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大律師：我窮，他富，搶他點兒不算犯法吧？ |
【北洋夜行記】是魔宙的半虛構寫作故事
由老金講述民國「夜行者」的都市傳說
大多基於真實曆史而進行虛構的日記式寫作
從而達到娛樂和長見識的目的
從大學畢業調查第一起案子，這些年我接觸過各種行業的人。
認識最多的，是律師和記者。
這兩種職業，從清末民初開始出現了，從誕生起就是各種社會問題的中心。
到現在也一樣。好的，讓人敬佩得五體投地。壞的，讓人恨不得碎屍萬段。
好與壞之間，卻又沒有什麽邊界。
我太爺爺金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記者，同樣麵臨著這樣的問題。
1920年前後，中國新聞和律師行業都沒什麽規範，從業者魚龍混雜。小報流氓記者也是記者，不懂法律的訟棍也算律師。
1918年，北京成立了報界聯合會，金木是成員。
沒過幾年，聯合會自己就內訌了，開會的時候直接幹架。
1921年，北京報屆分成《晨報》派和《北京日報》派。
組織派別太多，金木就沒再怎麽摻和。雖然掛職《白日新聞》和上海《申報》，但更像個獨立記者，默默做著自己的“夜行者”行當。
1923年冬天，金木去上海出差，遇到了一個律師朋友。他正在查一起命案，金木就以記者身份一同調查。
這件案子，不大不小，卻對金木影響很大。
他在事後一年的筆記中說，原以為真相會帶來喜悅，卻不想“徒增失落”。
下麵的故事，就來自金木事後記錄的筆記。
《北洋夜行記》是我太爺爺金木留下的筆記，記錄了1911年到1928年期間他做夜行者時調查的故事。我在金家老宅，將這些故事整理成白話，講給大家聽。
案件名稱：搶屍案
案發地址：上海哈同花園（今上海展覽中心）
案發時間：1923年12月
記錄時間：1924年10月
烏龜
民國十二年年底，我去了趟上海，參加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的周年慶。
我對這種應酬不感興趣，但這幾年查案沒少麻煩上海的朋友，就還是去了。
原本打算吃幾筷子，點個卯就出來，沒想到宴會上出事了——記者自己搞聯歡，自己反倒上了第二天的報紙頭條。
宴會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哈同花園裏。擺了四十桌，一半做中餐，一半做西餐，還有兩桌做素。
哈同花園位於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是舊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園。花園主人是赫赫有名的地產大王、猶太富商，歐愛司·哈同。園子以《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為設計藍本，從1902年擴建，到1910年全部竣工，耗時8年，占地300畝（20萬平方米），景致絕佳，轟動上海灘，被稱為“海上大觀園”、“海上迷宮”。
這回周年慶，也是一場慈善會，來得都是有頭有臉的人。
中間的圓桌上，有《申報》的老板、《時報》的總編，《新聞報》的大記者，還有地產界的華人巨富。
人人都端著倒滿香檳的高腳杯，湊過來套近乎。個個西裝革履。梳著油頭，講英文的比中文的多。
我悶得慌，走到門口抽煙。一個係領結的傭人馬上跟出來，遞上大衣。
門口的矮樹上掛了彩燈和白色的棉花球，他小聲問我，密司特（先生）也過洋冬至嗎？
正要回他話，他啊呀喊了一聲：“王八……!”低頭往我腳上看。
低頭一看，我的皮鞋上趴著一隻黑烏龜，正朝褲腿裏鑽。
我一抖腳，烏龜翻到在地上，縮進殼裏。
傭人已經回了大廳，大聲喊“王八跑了”——密密麻麻上百隻烏龜從後廚方向鑽出來，湧進大廳。
宴會廳裏炸了鍋，女人尖叫，男人喊罵，傭人趴在地上捉烏龜。
一個胖太太脫了高跟鞋爬在桌麵上，杯子盤子掉下來，碎了一地。警衛也跑進來，掄著警棍趕烏龜。
我也彎下腰，撿起隻烏龜。一抬頭，撞在一個舊麻袋上。
背麻袋的是個瘦小的男人，穿青灰布襖，肩膀和袖子都破了好幾處——不知道什麽時候進的大廳。
他渾身酒氣，漲紅著臉，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轉身走到大廳中央，肩上的麻袋晃晃悠悠。
他一把扯下桌布，把麻袋擱在圓桌上，扯開嗓子喊——“秦林參！”一連喊了五六遍。
大廳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停下來。地上的烏龜，默默四散開。
有個記者聽懂了，說這人的話帶廣東口音，喊的是“程霖生”——上海地產巨富程家的二少爺。
看了一圈，沒見著程霖生。
有人說程霖生剛剛還在跟他喝酒，轉眼不見了。
旁邊一個胖女人接過話頭，說程家二少換口味了，“下隻角”的姑娘也不放過。
一個廚子從人群裏鑽出來，指著背麻袋的男人，大叫一聲“周烏龜”，扭臉對警衛說，“就是他！他放的烏龜！”
三個警衛衝上去，周烏龜往圓桌上一撲，死死護著麻袋，一手扣緊桌沿。
又一個警衛跑過去，拉起周烏龜一條腿，拽在地上。幾個人推搡著，麻袋掉在地上，開了口露出一卷薄薄的花被子。
被子的一角攤開，耷拉出一隻小手。周烏龜一聲慘叫，揪住麻袋口。警衛又一扯，露出大半個女孩的身子，身上的藍棉襖上凝結了一片烏黑的血跡。
是具屍體。
屍體全身發紫，臉中間凹進去一大片，血肉模糊。鼻梁的地方，小半截骨頭折斷露了出來。
警衛鬆了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周烏龜猛地扯開麻袋，用花被子裹起屍體抱在懷裏，瘋了一樣跑出大廳。
麻袋丟在地上，裏麵留了隻紅鞋子，鞋麵上有幹掉的血跡。
人群這才亂起來，響起幾聲尖叫，鬧騰幾下，散了個幹淨。大廳一角留下隻白色的哈巴狗，對著地上的烏龜叫。
我拉住廚子，問他周烏龜是誰。
廚子說，烤烏龜是哈同花園的大菜，晚宴上都得有。每回的烏龜都是周烏龜來送。
烤烏龜，將整隻烏龜放在烤爐上烤，烤至外焦裏嫩。
這天晚上，周烏龜來晚了，還喝了酒，烏龜也送多了。廚子正納悶，發現周烏龜把鐵絲籠子全打開了，烏龜一湧而出。
再問屍體的事，廚子搖頭，隻說周烏龜是外地捕魚的，其他都不知道了。
我走出大廳抽煙。外頭飄起雨點。
律師
哈同花園大門口，牆根兒下杵著一個戴眼鏡的男人，穿格子西裝，胳膊肘底下夾了一個舊皮夾。
每出來一個人，男人就點頭哈腰，挨個發名片，邊發邊問，要打官司伐？
看門的往外轟他，男人的名片撒了一地，皺起眉要罵人。
我認出來，這人是老丘，叫丘嶽峰，我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的朋友。他是青浦人，學法律，回國在上海當了律師。
我在上海的幾年，常找他打聽事，那時他混得還不錯。去了北京，就再沒聯係過他。
我撿起地上的名片，拉住看門的，叫了聲老丘。老丘愣了一愣，一把接過名片塞進兜裏，尷尬地笑笑。
寒暄幾句，老丘說，去年替人打官司，得罪了租界的外國人，給人背後捅了簍子，快一年沒生意了。
老丘掏出張名片，遞給我，說現在就想接幾個案子，糊個口——“也好重新打出個名頭。”
民國時期律師的名片。
老丘正是衝著周烏龜的案子來的。
幾天前，法租界出了一起車禍，一個有錢人家的司機撞死了一個小女孩。女孩的父親是徐家匯的漁民，叫周浦明。
老丘想幫周浦明打官司，沒找著人。聽說周浦明來哈同花園送烏龜，就跟了過來。
“這一鬧，報紙肯定得炒。要能平了這事情，我就能東山再起。”老丘遞給根煙卷，很認真的樣子。
我把名片裝進口袋，說一起查吧，我還得在上海停幾天。
晚上回家，翻了翻這兩天的《申報》，找到了車禍的新聞：
“五日下午六時，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到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段內有西人司機開一輛黑色福特汽車，撞死一名中國女童。”
《申報》是民國四大報之一，創辦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至1949年停刊，是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的報紙。登載內容從世界新聞、國家大事，到本地訊息，影響力極大。
我給《申報》的老同事打了個電話，確認撞人的福特汽車車號一五五，登記的車主是程霖生。
車禍發生在法租界內，肇事司機又是個美國人，叫崔弗，案子歸會審公廨管。
昨天下午已經出了判決結果，司機被判了三個月，罰款一百塊。
1923年《申報》上的車禍判罰新聞。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丘。
老丘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裏，離哈同花園隻有百米，卻破破爛爛。
弄堂又舊又窄，兩側的屋簷隔一段就橫著一截竹竿，上頭掛了各式各樣的東西。
女人的內褲、嬰兒的尿布、破洞的襪子，很多沒擰幹，濕漉漉地往下滴水，一路走一路滴，等找到老丘住的房子，頭發全濕了。
樓道裏一片黑，剛打開電燈，一個銅盆扔下來，差點砸到我的臉。
老丘連人帶行李從樓梯上被轟下來，胳膊肘磕倒了樓梯口的瓶瓶罐罐，乒鈴乓啷一陣亂。
樓上的亭子間的門開著，一個小老太太還在往外扔東西。
老丘揉了揉胳膊，對我歎了口氣。三個月沒交房租，老太太要他搬出去。
我替他付了房租，一共二十一塊。
掏錢的時候掃了一眼，屋裏隻有一張窄床和一張破桌子，天花和牆壁受了潮，全是黑點。
亭子間，是上海石庫門房子裏最差的一間。在樓梯轉彎處，底下是灶披間，上麵是曬台，很小，一般隻有六、七個平方米，冬冷夏熱，所以租金也比較便宜。(繪圖：連環畫家賀友直，圖片來源&標注：新浪博客博主武漢一中老校友)
老丘摸摸口袋，掏出半張報紙，遞給我看：“你們記者真是快，案子鬧大了。我一定得平了這事兒！”
我展開報紙，是《外灘新新報》，頭版寫著——
富人聚會大啖烏龜，窮人冤死無人問津
我掃了幾眼文章，從頭到尾都是評論，中間登了張昨晚宴會上的照片，是警衛搶麻袋的瞬間。
我把報紙塞給老丘，說這報沒什麽看的——事情沒寫清楚，全是煽風點火了。
老丘又盯著報紙看了看，疊好裝進口袋。
他說，這寫的也沒錯，可不就是窮人吃虧嗎。
說完，他指指身後，“看我這地方，真是知道窮人有多慘了！”
搶屍
出了弄堂，我找了兩輛黃包車，往南走，上周浦明住的徐家匯路。
車夫長得壯實，聽我是北方口音，問我哪兒來的，濮陽縣下冷子（冰雹）了沒？
我說我不是大名府來的（金醉注：民國初期，濮陽縣隸屬大名府），車夫有點失望。他說上海人瞧不起北方佬，在這不得勁兒。
徐家匯路在肇嘉浜以北、法租界的邊界上，對麵就是華界。河道讓煤渣、爛菜皮堵著，又髒又臭，車夫隔遠就不願意往前拉了。
我和老丘下車走過去。
河邊一字排開了幾十條“旱船”，底層的漁民、船民吃喝拉撒全在裏頭。
走到近處，有幾條船被砸爛了，草簾做的門塌了一半，舢板上還有拳頭大的窟窿。
五六個黑黃幹癟的男人抱著麥稈和舊木板，往舢板上鋪。
他們臉上手上都有淤青紅腫的傷。
肇嘉浜是舊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戶區。肇嘉浜本是老城廂內的一條幹流，上海開埠後，河道淤塞、水質變臭。到了二三十年代，先是一大批船民拖船上岸，住在旱船上，隨後河道兩岸又搭起更多的棚屋和“滾地龍”，成了底層貧民的聚居地。
我說找周浦明。他們停下活兒，瞪著我和老丘，不說話。
老丘擺擺手，說我是律師，來幫你們的。船艙裏出來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穿著件紅棉襖，外頭套著件男孩的舊袍子。
她說，早上來了一幫戴鬥笠的“黑牙差人”（巡捕）。上船就到處翻騰，嚷著要找“巴地”（屍體），誰攔著就打誰，還把船砸了。
舊上海巡捕房裏的警察也有等級之分。最高等的當然是英美人、法國人，華捕為次，再是印度人和越南人。越南人多在法捕房，又被稱為“安南巡捕”。安南巡捕喜歡嚼檳榔，牙齒發黑。
周浦明死守著女兒屍體，抱住一個巡捕要跟他拚命。巡捕上去一頓打，帶走了周浦明。
小姑娘說，她父親因為打了巡捕一拳頭，也給一起帶走了，罪名是毆打租界巡捕。
她走到老丘跟前：“你能幫我們？”
“程霖生是個大人物，連公董局的法國人也得賣他人情。娘的，這巡捕比你們記者更快。
老丘歎了口氣，說這事很麻煩，鬧大了。
他掏出那張《外灘新新報》，打開給小姑娘看。
小姑娘不認字，搖搖頭。老丘指著新聞講給她，“不認識不要緊，巡捕打人也怕登報。我想辦法，你們等著。”
離開棚戶區，我和老丘趕到巡捕房。
給領頭的安南巡捕點了煙，又塞了幾個大洋。他懂點中文，我們指手畫腳，說了半天好話。
巡捕咧嘴笑笑，招手喊來兩個華捕，從裏頭領出兩個人。
周浦明一瘸一拐，耷拉著臉。跟著的是個蒜頭鼻胖子，繃臉瞪著華捕，大概是小姑娘的父親。
我和老丘說明了身份，倆人鬆了口氣，跟著出了巡捕房。
我說先去吃飯，讓老丘找個館子。周浦明死活不讓，領著我們進了一家普羅飯館，說要謝謝我們。
他和大鼻子各點了八塊大排骨，兩碗豬油飯，還多要了一份打底的雞毛菜。狼吞虎咽，吃完還又揣了兩把清煮毛豆。
周浦明和大鼻子老家是廣東香山的（今廣東中山）。倆人祖上混過小刀會，鹹豐三年（1853年）起義的時候，殺過清兵和洋鬼子，起義失敗才回了老家。
後來到周浦明的父親一代，不甘心待在老家，又回到了上海。雖然出生在上海，但倆人都從小講粵語，口音很重。
小刀會是清末秘密結社組織三合會的一支，發源於福建廈門一帶。清鹹豐三年（1853），大批流寓滬上、加入小刀會的廣東、福建流民，趁著太平天國攻打江南地區形勢混亂，以“反清複明“為口號，在上海發動了小刀會起義。
吃飽飯，我問周浦明為什麽去哈同花園鬧事。周浦明低下頭，說去哈同花園找程霖生是一個記者的主意。
前天，案子在會審公廨審理完，美國司機判了三個月，賠償周浦明一百塊大洋。
會審公廨（International Mixed Court）是近代中國曆史上外國租界內的司法審判機構。例如上海有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所謂“會審”，指的是這些法庭審理案件時有代表租界國領事的外國官員參與或“陪同”中國官員進行審判工作。圖為清末上海會審公廨審案現場。
案子審完，幾個戴帽子的跟著周浦明走到公館馬路（今金陵東路），其中有個小眼睛的，說自己姓徐是記者。
周浦明看看我，“佢話想幫我，讓我去搞事（他說想幫我，讓我去鬧）——”
我遞了周浦明一根煙卷，叫他繼續說。
姓徐的是《外灘新新報》的記者，他告訴周浦明，撞死他女兒的美國司機有前科，兩個月前就撞傷過人，沒蹲幾天就出來了。這次肯定也一樣。
因為他後頭有人，車主是程霖生。
周浦明說不認識程霖生。
姓徐的說，程霖生是個闊佬，半個租界的地都是他家的。
“佢話，有錢仔驚癩嘢，搞得越大鑊，鬼佬司機判得越重——賠的錢越多。”（他說，有錢人怕事，鬧得越大判得越重，賠的錢越多。）
周浦明不相信，回去跟同鄉商量。周浦明和大鼻子喝了點酒。膽子一大，就想，不如鬧鬧看，說不定有用。
他倆裝了滿滿幾鐵筐子烏龜。周浦明把女兒的屍體放進麻袋裏背上，直奔哈同花園。他幾乎每周都去送烏龜，路熟得很，裏外警衛也都認識。
程霖生恰好要在哈同花園出席宴會，“搞一搞好易啫。（鬧一鬧也不麻煩)”
說著說著，周浦明不吭聲了。也沒提後來怎麽跑出來的。
大鼻子拍拍桌子，罵了幾句，“調黑（肏），有錢仔穿金戴銀，話曬一條人命，比得（隻給）一百？”
他抹抹嘴，說早上“黑牙差人”來砸船搶屍，背後肯定也是姓程的指使的。
老丘說，他也覺得賠償金給少了。司機有撞人的前科，程霖生包庇過他，這事鬧大了對他沒好處。
我看了看老丘，說先查清車禍，小報越鬧越不清楚。
真相
車禍的發生的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是法國人二次越界築路時修的，這一帶的房子是新式裏弄，路平坦寬敞，兩邊種著梧桐樹。
周浦明和大鼻子也跟著我們一塊調查。
案發當天下午六點左右，周浦明的女兒鬧著要去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買糖，看紅帽子的聖誕老翁。
周浦明和女兒一前一後，走到金神父路，一輛黑色的汽車突然從右邊的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衝出來，撞上了妹妹（他女兒的小名）。
周浦明強調：司機撞到人以後，還繼續往前開了幾十米。
但這個說法很快讓一個目擊車禍的鞋店老板否定了。鞋店老板說，看見車減速了才撞上小女孩。
“一個賣橄欖的，跑到路中間吆喝，車就躲他，往金神父路拐。”鞋店老板跑上馬路給我們比劃，“小女孩不知道哪冒出來的，刹車來不及了。”
我查過美國司機的證詞，和老板說的一致。
證詞裏說，他從辣斐德路左拐到金神父路，是為了躲開一個賣橄欖的小販，當時他的手已經伸出窗外，打了轉彎的手勢。小女孩正對著車衝過來的。
他馬上就刹車了，但已經來不及了。
我畫了一張車禍發生時的現場圖，還原了當時的情況。
合理的推測是：司機把手伸出窗外，打了個拐彎的手勢，小女孩看到，以為向她招手，所以跑了過去。
會審公廨就是按照意外做了處理，按以往慣例做了賠償。
示意圖根據金木筆記中繪製的原圖製作。辣斐德路也叫棘尾德路。
周浦明和大鼻子不相信車禍隻是一個意外。
我們又在附近守了三個晚上，等到了那個賣綠橄欖的小販。
小販承認，車禍那天出攤比平時早，白天又沒睡好，眼皮直打架。
走到路中央恍了個神，突然有輛黑色的汽車迎麵開過來，他當時以為自己要死了，心撲通地跳，眼睛閉得死死的。
咣咚一聲撞擊，他再睜開眼，自己沒事，車也拐到路口停下了，好像撞著什麽了。
好多人圍過去，他沒敢看，轉身就跑了。
後來才知道，一個洋人開車撞死了一個小女孩。
周浦明聽完，臉白了，腮幫子一抽一抽的，抱著腦袋蹲了下去，嘴裏嘟囔著，點解會是意外？（為什麽會是意外？）
過了一會兒，他站起身，問老丘，案子判得到底對不對。
老丘點點頭。
大鼻子攥起拳頭，拉起賣橄欖的小販就要打。我拉住他，擺手讓小販離開。
老丘拉住大鼻子，說別急。他拍拍周浦明，說別擔心，“是不是意外，我都能想辦法讓程家多賠點。”
我到路邊香煙攤子買了包老刀煙，遞給周浦明。
他掏出煙抽了幾口，突然縮起身子，手捂著臉，大哭起來——“妹妹連啖糖都未食到，就冇咗。”（女兒連口糖都沒吃到，就沒了。）
老刀牌卷煙是最早傳入中國的卷煙之一。最初由英國惠爾斯公司生產，正式名稱是“海盜”，“PirateCigarette”。煙標是一名水手站在甲板上，右手叉腰，左手持刀。因為“海盜”香煙定價在中、下檔，抽煙的人多不認識英文，加上煙標上的“刀”又顯眼，就衍生出了這個俗名“老刀”。
兩天後，老丘找到程家的律師協商。不知他用了什麽辦法，程霖生答應將賠款加到三百，另外再多付兩百，用來好好安葬周浦明的女兒。
五百塊，周浦明賣十年的烏龜也掙不了。
老丘說，程家隻有一個要求，要周浦明簽字畫押，保證不會去找報紙亂說話。
周浦明想了一會，看了看大鼻子，點頭答應。
他彎腰謝謝我和老丘。臨走說，他想回廣東老家了，把女兒也帶回去。
洋蠟燭
簽協議的那天，周浦明遲到了。
我和老丘在公館馬路（今金陵路）的一家廣東酒樓，點了叉燒、鵝腸、砂鍋雞。從中午等到下午，菜涼了，酒樓的客人全走了，周浦明還是沒來。
到徐家匯路一看，河邊的旱船焦黑一片，塌的塌，壞的壞。
幾十個人光著腿，哭喪著臉，身上披了一層稻草，蹲在燒焦的船跟前。稻草底下全是光膀子，風一吹，牙齒直打顫。
大鼻子癱坐在地，哭得捶胸頓足，旁邊放了一大一小兩卷蘆席。
那天見過的小姑娘也在，勾著頭，身上那件男孩袍子滿是黑灰。蘆席底下蓋著的，是周浦明和他女兒。
昨天夜裏旱船著了火，一連引著了十幾條。火正旺的時候，周浦明鑽進船艙找女兒屍體，沒出來，燒死在裏頭。
救火隊一晚上來了三撥人，才把火撲滅。
救火隊就是消防隊。上海最早的救火會成立於1866年。其後，租界當局成立火政處，統一管理各支消防隊。到了1933年，租界已有9支消防隊，700餘名隊員。
被燒的船裏，除了周浦明和大鼻子他們，還有很多旁邊寧波漁民。救火隊的人推測，火可能是從寧波人的船上燒過來。
廣東人的船上，最先被煙味熏醒的是大鼻子的女兒阿蓮——那個穿男孩袍子的小姑娘。
阿蓮說，醒來的時候就看見外頭稻草垛燒著，劈裏啪啦響，一撮撮冒著火往下掉。
救火隊在稻草灰燼裏找到幾小節沒燒盡的紅色洋蠟燭，推斷起火原因是蠟燭點著了稻草。
河邊不通電，晚上兩眼一抹黑，隻能靠蠟燭或者煤油燈。船身裏裏外外都鋪了稻草和蘆葦，一旦燈油和蠟燭橫倒點著，燒起來就是一大片。
這種事太常見了，棚戶區每年都得燒幾場。
上海的棚戶區是火災集中地區，火情迅速蔓延，與這一帶擁擠著草棚、瓦屋，且裏弄狹窄、彎曲有很大的關係。圖為1953年一場棚戶區大火。
臨走的時候，大鼻子湊過來，結結巴巴問老丘，程家的五百塊還能要著嗎？
老丘想想，說這事他得回去再跟程家商量。
周浦明剛死，就來要他的錢？我皺起眉頭，看著大鼻子。
大鼻子使勁衝我擺手，不是他自己想要錢，是安葬周浦明父女倆需要錢。
“我同阿明一場鄉裏（同鄉），佢衣家吾響了（他現在不在了），我會坤佢（騙他）地錢？” 大鼻子說完眼睛紅了。
我歎了口氣，翻遍口袋，把身上的幾十塊錢全給了大鼻子，讓他先安葬周浦明父女。
一星期後，老丘給大鼻子送去了五百塊。他後來告訴我，程霖生的律師說，沒協議不給錢，是他私下找了程家老爺子給的。
巧克力
又過了兩天，是聖誕前夜。晚上八點多，我上街溜達。
霞飛路上聖誕味很濃，西餐館的櫥窗上畫了聖誕老翁，有的叼煙鬥，有的坐雪橇。還特別推出了聖誕大餐，買一隻火雞送一杯葡萄酒。
20年代聖誕節在上海流行起來，聖誕老翁被廣泛用於各類廣告。西餐館也趁熱打鐵，推出聖誕大餐。
我讓車夫停車，自己下來走走。
走著走著，經過一家西式糖果店，有兩個卷發的洋人小男孩扒著門往裏看。
周浦明說，車禍前，他是帶女兒去買糖吃。我進店買了一鐵罐的太妃糖和兩塊巧克力排，拎在手裏又不知道擱那兒。
出了店，把糖罐和巧克力給了正進門的兩個洋人小孩。
其中一個穿深棕色鬥篷，他激動地蹦起來，連著對我說了幾次“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
“沙利文”最早是個糖果行，1914年開在南京路。1925年，美商沙利文糖果餅幹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沙利文”這個牌子漸漸蜚聲滬上，成了高檔貨兒。
一對洋人夫婦走過來，對我點頭，是兩個小孩的父母。
女的指了指遠處一座錐形尖塔建築，說他們要去教堂。
我沿著海格路（今華山路）繼續走。走到一半，停下了——一波波人迎麵跑過來，有人喊，教堂出事了。
一個白人高個子一頭撞在我身上，血從耳朵往脖子上流。他一手捂著耳朵，一手推開我，搖搖晃晃繼續跑。
我逆著人群往教堂跑。一邊跑，一邊找剛才帶小孩的洋人夫婦。
眼前全是人，哭著喊著捂著頭瘋跑。不隻是洋人，還有很多華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全在跑。
趕到蒲西路天主教堂時，門口堵滿了人，進不去。
徐家匯的天主教堂在清光緒三十六年（1910年）竣工，是天主教上海教區的主教座堂。整幢建築高五層，磚木結構，外觀是典型的歐洲中世紀哥特式。很大，可同時容納3000人。
十幾個男人圍著躺地上的兩棵聖誕樹，拽著前一個的胳膊往上擠。聖誕樹上的彩色電燈和小禮品被扯的斷的斷，爛的爛。
咣當幾聲，旁邊的彩色的玻璃窗被砸爛了。一個洋教民從窟窿裏往外爬，爬了沒幾步就停了，手掌紮在了玻璃渣裏。五六個男人衝上來，扯他的褲子。
街上黃包車翻到一邊，小販的竹簍子裏的芝麻大餅、肉粽、橄欖、蘋果也撒了一地。
所有人瘋了一樣，一窩蜂衝上去搶一切能搶的東西。
連撒在地上木製的十字架也有人在搶。有人搶了塞進懷裏就跑，有人握著長的一頭朝其他人的眼窩紮去。
我看見那個穿棕色鬥篷的洋人小男孩。他倒在地上，臉上磕了一塊，張嘴大哭。他手裏攥著我買的那塊巧克力。
一個車夫抱著七八條帶魚衝過來，後頭一個賣帶魚的小販在追。
帶魚掉了幾條，車夫狠狠瞪了我一眼，撿起來就跑。
這人我認識，是給我拉過車的濮陽車夫。
我繞開橫衝直撞的人群，朝洋人小男孩走去。
一個圍頭巾的女人踩著小男孩的手跑過去，搶起地上的巧克力，連著錫紙塞進嘴裏。
小男孩舉著一隻手，手指頭被踩折變形了。我罵了一聲，衝過去抱起他，躲開人群，往遠處跑。
街上亂成一團，已經分不清洋人華人，相互打成一團。
我躲進路邊的弄堂，小男孩越哭越厲害。那隻折斷的手指已經腫了起來。他伸出另一隻手，捶我的後背，指著馬路對麵。
我順著方向看過去。一個白人女人正跑過來，是小男孩的母親。
她經過一個賣臭豆腐的小販。小販伸手拽住她手裏的包。女人停下來拽。小販掀起爐子上的油鍋，潑在女人身上。
我捂住小男孩的眼睛，轉身一口氣往弄堂深處跑。
身後傳來女人撕心裂肺的慘叫。
騷亂從傍晚一直持續到了淩晨，最後有近百人受傷。後來趕到的華人巡捕裏有人鳴了槍，槍聲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人群和巡捕也打了起來，很多受過巡警欺負的車夫，抓著落單的巡捕搶了槍，往死裏打。
數十名巡捕被打的頭破血流。
被捕的參與者裏，大部分是肇嘉浜附近的漁民、船民、車夫和小販。《申報》在事後的報道中把他們稱為“一群失去理性的底層貧民”。
很多參與者後來回憶，根本不記得當時自己幹了什麽。
他們不知道前麵發生什麽了，看見人往一處擠，就跟上去，看見其他人砸窗戶搶東西，自己也跟著砸、跟著搶。
至於搶的是什麽和為什麽要搶，已經不重要了。
在巡捕房裏，我采訪了一個寧波漁民，姓吳，他是那晚領頭騷亂的其中一個。
他的船和周浦明的船一起被燒了。
救火隊說起火原因是洋蠟燭的時候，他也在跟前。船被燒前，他見過洋教士來河邊買烏龜。
他一口咬定，放火的就是洋人。
民國時期，上海流行吃烏龜。1934年的《申報》裏還有關於徐家匯吃烏龜難以禁止的新聞。這些吃烏龜的多為天主教的洋教士。
我問他，怎麽就能確定是洋人放的火？
他沒回我，朝我吐了口痰，“憑索嘻傑拉好兜到鈔票？”（憑什麽他們能要到錢？）
他指的是周浦明和大鼻子從程家要到了賠償。
火災後，他跟其他的寧波人說，“洋冬至”的晚上，教堂裏有火雞，有洋酒，去的人都是“闊佬。”
洋人都是闊佬，闊佬就沒好人——不隻棚戶區的人這麽覺得。
我找到那個濮陽車夫，他說：“俺窮，他富，拿點東西不算犯罪吧？”
後來，我查看了巡捕房的詳細記錄，教堂裏這些“洋闊佬”很多也是附近貧民窟的窮人，跟岸邊的漁民差不哪去。
雪茄
我退了車票，把受傷的小男孩送到醫院，通過法租界巡捕房聯絡了法國公使。
之後，又在上海待了半個月，去了幾趟棚戶區——沒找老丘一起。
離開上海那天，我找出老丘那張名片，給他打電話，約他見麵。他刮了胡子，頭發也理得幹幹淨淨，還換了一身嶄新的灰色西服。
一見麵先給了我兩百塊，說要感謝我替他付房租的事。
他說，他進了泰利洋行，做道契代理的華人顧問。
“說起來，我得感謝周烏龜。”
周浦明背著屍體鬧事，程家到不覺得事大。但事情讓小報記者知道了，記者天天堵著程公館。
程霖生好長一段時間出不了門。幾天不露麵，就有人傳消息，說程霖生肯定出事了。
“滬西好幾單大的道契生意，全讓陶百萬捷足先登了。”
老丘說的陶百萬，是個浦東人，叫陶善鍾，和程霖生齊名的華人地產巨富。
陶百萬的泰利洋行人手不夠，老丘最近去應聘，去了就接到一堆金融案子。
他掏出一個木製煙盒，遞了我一根雪茄。
木盒雪茄。
我擺擺手，掏出煙卷抽，“從車禍一開始，你就盯上周浦明了吧。”
老丘笑笑，沒接話。
我接著說，我找過那個《外灘新新報》姓徐的記者，問他怎麽知道那個美國司機有前科。
他說這事是一個律師告訴他的。那個律師成天守在公廨門口，到處打聽案子。
我問老丘：“他說的，是你吧？”
老丘哈哈笑，說你知道啊——還好事情辦成了，我算是扳回一局。
後來，老丘知道周浦明要去哈同花園鬧事，表麵要幫周浦明伸冤，其實他是幫他自己，能讓程家吃點虧，自己也好靠上陶家。
跟程家協商賠款的時候，他在中間也沒少拿。
老丘摘下眼鏡說，人算不如天算，到最後賠款還不是全讓大鼻子給拿了？他苦笑了一聲，“也好，窮人可憐，該拿點錢。”
我搖搖頭，說你肯定不知道大鼻子怎麽了。
三天前，我去棚戶區找過大鼻子，他瘦的不成人樣，躺在一塊棺材板上抽大煙，半死不活。
我問他出了什麽事。
大鼻子說，錢到手後，他吃喝嫖賭，開心不到幾天，阿蓮拿了剩下的錢跑了。
阿蓮早就想離開棚戶區，但大鼻子不同意，想留她在身邊照顧，靠著女兒掙錢養他。
更何況，家裏也沒錢讓她走。我放下筷子，看著老丘。
“大鼻子說，阿蓮跑之前告訴他，火是她放的。”
老丘張大了嘴，皺著眉頭看我。
周浦明去哈同花園鬧事前，跟大鼻子商量過賠款的事。大鼻子覺得該去鬧一鬧，多要點賠償。
背屍體鬧事，是大鼻子出的主意。他相信姓徐的記者，富人怕事，事情大一點就能要到錢。
他們商量半夜，全給阿蓮聽見了。周浦明說，不管能多賠多少，都分大鼻子一半。
後來，周浦明背著屍體在哈同花園一鬧，賠款就加了幾百塊。
大鼻子說，阿蓮臨走前告訴他，沒想過要害死周浦明。她隻是以為，船上起了火，周家事情更大，就能再多點賠償。
老丘瞪大了眼，“就為這個？就放火燒自己家？”
我說不知道。
老丘猛抽幾口雪茄，“阿蓮怎麽知道她一定能拿到錢？程家要是不賠了呢？”
我說你別急，小報記者慫恿周浦明鬧事，是想試試，周浦明去鬧了，也是想試試——你跟記者合作，賭這案子給自己翻身，不也是試試？
“阿蓮可能也是想試試，能多拿點錢——你不是教過她嗎？報紙很厲害。”
老丘有點急，說別瞎說，我可沒教。
他抬起腳，在皮鞋底摁滅雪茄，“這事到此為止。金木，我勸你也別管了。這麽多事，還是先顧自己吧。”
說完，他轉身就要走。
我叫住他，想告訴他，大鼻子喝多的時候曾跟我講，他懷疑女兒想燒死的是他——
“人地阿明死咗個囡，就攞到錢。話吾定我死咗，我個囡都可以攞到錢。”（人家女兒意外死了，當爹的能拿錢。要是我意外死了，說不定當女兒的也能拿錢。）
我沒開口，朝他擺擺手，老丘點點頭，走遠了。
幹這行這麽多年，查過上千個案子，見過數不清的人，我從沒覺得那麽寂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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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了太爺爺十幾年的故事，很少見他有過傷感。
我總覺得，他就是個好萊塢硬漢偵探片裏的男主角。
這個故事裏，他沒有窮凶極惡的對手，隻有讓他“徒增失落”的夥伴。
這些我都能感同身受。
我也曾遇到過類似的事情，本以為自己幫到了人，最後卻發現不過是更大棋盤上的棋子。
或者，有人慕名而來找我調查，毫不客氣地講：“老金，幫我查清這個證據，拿到錢分你三成。”
夜行者很酷，但有時候會被當雇傭獵人。就像很多記者律師，想有自己的底線，但沒人覺得你很酷。
我喜歡的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前陣子在專欄中說——
在看到事實和證據之前，一個公正的人不會濫用審判的權力。
然而，在錯綜複雜的事件中，真相往往會完全消失，無從證實。
人人都急於下結論，人人都有他的理由，人人都希望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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