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陽：白石老人一段經曆引發的聯想
剛才從一份文摘報上看到一段“曆史舊聞”，感覺有點意思，簡要敘述如下，供有興趣的朋友們分享。
著名畫家齊白石老人的節儉，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有人甚至認為那已經成了一種怪癖。我過去看到的一個材料中說到，吳祖光和新鳳霞伉儷頭一次去拜訪老人，老人就對新鳳霞喜歡得不得了，眼睛不停地看她，說她長得好看，還收她做了徒弟。後來這位評劇皇後為作畫多次去老人家求教，每次去，老人都要親自打開鎖，從櫃子裏拿出存了多日的糕點給這位愛徒吃，可惜因為存放時間過長，有的都長毛了……
齊白石用多年賣畫兒存下的錢，在老家湖南湘潭置田購地，用於家人耕種和出租——在那個年代，這是農村最傳統的投資方式。
1950年年底開始，湘潭縣分三批進行“土地改革”。留在老家的齊白石後代被指控為大地主。眼看“地主成分”就要扣到老人的頭上——在當時，那可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事！老人焦慮萬分。無奈之下，齊白石給自己的“老鄉”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明老家的田產都是用自己賣畫所得購置的……
毛澤東作了一個批示，連同齊白石的那封信一起轉給當時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又將信轉給縣委書記兼縣長楊第甫……在一級級官員的關照下，盡管老人用一生積蓄購買的田地被盡數沒收，但是最要命的“地主成分”卻得以幸免……
後來，具體經辦此事的縣委書記楊第甫專程來京拜訪了齊白石。90多歲的老人感激涕零，當場畫了一幅荷花贈給這位縣委書記，落款時還特意連書三個“白石”，意思是“在此三叩首致謝”……後來，楊第甫把自己十分珍愛的這幅畫作傳給了兒子。特別巧的是，這個兒子居然就是後來兩次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名鼎鼎而又英年早逝的楊小凱！
說到“土改劃成分”，其中的故事很多，“貓膩”也不少。我們家也有這方麵的經曆。
父親在世時我聽他說過，我爺爺是山東掖縣（現萊州市）沙河鎮的一位鄉村醫生，他和我奶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不知出於什麽理念，他們的3個女兒（我的姑姑）初中畢業後都被送去上護士學校；可能是因為學習成績不錯，她們護校畢業後都被大醫院錄用為護士。恰好這幾個姑姑又都特別孝順，掙的錢除去留一點自己省吃儉用之外，其餘的都寄回家去，除了供幾個弟弟上學，剩下的錢幾乎都讓爺爺買了地。爺爺行醫掙的那點錢，也都盡數投入地產……
到了“解放前三年”，爺爺家已經有了幾十畝地，爺爺自己行醫，並不耕種，全部租了出去，“土改”時必劃“地主”無疑。好在剛解放不久，二姑就把爺爺奶奶接到了她工作的青島，兩位老人才躲過了後來的皮肉之苦……
父親在新疆工作時有兩個不錯的朋友，也都是抗日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有一次他們3人在我家喝酒，席間聊到土改劃成分，一個叔叔說到，他們家過去曾經相當有錢，不幸的是他父親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抽著抽著，家就敗落了。到了“解放前三年”，他們家幾乎一敗塗地。按照“以解放前三年家庭經濟狀況劃定成分”的土改條文，他們家被劃為“貧農”……
這三位“老家夥”一邊喝酒，一邊調侃：他們那兩個命運截然不同的爹，一位是省吃儉用，把自己和女兒的“勞動所得”盡數拿出，買回一個“地主”；另一位是抽大煙把自己的家抽得徹底敗落，但是因禍得福，居然抽出一個“貧農”來……
我當時在旁邊聽著，心裏感覺五味雜陳，因為不管他們的兩位父親是怎樣得到的“地主”和“貧農”成分的，如果跟我沒有關係，我可以麻木不仁；但是事實證明，他們的確和我有很大的關係。
我剛滿18歲，就下鄉到了新疆昌吉縣的軍戶農場。在隊裏填表時有“成分”一欄（不是我們過去常填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兩欄），我按照老習慣填上“革命幹部”4個字。後來我不止一次聽到隊裏有些“貧下中農”的風言風語：“革命幹部是什麽成分呀”——當然，他們也許隻是好奇，並無惡意，但是對當時隻有十幾歲的我而言，的確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恰巧父親那位出身“貧農”的老友的兒子也和我分在一個隊，後來填表時“成分”一欄，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填寫“革命幹部”，而是改填“貧農”。這樣一來，對我的壓力就更大。我心想，沒有“革命幹部”這個“成分”？難道還非要逼著我填“地主”、做一次“地富子女”不成？父親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1939年就去了抗日根據地，沒有做過一天“地主”，我怎麽可能就因為爺爺被劃為“地主”成分而變成“地富子女”呢……
現在回過頭去看一看、想一想，我們那些年搞的“土改”、“劃成分”這類的階級鬥爭，多麽荒謬，多麽沒有人性，多麽令人不堪回首……
我在新疆農場“接受再教育”的那幾年，正是“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我看到了太多實實在在的“階級”和“階級鬥爭”。
我們所在的生產隊每周都要開一次“五類分子”批鬥會，那些“五類分子”真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其中一位是專門給我們知青做飯的飲事員，這位李師傅隻是因為被人揭發“用毛主席像擦‘溝子’（當地人對屁股的稱謂）”，他自己又不能自證清白，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列入另冊，天天接受監督勞動。直到我們離開時，他都沒有摘掉“五類分子”的帽子。
其實說說都可笑，被他用來“擦溝子”的“毛主席像”，不過是《新疆日報》報頭每日一段“最高指示”前麵的一個木刻頭像而已，而當時這種頭像比比皆是，讓人“防不勝防”……
那時我們隊每個月開一次貧下中農會、一次地富子女會。看到與會成員，開始我頗感詫異：這兩個會上，每次都有一些十來歲的孩子參加，難道他們也是“貧下中農”、也是“地富子女”？很快，我就見怪不怪了。因為在我們那裏，隻要土改時你家的“成分”被定為“貧農”，那麽下麵的一代又一代，就都被稱為“貧農”；而那些“地富子女”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將永遠被視為“地富子女”……
記得有一次回父母所在的“東泉五七幹校”探親，我還專門跟母親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說不知道隻是我們那裏這樣，還是全國都這樣；如果全國都是這樣，隻能說明是想用這種辦法，
來證明毛澤東“階級鬥爭不會消失”，讓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說法永遠正確……
從那時起，我對“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越來越懷疑，越來越反感……
2017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