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有80個村莊消失
回答:
新照舊影（998）
由
YMCK1025
於
2021-02-20 09:09:22
據統計，自2010年至2020年，我國自然村的數量從360萬個跌至270萬個，相當於每天消失80至100個村落。地處陝北高原的新民村，正經曆著這八十分之一的消亡曆程。
01
56歲的薛盡義還沒想好怎麽與親近了三十年的土地告別。
他所在新民村，原名張家溝，是陝北地區的一個農村。因原住民是一支姓張的人家，故名。幾百年前，張姓人家全部死於一場瘟疫，埋入張家溝西邊的土台，村子就此荒無人煙。不久後，才慢慢有人住進來。
新民村村民以種田、養殖為主，人均年收入為11500元。像薛盡義這樣，種植兩個大棚和二十畝地，還盤下一個雞棚的，是新民村常見的經營模式。“遇到豐年，可能一年掙十幾萬，收成不好的話，也能掙個八九萬，但平均下來，每年十萬左右是有的。”
薛盡義一開始並不是農民。年輕時，他曾在陝西銅川煤礦上幹過十年，但煤礦不安全，一旦發生礦難，生還幾率太小。於是便琢磨著去學門手藝。他先在村裏當了一年多木工學徒，又去城裏做起了木工生意。到了要結婚的年紀，才回到新民村種地，就此在村莊安頓下來。
三十年玉米地和二十年大棚的種植生活，讓薛盡義積累了豐富的耕作經驗。但他仍無法擺脫“靠天吃飯”的憂慮。2013年，他在當地籌辦起一個養雞場。“投資的二十萬都是我出的，養了雞後，周轉不開，又借了五萬。”薛盡義苦澀地笑了笑。
受疫情影響，前半年蛋價持續走低，村裏的養雞戶因此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幸而攢錢的習慣，並沒有讓村民的生活迅速跌入困窘的境地。
薛盡義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結婚後，一直留在嶽父家，照顧患有抑鬱症的妻子；老二在內蒙古當卡車司機，一年賺七八萬，是三個兒子中生活最穩定的一個；老三不懂攢錢，賺得多花得也快，31歲了也沒娶上媳婦，是村裏的光棍之一。盡管一家人還沒未坐下來商量過，但薛盡義清楚，他的兒子中沒有人會選擇回歸這片土地。
於花甲將至的薛盡義來說，生活就是田地與雞棚之間的往返。每天早上六點，他在雞棚喂雞；九點左右，他要拉著小推車去雞棚收雞蛋，放回儲藏室後，又趕到大棚給蔬菜澆水。吃完中飯後，再返回雞棚喂雞，直到晚上九點才能坐下來歇口氣。
“實在幹不動了，就退耕還林還草，反正還有雞可以養養。”薛盡義說。今時不同往日，是他常有的一句感歎。
02
白鹿寺坐落在新民村外，以一顆樹齡1300年的古銀杏樹而為人知曉。古銀杏樹相傳由唐代一位雲遊和尚所栽，因曆史悠久，村民們稱其為“神樹”。每年霜降後，銀杏葉染得金黃，不少遊客慕名前來觀賞。屆時，銀杏枝條上會係滿祈福的綢帶，上麵是遊客們留下的心願。
如今的白鹿寺已被規劃為旅遊區，寺裏所有的神廟門前都掛了鎖。“現在整改，寺廟暫時不讓開，不讓敬神、燒香拜佛。”高潤生說。他是白鹿寺新上任的守門人，負責每天給寺院打掃衛生。上一個守門人因偷拿寺廟功德箱內的捐款，已經被有關部門取締了。
今年1月初，他本想給前來祈求平安的親戚打開真武祖師爺廟的廟門，鑰匙在鎖孔裏來回旋了好幾圈，卻毫無動靜。他隻能悻悻然道：“這門是好久沒來開了。”
據他回憶，往常農曆三月十八和九月十九，白鹿寺會舉辦祈福活動，許多村民會來廟裏燒香拜佛，祈求風調雨順、平安如意。唱戲人和說書先生會在白鹿寺內臨時搭台演出，遍地是置賣各種小玩意兒的攤販。等到了明年，這些祈福活動會逐一簡化，隻保留說書活動。
傳統習俗的消散，正逐步啃噬著村民們所剩無幾的精神領地。
武盛希望小學是由一個叫周武盛的台灣人在新民村投資十萬建成的。學校由五孔窯洞和一個籃球架，設置三個年級，十幾個學生，均由一個老師教授。老師是在村裏找的，中專學曆，沒有教師資格證。
十個孩子裏往往隻有兩個可以讀到高中，五個孩子讀到初中，剩下三個通常上完小學便輟學。“哪裏是家庭條件不允許，小學的學費很便宜的，就是不想上了。”村支書歎了口氣。那麽，擺在輟學的孩子們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要麽留下來，繼承父輩皆是莊稼人的使命；要麽離開，走向一個更沒保障的未來。
這所於2000年建成的小學，因生源少且經費不足，在幾年前便結束了辦學，與鎮上的其他小學合並。其原址已更名為新民村大隊隊部會議室。
閑置的寺廟、被合並的小學，一個村莊的精神陣地，像一孔越縮越小的泉眼，不再為人所注意。
03
倘若是男孩子，家裏人往往會盡力供他念書；若是女孩子，上到十多歲就停了。女孩要在十六七歲時出嫁，是當地女性再正常不過的人生順序。
魏雯17歲的時候就在父母的安排下與一個家庭條件較好的男生結婚了。雙方家長為他們舉辦了婚禮，並商定到了法定結婚年齡再去民政局領取結婚證。一年後，魏雯生了一個男孩，孩子的戶口隨母親。由於老丈人和女婿一直不和，見麵就吵架，有時還會動手，魏雯和丈夫的感情也因此受到了影響。
麵對丈夫提出的離婚申請，魏雯沒有馬上同意。她向司法所谘詢離婚後財產的分配問題，工作人員告訴她，沒有結婚證的婚姻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即便起訴，法院也不會受理。魏雯最終沒有分得任何財產，連孩子也歸男方所有。
新民村一共兩百零幾人，而光棍就有七八個。郭龍還算幸運，經人介紹幾個月後，便與鄰村的春霞閃婚，過上了甜蜜的夫妻生活。但隨後不久，郭龍無意間發現春霞一直在服用某種藥物。在一次爭吵中，春霞甚至出現自殘行為。他領著春霞到西安的醫院看病，檢查結果是抑鬱症。
在了解到治療抑鬱症的藥物很可能導致不孕後，郭龍立刻想到了離婚。和父母商量後，他狠下心關機，坐車回家，把春霞一個人留在醫院。等春霞看完病後回到新家，婆家人出麵把她趕回了娘家。二人新婚那年的八月底，郭龍的家人以春霞隱瞞病史且未能生育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返還彩禮錢。而這成為壓垮春霞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
九月初的一個上午，她獨自離開新民村，搭乘去紅安的班車，在南橋站對麵的山上結束了短暫的一生。不久後，她的父母收了幾萬元為她配了冥婚。而郭龍至今仍單著，再沒有找到過媳婦。
近三年來，村子裏沒有娶進來的媳婦，隻有薛家嫁出了一個女兒；有三個老人相繼離世，而王家新添了一個女兒。
婚喪嫁娶，紅白喜事，人間最尋常不過的事，真正落實進一個人的生命中，卻變得龐雜難解。
04
他的妻子在一次生產中大出血去世，他一個人靠著種地放牛，才把孩子們拉扯大。大兒子陳能在城裏打零工做苦力，小女兒陳芊很早嫁到了隔壁的寺溝村，小兒子陳力一出生就過繼給了自己的弟弟，27歲時卷進大棚卷簾機自殺了。
他住的窯洞也是村裏最破的。由黃泥堆砌，幾根木頭搭的窗棱裏糊上一層白紙便湊合出一個窗戶，牆麵是不夠平整的黃土，兩張凳子，一張桌子，一個衣櫃，灶台連著炕，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物件。
去世前三年，三兒在村裏統一安排的體檢中被查出患有腦梗。作為新民村的貧困戶之一，他的看病費用可以用醫療補貼報銷，但因三個孩子長時間不回家探望，沒有人能帶著跛腿的他去縣城看醫生，身體便一年不如一年。
三兒的癱瘓始於一次意外摔倒。倒在地上的一瞬間，他的下半身知覺全失，隻能借力兩條胳膊，艱難地拖著後半身匍匐往前，挪到家中的水池邊，擰開水龍頭自救。水順著坡一路流動，坡下的村民看到後便順著水流跑到三兒家中，及時救助了他。自此，三兒隻得放棄種地放牛的營生，唯一的收入便是政府給予貧困戶一年六百的生活補貼。
他本該有一張存放養老金的社會保障卡。但銀行卡自發下來的那天起就被大兒子陳能據為己有。每逢村裏給三兒配上米、油和麵，陳能便趕來將這些補給品悉數帶走。如一隻禿鷲，一個俯身便銜走了覬覦已久的獵物。二人也曾因此發生爭執，但癱瘓在床的老父又如何能奈得過身強力壯的兒子。
三兒在女兒陳芊的陪伴下走完了生命最後的裏程。他死的那天，村裏人都趕來為他處理後事。按照新民村的葬禮習俗，“活著不孝，死了唱大戲”，孝子孝女需要為逝者領羊，羊即代表亡者的靈魂。祈求者們圍在靈堂前，訴說能讓亡者安心的話，並請求羊擺耳抖動全身，即為應領。
麵對兒女的祈求禱告，公羊隻是搖搖頭轉轉眼珠子。喪事主理人怕誤了送葬的吉時，便朝羊背上潑去一盆冷水，羊這才劇烈地甩動起來。羊兒們排著隊，載著三兒的魂魄在淒惶的嗩呐聲和孝子孝女的哭號聲中往山裏走。而三兒的土窯洞再沒人進去過。
新民村目前隻住了三十幾口人，年紀輕的都早早地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們的年齡多集中在60-70歲，年紀最大的是84歲，50歲左右的人也能被視為“年輕人”。身子硬朗的老人偶爾會給村民搭把手，身體差點的白天在院子裏曬曬太陽，或是走進熟人家聊個一下午，晚上便早早地上炕休息。夜幕降臨後亮起的燈盞，隻有零星幾點。
那些住進城市的村民中有的是因為教育體製改革，跟隨在城裏上學的兒女，有的則是工作後選擇在城裏定居。山上隨處可見一排排廢棄的土窯洞，洞中還保留著過去居住者的生活痕跡。“這都是自家的宅基地，沒辦法，隻能等政府的征收，才能推掉。”村支書說。
或許，很快新民村就會失去最後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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