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消失在朝鮮的親人
2014年，舅舅和舅媽去朝鮮旅遊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來極度營養不良的朝鮮人，也親自經曆了酒店的限水限電。“那時候我回來就和你舅媽說，姑姑要再來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給她湊上，”他說。“沒有親身去看過，沒法切身體會到朝鮮老百姓到底有多窮。”
本文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9月8日。作者VANESSA PIAO，現為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一年級學生。
十二歲那年，我記事以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姥爺家見到了這個皮膚蠟黃、雙眼奇大、矮小佝僂、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與姥爺、姥姥說著我聽不懂的朝鮮話，偶爾瞪著大眼睛看著我笑笑，而我則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紀，怎麽還頭發烏黑。直到有一天，我無意間撞見她把頭上的假發拿下來梳理，嚇了一跳。我與她因為語言隔閡，交流甚少，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後每次想起她，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麵——她的頭頂，隻剩下幾縷白發緊貼在頭皮上，襯得她幹巴巴的麵容更加憔悴。她見我看見她，立刻把假發戴了回去。
她是權南順(Kwon Nam-soon)，姥爺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後一次見到她，是2003年年底，於北京。她走時在假發裏藏了近1000美元，還帶著100支青黴素，兩個裝滿了二鍋頭的塑料桶，兩條煙，上百條絲巾，成捆的絲襪，整盒整盒的口紅、粉底及不計其數的衣物、皮包、皮鞋，穿著姥爺家送給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她的家，在朝鮮。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無，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順和姥爺這對出生在中國東北的朝鮮族兄妹，本在青春歲月時被卷入了同一個曆史漩渦，卻因為不同的選擇，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後半生的數十載中，他們分居朝中，她從一介平民“榮升”特權階層，他從軍中新星到被打倒為“反革命”，隨後，他們又被各自的命運帶向了另一段滄海桑田。兄妹分別至姥爺去世的半世紀裏，他們六次團聚，卻從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漸行漸遠。姥爺和南順，儼然成了中朝各自發展和關係走向的一個縮影。
而我則在長大後才逐漸從家人處得知，在我眼裏形容枯槁、平凡無奇的南順，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經曆，且待遇優渥。家人一直認為，他們極有可能是朝鮮的一對海外特工夫妻。然而，那一段傳奇的真相，連同她與她的家人失蹤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斷疊加的歲月和越發封閉的朝鮮遮蓋得愈加撲朔迷離，隻剩下我和家人能夠拚湊出來的回憶，以及我們通過反複思忖這些記憶所得出的猜測和分析。
作者的姥爺、南順與曾外祖母1956年於哈爾濱合影留念。曾外祖母不久即去世了。
命運流轉
姥爺的家族祖上是“兩班”，即古朝鮮時代的貴族階層。二十世紀初，姥爺的祖父和幾個兄弟被中國東北富饒廣闊的土地吸引，一起離開了朝鮮半島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來到黑龍江省中部綏化的綏棱縣定居，以種地為生。
姥爺名叫權伍載，1929年生人，上麵有兩個姐姐，後來都早在1940年代時便嫁回了現今的韓國。姥爺4歲時，他的父親被土匪綁架勒索錢財，熬了數月才被釋放，出來後很快便去世了。當時還未出生的妹妹南順，自此成了曾外祖父的遺腹子，於1933年出世。曾外祖母不曾改嫁，獨自養育了四個子女。
曾外祖父去世後，曾外祖母便搬到了哈爾濱市郊，在那裏經營一家家庭旅館維持生計。姥爺到了上學的年紀，因家裏困難，便被送回了綏化投奔親戚，在那裏上學。南順則被留在了曾外祖母身邊，在那裏讀書。
姥姥回憶，姥爺曾說他和妹妹從小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爺內向沉默，南順則外向潑辣。
姥爺中學畢業，於1948年參加了解放軍，隨後主要負責基層宣傳工作。
南順中學肄業，從學校出來後，她與一位中學時曾教過她的老師重建了聯係，並互生好感。這位家裏是從北朝鮮移民到中國的老師，最後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萬(Kim Dae-man)。他的具體年紀，家人記不清了，隻大概記得比姥爺年長幾歲。
1950年6月，朝鮮戰爭正式爆發。同年10月，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組建中國人民誌願軍。姥爺作為第一批入朝誌願軍中的一員，當月便開赴朝鮮。姥爺在朝期間是朝鮮族上將趙南起的老部下，先後任計劃運輸科助理員、參謀，負責火車調度等後勤事宜，也因會說朝語，負責一些翻譯工作。
左：金大萬1955年於朝鮮。照片中，他身著朝鮮人民軍軍裝；右：本文作者的姥爺權伍載（右三）和誌願軍戰友在朝鮮。具體時間、地點不詳。姥爺手中，是他從朝鮮老鄉家購買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時，姥爺在一次回東北探親期間，經戰友介紹認識了一位遼寧撫順的朝鮮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並確定了戀愛關係。
姥姥說，姥爺曾提到過南順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戰爭正式開始前就已身在朝鮮，且雖是以解放軍身份入朝，但最終變成了朝鮮人民軍編製。對於金大萬的教書、參軍經曆，家人了解不多。但據史料，我們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戰爭一觸即發、人手緊缺之際，向毛澤東索要的三個東北“朝鮮師”中的一員。這三個師全部由朝鮮族士兵組成，分別於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隨後收入人民軍編製。
家人回憶，姥爺曾提到金大萬打仗時是偵察兵，專門負責“抓舌頭”，即到三八線以南抓韓國士兵來套取情報。戰後他在人民軍中的職位不詳。
南順則成為了一名小學老師，在哈爾濱市郊教書，並照顧曾外祖母。直至1956年6月，曾外祖母病逝，南順未和姥爺商量，便變賣了家裏的房產和全部家當，隻留了一套銅碗隨身帶著，隻身乘火車前往朝鮮，去找金大萬。
甫入朝鮮，南順身上的錢就全被偷了，隻剩下銅碗。她就這樣帶著一套銅碗找到了金大萬，與他結為夫婦。隨後，她也聯係上了姥爺。
家人回憶，姥爺曾說過，最後一批誌願軍即將撤軍之際，曾有人民軍領導多次動員他留在朝鮮援建，並許諾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斷然拒絕。家人說，姥爺對人民軍，很是“看不上”。姥爺覺得人民軍組織紀律極差，人的素質更差——姥爺曾對家人講過，那時候誌願軍和人民軍聚會，按朝鮮人的習慣在進屋前把鞋脫在門口，而人民軍每次都編個理由先走，為的就是把誌願軍的好鞋穿走，把他們的破鞋留下。
再者，姥爺也考慮到當時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約，已經去照相館照過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左：作者家人據曾外祖母1956年6月去世推算，這應該是南順初到朝鮮時，與作者姥爺的合照。右：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58年回國後，與撫順姑娘樸明淑結婚，即作者的姥姥。
姥爺曾告訴家人，他在離開朝鮮之前，曾去找過一次南順和妹夫。他們夫婦一直居住在金大萬戰後定居的沙裏院(Sariwon)市。沙裏院是朝鮮黃海北道首府，位於平壤以南65公裏處，也被稱為平壤的衛星城，是黃海北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至於金大萬起初定居於此的原因，家人並不清楚。
姥爺曾說，他當時力勸他們不要留在朝鮮，跟著誌願軍部隊回中國。但南順和妹夫拒絕了，因為金大萬認為留在朝鮮，仕途更有發展。姥姥還記得，當時姥爺極其不讚同妹夫與妹妹的決定，認為他們留在朝鮮，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條鴨綠江，隔開了這對兄妹之後的榮譽和掙紮。
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57年於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後，他隨最後一批歸國誌願軍返回中國
1958年10月，最後一批誌願軍回國後，姥爺所在的部隊被派往大連待業，姥爺則先到姥姥的老家撫順，和她結婚。時恰值北京軍事博物館籌建，姥爺隨後被派往那裏就職。當年冬天，便攜妻抵京。當時身為全誌願軍最年輕上尉的姥爺，成為了軍事博物館抗美援朝館的一名助理員，前途大好。
此時至60年代初，姥爺未能聯係上南順。據家人回憶，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爺曾去朝鮮大使館打聽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鮮在中蘇關係惡化後，由起先傾向中國轉向了傾向蘇聯，導致中朝關係緊張。文革初期，朝鮮報刊一係列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隨後，憤怒的紅W兵以一張稱金日成為“修正主義者”的大字報回敬。
1967年的一天，姥爺從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車就突然被抓了起來，被指責是“保皇派”、“反革命”，隨後被關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爺被批鬥的“錯誤”之一，就是他曾試圖聯係朝鮮親戚，勾結“朝修”。
姥爺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複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組織上拖了幾年未給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暫回到軍事博物館複職後又讓他轉業，姥爺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數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隨後辦了離休。
姥爺的三個子女，均出生於60年代的媽媽、小姨和舅舅，在culture revolution的陰影下磕磕絆絆地長大，也從未學過朝語。他們在童年時代，隻模糊地知道姥爺在朝鮮還有個妹妹，但對她和金大萬一無所知。而南順和金大萬60至70年代上半葉的經曆，我們至今所知甚少。他們大多隻和姥爺用朝鮮語交談，他們點到即止，姥爺在culture revolution後，則對幾乎一切政治話題三緘其口。
北京現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當時在讀小學的舅舅中午放學回家吃飯，照常去大院的傳達室拿報紙。剛到門口，他就看到那裏站著一個打扮非常時髦的女人。她的頭發是燙過的，穿一件化纖掐腰的湖藍色上衣，圍著紗巾，下身著一條藏藍底黑條紋喇叭褲，腳蹬一雙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細一看，還有一顆大金牙。
“一看就讓人覺得是歸國華僑似的。當時國內根本沒有那麽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憶說。
那個女人，正在和傳達室問權伍載的住址。
舅舅一聽是找爸爸，就拉她，說他帶她去找。舅舅介紹了自己，隨後才知道，這個中文已經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鮮姑姑”。
南順的突然來訪，震驚了全家。小姨趕緊去把當時正在外辦事的姥爺找回了家。
分別廿載，兄妹團聚。姥爺和南順一見到彼此，便喜極而泣，緊緊相擁。
“姥爺激動得嘴唇都發抖，”媽媽說。
南順還帶來了一個讓家人吃驚的消息：她竟是從澳門來，短暫路過北京，順便來看一看姥爺，一會兒還要回到朝鮮大使館去。她說，她是通過官方關係打聽到了姥爺被分配到了軍事博物館，然後找來的。南順隻說她與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門，至於他們在朝鮮和澳門的具體工作，她並未多說。
作者姥爺權伍載的妹妹權南順70年代在澳門。生於中國、朝鮮戰爭後隨夫定居朝鮮的她，曾有一段在澳門工作的神秘經曆。
比起姑姑為何從朝鮮跑到了澳門，更讓媽媽、小姨和舅舅三個孩子好奇、激動的，是姑姑帶來的高級禮物。
“姑姑一進門，就先把兜裏帶的五塊表掏出來了。她也沒帶包，全是從衣服兜裏掏出來的。一塊一塊都是用眼鏡布包的，用皮筋綁著，”小姨回憶說。
三個孩子打開一看，全是瑞士高級手表。
姥爺的是一塊梅花(Titoni)全自動機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塊梅花全自動機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塊精工(Seiko)全鋼全自動手表，媽媽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塊瑞士的漆皮表帶手表。“我們都不認識那是什麽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說（後來媽媽和小姨的兩塊表因為那時家裏缺錢，次年被姥姥賣了，媽媽和小姨到現在都很傷心）。媽媽說，那時候大部分人都沒怎麽見過瑞士手表，所以能戴上一塊是一件很讓人羨慕的事情，恨不得時時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來。
南順還帶了一塊那個年代在北京根本沒見過的力士(Lux)香皂。“那個香啊，特好聞，”小姨說。接著，南順又把脖子上的紗巾解了下來，也留下了。
戰後，朝鮮工業化進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時，朝鮮經濟明顯好於中國，朝鮮的生活，讓當時的中國人十分豔羨。
南順那次隻匆匆呆了一個下午，簡單告訴了姥爺她家裏的基本情況。她說，她與金大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這段時間裏生了三女兩子，她和丈夫在澳門期間，她的孩子們都被允許在平壤的萬景台革命學院讀書，凡需出門，也有專車接送。這所軍事化管理的學院，隻有對國家有傑出貢獻、擁有特殊榮譽人士的子女才有資格就讀。
南順夫婦與大女兒、二女兒60年代於朝鮮。60年代時，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爺權伍載未能聯係上他們，照片為此後隨信收到。之後南順和金大萬對那一時期的工作也從未談及。
南順離開時說要去北海，朝鮮使館的車一會兒會在那裏接她。媽媽和小姨放學後，正好送南順到附近的21路車站。媽媽說，她們至今都記得，“路上姑姑跟我們說，她去澳門之前在朝鮮培訓，什麽坦克、飛機，給她什麽她都能開。她還學過格鬥。她說她一個人打四個小夥子沒問題。然而南順依舊未向兩個侄女提及，她接受這些訓練，是準備做何工作。
軍事博物館站是21路的終點站，等車的人很多。輪到南順要上車時，車門突然關了。“結果她啪地一抓車門，刺溜一下一轉身兒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們都驚了，”媽媽說。
過了幾個月，姥爺陸續收到了南順的兩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廣州白雲賓館。信裏說，她的丈夫金大萬患病，在白雲賓館養病。隨信還寄來了一些他們夫婦在澳門的照片，和他們及子女在朝鮮的照片。
媽媽、小姨和舅舅說，南順那時寄來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著製服，看起來英姿颯爽。有些照片還是他們在遊樂場玩的場景。“當時羨慕得不得了，覺得他們生活得特高級，”媽媽說。
在南順70年代末寄來的照片裏，她和小女兒在平壤的遊樂場裏遊玩。在南順和金大萬駐澳門的鼎盛時期裏，他們和在平壤讀書的子女都過著優渥的生活。作者的媽媽、小姨和舅舅看到這張照片後，羨慕不已。
神秘“權貴”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爺突然接到了金大萬的一通電話，說他從澳門路過北京回朝鮮，當晚10點將造訪。
到了約定時間，姥姥讓媽媽下樓接姑父。媽媽一下樓，就看見一輛黑色奔馳轎車停在院門口的路口，車燈關著。司機下車繞到車後，先鞠了一躬，隨後打開了車門。一個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鋥亮、派頭很大的男人從車裏邁了出來。他，就是金大萬。
“姑父是那種老拿著勁兒的，對家裏的小輩兒都不太愛搭理，”舅舅說。
“他會說中國話，但是一句都不說，也不知道為什麽，”媽媽說。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來的姥爺和金大萬，高興地聊了整整一宿。據家人回憶，金大萬當時說，南順此時仍身在澳門。朝鮮派他和南順到澳門（具體派駐時間，家人記不清了），且他們需要自己謀得工作在那裏長住。南順在一個製衣廠做縫紉工，他是那裏的工頭。他說，他和南順都學了廣東話，他因有時需要來往東南亞國家，還學會了泰語。
媽媽、小姨和舅舅記得，當時曾看見姑父兜裏揣著好幾本不同國家的護照。
但關於他和南順的具體工作性質和內容，他始終未說明，南順日後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當時也是基於對姥爺的絕對信任，才蜻蜓點水地透露了這點滴信息。
金大萬第二天一早便離開了。離開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裏麵的一件新的尼龍T恤衫送給了姥爺，穿了一件姥爺的舊衣服走了。
走前，他還和姥爺姥姥約定，那日白天在朝鮮大使館附近的日壇公園與姥姥再見一麵——因為考慮到姥爺是軍人身份，不便在公開場合見這位朝鮮妹夫，所以隻得姥姥單獨前往。
媽媽說，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樓。秒針剛到5點整，那輛黑色奔馳就來到了前晚的停車地點，帶著金大萬疾馳而去。
金大萬70年代於澳門。他會說完全沒有朝鮮口音的韓語、中文、廣東話和泰語，行蹤神秘。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壇公園一個角落的亭子裏短暫會麵，由媽媽在附近放風。金大萬給了姥姥一點美元，又給了她一台日本鬆下的單卡收錄機。
姥姥回憶，姥爺前晚聽到金大萬說他和南順在澳門工作、金大萬有時還需來往東南亞，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詳述工作內容，便立刻明白了“工頭”、“縫紉工”大概隻是幌子，他們一定是從事朝鮮政府的秘密工作。姥姥說，姥爺本就是一個謹慎的人，加之經曆一係列政治運動後，便更加謹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們的工作性質後，即刻明白他們依紀律不能多說，便停止了追問。
姥爺有了這樣的懷疑之後，家人此後也都明白了不應該再打聽他們當時的經曆。
神秘、傲氣的金大萬，之後便返回了朝鮮。家人數年後才得知，他因健康情況惡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裏院後就一直留在那裏治病，無法再執行外派任務。南順隨後便也從澳門回到了沙裏院。他和丈夫的巔峰時代，就此結束。而我們則從未料想到他們此後的人生轉折。
在鴨綠江這一頭，那個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裏，姥爺一家人對南順夫婦的贈予念念不忘，心懷感激。姥爺的三個孩子更是覺得有這樣事業有成、生活優渥的朝鮮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在culture revolution後越發草木皆兵的姥爺，則囑咐子女不要在外麵提起南順和金大萬來家裏的事，免得政治波動，又惹是非。媽媽說，姥爺心裏大概還有一層感情——南順當年自作主張賣了全部家當跑到朝鮮，讓丟失了關於母親一切回憶的姥爺傷心不已，而南順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補償了一些當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萬這次造訪後，他和南順再次消失了。
今非昔比
數年一晃而過，姥爺一家不知南順和金大萬自1979年別後身在何方，他們也沒有再聯係我們。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爺第一次收到了南順申請到中國探親的電報。我們這才知道，她和金大萬已徹底結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從澳門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裏外的沙裏院家中。
前兩次，南順和金大萬均是突然到訪，明顯可以自由出入中國。但這次，南順的電報上說，姥爺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機構開具一封邀請函，寄回沙裏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親理由來到北京。我們後來分析，這似乎說明當時他們的身份性質已經轉變了。
“八年沒見，那時候爸還是挺想她的，”小姨說。
不久後，53歲的南順隻身乘火車抵京。她從朝鮮帶了幾大包當地最好的海鮮、巧克力等，作為給姥爺家人的禮物。
她一下車，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來，用手絹仔細地包好，對像章特別重視、愛惜。後來媽媽還想借來看看，還問能不能送給她，南順就隻笑，不說話。
80年代，戰後一直處於美國貿易禁令之下的朝鮮於外在海外製造了一係列暴力事件，於內仍執迷於加強軍事力量，對經濟造成重壓。時至80年代中期，朝鮮經濟已陷入停滯，而對手韓國的經濟則正高速增長。家人說，南順那時，雖不如八年前光鮮，黑瘦了一些，但還算精神、時髦，還穿著皮鞋。
南順和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86年12月在北京家中。那時的南順還保留一些盛年時的風采，頭發仍然烏黑茂密。
據家人回憶，她當時介紹說，自己1979年回國後，擔任了沙裏院一個相當於區街道辦主任的職務，負責區內票證等一應物資供應，權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鮮後則一直在治療休養，但身體每況愈下，當時已被確診為肝癌。
南順說，她和丈夫回國後都被授予了朝鮮的最高榮譽“金日成勳章”，且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待遇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級別，在朝鮮坐船、坐火車均免費。
她還給家人展示了一塊國家獎勵的歐米茄(Omega)手表。家人回憶，南順說手表為朝鮮向歐米茄特別定製，獎勵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人士。這塊手表的表盤上寫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麵則刻著南順的名字，金大萬也有一塊。媽媽說，那塊手表的表帶太長，在南順細瘦的手腕上晃晃蕩蕩。
家人說，每每談起金日成，南順就難掩敬佩之情。在中國的電視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動得熱淚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萬身體欠佳、夫婦倆回朝休養時，全部隨身物品都被責令上交了，隻給他們留了內衣內褲——南順當時講述時，姥姥覺得此種做法簡直不可思議，因此印象極深——和一部相機。
“她那時候說，早知道當時多給咱們留點美金就好了，”姥姥說。
南順還提到，朝鮮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兒做和他們夫妻一樣的秘密工作，但她拒絕了。南順依然沒有說自己的工作具體是什麽，但她此番言說，又從側麵印證了我們認為她從事秘密工作的猜測。
家人說，1986年那次，還未明顯感覺到南順在基本溫飽方麵有嚴重問題。但是那時，全家人都覺得南順好不容易來探親一次，應該盡量多給她買些東西帶回朝鮮。
“她帶那些海鮮什麽的，肯定也是把家裏最好的都拿過來了。那時候我們對姑姑也特別感激，”小姨說。
但是，那時姥爺身為文職幹部，媽媽和小姨剛剛開始工作，舅舅還在上大學，像當時北京大多數的工薪家庭一樣，姥爺家裏也實在沒有富餘的錢。姥爺沒辦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軍銜時，軍中量身訂做的一件長款馬褲呢（一種高級斜紋毛料）大衣拿了出來，由姥姥私下聯係買主，最後由小姨帶著，偷偷地在軍事博物館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裏，600塊錢賣給了一個東北人。
“那件馬褲呢大衣，culture revolution那會兒誰要是有那麽一件，可是超牛。而且這東西可不能隨便買賣，”舅舅說。“當時的600塊錢什麽概念，600塊錢是一個普通職工一年的工資。”
這600塊錢，全用來給南順買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順那時說想買糖精，因為朝鮮的小孩沒糖吃，隻能靠一點一點舔糖精吃解饞。她帶點糖精走，回了朝鮮，可以讓家裏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隨身帶著，晚上遛彎兒的時候，就可以順便賣點錢。家人隨後便去前門的一個化工商店買了糖精，還買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讓南順帶走。
那一次，南順很惦記重病的丈夫。朝鮮官方本來給了她三個月的探親假期，但她隻呆了一個月便匆匆走了。
南順和丈夫70年代於澳門。
她走時，姥爺一家人給她帶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軍事博物館來了四個戰士幫忙裝車運到火車站，媽媽又在北京站貨運部托了朋友，才得以全部運走。
媽媽說，當時她去北京站送姑姑。臨上車前，南順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媽媽記得像章是一麵飄動的紅旗狀。但南順一上車，朝鮮列車員一見她戴這種像章，便紛紛敬禮，還熱情地幫助她拿行李。媽媽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樣式，與普通朝鮮百姓有所不同。
南順在此後的通信中說，她回到朝鮮三個月後，1987年初，金大萬便與世長辭。
70年代，南順一家人於平壤合影。她的三女兩子都在平壤的萬景台革命學院讀書，這所學校隻供對國家有特殊貢獻人士的子女就讀。
這之後的5年中，姥爺曾給南順寫過幾封信，問候她一些家長裏短，並收到了南順簡短的回複。家人說，南順寄來的信明顯是已經被拆過、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經過了朝鮮官方的檢查。
1991年9月，南順第二次以探親身份來到北京。這次，她穿了一雙磨得發白的舊皮鞋，隻隨身帶了一個小包，拿來了一些朝鮮的海帶，準備給當時正懷著我的媽媽，做朝鮮人認為對孕婦身體特別好的海帶湯。
時年，朝鮮經濟已開始衰退，糧食危機也開始顯現。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順後，才意識到朝鮮情況的惡化。
“那時候就感覺到朝鮮有點兒不行了，”舅舅說。
小姨回憶說，南順那次比第一次來探親時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剛來時，不敢吃白米飯，因為不消化，隻能先喝米湯，然後每餐逐漸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開始吃米飯。油膩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時候我們稍微吃點兒好的，吃點兒肉什麽的，她就掉眼淚了，”小姨說。“可能也是想到家裏的孩子吃不上這些。”
當時看來，她和孩子們過得都不容易。南順說，她的五個孩子從平壤的“貴族學校”萬景台革命學院畢業後，都在平壤或沙裏院讀了大學，之後除大女兒隨夫定居平壤外，其餘都回到了沙裏院工作。
那時，姥姥正在韓國探親，南順在家裏，除了和姥爺聊天，還經常做家務、給家人做飯。
南順那時對姥爺的三個孩子很疼愛。
小姨說，當時她出了意外，腿受了傷，南順就每天給她按摩，幫助恢複。那年夏天，時於新華社澳門分社工作的父親在和媽媽一起過馬路時，在正懷著我的媽媽麵前出了嚴重車禍，僥幸存活。南順來時，正值父親回京養病。媽媽說，當時南順見到嚴重腦外傷後遺症的父親，心疼得大哭一場，還摸著媽媽說，“愛蓮，完了！完了！”（後來父親在精心養護下恢複了健康。）
“那時候還是有親情，”舅舅總結說。
南順1991年9月28日在北京一公園遊玩。她手腕上的，就是那塊朝鮮為獎勵有功人士特別定製、表盤寫有金日成名字的歐米茄(Omega)手表。
11月初，南順如上次一般，帶著家人盡己所能給她購買的大包小包的“中國物資”回家了。從這一年開始，南順每次來都會盡量多帶一些青黴素回去，因為朝鮮藥物緊缺，帶青黴素回去也能換錢。
她走時，是舅舅送上車的。舅舅也得以窺見了南順一些殘存的“特權階層”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鮮火車，腰杆兒一下挺直了，派頭也上來了，”舅舅說。“反正那些列車員一見她那像章，立刻就畢恭畢敬的了。”
這次南順走後，姥爺也沒有再給她寫過信。家人說，姥爺之前給南順寫信，她都僅說一切都好，且信明顯被人檢查過，姥爺開始明白南順即使有什麽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說，再寫信也沒有意義，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親。
餓殍浮現
1991年年底，蘇聯正式解體，經濟上嚴重依賴蘇聯的朝鮮驟然失去了蘇聯支援，岌岌可危，糧食壓力亦陡增。中國曾一度填補了蘇聯留下的窟窿，成為朝鮮最大的援助國。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鮮出現嚴重洪災，使糧食問題失控，全境饑荒情況惡化。截至90年代末，朝鮮因饑荒死亡的人數據信多達百萬，包括中國、韓國、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朝鮮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說，當時並不了解朝鮮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災荒。
1996年年底，這場饑荒期間，南順再次來京。這次，她光腳穿了一雙塑料鞋，兩手空空。
家人說，她那次來時，已經有了比五年前明顯得多的營養不良的模樣。
“她那時候跟姥爺說，她每天糧食量就是大概三四兩，”舅舅回憶說。“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頓豆腐。肉就別提了。”
而媽媽記得，南順曾和姥爺說過，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終身享有每日一斤四兩的糧食供應，不過是粗糧，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台後，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輩一樣的待遇。媽媽分析，她說的每日三四兩，大概是還要接濟兒女、孫輩的結果。
“她家這樣的話，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說。
舅舅說，那時南順開始和姥爺講起朝鮮餓死人的事了。“那會兒姑姑曾經說過，那時候已經出現人吃人的事了。她說有的鄰居說，誰家死了人，不能讓人看到人埋在哪兒。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兒，那就懸了。”
家人回憶，南順曾說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樓的最高層，但是限水限電，經常沒電，所以得爬樓梯。因為沒電，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準備個大水缸，打水來用。
但除了這些客觀描述外，南順對自己的國家和領袖，並無半分怨言。
南順和姥爺的家族在韓國仍有數支延續。他們的兩個姐姐在朝鮮戰爭前便嫁到了韓國，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爺在改革開放初期與韓國的幾位表親重新建立了聯係，偶爾會互相探訪。
南順在京期間，正好姥爺在韓國的一個表妹也短暫來京，於是姥爺家就發生了一次“朝韓曆史性會麵”。姥姥回憶說，當時韓國的表妹對這位北邊的親戚又好奇又可憐，南順則盡量不主動和韓國表妹說話。韓國表妹臨走時，給了南順100美元。南順收下了，但是囑咐姥爺不要和別人提起他收過韓國親戚的錢。
這次，南順依然住了三個月。在京期間，她的體重長了十幾斤。走時，家人依舊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藥品等，她還帶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電、一輛飛鴿自行車和一台縫紉機。
積怨難平
1999年左右，中國正被“韓流”席卷，許多年輕人紛紛迷上了韓國的明星、音樂和影視。而對越發落後的朝鮮，許多中國人則愈趨冷淡。
南順此時突然來了一封信，說自己的小兒子要結婚，請姥爺家給她寄一些東西。
這回，姥爺有點不高興了。
舅舅說，信上寫的都是一些相對高檔的服飾等物品，且把她想要的東西描述得極其具體。“細到她說要什麽什麽款式的西服，什麽什麽款式的皮鞋。”
家人回憶說，第一次按她的要求寄了東西之後，她又來了一封信，列出還缺一些物品。那時往境外郵寄物品並不方便，但家人依然硬著頭皮又寄了一次。
在那個年代，她所要的物品對於姥爺家來講也並不便宜。姥姥說，姥爺收到這兩封信以後開始覺得，南順既不體諒他身患癌症，信中也不曾問候半句，還不顧及家裏的條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東西，似乎有些過分了。
1999年，南順（前排右一）為了辦小兒子（前排左三）的婚禮，寫信讓權伍載家從北京寄了不少新衣、皮鞋等物品，還指定了款式。
2000年，金正日在繼承父業後首次訪華，被視為中朝自中韓建交以後關係再度轉好的標誌。自這一年起，平壤在經貿方麵越發依賴中國。同年，韓國總統金大中與金正日在平壤進行了首次朝韓首腦會晤，朝韓關係也取得突破性進展。
此後，2001年年底，時已退休的南順，在冬日裏穿了一雙塑料涼鞋，背了一個塑料布包，頭頂一頂已經擀氈的假發，又來北京住了一個月。有了之前的不滿，姥爺這次對南順比之以往要冷漠了許多。
舅舅說，南順這次來的一個月裏，已沒有以前的親切關心，而是一心想著要到更多東西了。
“就是凡是她開口說話，所有的話都是要東西。直接要，直接要完了就變著法地要。比如她就說，‘哎呀這個東西真好！’‘這個東西在朝鮮拿的話，別人都要羨慕！’”他說。
家人說，這一次，南順對舊衣舊物，已經看不上了。她隻想要高檔化妝品、皮包皮鞋，還有美元——姥爺當時說，他在抗美援朝時期，經常看到每當一架美國飛機被打下來，滿山坡就都散落著美元。但他覺得這些美元除了紙質好以外沒什麽用，就拿來糊牆。殊不知，昔日的糊牆紙，成了妹妹現今最需要的東西。
“她就整天說dollar、dollar，dollar這個話說得可清楚了，”姥姥說。“她說她一個女婿要去俄羅斯留學，需要錢，開口就要3000還是5000美元。後來給了她1200美元。把你姥爺氣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覺。”
“你姥爺家是??（發音為yangban，即前述‘兩班’，指古朝鮮時代的貴族階層——編注），你姥爺就覺得，怎麽家裏能出這樣沒皮沒臉要東西的人！”姥姥說。
家人回憶說，那時南順還曾哭著講，她在沙裏院做藥劑師的小兒子得了胃癌，為了保命做手術，但是醫院沒有麻藥，隻能被綁在手術台上做，活活疼休克了幾次，但最後活了下來。
現在想來，以朝鮮當時的條件來講，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姥爺當時已經十分厭煩，聽了還對家人說，這也不知真假，也許也是為了要錢。
但家人還是盡量滿足了南順的要求。臨走前，舅舅和舅媽本想把他們不用的舊電腦、手機也送給南順，但被姥爺攔住了。南順走後，姥爺發現南順把一些家人給的舊衣服擇出來塞在了床底下，沒有帶走，隻把值錢的物品帶走了。姥爺更加傷心。
南順2001年年底來京探親時，與作者的姥爺權伍載、姥姥樸明淑於家中合照。這次，南順一心求財，惹怒了姥爺。
家人說，姥爺最後對南順，徹底寒心了。
“爸就覺得，怎麽你要東西的時候信就能寄到，你也知道我身體不好，怎麽問候的信沒有一封，”舅舅說。“爸覺得她後來要的東西都不是解決溫飽問題。你要的是奢侈品，你要東西是為了回家在鄰居麵前得瑟，你要的好多東西是爸自己都舍不得買的東西。那可能你也不是食不果腹。我們給你雪中送炭，沒問題，責無旁貸。但是我們也沒必要再給你錦上添花了。”
家人說，姥爺很不願意因為自己妹妹的處境讓子女承受太多經濟壓力，而滿足南順所提的要求，單憑他自己的收入是很困難的。姥爺本就認為當年南順賣了家產，執意去朝鮮找金大萬，之後還要留在那裏生活的決定不可理喻，現在南順還不顧他的條件，一味索取，越要越多。他深深地陷入了這個混雜了焦慮、怨恨、痛心的情緒漩渦中，心煩意亂。
舅媽說，她也是多年後才理解了姥爺。
“我當時覺得奇怪。你姥爺本身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怎麽就這一個妹妹，最後對她這樣，”她說。“後來我才理解，姥爺是怕這麽給她東西，她覺得理所當然，未來姥爺不在了，她還是不停地要。姥爺更多的是擔心，這樣會給家裏人造成很大的負擔。”
現在不帶情緒地回想，我們也更加理解南順。大概朝鮮的條件太苦了，她被逼無奈，才硬著頭皮向我們要盡可能多的錢和物品。她要相對奢侈的物品，大概也不全是自己用，而是在當地黑市上套點現，讓全家生活得好一些。
“現在想想，她當年那麽要東西，估計也不是為了她自己，還是為了孩子，”小姨說。
不知感激
2003年初，朝鮮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國被美國推上了促使朝鮮棄核的中間人的位置，並於當年在京舉辦了一輪中、美、朝三方會談和一輪加上韓、日、俄的六方會談。與此同時，朝鮮的糧食缺口依然嚴重，自90年代以來，叛逃的“脫北者”人數激增。
此時，家人已像許多中國人一樣，私下裏逐漸開始覺得朝鮮數年間拿了中國的無數援助，卻不知感激，還頻頻在國際社會上給中國“添亂”，似乎不再值得同情和幫助了。家人對南順一家的感受，似乎也開始變得與此如出一轍。
那年年底，南順打破了以往五年探親一次的規律，更是破天荒地直接從丹東給家裏打了一個電話，說朝鮮放寬探親限製，她被允許直接進入中國，且過兩日，就要攜小女兒來京。
南順的小女兒與丈夫1993年於沙裏院街頭
“當時你姥爺一下就恐慌了，”舅舅說。“一個是沒想到她來過一次那麽快又來，另一個是她每次來要的東西，恨不得是五年攢的，她來這一次，不知道又得多大開銷。”
這次，南順和她的小女兒隻住了一周，便返回了朝鮮。
“當時爸就覺得，你不僅自己來，這回還帶了女兒來，就是認門兒來了。意思是以後你自己不在了，還要讓你的孩子接著來要東西，”舅舅說。
這次，她與女兒和家裏人的交流甚少。她的小女兒，當時大概30幾歲，在朝鮮做家庭主婦，完全不會中文。姥姥家一進門，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她的小女兒，一到家裏，便開始蹲在那條走廊上擦地。
與此同時，南順依舊隻對美元、相對高檔和方便套現的物品感興趣。家人依然盡可能滿足了她的要求。
此時，財和物，已然成了姥爺一家和南順的唯一聯結。這次南順來訪，家人甚至沒有和她合影。
姥爺自2003年與南順一別，便再也不願談及她。幾次探親後，南順已經成了姥爺的精神負擔。姥爺真的不希望她再來了。他沒有再給妹妹寫信，也沒有再試圖找過她。
“你姥爺對她恨，不願意說她。就是偶爾說，她可能已經餓死了，”姥姥說。“可能從她當時自作主張把家裏房子東西全賣了，就為了去北朝鮮，你姥爺就恨。”
而那次分別，竟是永別。
姥爺於2011年10月離開了人世，而他對南順和她的子女孫輩會一直不停來要東西的擔心，最終沒有應驗。南順和她的家人幹幹淨淨、徹徹底底地消失了。數年間，家人一直隱隱憂慮，南順和她的家人大概還要突然出現，索要越來越多的東西。多年後，我們才突然想到，或許他們再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了。南順從那個讓全家仰慕過、思念過、心疼過、厭煩過的活生生的人，變成了我們茶餘飯後偶爾提及的話題。
姥爺去世後，姥姥和她三個子女，在生活的忙碌奔波中看著年月匆匆，始終也沒有再給南順寫信，或通過使館聯係她，隻是有時突然想起她，隨即才意識到原來這麽多年已然一晃而過，竟沒有她的半點消息。而對她境況的思忖分析，則往往又被下一波近在眼前的生活瑣事淹沒。
每每想起她，家人都會感歎於她和金大萬澳門時期的風采。互聯網信息開放後，有關於朝鮮70年代在澳門及東南亞建立情報網絡的報道開始出現，似乎印證了姥爺當年的分析。家人猜測，南順和金大萬或許是澳門情報網絡的創始或早期成員，但關於他們的具體任務，我們則仍無半點線索可尋。
然而每次的討論，總以疑惑收尾——為何她之後便再沒有和我們聯係，又為何連她的子女，尤其是來過家裏的小女兒，也都沒有再申請探親？即使她的子女和我們沒有感情，但來探親，總歸可以拿到美元和其他物品，並沒有什麽壞處，為什麽不再來了呢？
我們一致同意的一點是，以朝鮮的生活和醫療條件判斷，南順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而關於她的子女則有太多種可能。也許他們也都因營養不良或疾病去世了——畢竟朝鮮的情況不能按常理判斷，他們不享受南順和金大萬的糧食供應待遇，醫療可能也跟不上，且除大女兒外又都不在各方麵資源都相對充裕的平壤，所以這種可能也不好排除。
也許，他們中的某一個人犯了某種嚴重的政治錯誤，導致全家都不能再出國探親，甚至被關押起來了也說不定。
或者，經過多起叛逃事件，朝鮮在整體上限製了國民——尤其是幹部家庭，出於任何目的的出境行為。
也有可能，他們也被我們傷了心，了解到母親後兩次探親時我們逐漸冷落的態度，不願再和我們來往......
“現在想想那個妹妹來了，一直蹲在那兒擦地，一直幹活兒，真是挺可憐的，”媽媽說。
2014年，舅舅和舅媽去朝鮮旅遊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來極度營養不良的朝鮮人，也親自經曆了酒店的限水限電。
“那時候我回來就和你舅媽說，姑姑要再來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給她湊上，”他說。“沒有親身去看過，沒法切身體會到朝鮮老百姓到底有多窮。”
如今，歲月又前進了三個年頭。而我們依舊隻知，我們有這樣一些家人，活在，或死在了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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