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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新冠肺炎，我基本快把SARS忘了，郭玉芹醫生也不會和我聊起這段往事。在她講述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其實那道巨大的傷痕一直都在，現在，它像是又被猛地撕開了。
2003年4月20日，捂著的蓋子被掀開了，北京公開的SARS病例數一下從37躥到339，兩高官被撤，原本說是沒多大威脅的神秘肺炎，一下就獅子大開口了，有什麽比這個更讓人恐慌？
SARS的病死率挺嚇人，約10%，還有大批醫護人員倒下。危機感瞬間波及全國，包括那些地圖上易被忽視的地區。
遼寧阜新，偏居一隅，煤礦業的凋敝讓它更加落寞。從那一年4月下旬開始，它也被恐慌緊緊攥住了。因為遠離事件中心，信息不暢，不確定性造成的不安越發凸顯。
從某個局部看，這種波動造成的創傷，未必比當時的北京更小，當最重的負荷落在一個幼童的媽媽肩上，幾乎是毀滅性的。
17年前，郭玉芹是阜新中心醫院（原第二人民醫院）內科門診主任、急診科主任。當年醫院成立的發熱門診，正是由她監管。
文章是郭玉芹的口述。
前線就是一個還沒倒的廢墟
一天上午11點左右，我正在發熱門診搶救病人，接到了組織的電話，讓我去衛生局集合，要“帶好個人換洗的東西”。我沒回家，安排了一下工作，就拿著一個紙口袋，裝了一點洗漱用品出發了。
那時候還不時興轉賬、微信什麽的，我兜裏隻有1500塊現金，在路上花500塊買了一些藥，尋思著萬一在裏邊感染了呢。剩下的1000塊都交了手機話費，從來沒交過那麽多，兜裏一分錢也沒有了——我想的是，萬一危及生命了，得先保證能跟家人通上話。
下午到衛生局集合——根本不算什麽集合，我以為派出多少人呢——除了我，就有一個第一人民醫院的護士長。不大一會兒，衛生局關副局長和醫務科劉科長來了，說“上車吧”，我還發懵呢，問，其他人呢？其實哪有其他人。
我拎著那個紙袋子就上車了，現在回頭看，哪像上戰場的樣子。車開出去四五分鍾，一直沒人說話。我就想，這是去哪兒呢？你要是去北京，也沒有告訴家裏呀。心裏就打鼓，挺緊張。
我記得特別清楚，還是倪萍主持的節目，每天早上就像現在咱中央電視台那樣式地公布疫情：今天又發了多少（病例），死亡了多少。大家都特別關注那個數字，每天都很恐懼。
在這種恐懼下接到了任務，還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信息，心情可想而知。不像現在我們派人出去，告訴你上武漢一線，然後醫院就把什麽都準備好了。那時，醫護感染的消息已經公開了，我滿腦子都在想，如果要上上海是啥樣，上北京是啥樣……就這麽想著，車也開出去挺遠了。
局長終於說話了，叫我和護士長的名字，說，從現在開始你倆去執行任務——阜新市臨時成立了一個“留觀賓館”，從疫區回來的疑似患者要在那兒隔離14天。局長對我說，你負責全麵工作，代表全市多少位醫務工作者，小陸（護士長）配合你……說了一大堆。
車開了1個多小時，到地方了，下車一看，我的天呐，就是一個還沒倒的廢墟，建在一個山上，大概4層，樓前後長滿了雜草，據說最早是一個結核醫院，廢棄多少年了，北邊還有一些星星點點的小平房——之前我在車上還擱那兒想“賓館”條件怎麽樣呢！
之後我才知道，當時阜新把“防線”推進到了車站出站口、高速路口，把北京、廣東、上海都列為疫區，但凡從那邊來的旅客都視為“高危人群”，全部篩查一遍，認為疑似的，直接裝進120救護車，拉到市區50公裏外的北山——就是這裏了。
誰看誰都像SARS
很快，我就開始接收第一批“高危”。
頭3個月，根本就沒人替班，就我自己負責，戰鬥的艱辛就不用說了，我帶了那麽大的團隊，40多號人，是從各處臨時拚湊的；那麽大的樓，一批批往裏進人，這個14天，那個14天，病誌都是我一個人寫的。
北山這裏原屬於東梁礦，東梁礦黃了，職工下崗了，成立隔離點，又臨時把醫院的原職工召回了。他們已經不歸衛生局管了，可能也不歸礦務局管了，有的人連局長都指揮不動。局長說要給他們開會，有幾個人站起來就走了。
工作量太大了。光是我寫的病誌，到抗“非典”結束之後，那倉庫半扇子全是。我還要負責安排住宿，安排吃，安排大小便——我們的大小便都要特殊處理的。因為我學過心理學嘛，還要安慰這些人。
我兒子那時還很小，他當然需要我，但是我在那裏，也得有300多個“孩子”吧——大部分是學生、務工返城的，他們天天哭啊、要跳樓、要跑，這些孩子是在一個完全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他們更需要我。
我每天都是第一個起來的，要去看床位，還圍著那個樓轉一圈，看有沒有什麽“可疑的東西”吊下來——真有人就擱那個床單係上，要順下去，那床單能吊住“孩子”嗎？摔死怎麽辦啊。
有一天我正在幹活，就聽說有人跑出去了。我最怕聽到這話。我們後邊有一個大牆，挺高，深宅大院那種。我站樓上往下看得很清楚，有一個小夥子攀著牆，幾下子就跳出去了。
樓旁邊有一條路，路的那邊有幾個小平房——我們叫“北京平”的那種。幾間“北京平”都是破爛不堪的，稀稀拉拉住了幾個人，有一家開了一個小賣店，當我們這裏成為隔離點之後，小賣店就關了——怕傳染。
農村的小賣店，用木夾板作防護，那天沒關嚴，小夥子估計事先觀察到裏麵有人，就拿了一些錢，把手伸進去了。我站在樓上，眼瞅著鈔票“啪”一下被撇了出來，又撇出來兩盒白色的包，然後“嘁裏咵啦”就把那個板合上了。
這小夥子撿起錢和兩包東西越牆又跑了回來。
對於我們前線來說，這就是事故。我把小夥子叫到一邊，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正跟他說著呢，市長就來電話了，說“有群眾反映你那人跑出來了”。
小夥子當然也很委屈，他說，我也不發燒，憋得太那啥了，就想買兩盒煙抽。我看他手裏掐的，是錢和白包的紅梅。
我們樓旁邊有個小耳房，空著，我跟他說，你在那屋住兩天吧，我就怕有問題再傳到外頭，外頭再傳到醫院裏頭，觀察了潛伏期，再放出來。後來我也說，這問題有多嚴重？老百姓嚇得那樣，錢都不要了，怕有病毒，白給你兩條煙，意思下次別來買了。
當時從疫區回到我們這兒發燒的人還挺多的，發燒的互相鬧，他怕他是，他怕他是，所以都要往外跑，哭著喊著往外跑。年輕的還有從樓上跳的。我就跟市長匯報說，一樓的往外跑了，我們能截回來，那三四樓往外跳，摔死咋整啊？一定要給我們派點警察。
後來就每10天換一茬警察，每次兩個人，安全多了。
上麵要是派個人給我們送飲用水，就得天亮前派來，熬到天黑才能回去；我們派人出去買藥、買生活必需品也一樣，就怕老百姓看到。
現在回憶起來，就是一場戰鬥。
高濃度過氧乙酸
那時候醫務人員都害怕，我也怕，因為大家都知道“非典”這東西有多厲害。北上廣天天發病數都在漲，我們這兒是開放式的、專門處置從疫區回來的——要不為啥那麽害怕呢。
我要給“疫區”的孩子們開各種單子，做血常規、篩查，要做胸片、篩查。然後發燒的要親自帶到隔離區，我是第一屏障——我都在那兒學會采血了。
那時候哪有試紙啊，發燒就算疑似，發燒的在我們這裏隔離之後，就到省裏去確診。最終結果也不知道，後來我們都回避不問了。
我每天穿著三層隔離服進去，不像現在還買點尿不濕啥的，那個時候就用衛生紙，墊那麽厚的衛生紙，出來之後還不好意思，找個旮旯犄角的地方——覺得挺大個主任，往褲兜裏尿尿，你好意思啊。
篩查完，發燒的“擱”到4樓，全是我負責，別的樓層我才讓其他醫護進去。每天要進去好幾次，防護服消毒這個活兒隻能是我幹，處理大便這活兒，隻要是發燒的這些人的，也都是我來處理。就這樣，還有的護士緊張得直哭。
那時候我想，我是總指揮，又是黨員，又是醫生，前線必須我去。對不聽指揮的，當時我挺生氣的，現在就特別理解了。大家都有孩子，有家人。麵對這種恐懼心理，誰也不要喊口號，都是很正常的。
雖然不像解放軍那樣真刀實槍，但我們這樣的醫療戰士關鍵時候真是奮不顧身。就是覺得，這人發燒了，他是不是啊？如果他是，就一定要給他“按”住，不能讓他傳染別人——用我的身軀擋住後邊的這些人——就是這種想法。
那時候，我們隻有那個大白布的“隔離服”，40多個人，就給了25套，而且我們一天要進3次“疫區”，每次回來必須及時用過氧乙酸（消毒）。
過氧乙酸運進來的時候，用一個一個桶裝著，每個有20斤吧。密封未必那麽好，桶的表麵就會有殘留。平時在醫院，我是不需要接觸過氧乙酸消毒工作的，但特殊時期，連搬運的活兒也得去幹。我戴了橡膠的防護手套，但是接觸桶的一瞬間，就發現手套化了，不一會兒，滿手的大泡。
再後來，我就病了。
（編者注：過氧乙酸，常用於工業漂白劑、殺毒劑。對人體眼睛、皮膚、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強烈刺激作用。吸入後可引起喉、支氣管的炎症、水腫、痙攣，化學性肺炎、肺水腫。接觸後可引起燒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氣短、頭痛、惡心和嘔吐。）
正常的過氧乙酸消毒是不會得病的，因為它是5‰的汁兒，不會對身體這麽大損傷。可我們那時隻有過氧乙酸的原汁，用電爐子燒成煙，拿煙熏我們的“隔離服”，而且隔10多分鍾要進去翻一次，隔10多分鍾再去翻一次。這活兒還是隻有我去幹，沒有任何人能代替。
就算12層的（紗布）口罩都戴了好幾個，但是咋防護啊？每次從那裏出來，我都蹲地上咳十多分鍾，上不來氣，咳血。
當時，我們那裏的人就說了，郭主任得“非典”了，然後都離我遠遠的。我立刻跟市長報告了情況，院長就把我接回來了，查了一下說不是，又給我放回去了，還得接著戰鬥。
一直戰鬥到最後，好像都快到年底了——當時我病得那麽重，領導也挺為難的，但實在沒啥人可換，派不出去。隻好安撫我，我去開任何藥，先取藥，後補手續，全院唯一一個有這個特權的人。
回來後，局長說，你抗“非典”這麽長時間有功啊，給你放一個月假吧。放假第二天，我就去醫大（編者注：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了，到那兒就給扣（留院）了。
當時我說話是說不來的，就隻有氣沒有聲。一檢查，整個呼吸道的茸毛被燒沒了，就像人的皮膚，都給揭下去了。我現在一到冬天就上南方，北方的氣候，就像人沒了皮，在風裏站得了嗎？
治療肺的過程中，因為使用大量的激素、抗生素，後期就是肝衰、腎衰、股骨頭的問題，肺子現在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了。所以說，我對現在一線的這些戰友，又擔心、又同情、又敬佩。這種複雜的心情，五味雜陳，因為我經曆過。一旦這些人下來了，丟胳膊掉腿的，又怎麽去麵對呢？
它會給社會、給家庭帶來什麽，都不敢想。
郭玉芹每年都要到南方，以求緩解肺部的症狀。（作者供圖）
想做個有用的“廢人”
抗“非典”之後，生活所迫，我還得上班，堅持了十幾年，然後身體就每況愈下，經常是一邊打滴溜（輸液），一邊值夜班，結果這個病就一點一點、一點一點惡化。
像去年冬天，我就犯病了，喘上不來氣。醫院告訴我，準備切氣管，去ICU，下了病危通知書，讓家裏準備錢，10多萬。
當時我已經啥也不知道了。我姐一直陪著我，大夫就跟她說，很危險，“你知道鄧麗君不，就像她一樣，說憋過去就憋過去”。
我姐說嚇得都不會說話了，就緊急找錢。她翻我的手機，翻到我們人事科長。人事科長說，得請示院長。過一會兒答複，院長都出門了，而且禮拜六，都不上班——咱現在想，院長出門，你手機還出門了？是不是，你指示還出門了？我姐一看，那就是院裏不管唄，就開始從我手機裏扒拉幾個她認識的同學。
那幾個同學就“咵咵咵”往來轉錢，很快就轉夠了。搶救了大概24小時吧，我就活過來了。
我姐一邊用嬰兒米粉一點一點喂我，一邊和我講同學湊錢救我的事。你想我剛剛脫離危險，聽說醫院當時都沒救急，一下就上了一股火，病情來個反複，又搶救了一次。
郭玉芹由醫生成了病人，時時要直麵身體和心理的創傷。（作者供圖）
我後來想，哪怕我不是抗“非典”受傷，就是單位的一個普通職工，在生命僅存一線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管管啊？
其實，市裏領導專門為我的事開過會，有兩三次吧，但還是會遇到各種現實問題。比如領導發話了，誰誰誰的藥費給予報銷，就完事了，等找到報銷部門的時候，發現人家沒說乙類、丙類都給你報銷，所以乙類、丙類就要扣掉，一下就花去好幾萬，整個這一年工資就沒了，怎麽辦？要是不去維權，你說你拿啥活著？要是維權，你沒有這個力量去維權，你自己保命還保不過來呢。
所以每次維權之後，我都要住好長時間的院。
我還會想，比如咱倆打架，我要是身體情況好，你欺負我，我可能還能忍。就身體正氣不足了那個時候，基本總是在醫院住院的狀態，今天搶救、明天搶救的。越是在醫院，越是問題多，發生的問題多，費用也越多，內心的矛盾就越激烈，一下子就給我搞抑鬱了。
我們天天搶救患者，抑鬱的多嗎？不多。為什麽小湯山那些人（指救治過程中感染SARS、後來在小湯山療養的醫護人員），很大一部分都抑鬱了，比例比普通“非典”患者高，為什麽？這麽特殊的群體，不但自己身體受傷了，腦袋還受傷了，腦袋受傷不就抑鬱了嘛。
抑鬱的時候太痛苦了。比如一個熟人向我走來，我第一時間必須要躲開，向你看不到的方向跑去，或者是向你相反的方向跑去。那時候害怕，誰都怕，包括家人，一個動靜也怕，大白天的窗簾必須拉上。就覺得窗戶那兒總有人要抓我、砍我，真的好痛苦。
家人還得看著我，晚上睡覺把我腿綁在床上。我當時就想解脫，隻要我一解脫，離開這個世界，前邊一片光明，你們都光明了，我也光明了。
所以說，過去誰一提“非典”，我都接受不了，傷害太大。這兩年好像還好一些了，組織上確實也給我解決了很多問題。
要說的話太多了，這時候說好像也不好。
當時我上前線的時候，我們家人就跟我急了，要找這個人找那個人的，我就攔著，沒讓他們去。我說我在學校就入黨了，絕對不能當逃兵。如果我染了病，就不回來了，死在前線上。
這次，派我們醫院第一批出征武漢的時候，那些“小孩”都30多歲，我這心呐，難受，就想擁抱他們，就好像這個孩子撒出去就不能回來了似的——其實不一定不能回來，但是，想想，從戰場上回來，可能滿目瘡痍的……
當時我就發了一個朋友圈，說雖然自己現在丟盔卸甲，但是一點都不影響我的衝動，如果醫院要召回我，我寧可死在戰場上。
我現在是在南方“貓冬”呢，但是一看前線這樣，心裏頭還是有那想法，我就想，哎呀，我這麽大歲數了，死了就死了吧，還不一定死呢，可你說這些年輕人，年輕的媽媽，年輕的妻子……我能替替她們多好。
有種愧疚的感覺，你怎麽就上不去了呢，有時候也挺恨自己的。
後記
郭玉芹稱自己現在是一個“廢人”了，她顯然不甘心這樣，總覺得生命還是需要“意義”去支撐的，就像17年前她可以成為百萬阜新人與SARS之間的第一道屏障那樣。據她了解，全省因抗擊“非典”致殘的，她是唯一一個。
北山上的40多醫護人員和至少300例觀察對象，也付出了各自的代價。遼寧省的SARS資料顯示，阜新當年的病例數是：零。即便這樣，誰又可以去評判，所有慘烈的付出值得還是不值得？
編輯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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