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教作文,莫言賣茅台:中國文學已死?

餘華教作文,莫言賣茅台:中國文學已死?

叉少 往事叉燒 2021-03-19

 

 

 
3月份,寫出《活著》的作家餘華,在沉寂了八年後,出版了長篇小說《文城》。
 
《文城》出版不久,餘華受邀參加了一個教育機構舉辦的演講,主題是“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
 
餘華登台時,主持人說這場演講:“不談文學,隻談作文”。之後不到十分鍾的演講中,頭發花白的餘華眯縫著眼,全程低頭念稿,還是說得磕磕絆絆。
 
餘華真的窮到要給培訓機構站台嗎?顯然不是。當當新書銷售榜單上,《文城》保持著近30日第一的位置。
 
而榜單第三名,是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劉擎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劉擎近期不僅參加了《奇葩說》,餘華參加的那場作文培訓演講,他也是到場嘉賓之一。
 
這場演講過後,有人將餘華的現場照片發布到網上,配文“文學已死”。網友補充道,餘華是1977、1978兩屆高考落榜生,他能教好作文嗎?
 
 

 

文學的黃金時代

 

1977年,高考恢複,餘華在誌願一欄填寫了北大和清華,但是落榜了。之後他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被父親安排進了海鹽縣武源鎮做牙醫。

 

餘華每天都幹著同樣的一件事情,看患者的嘴和牙齒,手握鋼鉗,工作八個小時。

 

空閑的時候,餘華會走到窗口,衝著外麵的大街發呆。他發揮著自己的想象力,假設“心髒在大腿裏麵,牙齒和腳趾混同起來”,然後心裏突然湧上一股悲涼。餘華不甘心自己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做夢,於是開始了寫作。

 

 

八十年代初期,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在認真地閱讀讀者自由來稿,一旦發現了好作品,整個編輯部都會興奮起來,互相傳閱。

 

當時寄稿件不用花錢,隻要在信封上剪去一個角,刊物就可以免除郵費。餘華的作品免費地在各城市間旅遊,要是被退稿了,就用膠水粘上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再扔進郵筒。

 

二十三歲那年,餘華接到了《北京文學》的電話,編輯告訴他,他投稿的三篇小說都可以發表。

 

1983年11月,距離餘華開始拔牙已經五年,他離開海鹽,到位於王府井的《北京文學》編輯部改稿,正式開啟了寫作生涯。

 

同一時間,莫言正在部隊當教員,期待通過自己的良好表現博得領導的賞識,順利提幹。但總政治部忽然下來的文件澆滅了他的激情,“所有幹部必須經過院校或者是訓練大隊的培訓才能提幹。”

 

 

< 年輕時的莫言 >

 

文件下達後,莫言心情極度苦悶。他不想複員返鄉,回到高密縣東北鄉的麥田中,過著終日勞作沒有盡頭的生活。於是他把文學當作人生的機會,發瘋閱讀寫作。

 

當時,兩篇短篇小說的稿費相當於一名幹部三個月的工資。

 

1981年,莫言在保定文聯辦的《蓮池》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一年後又發表了《醜兵》。

 

小說給了莫言命運的轉機,政治部副主任和宣傳科科長推薦他破格轉幹,他還接到調令,從河北保定的狼牙山腳下,調到北京長城腳下的延慶。那個年代,寫作是很被重視的能力。

 

1987年, 莫言寫出了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畢業沒多久的張藝謀想拍這個故事,莫言就把電影版權以800元的價格賣給了張藝謀。

 

< 莫言和張藝謀 >
 

三十年後,莫言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他說:“直到現在,我依然動用的還是我二十歲以前積累的生活資源。二十歲以後的東西,基本上還沒有正兒八經去寫。”

 

 

 

變遷的鴻溝

 

莫言十歲不到,就趕上了自然災害。為了填飽肚子,野草、樹皮,什麽都吃,被餓出了想象力。

 

1961年春天,村裏的小學拉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他和小夥伴一擁而上,每個人搶起一快煤,咯嘣咯嘣啃起來,覺得煤塊越嚼越香,還說“味道好極了”。

 

餘華的生活經驗則來自童年的醫院。

 

因為父母都是醫護人員,餘華幾乎是在最殘忍的環境中成長。父親的身上總是沾滿血跡,即使是口罩和手術帽也都難以幸免。從手術室出來後,父親會對餘華看上一眼,叫他去食堂吃飯。

 

那些因病去逝的人,在他們的身體被火化之前,都會在餘華家對麵的太平間裏躺上一晚。他幾乎每晚都能聽到淒涼的哭聲,甚至有時候在睡夢中被哭聲吵醒。

 

念中學時,餘華從大字報上領略了人的想象力。文學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發揮,虛構、誇張、比喻、諷刺……他看著這些他都認識的人,用怎樣惡毒的語言互相謾罵,震顫不已。

 

他曾近在咫尺觀察過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裏麵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象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那個犯人在槍斃之前,雙手已經提前死亡。

 

< 《活著》 >

 

和莫言一樣,來自混亂年代的殘酷記憶構成了餘華創作的源泉。二十六歲開始,餘華寫下了大麵積的血腥和暴力。三年內,他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中,二十九個人在他的作品中非自然死亡。

 

時代記憶是如此深刻,以至於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湧現出來。在作家行列裏,除了餘華和莫言以外,還有賈平凹、閻連科、王安憶、嚴歌苓、蘇童、劉震雲、北島、韓少功、張煒等中青年。

 

這是一批看魯迅文章長大的作家,在他們小時候,魯迅是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匯。但市場經濟發展以後,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進餐飲業和旅遊業,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

 

餘華經過武漢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隻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下海的中國作家們

 

2012年,莫言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第二年的中國作家富豪榜上,莫言以年度版稅收入2400萬元排名第二,而幻想小說作家江南以2550萬元收入位居榜首。

 

2019年時,莫言的名次則跌到了32名,大冰、苑子豪、張嘉佳、劉同、張皓宸都在他之前。

 

純文學圖書市場正在以瘋狂的速度縮水,獨屬那個年代的一手經驗再難以吸引到新一代年輕人。郭敬明的《小時代》前兩部,總投資四千萬,累計票房八個億。

 

純文學作家們也嚐試了一些突圍之法,比如2020年8月,《晚熟的人》上架時,莫言去抖音上做了新書宣傳。

 

他發布的視頻,第一條點讚61.1萬,第二條6.4萬,而最新的一條隻有寥寥四千。

 

即便當當網和莫言本人賬號都在視頻帶貨,《晚熟的人》當天銷量也隻有1.5萬。在豆瓣上,王俊凱的圖文寫真《十九歲的時差》有1.6萬人讀過,而莫言《晚熟的人》隻有4千人讀過。

 

 

 

莫言新書發布後一個月,茅台舉辦了一次高端定製軟文大賽,要求每人創作一篇不少於2000字的散文,用於APP下載宣傳。

 

參與這次采風創作的,是以莫言為首的十位“茅盾文學獎”得主。

 

 

< 莫言為九百九十九斤九兩茅台酒封壇 >

 

莫言的文章題目是《莫言:對於茅台酒而言,任何的形容都顯得單調》。

 

作家阿來則寫了一篇《香茅的茅,高台的台》,文中引用古典文化:“古代茅草在中國禮儀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人壘台子望遠,擁有非常美好的傳統文化氣息。”他建議從中國的詩歌傳統深度挖掘這兩個字,還提議從24節氣深度挖掘生產流程的文化。

 

“神像被搬下了神壇,讚美歌變成了流行樂。”人們很難把中國文學的脊梁與軟文寫手這兩個身份聯係起來,文學與功利之間形成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契。

 

比起餘華和莫言遇到的商業化困境,賈平凹麵臨的爭議更為激烈,被直指“學閥”、“特權”和“世襲”。

 

3月初,賈平凹之女賈淺淺的詩歌在網上廣為流傳。她的許多詩,不但充斥著“屎尿屁”,還透露著一種強行分行的雞賊。比如那首《真香啊》: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們跑去

郎朗已經鎮定自若地

手捏一塊屎

從床上下來了

那樣子像一個歸來的王

 

 

< 賈平凹與賈淺淺 >

 

指向賈淺淺的爭論,最終波及到了賈平凹本人。根據媒體報道,在賈平凹成為陝西省作協主席的2007年,他就入股了一家高科技工程材料公司。字畫領域也成為他的變現途徑,如今他的一尺字可以賣到幾萬塊錢。

 

文學之外的邊角料過多,以至於那本著名的《廢都》都遭遇了再次審視。

 

 

 

恰飯的要點

 

八十年代,這些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曾是最勇敢的一批人。

 

當時中國大陸被毀壞的文學體製得以重建,餘華、馬原、蘇童、格非、葉兆言等先鋒作者文學作者不滿當時小說敘述形式的單一,開始追求敘述的多元。許多文學雜誌將這批“不聽話”的作者拒之於門外,認為他們寫下的不是小說,而且有政治風險。

 

這些作者沒有因為三言兩語就改變了寫作方向,仍舊堅持投稿。當時巴金在《收獲》雜誌擔任主編。他支持了這一批敢於表達的年輕人,1987年《收獲》的第五期和第六期,推出了先鋒文學專號。

 

餘華在書裏寫:“有點像美國的作者在《紐約客》發表小說那樣,不同的是《紐約客》的小說作者都是文學的寵兒,《收獲》的先鋒文學作者是當時文學的棄兒。”

 

 

 

最初動當作家的念頭時,他們都是為了吃飽飯,但當他們真正開始寫作時,一字一句都流淌著這片土地上真實發生過的、能觸動到人心的經驗。餘華寫出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莫言寫出了《生死疲勞》《蛙》《豐乳肥臀》。

 

在他們取得了文學層麵的成功之後,人們還期待他們沿襲文人風骨,給出有批判性的見解,啟發公眾理性思考。

 

但作家們似乎沒能承接住。

 

回到餘華講作文的那場演講,從現場視頻來看,他給出了幾條關於應試教育的建議。

 

 

 

餘華說:“他們不一定能細讀全文,但是他們有一雙火眼金睛,專門看作文閃亮的地方。所以,如何寫出亮點至關重要。”

 

他還提醒學生,“事先準備的素材可以應對不同作文題目”,希望他們能抓住重點。

 

餘華可能沒有意識到,他所傳授給中高考生的這些訣竅,恰恰映射出了純文學式微背後的深層原因:

一切寫作以功利為導向,要麽為了升學,要麽為了成名。

 

 

 

文人還能做什麽

 

餘華講中高考作文的那家培訓平台,也曾邀請娛樂明星——陸毅和鮑蕾夫妻、陳小春和應采兒夫妻參與公司的新品發布,他們的孩子也在這家培訓機構就讀。同樣的事情到了餘華身上,大家就不能接受了。

 

其實,莫言、餘華可能找錯了下海的方式。

 

就在餘華作文演講的前幾天,許知遠在《吐槽大會》上獲得了大量讚美。

 

許知遠用魯迅《秋夜》裏的語句諷刺金星。原句是:“在我的後院,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節目中這句話被化用為:“我估計魯迅聽完金星說的,一句是髒話,另一句也是髒話。”

 

小學課本裏的一句化用也被認為是有文化的表現。

 

< 《吐槽大會》上的許知遠 >

 

許知遠是專欄作家,但人們不知道他寫過什麽;他是書店創始人,但他的書店屢次瀕臨倒閉;

他在為梁啟超寫傳,銷量也不高。直到上了一次《吐槽大會》,

他念了脫口秀編劇修改潤色的稿子,“有文化”才成為一個被承認的標簽。

 

如今的時代,段子、視頻、頭條成為更契合社會表達的渠道,嚴肅文學處境尷尬,顯得無比荒謬。

 

曾經扶持過一批文學前輩的《收獲》仍然在出版,隻是已經沒人看了。

為了籠絡年輕人,《收獲》做起了閱讀APP,但和其他的閱讀APP一樣,毫無起色。

 

多年前,肖全曾經為餘華曾在團結湖附近拍下一張照片。

 

 

 

1993年的團結湖附近,荒涼得像個四線城市郊區,隻有孤獨的電線杆和公交站牌。而今時今日的團結湖,挨著工體,靠著三裏屯太古裏,成為北京潮流文化的集聚地。

 

也許一切就像餘華在他的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說的:“近四十年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就像社會的變化那樣天翻地覆。當社會麵目全非之後,我們還能認識自己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餘華如果正確認識自己,就不會去講應試作文,而是拉著莫言登上脫口秀的舞台。或者成為《吐槽大會》的飛行嘉賓,向所有讀者展示作家特有的幽默。

 

那樣,效果肯定比許知遠更好。

 

 

 

部分參考資料:
 
[1]、《莫言是如何走向寫作之路的》,今日名流,葉開
[2]、《我是怎樣走進文學的》,莫言
[3]、《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餘華
[4]、《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餘華
[5]、《你那麽努力,終於可以為茅台寫軟文了》,花兒街參考
[6]、《認為餘華教作文就是“文學已死”,是對文學的誤解》,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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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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