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住進ICU大概一周後,我勸媽媽回家休息一晚。夜裏到家不久,媽媽接到一個電話,窸窸窣窣說完,轉頭對我說:“你三表哥去醫院了,見我們不在,就回去了。”
“他來做什麽?”
“你大姨說你爸爸出這麽大事,也沒個親戚過去幫忙,在醫院裏守一守,就叫你三表哥過去守一晚。他來這一趟,要記得把來回路費給他,他沒有錢。”媽媽拉開隨身背的小包,裏頭有平日買菜留下的幾疊零鈔。
我沒說話,拿手機刷到三表哥幾十分鍾前發在朋友圈的一張自拍照,背景是重症監護室的大門。
四十多歲的他虎背熊腰,T恤紮進褲腰帶,臂膀上裸露半截青紫的文身。高顴骨,厚嘴唇,臉上凹凸不平,隆起的肌肉虯結——這樣一張粗獷的臉,對著鏡頭矯揉造作地笑,有種說不出的怪異感。
1
我大姨一生最榮耀的事,就是生了3個兒子。“肚子爭氣”——這是街坊們交口稱讚又豔羨的說法。他們個個出落得高大壯實,待成年討得媳婦,開枝散葉,以後膝下子孫環繞,自是極有麵兒的事情。
大姨家在老街黃金地段,兩層的房子白牆黑瓦,門前人流如織,是當年我們這個貧窮的南方小鎮上村民趕集、物資交易的中心區,大姨父就靠著這間門麵做板材生意賺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時候的錢是真值錢,1毛能掰成10分花——1分錢能買一根小孩眼饞嘴熱的冰棍。但大姨家已經不差錢了,不同麵額的硬幣、紙幣從櫃台前頭嘩啦啦湧進。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鎮上的多數人還在溫飽線上掙紮,可大姨隨便從指縫漏些給兒子們當零花錢,都夠尋常人家吃上十天半月。比如我的三表哥,一天的零花錢是5至10元,這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南巡講話過後,小鎮依舊和諧平靜,但在遠房親戚的大力鼓動下,大表哥與二表哥率先去了北京。兩個20歲上下的年輕人,渾身是使不完的勁,一去便如遊魚進了江海,賺了個盆滿缽滿。
爸爸曾對我說:“你的兩個表哥確實敢做大事,(他們)挑了個要搬遷的老商場,在商場外頭擺個賣鞋的攤子,打出‘拆遷大甩賣’的牌子賣鞋。這些鞋都是從溫州批(發)的,頂便宜的貨,擺到攤子上,北京人圍了圈圈搶著買,一雙鞋多的能賺到10塊!”
大姨家的運勢很快進入了鼎盛時期。1993年,大表哥與二表哥在北京的生意已經忙不過來,43歲的大姨與大姨父,帶上剛滿10歲的三表哥,一同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車。
等待大姨的,還有大表哥家剛出生的孩子——進貨、帶孩子、煮飯,是大姨到了北京後的全部生活。
兩個表哥繼續開疆拓土,尋遍北京待拆遷裝修的老商場,承包之後,再將數十上百個攤位租給外來人員擺攤。他們也進假冒的首飾、塑料百貨,一切能想得到的貨品賣,全場2元一樣、5元一樣到10元一樣不等,生意火爆到難以想象。等北京的商場無法擴張後,他們又尋到湖北和周邊省市,如法炮製,甚至做出了有品牌的平價商場……
在我的童年記憶裏,大姨一家人是被神化了的人物。隱隱記得有一年過年,大姨回來了,她裹著一件巨大的貂皮大衣,整個人被淹沒在華麗的皮毛裏,露一雙上挑單薄的眼。
二表哥與二表嫂新婚,生下了兒子,也一同從北京回了老家。我們這些小孩被勒令噤聲,遠遠避到一邊玩去,但大姨家的小孫子卻不一樣,他被大姨摟在懷裏、坐在席上,白嫩的麵皮,戴了一頂極洋氣的夾棉虎頭帽。
媽媽塞過去的紅包鼓鼓囊囊,孩子的小手鏘鏘抓牢,大姨推拒了幾下,拗不過母親的蠻力,便把紅包收到小孫子的兜裏去,她低頭拉長嗓音哄:“姨媽給你買糖吃的,要說謝謝啊。”
2
大姨比我媽大十多歲,兩姐妹素來關係要好,平日大姨的長途電話打來,我媽就接得飛快。
在眾親戚的認知裏,大姨一家一天賺的錢,尋常人怕是不吃不喝一年也抵不上。所以當大姨在電話裏說二表哥做項目需要家裏老房子抵押貸款、要找同鄉老熟人投資、還需擔保人簽字時,我媽二話不說就讓爸爸去辦了。
幫大姨家辦事,我爸爸跑了許多趟銀行,在傳真過來的各種文件上簽字,再去郵局把資料寄出。做得慢了,大姨打電話來問情況,媽媽就拉下臉怪責爸爸:“多戴一副眼鏡有什麽用?事情辦不好,磨磨蹭蹭讓人家等,還有閑心吃飯。”媽媽冷剜一眼。
“沒得辦法,簽完字銀行審核要時間,身份證也寄過去了,就要你等。”爸爸默默扒飯。
那時候我家有個小飯館,吃麵的熟人插話:“我瞅你這整天慌來慌去的,辦什麽事還要身份證?有些字不要隨便簽哦。”
“我大姐一家在北京做大生意,北京,你知道來這要多遠,機票錢要多貴?我侄子也出息,成家了,家裏生意都是他們打理,我在這頭能幫一點是一點,他們發達了,提點的還不是我們自家人?”媽媽提高了聲音。
客人不再說話,低頭吃麵。
因為爸爸在老家腳不沾地奔波,貸款下來了,錢也都如約打了過去。但很快,大姨又打來電話,說放下的資金還是不夠,表哥們要做的項目大,商場多的是,投資的人要搶,錢少了就做不成。
銀行借貸太難了,但江浙一帶,民間借貸曆來興旺,爸媽一合計,最後就以爸爸的名義去借錢,至於利息,大姨說了,就跟之前同老鄉們借來的一樣,他們自然會還,總不能叫妹妹家吃了虧。
爸爸做事仔細,一筆筆款項匯出去,留了匯款和借錢的字據,每月償還的利息金額也記在本上,以免混淆遺漏。
一開始,大姨確實會定期匯來些錢支付月息,但沒多久,沒錢寄來了,在電話裏也不再提這回事。我媽媽不好意思提,隻嘮其他家常:“反正對他們來說也是小錢,咱家先墊上,興許過年回來就一次性都給了。”
她決計想不到,借據上的每一筆數字,到後來的很多年都成了壓在他們肩上卸之不去的枷鎖。
3
按照當年的計劃生育的政策,家裏隻有一個女兒的農民戶,是可以生二胎的。可我媽媽想得開,生下我這個女兒後,不久就去衛生院做了結紮手術。可是,在一個灰蒙蒙的早晨,計生幹部和警察組成的“突擊大隊”突然破門而入,直接衝向正在幹活的媽媽。
“你親姐在北京,她兒媳婦肚裏又懷了你知不知道?告訴她,這是國家的法令政策,她這是違法犯罪!她有能耐,一家人待在北京不肯回來,那就讓你替她把牢坐了,什麽時候把孩子打掉,什麽時候再放你出來!”
媽媽被硬生生拖到警車上帶走了,關在鎮上計生辦旁邊的屋子裏,到了飯點,爸爸就帶我去送飯。隔著鐵欄杆,我看到媽媽眼圈通紅,黑發淩亂,淚水淌在麵頰上。
“我姐怎麽說?阿昆(我二表哥)已經有了個兒子,這才多大,怎麽還要再生?這個孩子不能要的,他們(計生辦)不會肯的,我還要在這裏待多久?”
“不會很久的,你忍忍。”爸爸慌忙安慰她。
看媽媽哭了,我也跟著哭,後來才聽說在媽媽被抓之前,計生幹部已經五次三番打電話去北京,可大姨不是掛電話就是糊塗裝傻,最後徹底將幹部們激怒。
甚至,我媽媽被抓去了,大姨一家也依然拒接電話。
最後,媽媽被關了十幾天才被放出來,北京那邊傳來消息,說二表嫂肚裏的孩子已經沒了。是她主動去流產,還是本身沒保住,不得而知。
1998年,又一個壞消息傳回了我們家:二表哥因金融詐騙、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入獄1年半,那年他25歲,兒子剛滿4歲。
大姨在電話裏哭天搶地,說二表哥是求勝心切得罪了人,所以遭奸人誆騙,搞了莫須有的罪名要弄他一家:“二兒子孝順,二媳婦賢淑,可憐小孫子要整整一年多見不到爸,好端端一個家要散了啊!”
媽媽聽了抹淚,爸爸半晌沒吭聲,隔天買了去市裏的車票,坐了100多公裏的車去了郊區的監獄,這是關押二表哥的地方。幾年未曾謀麵,爸爸發現二表哥模樣大變,他個頭不高,吊梢眼,眉骨上有一道陳年刀疤,帶著一股狠戾。會麵結束,爸爸起身,二表哥突然流下眼淚。
二表哥坐牢期間,法院的人查封大姨家的老房子。那時,房子樓下的門麵早租給外人開店,為了保住大姨家的這間門麵,爸爸與執法人員據理力爭,風聲過後,他將封條撕了,安撫租客繼續營業。
二表哥在監獄裏待到10個月的時候,陸續寫過幾封信寄到老家。在信裏,他稱我爸爸是“恩人”。後來,因在獄中表現良好,二表哥減刑出獄,他跑到我爸爸跟前涕淚橫流,說往後一定要報恩,還將自己的日記送給了爸爸。
日記裏,他稱呼二表嫂為“心愛的姑娘”,大姨與大姨父是“可敬可愛的父親母親”,而他自己則是“罪孽深重的勞改犯”。在取名為《悔恨人生》的那一篇裏,他寫道:“往日江湖上的酒肉朋友,竟然一個也沒有來,也沒有寄來一封信,真的令人非常失望,但好在我還有無條件為我付出的親人,他們是我熬過鐵籠裏漫漫長夜的希望。故鄉的親人啊,願窗外的風聲帶去我對你們的思念。”
爸爸把這本日記收藏在床頭的櫃子裏至今,連搬家也沒舍得丟。可後來爸爸再提到二表哥時,長歎一口氣:“寫日記的時候,或許他都是真心的,剛出來時的眼淚也是真的,但是出了監獄很快就全忘了,變得比之前還要壞。本性難移,說的就是他那樣的。”
二表哥的日記片段(作者供圖)
4
2001年春節還未到,大姨一家人突然全從北京回來了。
他們回鄉的陣仗很大,接風酒席擺了七八桌,親戚朋友擠得密不透風,過道上都是人。酒桌旁有VCD機和彩電,循環播放大姨家在北京的商場:3層,分別是箱包、皮鞋、服裝,所有鋪麵租借給商戶,人群熙攘,生意火爆。大姨父坐在辦公室的皮椅上,麵帶微笑,對著鏡頭向市民拜年。湊在電視機前看的人圍了裏三層外三層。
那天,大姨父穿著黑色及踝的長大衣,內搭黑西服白襯衫,脖子圍一條純黑圍巾,戴同色帽子,他黑皮膚厚嘴唇,講話端的是老板派頭。二表哥家的兒子長大了些,脖子上一圈絨毛襯得他圓潤可愛,張口是字正腔圓的北京腔,顯露出與鄉野小孩截然不同的氣質。
陷入離婚糾紛的大表哥則垂頭抽悶煙,二表哥用掉半瓶啫喱水,穿著亮漆皮衣皮褲,端著酒杯與大夥寒暄。唯有三表哥獨自抱一把木吉他坐在角落,他生得肥胖,飯量極大,大家喚他“胖子強”。
“你唱的什麽歌?”我問他。
“《白樺林》——小表妹聽過嗎?”他撥動琴弦,接著唱:“心上人你不要為我擔心,等著我回來在那片白樺林……”
我聽了會兒,就與其他小孩跑別處玩了,等再繞回來,他還閉著眼陶醉地在唱那句:“我一定會回來,在那片白樺林……”
大姨一家這次回來,此後再沒去北京。過了不久,債主從北京追來,不是一個,而是陸陸續續、源源不絕。
那光盤裏拍的商場不假,但設施老舊,連年虧損,早沒商戶願意承租,即便賤賣,也無人肯要。這是大姨家僅剩的一塊遮羞布,大姨父播放光盤的目的,就是為了騙錢。
“不是回來過年,是欠一屁股債躲債來了!錢都被三兄弟糟蹋光了,就去騙錢,而且恁的良心壞,專去騙北京那些老婆子們手裏的錢,好點的,被騙的是剛發下來的拆遷款,還有些是自己攢了一輩子的棺材本,全給了你大姨家做投資、指望著有高額的利息可以拿,到後來根本還不上了,一家人連行李都趕不及拿,連夜逃回來了。”多年後爸爸提起這段往事仍是唏噓:“早些年是真的賺錢,那會兒北京的錢好賺,像刮風一樣嘩啦啦吹進來,你大姨打電話來說,賺錢賺到心有些慌,那時候賺的錢已經沒法數得清了,錢來得太容易,像老天爺在給他們撒錢。”
“這麽多錢,怎麽沒的?”我狐疑地問。
“吃。”爸爸說:“生生給吃沒的。”
據說,大表哥和二表哥在北京天天進出酒吧、夜總會,和一群社會上認識的朋友混在一起吃酒唱歌,不回家睡要睡酒店,還要找小姐。三表哥稍微好一點,隻是吃,他領一群人去高檔餐廳,什麽貴點什麽,吃完了都是他付賬。
那會兒,大姨家確實有這個實力,聽說她家枕頭底下、床底下、地板上全是鈔票,從來不管。大姨說這哥仨一天能花掉1萬多,有時萬把塊錢一晚上就能花出去,“那是首都,想花錢,有的是地方” 。
90年代,1萬元在家鄉小城是什麽概念?——街上新建的4層樓,底層帶個大門麵,花3萬元就能買到——現在已經漲到200多萬了。
這樣的花法,賺再多都不夠用,但是三個兒子沒有哪一個是大姨和姨夫能管得了的。他們老兩口隻管進貨,收進來的錢不經他們的手,全握在兒子和媳婦手裏。
到了後來,孩子們一個個像得了失心瘋,有時拿到的貨款都不夠付一頓酒錢,不夠就把別人的投資款也給花了,再不夠就去借,不管多少利息,夠那一天花頭就行。
爸爸說,那時被他們騙去揮霍的錢,錢滾錢,利滾利,加起來夠買好幾套北京的房子了。
5
大姨一家不僅在北京沒房,甚至都沒買上小城裏的便宜商品房。此後數年,一家人都擠在鎮上的這幢狹小的兩層老房裏。
平日不時有債主上門,大表哥就氣勢洶洶走出來,站大門口罵人。他也喜歡長大衣配西褲,外表看起來比兩個弟弟要斯文一些,但骨子裏也是蠻橫凶悍。他跟債主胡攪蠻纏起來,外人簡直分不清哪個是欠債的、哪個是債主。
大姨說,大表哥的前妻是個狡詐的女人,早年在北京幫忙管理生意的時候,神不知鬼不覺卷了大把鈔票回娘家。“這個女人吞了我家多少錢?如果不是她,我家能敗落得這麽快?我咒她不得好死!”家族聚會上,大姨一提到前兒媳的名字,就要狠狠罵。
大表哥的女兒臨時交由前妻照顧,因為他常跟道上的朋友吃吃喝喝不著家;二表哥一家嫌老屋實在擁擠,在附近租了房子搬走了,最後剩下三表哥獨占二樓最大的房間;大姨與大姨父隻能住到一樓角落的儲藏室裏。
大姨父有糖尿病,回來後一天要吃幾鍋米飯,體重還越吃越輕,不把飯鍋藏起來,半夜也要偷吃。三表哥自小嘴饞,好吃幾乎成了病態,做多少菜都塞不滿他的肚子。大姨那陣常來我家訴苦,說光是給爺倆買米買菜的錢就不知要花掉多少。
貪吃的結果,就是大姨父病情惡化,查出尿毒症,每周要去縣城透析,一次幾百元。針紮、換血,大姨父被病痛折磨得麵目全非,他漸漸不能直立行走,生活無法自理。
我常常見頭發稀疏、皮膚蠟黃的大姨夫穿著一件白背心,雙手搭在大姨肩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神情呆滯。50多歲的大姨白發叢生,她矮小、極瘦,走路並不輕鬆,還要時不時叮囑丈夫不要急,走慢一些。
三個表哥無人管大姨夫,吃喝拉撒,治療費用,全是大姨承擔——她要如何湊得這些錢,我們就不知道了。我隻知道,大姨有個認識幾十年的老友,早年嫁去市裏,家境優越,大姨一家在北京時陸續向她借了20多萬,一分未還,後來利息也不給了。那位阿姨之前每年要來老家幾趟,催促大姨還錢,那年見了大姨和大姨父的模樣,隻留下幾百元錢,搖搖頭離開了。
雖然大姨竭盡全力照料,但大姨父苦苦支撐了兩年,還是走了。
2009年夏天,二表哥開了一家快餐店,取名“阿昆飯店”。大姨家的老屋煥然一新,一樓店麵全部打通,擺滿新買的桌椅。餐盤、菜架、酒櫃都是嶄新的。
那時,我爸媽已經把家裏的小店關了,生活拮據,二表哥就讓他們去店裏幫忙,每人每月開1000多元的工資。這個工資不高,但一來是親戚,二來實在缺錢,爸爸媽媽還是去了。
後來,媽媽說起在二表哥快餐店做事的那半年,放在桌上手攥緊了:“給阿昆幫忙,比做乞丐還要苦。我和你爸爸在他店裏,他就沒把我們當人來看,像狗差一樣被罵被使喚,你爸爸飯煮得慢了,桌子理得慢了,他罵過來的話不知道有多難聽。事情沒做好不能吃飯,還要被譏諷挖苦,我們也是開過店的人,我們也做過老板老板娘,我們還是他姨媽姨父,他落難的時候那麽幫他,他什麽時候記過?良心全被狗吃了!”其實不光他們,二表嫂與大姨沒日沒夜在店裏忙活,照樣被呼來喝去,戳著鼻子罵。
大夏天,二表哥光上身,圍一條皮裙,炒菜的時候灶台邊放一碗燒酒,翻炒幾下,灌一口,味精、雞精不要錢一樣往鍋裏撒。他極度忌諱別人質疑自己的能力,也聽不進任何建議,大姨大氣不敢出,怕惹兒子不高興。
沒有客人敢對味道提出質疑,也不敢質疑菜價,管你是什麽人,到了二表哥的店裏,都是冤大頭。鎮上的人欺軟怕硬,饒是這家店臭名遠揚,也要來捧場。二表哥極其得意:“我跟你說,我阿昆是什麽人,我這家店,一天能賺800塊!”
那時候,二表哥的兒子已經十六七歲了,他在技校念書,學會了喝酒抽煙與人打架。二表哥不僅不生氣,反倒很驕傲,說不愧是他的兒子,“夠膽,有種。”甚至還帶著兒子遠近旅遊了好幾趟。
這時的二表哥手頭有了一些錢,他弄到一塊地,明目張膽違建,做了一幢帶院子的3層樓房。這麽多年,我爸爸媽媽為大姨家墊付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的利息,還有陸續借出的錢,加起來已超過10餘萬。那是我家最艱難的幾年,媽媽嘴上厲害,臉皮卻很薄,不願對自家人撕破臉皮,爸爸厚著老臉問二表哥能不能還一點錢:“不用多,500塊也行。”
“沒有錢,我自己還窮著呢!”二表哥叼著煙冷冷回絕,一回頭,便又去跟酒友吹噓自己一日賺了多少。
6
2010年寒假,我從外地拖著拉杆箱回家時已近黃昏。
爸爸媽媽的房間房門緊閉,我推開門,屋裏的窗簾也全拉嚴實了。一片昏暗中,沙發上突然有個人坐了起來,光線照在他臉上的刹那,陰沉、蒼白,如鬼魅。我嚇得汗毛倒豎,尖叫一聲狂奔下樓,止不住地發抖。
那個黑影是三表哥。當時,他被警察追捕,驚恐之下隻好藏到我家——他吸毒,還販毒。
事後,我對爸爸媽媽發了很大脾氣:“你們知不知道吸毒的人是沒有理智的,什麽事情都做得出,你們明知道警察在抓他,還讓他躲到咱家?這是窩藏罪啊!”
“那能怎麽辦,難不成還去告發他?他畢竟是你表哥。再說,他就是稍微在樓上待一會兒,你大姨求了,總不能把他趕走。”媽媽的臉上一片晦暗。
沒過幾天,三表哥在朋友家被抓了,被判有期徒刑5年。
2011年的一個晚上,二表哥與江湖上的友人喝酒,通宵達旦,至少灌了兩斤白酒。隔日淩晨,他突發腦溢血,不省人事。
手術做了10個小時,我接到媽媽的電話趕去醫院時,二表哥已經轉入ICU。二表嫂哭得癱坐在地上,二表哥兒子的臉上全是淚痕,他蹲在地上揪頭發。
過了兩日,我進入ICU探視。躺著的二表哥失去了不可一世的表情,他雙目緊閉,嘴裏插著呼吸機的管子。
我定定站著,喊他:“表哥,阿昆表哥?”他的眼皮顫了顫,沒有回應。
不幸中的萬幸,二表哥在半年前買了大病保險,正好生效,賠款足夠支付在醫院裏的治療費。出院後,二表嫂帶著兒子回了娘家,還是大姨衣不解帶地照顧,一年後,二表哥逝去。
參加完二表哥的葬禮,當晚,爸爸站在阿昆快餐店外說:“你二表哥的脾性真的害了他,一世狂妄,不知悔改,害人終害己。但是他現在已經不在了,不要再說他的過錯,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都算了吧。”
之後,大表哥正式接手了阿昆快餐店,準備做麵館。他看不上原先粗簡的裝修,將店內的招牌、天花板、地磚和瓷磚全部打掉重做,低矮的二層門麵,三麵牆全做上廣告牌,要最大最顯眼的發光字。桌椅、碗碟、勺子等器具也找了廠家定製,印上新的店名。
爸爸勸大姨,說簡單裝修下,早日開業就很好,待生意穩定,賺下一些錢再去弄這些也不遲。
“我家阿浩(大表哥)說了,要開就要開得好,牌子要打出去咧,我們家開的要和其他麵店不一樣,是高檔的。”大姨眼角密布細紋,眼皮異常的腫脹,叨叨著說定做的盤碗她都看了,結實又好看。
一年後,我們去吃大表哥的“喬遷酒”——他的新居,就是之前二表哥建的那幢3層樓。新房裝修得氣派,院裏假山綠植,池裏養魚,酒櫃擺滿紅酒,大理石牆麵一鋪到底。
他女兒的臥房更講究,據說光那扇窗的窗簾就要3000多元,是罕見的漸變染色。侄女爭氣,重點高中畢業考上省外政法大學,前途該會是不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有個還在坐牢的叔叔,外加一個欠了不知道多少債務的父親。
“開店,裝房子,全都是借的,店裏賺一點,就立馬花掉了,隻顧得上排場充闊氣,這樣下去遲早還要出事。”站在院子裏,爸爸輕聲與媽媽說,神色凝重。
果然,過一陣,大表哥的麵館就經營不下去了,重裝成火鍋店,又是一輪徹頭徹尾的裝修,甚至為了安裝插座,連地也鑽了。
店裏頭吃火鍋,門口搭帳篷擺桌子做石鍋烤肉——這是那年我們小縣城最時興的餐飲項目,大表哥二話不說照著幹。平日在店裏,他並不做事,每天穿得西裝革履與朋友吃吃喝喝,大姨蹲在門口用大盆洗碗,幾個夥計,還有大表哥的“女友”在進進出出地忙活。
大表哥的女友生得漂亮,說話溫柔,無論是喬遷新居,還是逢年過節吃酒,都是她在勞碌操持。可就算這樣,跟了大表哥近8年的她還是被打跑了。
“她敢不回來,我就砍了她全家!”大表哥吐一口唾沫,冷冷地笑,麵上的陰狠令人不寒而栗。
聽媽媽私下悄聲說,大表哥的女友躲去了朋友家,但她要是不出現,真不知道大表哥會做出什麽事。隔了幾天,女友又重新出現在店裏,我路過時她正在後門洗菜,抬頭衝我笑一笑,嘴角有青紫的痕跡。
再後來,火鍋店就關了——追債的人鬧到店裏,鬧到家裏,見生意維持不下去,大表哥幹脆丟了店,留下一堆爛攤子,不知躲到了哪裏去了,再也不露麵。
大姨孤身一人麵對上門討債的債主,她支著老寒腿,梗著脖子與人對罵:“別的沒有,就這一條命了,要的話就拿去。”債主氣得麵紅耳赤,最後惱怒地“呸”一聲走了。
7
在監獄服刑的三表哥成了大姨唯一的寄托。他和當年的二表哥一樣,每月會從監獄寄信來,反複提及爸媽還有哥哥,說自己後悔、想家——但他並不知道,自己再也見不到二哥了。
每月收到信,不識字的大姨就立馬邁著蹣跚的步子來我家,讓我爸爸念給她聽。有幾回爸爸不在,她就讓我念,一雙惺忪渾濁的眼睛看著我,反複問信裏是否有寫幾時回來,吃不吃得飽,有沒有受欺負?
三表哥字跡潦草,錯字連篇,翻來覆去也隻有那幾句話:“媽,兒子十分想念你,是兒子不孝,沒能在你身邊盡孝,等我出去一定向你磕頭認錯,給你養老……”
聽著聽著,大姨眼眶濕潤,落下淚來,“還是老三最孝順,他從小最懂事聽話,就是跟了壞朋友被害了。”大姨抹淚。
大姨家的老房又租給其他人開店了,她平日去洗碗賺些錢。聽說同鄉在監獄裏認識人,她就包了紅包和煙酒托人帶去,盼著打通點關係,讓三表哥早點出來。
我媽媽勸她,哪來的什麽有關係的熟人,當心別給騙了。大姨沒肯聽,說她家變故這麽多,很可能是屋子風水不好,還要捐幾百塊錢去廟裏做功德才行。
2015年夏天,三表哥刑滿釋放。他瘦了許多,還在勞作時練出一身腱子肉。
剛回家時,他還有些沉默靦腆。過了沒幾天,他就買了智能手機,理了新發型,換了新衣新褲。過去的5年,對他來說好像漸漸不再構成影響了。
有天,大姨來我家的新店裏叫三表哥回家吃飯,說家裏飯菜都有,“怎的又出來吃”。
“你做的這些垃圾,狗都不吃!”三表哥嫌惡地說。
此後,三表哥開始頓頓來我家店裏吃飯,我媽媽也不收錢。他菜裝得並不很多,飯量還是好,吃滿滿兩盆才算飽,吃完還要再倒杯燒酒慢悠悠地喝。
獄中清苦的生活已然遠去,寬鬆的外衣遮不住鼓起的肚腩。而後,三表哥開始帶過去的酒友一同來店裏吃酒,手指夾煙吞雲吐霧,大姨諾諾地叫他少喝些,被他一聲暴喝轟走。
我媽媽看得直搖頭,大姨的關注點卻不在這兒——20多歲的時候,三表哥就急著想有個女友,現在他已經快40歲了,吸過毒坐過牢,鎮上沒有正經女孩會願意跟他。
大姨發愁說,自己的小兒子也算得上人模人樣了,怎的會成個老光棍。
2017年,大姨叫我去她家吃“分歲酒”。酒席就擺在一樓的灶台旁——前麵全是租出去的店麵,她隻有這小小一方廚台可以使用了。
來吃酒的人一隻手可以數得過來:大姨、我、大表哥的女兒、三表哥和三表哥的一個朋友,半張桌都沒坐滿。
大表哥的女兒我已經幾年沒有見到了,她割了雙眼皮,墊了鼻子,已然陌生,聽說她媽媽在縣城裏給她買了房,爸爸這邊也極少走動了,來了大姨這兒也隻是夾幾筷子菜,從頭到尾沒喊一聲奶奶。
我心想,大表哥雖做下許多不道義的事,對這個女兒卻是百般嗬護,恨不得把心掏出來。侄女讀書時,他自己窮得吃不上飯,也要每周給女兒一兩百元零花。
自從二表哥過世後,我再沒見過他的兒子了,隻聽說他高中沒讀完就去學了廚師,現在在某酒店後廚做事。
大姨一家,如今隻湊得出這麽零丁幾個人了。
“錢麽沒錢,燒得又難吃,還擺什麽酒,真是丟人現眼!”三表哥嚼一口肉,又罵罵咧咧吐出去。
“畢竟過年了,就這些也不多啊,冷菜熱菜總得有的……怎麽,這個肉不好吃嗎?” 係著圍裙的大姨過來夾一口嚐味。
三表哥摔了筷子,“不多,不多,還不是花我的錢!我賺的錢都是被你這麽糟踐的嗎?看看你這燒的都是些什麽,別人家吃的團圓飯,你看我們家有人嗎?你做這一桌,到最後沒人吃還是要全倒掉,一盤一盤的,看著都煩死。你看這,家不像家,人不像人,我們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大過年的,別說這些了,來來喝酒!”最後,是三表哥的朋友打破沉默,端酒杯去碰。我坐如針氈,不敢抬眼去看大姨的表情。
這年正月,久未露麵的大表哥竟然來我家店裏打菜,與正在吃飯的客人起了口角,他立即回家拿了一把菜刀,衝客人劈頭砍去。
我爸爸上前抬手一擋,手臂立時被拉開一個血口,客人嚇得魂飛魄散,慌忙起身往大街跑,大表哥拿著菜刀在後麵追。我媽媽顫著手給大姨打電話,電話號碼按了幾次才撥出去。
大姨從洗碗的店裏趕來,滿手油膩,擋在明晃晃的菜刀前,聲嘶力竭地喊道:“你先把我砍了!把我砍了!你想砍他,先把我給砍了!”
推攘間,刀鋒幾次觸過大姨的衣襟,大表哥稍有顧及,嘴裏仍瘋狂叫囂:“我就要砍死了他,有本事不要跑,我今天就要把他弄死!”
“你要弄死誰?啊?你先把我給弄死!來啊!”大姨用盡全力錘他。
我爸爸怕事情再鬧大,咬牙打了110,然後壓低聲音對我說:“不要讓你表哥知道的咱報的警,免得他生怨胡來。”
警車來後,大表哥一瞬間恢複了理智,老老實實收了刀,被帶去錄口供。爸爸關了店門,將卷簾門一拉而下,才重重出了口氣:“你大姨是造了什麽孽,養出來的兒子一個一個都是這樣!造孽啊,造孽!”
這件事後,大表哥再次消失得無影蹤。後來,又聽說三表哥找到個“好差事”——他生得強壯高大,又坐過牢,大哥又是道上混過的,便被雇去當地下賭場的“安保員”,獲利好的時候,一天能分到幾千元。
大表哥不見了,三表哥便搬進那幢違建樓去住。舊家具、硬裝丟的丟拆的拆,每日在朋友圈曬裝修進度,頻率極高,有時還配上喝咖啡的自拍照。
我爸爸看到了,就快速劃過去:“三兄弟一個樣,一有點錢就糟踐,你大姨賺點錢這樣苦,他自己胡吃亂花,一分錢也不給。不看了,看著糟心。”
8
前年7月,我爸爸從ICU轉到普通病房當天,大姨趕了來,摸出500元,硬是塞到媽媽手裏去。
之後,她問我從醫院出去怎麽坐公交,她還得回去工作,那邊請不了假。大姨現在在給一個90多歲的老人做保姆,處處要她攙扶照看,出來一趟不容易。我給她指了路,看她步履緩慢地往公交站走,她好像又矮瘦了,整個人“縮水”一大圈。
舅舅家的表姐隨後也來了醫院,得知大姨剛走,她拉我到走廊盡頭說話:“你媽這一生太重情誼,太向著娘家,當初如果不是她太心軟,非要你爸給大姨家做擔保,還把自己的血汗錢全借出去,你們家就不會這麽辛苦,你爸可能也就不會出事……你們家背了那麽多年的債,墊了那麽多利息,連幾個舅舅看不下去。如果不是有這樣的親戚,你們家本來可以很幸福,本來可以不用這樣。”
表姐喋喋不休,她背後是一扇窗,有陽光透過進來,光影交織間,我想起爸爸曾經說過的那句話: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都算了吧。
大姨70歲的時候,法院強製執行令也下來了,她唯一的老房被拍賣,賣得了50多萬,還被勒令每月要償還那些債主2000餘元債務。
三表哥又變得沒錢了,連吃飯的錢都是大姨給,大表哥還是沒有消息。
前兩日晚上我去老街,路過大姨家的老房,二樓的窗漆黑,樓下的店麵也早早關了門。我突然想起了大姨一家剛從北京回來的那幾年,三表哥還住在這樓上,他的房間剛剛修整好,我第一次上去看,臨街的窗台擺一盆茉莉花,掛著潔白的花骨朵兒,房間裏還有圓茶幾和藤椅,三表哥坐在椅上扒拉琴弦,輕輕哼唱,粗胖的臉也帶上股文藝氣質。
“表哥,你唱的什麽,聽起來有點耳熟。”我問。
“你又忘啦小表妹,以前唱給你聽過啊。”三表哥一笑。
“聽是聽過,歌名叫什麽來著?”
“《白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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