再那般辛苦，就是讓我們的生活也不要那樣脆弱，無所依憑。
今天，我們都同情嶽大叔，願明天，我們給這樣一位不幸父親的，不再僅僅是同情。
願每個父親，都能坦然的把孩子托付給這個世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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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趨勢無法“調整”，真正急需調整的，是觸目驚心的“人口浪費”。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數據，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出生人口為1062萬、死亡人口為1014萬，人口僅僅淨增長了48萬。很多人看到這個數據的第一觀感可能是不敢相信：畢竟，2018-2020年中國的人口增量還分別是530萬、467萬、204萬，好歹還百萬級以上徘徊，怎麽到了2021年，突然就隻剩下48萬了呢？
其實這個現象是蠻好理解的，因為在中國以前，曾經出現人口負增長問題的國家，危機都是這樣突然顯現的。
而且以既往經驗看，未來我國人口形勢的變化之快，也許會讓你更加難以置信。
英文中有個詞兒叫“baby boom”，日語總管它叫團塊世代，我們中文的翻譯叫“嬰兒潮”，其實這三個詞兒說的是一種現象。指的都是某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期，會爆發出一波生育高峰，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全球範圍內的嬰兒潮爆發在二戰之後，美國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嬰兒潮人口高達7800萬人，幾乎產下了三分之一個美國人口，被稱為“4664”現象。
這波嬰兒潮當年曾經為助推美國戰後經濟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但在不遠的未來卻會成為很大的問題，因為美國目前的人均預期壽命79歲，1946+79=2025，所以很多專家預計，如果美國醫療技術在未來幾年內得不到突破性革新的話，從2025年美國將迎來與“嬰兒潮”相應的“死亡潮”。
屆時，美國社會的結構、公眾政治傾向到底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目前誰也不知道。但現在美國人都知道，這一波衝擊肯定躲不過。但好在美國是一個有移民傳統的發達國家，技術革命和外來人口，能夠緩解這場危機。
套用這個思路，看中國的人口問題，其實情況也是類似的。
這其中，第一波就發生在1949年以後，從1949年建國到1959年被三年困難時期所打斷，中國這十年的嬰兒出生率長期維持在每年2000萬上下的高位，而中國目前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在76歲左右，1949+76剛好也是在2025，也就是到了2025年，也就是在其他客觀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到2025年以後，中國的年死亡人口可能將逐步增長到2000萬人，並在其後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每年的死亡兩千萬人，屆時需要出生多少新生兒才能補足（或者至少縮小）這個缺口？
情況不樂觀。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口上一波增長是2012年以後，很多人主觀的認為這一輪增長是實行“放開二孩”的結果，進一步得到的結論似乎是隻要政策引導足夠，中國人就會願意生。
但如果把眼光拉遠一點，你會看到其實情況沒那麽簡單。“嬰兒潮”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它會產生“回潮效應”，簡而言之，就是同一時期出生的人口也會選擇在相似的時間生育，從而製造新一輪的人口高峰。而建國後最大的一波嬰兒潮，1962年以後那一代人的人口報複性增長，這批人大多數選擇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或九十年代初生育，於是頂著計劃生育政策在1986-1990年製造了第三波嬰兒潮。
以這個數據推算，從1986年到2012年，中國第三波嬰兒潮的人口剛好又到了適婚適育年齡，所以2012年以後生育率的這一波小幅高漲，其實隻是第三波嬰兒潮的又一次“回潮”，2021年人口斷崖式下降的新數據，如果說說明了什麽問題，那就是這一波“生育回潮”也已經接近結束了。
而以我們的鄰國日韓推動生育補貼政策的經驗看，這一波生育回潮過去以後，想單純依靠政策刺激人們重新掀起生育高峰的希望其實是非常渺茫的。已經低落下去的生育意願不會因為政策指揮棒的揮舞而重新高漲。
所以前段時間，網紅經濟學家任澤平在《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中國生育報告》中發出“央行加印兩萬億，鼓勵生娃”的暴論，從初衷上將未必是錯的，他所謂“生育不能指望90後”的主張，可能就是看到最後一波“生育回潮”已經臨近過去了，再不抓緊，連這個出生人口數量也保不住。
當然，我們依然要說，任老師給挽救生育率開出的藥方，是錯的離譜的。
如果我們假設出生人口在未來幾年內不出現暴增，每年依然維持1000萬人左右（甚至可能更低，有專家目前擔心中國出生人口會在未來幾年“探底”到每年800萬），到2025年以後，每年近兩千萬的死亡人口減去可能不足一千萬的出生人口，中國人口負增長的缺口可能會擴大到每年1000萬人左右。而且這種情況會持續、加劇。
每年少一千萬人，每十年不用四舍五入人口就會減少一億。如果這個趨勢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後半葉，中國人口一定會跌破十億大關，失去人口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國家”，這幾乎是人類有正規資料可供估算統計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常識。
甚至可以說，整個東亞文明的思維、行為邏輯，都是建立在“我們不缺人”這個基礎上的。
一旦這個翻轉發生，將給世界文明的格局帶來什麽樣的轉變？
這其實是一個比美國人擔憂的“死亡潮”更深遠的疑問。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會為我們這一代人所親見。
行文至此，似乎有一種衝動，那就是模仿任澤平老師那樣的言論，憂心忡忡的警告人口萎縮是多麽的糟糕，並進而想出很多奇門怪招，刺激、督促甚至逼迫老百姓多生孩子。
但我不打算這麽寫，我更想問的一個問題其實是：我們為什麽一定要維持人口正增長，為什麽一定要保證人口第一大國的位置？中國的人口真的已經不夠用了嗎？
在這裏，我想提一個也在近期發生的、看似毫無聯係的新聞。那就是根據清華大學前不久發布的官方消息，清華應屆畢業生進入體製內的比例明顯增加。清華大學2021屆簽三方就業畢業生總數為3669人，其中去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占比分別為15.8%、30.3%、23.8%，合計占比為69.9%。也就是說，近七成清華畢業生進了體製內。
“清華進大廠，北大進體製”這是過去十幾年中兩所名校畢業生給人的印象，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趨勢變了，清華和北大的學生都優先選擇進入體製內混飯吃。而背後的理由也不言自明——現如今，體製外的工作實在太不好找、競爭太激烈也太不穩定了。而究其原因，就是人多所帶來的內卷。
作為上一波嬰兒潮末尾出生的人，我是2012年畢業的，應當說，我們這一批人對於嬰兒潮之下年輕人為了搶工作會發生怎樣激烈的內卷，體會不要太深刻。“996”、“007”、“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畜生用”、“暫時不管五險一金”，還有某些大廠鼓吹的“35歲退休論”，都是我們這代人就業時經常能聽到的苛求。這些曾經通行中國非體製內幾乎所有工作的“潛規則”，都是既違反勞動法也很不合情理的——我到你的公司裏打工，又不是把命賣給了你，憑什麽要讓我們這麽給你幹呢？
“願意幹就幹，不願意幹就滾，有的是人搶著幹。”是所有老板麵對膽敢議價的員工時一定會甩出的殺手鐧。你要再敢頂嘴，指不定明天就“靈活就業”了。
因為中國確實不缺人，或者說，有史以來，我們就從來沒缺過人。
是的，過於充足的人口供應，造就了中國在改革開放過去40年中，可以一方麵不斷擴大產能、製造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麵卻又始終維持著勞動力市場的買方議價權，讓勞動力維持低價。這應該說是一個在世界近現代史上都從未發生過的奇景。有人將其形象的總結為“人口紅利”。
然而曾助推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並不是天然正義的，它的反麵是驚人的“人口浪費”——憑什麽一個大廠程序員為公司消耗掉了最黃金的十年青春就要自願提前退休？憑什麽中國人單位時間薪水常年維持在國際上的中下水平？憑什麽一個體製內街道辦的職位，要有一群名校畢業的碩士博士來搶？
在當下的中國，一邊是一群老板們不斷地拿“不願意幹就滾，有的是人搶著幹。”來威脅員工，逼著大量的青年為求個安穩拚命往體製內裏卷。另一方麵卻又是一幫經濟學家或偽經濟學家大喊“人口太少了，要懲罰不願生育的老百姓”……
這實在是一個很奇特的狀態。大約相當於鐮刀對著韭菜田質問：你們怎麽還不快點長？長完了才方便我盡情割。
所以眼下中國出現的這一波人口停增焦慮，恐怕並不是我們的人口已經到了真正堪憂的地步，中國即便每年隻有八百萬新生兒出生，依然是每年“生出一個以色列”的體量。
當下中國人口焦慮的本質，其實是“人口紅利焦慮”。很多人擔憂未來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肆意的廉價購買甚至揮霍浪費勞動力了。而這確實也是個即將到來的事實。
但這個事實不好嗎？難道為了延續舊有的發展思路，人口浪費就應該一直持續下去嗎？難道中國的勞動者不應該獲得更多的尊重，工資不應該適當提高嗎？難道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應該逐步完成轉型嗎？
如果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應該的，那麽人口問題就還沒有到某些專家所建議的那種要出台強製措施逼著適婚適育的民眾去生的地步。畢竟，一方麵讓這代年輕人因為人多、競爭激烈而努力“卷”，另一方麵讓給他們為了防範未來人少而努力“生”，會是一件非常魔幻的事情。
所以我們無從調整人口的趨勢，我們隻能調整對待人的思維。想讓我們民族複興的進程不被打斷，我們的文化能夠繼續傳承發揚，我們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重視每個人，東亞文明過去那種重視集體而忽視個人的“粗放式”傳統必須向“精細化”進行調整。——這是我們的文明在未來一百年內為了求存，急需補足的一課。
簡單地說，過去靠“堆數量”取勝的中華文明，未來必須改走“質量流”了。
有一個老掉牙的笑話，說有一個乞丐，某天問一個每天都施舍給他錢的施主：為什麽您過去每天都給我20塊錢，最近卻減到10塊了？
施主回答說，過去我是單身漢，不缺錢，去年我成了家，前不久有生了孩子，所以給你的錢就少了……
話音未落，乞丐憤怒的抗議：豈有此理，你怎麽可以把我的錢拿去養你的妻子兒女？
這個笑話的搞笑之處在於乞丐的非分之想——對於人家施主來說，多給你錢隻是情分，少給你、甚至不給你錢那是本分。可是乞丐卻把施主的好心當成了一種常態，這實在就有點掂不清自己的斤兩了。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把中國過去四十多年中極大助推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視為一種來自民眾的“恩賜”，那麽剛剛公布的“年僅增48萬人口”數據的意義，就是這種“恩賜”已經結束了。經濟學家和公權力此時應該琢磨的是怎麽配適這種必然的人口趨勢，而不是心心念念的追問“老百姓怎麽不生了？”“怎麽逼老百姓繼續生？”
這樣琢磨事兒，就像乞丐去追問施主“今兒你為啥不給我二十塊錢”一樣，是本末倒置，沒搞清自己的地位的。
人口趨勢不能被調整，能被調整的，隻有對人的態度。是粗放的浪費，還是精細的嗬護。
更進一步說，如果未來中國能順利適應一個以勞動力為貴的社會，這對於我們這個千年來習慣了“什麽都缺，就是不缺人”的文明來說，未必不是一種可貴的文化補足。
甚至我們可以暢想，如果未來的中國能夠成功及時完成這種轉型，杜絕人口浪費，讓大家活的不那麽“卷”了，沒準適婚適育的年輕人又能想起生娃，出生率能再回複一點也不一定。
這樣的未來，至少總好過聽信一些野生國師的偏招怪招，瞎折騰——曆史的經驗證明，這樣的瞎折騰非但不會解決問題，弄不好還會把社會整出其他更嚴重的毛病來。搞得過激了，會鬧出很多啼笑皆非的笑話來。
畢竟，人是這個社會發展的目的，為了“調整”人口而折騰人，這個思路從道義上講就是不對的。也是與我們文明未來應當采取的生存策略，完全背道而馳的。
願我們能在這場大變局中做好選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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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人類的大多數災難，都是那些自以為是的人製造的。——索維爾
我非常喜歡的雜文家王小波，曾經講過一個段子，他說，據說人脖子上有一條紋路，舊社會劊子手砍人的時候，就會從這條紋路上下刀，能幹淨利索的把人腦袋砍下來。所以劊子手出門時，出於職業習慣，會不自覺的打量來人脖子上那條紋兒，想想這活兒該怎麽做。而被打量的人一定心裏老大的不舒服。所以王小波說，他覺得提倡劊子手出門戴墨鏡是恰當的。
王小波這個段子寫在雜文《理想國與哲人王》裏，這篇文章王小波講的一個道理是，有些有學問的人，一旦“高瞻遠矚”的思考起問題來，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人家往往是站在“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不過是幾十億分之一，四舍五入一下，幾乎相當於不存在。所以他那裏一旦想的差一點、偏一點，“死四千人等於沒死”這種話很容易就出來了。而一般人說這種話，我們往往會管這種人叫反社會人格，呼喚警察叔叔去管他們一管，但這種話一旦從學者的嘴裏說出來，你就沒轍了，人家一句：“你不懂，我這是憂國憂民、討論學術。”就把你嘴堵上了。
所以我們應該管這種情況叫“流氓講學術，老百姓擋不住。”
王小波離我們而去的這些歲月裏，這種動不動就給你用“學術”的方式不說人話的……專家，其實還是蠻多的。
比如最近，有關部門剛公布了一輪新的人口統計數據，數字好像有點不樂觀。有些學者就坐不住了，紛紛出來喊“我有一法可破此局！”
可是細一看，這幫人想的招，都不僅挺沒常識，而且挺沒良心的。
先是1月10日，著名“網紅經濟學者”任澤平發布《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中國生育報告》。
該報告裏，任澤平老師說了些特別刺激人眼球的話，比如：“建議盡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萬億，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一定要抓住75-85年這一代還能生的時間窗口”、“不要指望90後00後……”
任澤平何許人也？此人早年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當過副主任。2014年的時候辭職下海，加盟某股票券商機構的研究所，因喊出“黨給我智慧給我膽，5000點不是夢”而名聲大噪。
後來看著股市不行了，他又跑去恒大集團，當起了許家印老板的軍師。2021年初，任澤平老師宣布從恒大離職，沒過兩個月恒大就爆雷了。
曆數一下這幾年任澤平老師的江湖生涯，研究股市，股市股災；加盟恒大，恒大爆雷。他這個嘴就跟開過光一樣靈，毒奶效率直逼足球界的貝利、星際界的黃旭東。
眼下驚聞任老師不安心炒股或當私企老板的軍師，轉而關心起我國的人口問題了……
單從這一個動向，我們就可以看出，看來我國人口形勢真的不容樂觀——要不然不至於把任老師都招來。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麽任老師的宏論一發之後，微博馬上禁了他的言——此公之言實在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還是請他收了神通的好。
但神通過後，我們來用心分析一下，任老師這次“發功”到底靠不靠譜呢？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倒真翻出任老師那篇論文看了一看，應當說，任老師這些年雖然四處折騰，但當年在國字號研究院當正經研究員的基本功還算沒丟，好歹論文寫的還算符合學術規範，論證和引注啥的都有，至少看上去，這還算一篇正經經濟學論文。
但問題是，他這個題目起得實在是太不靠譜了——《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要知道，一個國家在後工業化、後城市化時代，人口生育率出現下降，這可是個世界性的難題，歐洲的德法，亞洲的日韓，比我們遭遇該問題不知早多少年，投入了無數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專門研究想輒兒，到現在都沒研究出個子醜寅卯來。人口該怎麽降還是怎麽降。
直白的說，這個問題在經濟學、社會學上的難度，應該不亞於物理學上的大一統理論，數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環境學上的氣候變暖，把妹學上的哄女朋友開心，誰要是真能“找到了解決低生育的辦法”，給他頒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不成問題。
可是這麽複雜的世界性難題，全球頂級經濟學家想破腦袋都沒 輒，人家任老師，估計是在給任老板打工之餘順手研究了一下，然後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居然就“找到了”解決辦法……
怎麽說呢？我記得《我愛我家》裏葛優演過一個二混子季春生。現在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好像是，能不能因為季春生會寫《解決能源問題的辦法找到了——水變油可行性報告》，就承認他水變油的偉大研究成果。
而再看任澤平老師那份“報告”裏提的“解決辦法”，我也能聞到一股濃濃的“水變油”味兒：
比如他說要讓央行開動印鈔機，直接超發兩萬億的人民幣，“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就能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問題，如果效果不顯著，他建議繼續超發……
我本行不是學經濟學專業的，但我隱約記得大學本科經濟學課上，老師一定會講常識，那就是“貨幣乘數效應”。
央行每向社會多投入一塊錢，經過商業銀行、實體企業、社會大眾的循環，最終起到的通脹作用會相當於幾塊錢，甚至幾十塊錢。
所以，各國央行在釋放貨幣流通性的時候首選一般都是降準之類的，對直接開動印鈔機大規模印鈔都是很慎重的——這玩意兒叫基礎貨幣，又稱“高能貨幣”，絕對是經濟調控中的虎狼之藥，稍微上一點就會反應強烈。上多了，把國家玩廢的案例比比皆是。
可任澤平老師呢，好麽，他可闊氣，直接一出手：加印兩萬億！
我就想問一句，央行要是真聽了任老師的，加印兩萬億人民幣，整個社會一下子多了十幾萬億的流通量，如果非但沒有鼓勵的了生育（以日韓力度也很大的生育補助看，這很有可能），反而造成嚴重經濟混亂、通貨膨脹、甚至滯脹了怎麽辦？任澤平老師，你是打算一死以謝天下嗎？
還是說，想到時換個行業繼續吹牛，繼續當您的行業冥燈？
反正從他文章的行文當中，我是沒看出他把這麽嚴重的建議太當回事兒，因為好多關鍵問題都被他想當然的一句話帶過了。
比如他說“一定要抓住75-85年這一代還能生的時間窗口”、“不要指望90後00後……”
我就想問一句，您有過調查論證嗎？憑什麽就鐵口直斷我們90、00後怎麽鼓勵都不會生？你知道我們到底是怎麽想的嗎？你知道我們壓力有多大嗎？
再說人家75-85年這代人憑什麽就這麽慘，非要被您重點針對，薅羊毛薅到死？
還有什麽“隻要專款專用、定向補貼，就不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這類論斷。
這種不知哪兒來的歪理根本都不值一駁，生育補貼這事兒涉及到結婚、備孕、生產、入托、小學、中學、大學等幾十個環節，上百個行業，真運行起來，你怎麽專款專用？你怎麽定向補貼？你憑什麽說通貨膨脹不會擴散？
任老師，你身為“經濟學博士”，你的大學經濟學，難道都是體育老師教的嗎？
不對，體育老師也不可能這麽教你。因為你說的實在太反常識了。
說正經的。作為一名“資深經濟學家”，我不太相信任澤平能不知道他違反的那些常識。我能想到他這麽幹的理由，就是為了嘩眾取寵，就是為了賺流量——甭管道理他說的有多歪，反正這波流量他是賺到了，而且打著“為國分憂”的旗號，還安全，誰也說不上他什麽。
其實人家任老師當年吹股市，吹恒大，也是這麽幹的。股民套牢了，恒大爆雷了，可是任澤平老師卻越來越出名了——你看，這就是人家的網紅學者之道。
當然，德不孤，必有鄰。時下想走這條路的學者，遠不止任澤平老師一個，任老師那邊剛被禁言，近日又冒出個廈門大學的趙燕菁教授，在接受采訪時鄭重建議：國家在設計養老金領取製度時，應該與生育情況相“掛鉤”。趙教授非常具體地舉例，說“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後隻能領取最基本的養老金，生育一個小孩的，養老金標準再相應地乘一個係數，依此類推，設置分級。”他還建議國家應該讓老百姓“早就業，晚退休”，以此彌補養老金的虧空……
好麽，任澤平老師好歹寫了一篇論文，貌似一本正經的“研究”了一下鼓勵生育的問題。到了這位趙教授這兒，連論文都懶得寫了，直接上結論：養老要與生育“掛鉤”，多生多領，少生少領，此前他還放言，要國家“懲罰不生孩子的人”……
趙教授接受采訪時說的肯定很嗨，但我也想問一個挺常識性的問題——領養老金這個事兒，好像不是單純的國家發的一種福利吧？我們工資中不是有一部分直接就交了社會養老保險了麽？而且我國養老保險是現收現付的。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年輕人交的養老金，直接用去給老年人們發退休金。
現在趙教授“宏論”一出，那麽那些不生育或者少生育的年輕人萬一拒交養老保險怎麽辦？——反正他們覺得按趙教授這個“規劃”，以後養老金也領不到多少了，索性就不交了……而他們一拒交，會不會加速很多地方的養老金虧空程度？萬一有的地方因為趙教授這個規劃給弄破產了怎麽辦？以後發養老金的錢從哪兒來。
哦，我知道，從任澤平教授說的超發的那兩萬億中來，看來，二位是打算夢幻聯動一下，懂了，懂了。
但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國十幾年前，政策風向還不是這樣的，比如我爸媽這一代人，他們生我們的時候，喊得可還是“計劃生育好，政府給養老。”所以才克製生育欲望，隻生了我一個。
現在他們臨近退休了，政府要是突然采納趙教授的建議，說因為你們就給國家貢獻了一個孩子，所以養老金要減少發放……你猜，他們會怎麽想？
當然，你趙教授可以一天一個創新理論，咧著嘴胡說，可是國家在製定政策的時候，不能這麽幹。正經政策的製定，不能不考慮一個東西——它叫“政府公信力”，說白了就是要取信於民。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想起一出是一出，今天鼓勵的明天懲罰，這樣會讓民眾無所適從，也會降低政策的權威性和執行效率。
這些道理，對於一個屢次建言要國家“懲罰不生育者”的大學教授能不懂。我覺得趙教授應該就是跟任大經濟學家一樣，是在“裝彪”，為了成自己“高瞻遠矚”的“建言獻策”，刻意違背了自己所談的事務中其實非常常識的事情。
而他們這麽說，算盤打的都很精，第一是安全，反正我是“為國獻策”，而矛頭是指向不生育的老百姓的，立場一旦站穩，就是說過一點的也沒有什麽大麻煩。第二則是出名，你看趙教授這番發言，一下子就成了全國性的名人，雖然出的是惡名吧。但誰知道呢？萬一哪天哪個地方政府一時想不開，真出了類似的政策，那趙教授作為該思路最早建言者，可就名聲出大了——所以這事兒對他是個無本萬利的活兒，在人口焦慮正折磨中國社會的當下，這種話他不說白不說。
自古以來，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就都有“國師”夢，一旦社會出了什麽問題，就有人上“萬言書”。這個傳統往好了說是“以天下為己任”，但往壞處想，就是總有人借這個機會“意淫權力”，像王小波說的那樣，幻想自己當上“哲人王”，幻想自己能用權力的蠻幹去逼迫老百姓做些什麽事情。
是的，無論是任澤平的“發兩萬億，解決低生育問題”，還是趙燕青“國家要懲罰不生育者”，這些所謂的“學術建議”，說白了都是“權力狂想曲”。中國是有大量的這種“學者”，還沒有掌握什麽權力，更不懂使用權力所必須遵守的規則。卻無比迷戀和崇拜剛性權力能起到的作用。
這種人，當然還不是也當不成官員，更成不了他們夢想的“大柄若在手”的“國師”，我給他們起個名——就叫他們野生國師好了。
野生國師們，請你們清醒一點，看清自己的斤兩，你們不是啥高飛九萬裏、“不看底下的螻蟻”的大鵬，你們就是螻蟻，你們的每一條把老百姓當數字而不是生命的沒有絲毫人性溫度的“建言獻策”，若真正實行起來，害的都是你們自己。
先問任澤平老師，以後給您每年發兩萬億年薪咋樣，津巴布韋幣的？
再問趙燕青教授，你的養老金改革建議，先在您和您近親屬身上搞個試點怎麽樣？
所以野生國師們，醒醒吧，臉與專業常識，您總得講一樣——但凡能要一樣，你也提不出那種扯淡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