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點也是莆田童養媳
－－作者：陳少遠
莆田“阿樂”係列文章裏的福建長樂，是我的家鄉。它曾以“偷渡之鄉”的麵目廣為人知。1989年，我出生在這裏的一個漁鎮。我的性別很快稀釋了父母迎接新生兒的喜悅。
這種失望的情緒，在我兩個妹妹接連出生後越滾越大。母親躲起來偷生，終於在第四胎生下他們想要的兒子。
2018年春節期間，我在長樂街頭看到眾多尋親的“阿樂”，以及尋找女兒的父母，產生記錄這個群體和她們的故事的想法。
3月初，我從長樂出發，前往莆田，去尋找一個答案：為什麽在近半個世紀裏，我的家鄉有規模過萬的棄女，源源不斷地被送往莆田。她們出生在1960年代到新世紀初，像我和妹妹一樣，在一胎男兒出生前，因為性別被視為“多餘”。
因為性別偏好而被遺棄，在物質層麵的遺棄，或精神層麵的“遺棄”，是不少我們這樣的中國女孩的共同命運。我要前往的莆田，像個收集站點，虹吸著周邊地區的棄女，也張著支脈，從各地零散吸收被棄的女嬰和被拐的幼女。
我在尋訪中逐漸發現，莆田的棄女群體問題，呈現複雜的麵向。不止有被棄群體思親尋親的心路，就如曾出現在公共視野裏的“江南棄兒”，兩個群體有類似的被棄而孤絕的情感體驗；也不止可追問她們為何被棄，如“邵氏棄兒”，兩者背後皆有當時政策的大背景；它還呈現為突出的女性問題－－女性被棄、被辱、被傷害而無力自救的群體命運，極端而沉重。
家鄉古時就有棄溺女嬰的陋習，背後的輕女觀念成因複雜。而莆田接收這些被棄女嬰，也是因為輕女－－她們多被買作童養媳，小時分擔莆田母親的重體力勞動，長大後嫁給養家哥哥，隨後又重複著多子多福的生育，早年的“阿樂”又買來新的“阿樂”，給好不容易生出來的兒子做童養媳。
半個世紀裏，她們就這樣陷入宿命式的循環往複。她們命途沉重，沒有受教育機會，婚嫁不自由，又背著世俗觀念，缺少改寫命運的抓力。
我坐在不同年齡段的“阿樂”麵前，聽她們講述成長中隱秘的酸澀和苦楚。如果是“阿樂”聚集的場合，常是一個人在說，邊說邊掉眼淚，其他女人也陪著抹眼淚。我也跟著哭了幾場。
“幸存者”的愧疚
第一場哭是在曹小芹家裏。她生於1985年，住在莆田的山區小鎮上，盤山公路伸向高處，拐過一個接一個彎後，集鎮出現在敞闊的山頂。
三個小時的講述裏，我多次遞上紙巾，舒緩她激烈的抽泣。她最觸動我的，是她小時對讀書的渴望。
她流浪時，曾穿著髒破，走進村小，站在一年級教室的窗外，張嘴學拚音。校長把她當乞丐趕了出去。小時候在田裏幹活，見有小朋友背著書包路過，她都躲起來，害怕被同齡人問，“你為什麽不去上學？”如果如實回答，話可能在村莊流傳，她又會挨養母一頓打。
那已經是上世紀90年代，我的家鄉已經少有女孩失學的情況。長樂算是文教之鄉，貧家女孩擅苦讀，包括我在內的女孩考上縣城最好的高中，再考入名牌大學的情況已不鮮見。我們多被稱讚爭氣，父母辛疲供學，升學被視為一種回報。
莆田古來是福建盛產科舉狀元的地方，文教亦昌明。但好幾個80後“阿樂”告訴我，一天書都沒有讀過。她們是外來棄女，被視為“丫環”和“童養媳”，上學會助長見識，增加逃跑的可能性。
寫作過程中，我曾在朋友圈曬了自己整理的書架照片。曹小芹留言：“有文化真好”。她外出打工後，才跟工友學會普通話和認字寫字。她有著天然的生動表達，把自己苦痛的經曆用紙筆寫出，再用手機一個字一個字敲出，發在尋親平台的微信公號上，看哭了很多姐妹。
也有80後“阿樂”和我說，小時候自己不能上學，隻能在家看著弟弟做數學作業，弟弟掰著手指數不清楚，她一看就會。
曹小芹大哭，像她這樣的極端案例，從小在繁重的農活和頻繁的虐打中長大，連爭取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都沒有。我也跟著哭，想起來時的山路邊，遍地茅草，隨風起伏，“阿樂”們就像野地裏粗韌的被任意砍割的荒草，命不由主。
後來，我把感受和一位專注女性權益的女律師交流。她說，女人的命啊，就是風吹油菜籽，有人落在肥地，有人掉在薄田。
尋親誌願者王姐也和我交流了類似感受。她1980年出生，要找1989年後出生的三個妹妹。她母親為了生兒子，連生了九個女兒。她家因為養著六個女孩，曾被嘲笑是開尼姑庵的。她心想，為什麽父母不把她送出去，這樣就可以不用忍受嘲笑。
長到八九歲，她聽說，長樂被送走的女孩，是到莆田用來喂蟶和養魚的。這是謠傳，早年間有販嬰“媒婆”隨意將死嬰扔在池塘的情況，傳回了長樂，演變成一句大人嚇唬孩子的話：如果你不乖，就送你去莆田。
想到被送出去的妹妹這麽命苦，王姐幼時心裏便打下了主意，長大後要去找妹妹。
長樂的尋親誌願者中，不少是她這樣的人。對比“阿樂”，沒被送出去的人幸運得太多。我和王姐，都像一場性別偏好挑選戰役裏的“幸存者”。
這種女性間的共情經驗隨著與“阿樂”群體交往愈深而愈堅固。還有幾位男性誌願者，他們要找姐妹，也想通過誌願服務舒緩心裏的歉疚－－正是為了他們，姐妹才被送了出去。
為了“找一個娘家”
另一場哭是在翁蘭香家裏。翁蘭香、林雪瓊和林美鳳三姐妹，都是 “阿樂”，尋親路上沒有找到父母，卻姐妹先相認了。
在莆田接觸的“阿樂”群體中，她們三姐妹的境遇相對較好，都擺脫了童養媳的宿命，過上了富足安樂的生活。而林雪瓊的鄰居，一個水靈的姑娘，卻守著傻哥哥，生了一胎又一胎孩子，還肩負著沉重的養家負擔。
林美鳳說，即使不是童養媳，“阿樂”在相親時也備受歧視，她們是棄女，生家不要她們，養家也不留在家裏，有人會想“我們為什麽要？”在局地的婚姻市場，她們被視為貧窮的瘡疤，“總比別人矮了一些”。
尋訪了仙遊縣後，我對莆田“阿樂”群體的境況有了更深的了解。仙遊現屬莆田市，但兩地民風迥異，早年也不在一個行政區劃。仙遊很多養女並不積極尋親，也不像莆田“阿樂”一樣心懷怨念。她們多和養父母感情不錯，成長過程中遭虐待的隻是個例。
兩地相鄰，為何棄女群體的境遇迥異？規模的區別是一個原因，仙遊抱養棄女的村莊，分布在和莆田相鄰的地帶，人數少得多。
另一個原因是，仙遊農村女性並不需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少有幼時艱辛勞作的記憶。而在莆田，傳統上男人外出經商或讀書，女人要承擔重體力勞動，外來棄女既是童養媳，又是勞力，社會地位是最低的。對“阿樂”的集體偏見，成了一種當地文化。
我想，“阿樂”們現在成規模尋親，有人是在彌補關於身世的缺憾，有人卻是想尋找社會關係支持。她們作為弱勢女性，從出生到成長，再至婚嫁後的生活，都難改失怙的困境。很多人說，尋親是為了“找一個娘家”。
楊靜怡提起，有一年春節，兩個嫂子都回了娘家，她卻沒有娘家可走，也沒有親戚可串。五歲的女兒問她，“媽媽你為什麽不回娘家？”她說不知道家在哪兒，女兒笑她，“媽媽真笨，找不到自己的家”。
采訪前期我不理解“娘家”是什麽概念，等慢慢走進她們生活的情境，才知道它意味著什麽。“阿樂”們當童養媳，沒有其他的社會關係支持，遇到了事，沒有人為她們“撐腰”。
學者何定華在研究童養媳的文章中說，中國舊時代的婦女大多靠娘家的庇蔭求得一點苟生的權利，但童養媳連這點起碼的保護都喪失殆盡。在20世紀後半葉，將莆田的這些童養媳拘囿於家的，仍然是類似的原因。
莆田還有一些童養媳，當年是“黑婚”，沒有結婚證，丈夫發了家，就拋棄了她們，她們不知道怎麽辦，隻能躲在自己的孤島裏哭泣。
結束對三姐妹的采訪後，翁蘭香的丈夫送我離開小區。這對夫妻半世打拚，相濡以沫。他告訴我，家裏房產證隻寫著翁蘭香的名字，因為她直到現在，心裏還是沒有安全感。
“阿樂”們抱團而暖
還有一場哭是在莆田埭頭鎮的花店。那是“阿樂”們平時為尋親采集DNA血樣的站點。
埭頭鎮位處莆田古來的“界外”，“阿樂”成群。采訪過程中，我密集地被五六個姐妹的愁苦命途衝擊。有人長期被丈夫家暴，采訪期間，她丈夫不時走近，她隻敢輕聲訴說，邊說邊哭。采訪數度中斷，一個“阿樂”的痛處引著其他“阿樂”也一齊哭起來。
“阿樂”的背影。
這個花店，也是“阿樂”們平時經常聚集話閑的站點。因為同樣的命，在尋親路上相識，她們彼此親切，有說不完的話。到了周末，她們常聚到一個人家裏，成了沒有血緣關係的姐妹。尋親誌願者群體也愈加緊密，他們像個大家庭，互相幫扶。
比如林財金，作為年輕“阿樂”們的幹媽，大家願意和她說貼心話。話題涵蓋和養母的矛盾，尋到親後和生家的隔閡，以及童養媳婚姻的寡味等等。她常勸她們，如果有能力，最好從不幸福的婚姻中跳出來，爭取自由。“但是她們多數沒有能力，沒有條件。”林財金心疼這些命苦的女人們。
“阿樂”們身上多有堅韌、寬忍、善良的品質。當誌願者的“阿樂”，攤販、廠工、文員等職業身份都有，空閑時聚到一處，義務幫其他“阿樂”采集血樣檢測DNA，並安慰她們，放棄怨念，忘了曾經的苦難，向前看。
因為圍聚，抱團而暖，獨立自強的女性意識也在這個群體間逐漸暈染。
1985年生的陳樹芬，這個經曆了被生父販賣、被養父強迫和養家哥哥結婚的女人，說出了自己對“阿樂”群體命運的觀察：“從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決定了我們是物品”。她如今的社交網絡簽名寫著：“女人要像男人一樣高傲，不要活得自卑自謙”。
翁蘭香也是一個要強的女性。因為從小被歧視，她做任何事，都要比別人努力幾分。她現在希望女兒可以一路升學，“隻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女人才能擁有選擇自己人生的資本和底氣”。這個棄女身份的母親認為，男女永遠不可能平等，“不管在哪方麵，吃虧的永遠是女孩子”。
我離開時，陳樹芬和其他“阿樂”把我送到花店門口，站著目送我離開，她們對我說，“這些事我們平時都不說了，你來了，我們才說給你聽”。陳樹芬還開玩笑，以前販嬰的“媒婆”家是棄女的“批發站”，現在活下來、長大了的“阿樂”聚集在花店，這裏也像個“批發站”。
她已經和自己的不幸和解了。現在的家庭幸福，很好地寬慰了她，和前夫生的大兒子也在理解她。2018年春節遊神，成年兒子在鄉間要騎馬巡遊，選了她幫他牽馬繩。前夫和她恢複了養家兄妹的關係，養家從婆家變成了娘家，時間衝刷著他們曾經的尷尬。
沉屙仍難消散
第四場哭，是在第一篇文章發布後的深夜。我在美國生活的小妹妹，在我分享的《莆田棄女》報道的鏈接下留言，說自己小時候如果不被送回來，可能也和曹小芹一樣嚐試自殺了。
她是我母親的第三胎女兒，曾被送給本鎮一戶人家養。聽聞養母虐待她，我父母在她六歲時接回了她。
我和她，從小都恐懼會重蹈上一輩女性那樣的命運。她高中畢業後，像家鄉不少年輕人那樣，選擇去美國打工。我則打定主意去北京上大學。
我安慰小妹妹，我們都長大了，嚐試和解吧。她回複，即使是現在，她仍然沒有辦法理解父母為了生男孩而把她送走。因為小時沒養在身邊，她和我母親始終親近不起來。
我理解她的感受。我現在謀得文職，耕字為生，母親常為我驕傲。但聊起過往，她仍會說，如果你是男的就好了。她指的是，她若運氣好，第一胎就生得男兒，完成了任務，就不會沉陷在那些壓著她喘不過氣的艱辛中，她的生命可以輕鬆許多。
在一路的成長中，這種性別身份的刺痛始終像石頭一樣壓在我和家鄉其他女兒的肩頭，我們在努力頑抗著輕女的偏見。
作者家鄉梅花古鎮。
小時候，我總覺得我的家庭是不正常的，同學家都隻有一個或兩個孩子，他們的家庭才是對的，是符合政策的。在鄰居口中，我們也沒有名字，我因為排行被稱為“老大”，直到我考了大學，爭了氣，他們才漸漸以我的名字呼喚我。
2018年，因為尋訪這段舊事的緣故，母親才告訴我，原來一些同學的“正常”家庭，是把“多餘”的女兒送走了。
長樂和莆田都在改革開放後積累了不少財富，但一些沉屙式的民風民儀沒跟上改革發展的腳步。這些古老的幽靈，罩在如流的豪車、高企的樓盤、繁榮的商圈上空，不易消散。
即使現在家鄉女性的境遇改善了很多，新生女嬰也不會再被任意棄溺，輕女的邏輯還是頑強地活在鄉人的觀念中。我在外地受了高等教育後返鄉生活的女同學，還有人因為沒生出男孩被婆家輕視。
我聽聞有“阿樂”尋到親後，生家並沒有回應以熱情的擁抱。她們陷入情感落差，怒而斷絕了聯係。
貧富的隔閡也在阻礙尋親。長樂人聽聞“阿樂”在莆田多數過得淒慘，認親後為了紓解歉疚，常會給棄女一些經濟補償。這個款項在鄉間也演變成類似彩禮喪費的攀比事項，由此讓一些送出棄女的貧家父母憂慮認親成本。
蔡淑萍後來尋到了親，遭遇的卻是生母的冷臉。她們語言不通，生母一再躲避她的交流嚐試。
蔡淑萍沒有放棄修補裂隙的努力。因為生父告訴她，她還有四個妹妹也被送出去了。她怕妹妹們回家時因為冷遇而心寒。
其他“阿樂”們也在努力，她們從網上下載了學家鄉方言的教程。這樣，和不會說普通話的生父母和長輩們，他們可以有共通的語言，更親近些。
而我，不需要太費力氣，和“阿樂”們已經有太多共同的感受。作為一個漁鎮姑娘，我隻是僥幸跳下了那條孤苦飄搖的命運之船，上了岸。
她們中有人也如願找到了回家的路，家人團聚後，有些像我的家庭一樣，因為曾遺棄了女兒，仍有裂隙待修補。而盡力理解與和解，可能是我們與父母們，在此後的人生中，最為明亮的那條路。
轉自《穀雨實驗室》
莆田“媒婆”的棄女網絡
－－作者：陳少遠
80後紅梅知道自己的“阿樂”身份，已是上世紀90年代。盡管年少，她依舊知道這個身份意味著自己的生命裏經曆了什麽。
近30年過去了，她還記得六七歲時眼見的那一幕。
“‘阿樂’來咯……”女人吆喝的同時，放下扁擔，竹筐落地，聲音悶沉，地上塵土揚起。
一群孩子迅速圍過去，女人掀起蓋得嚴實的布，兩個交錯擺放的女嬰露出身子，一個的頭緊挨著另一個的腳。
買“阿樂”的大人搖搖頭。女人又掀開一層，還是兩個女嬰，再下一層又是兩個。有的臍帶沒斷，有的穿著單薄，裸露的皮膚上爬滿大片痱子。
那些圍觀買“阿樂”的女孩們，多數也是“阿樂”。時光倒退幾年，這也是她們曾經的遭遇。
從上世紀60年代到新世紀初，數萬棄女就這樣流入莆田及周邊的仙遊、泉州地區的農民、鹽民、漁民家裏，多養作童養媳。她們最初來自福建長樂，因此都被叫做“阿樂”。
那個被紅梅等“阿樂”圍著的女人，在當地被稱作“媒婆”，多數是早年從莆田嫁到長樂鄉村的女人。正是她們上下翻動的手，翻轉了竹筐裏那些女嬰一生的命運。
紅梅1985年左右生，成長在福建莆田靈川鎮。她90後的鄰居阿妹，就是那時阿叔花了四五百元買下的。“媒婆”們當時經手的女嬰，範圍從一百多公裏外的福建長樂，拓展到閩侯、連江、寧德等福建地區乃至浙江、江西、海南等外省地區。她們共享著同一個名字“阿樂”，也共同遙想著同一個故鄉長樂，因為大多數“阿樂”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從哪裏來。
她們在異鄉飄搖，長大成人，一個接一個找回長樂；而當年送出女兒的長樂父母，也開始尋親。“媒婆”，成了她們共同的目標。
從這根紐帶反饋回來的信息，往往令尋親者失望甚至絕望－－“媒婆”像莆田做其他遊販生意的人一樣，一手轉一手，把孩子從長樂運到莆田，規模成潮，網絡複雜。
這張越拉越大的網裏，早年流動著各地家貧養不起的女兒，後來又匯流了因政策問題被棄的女嬰，以及後來從全國各地被拐賣的幼女。有往長樂尋親的“阿樂”，後來在浙江溫州、福建寧德，甚至貴州和雲南找到了親生父母。
梅花鎮的女兒
“我是不是你們親生的？”9歲那年，小學生紅梅這樣哭著回家大聲問養父母。
那天，村裏來了長樂人，挨家挨戶尋“阿樂”，要找早年送出的女兒。鄰居老人逗紅梅，“你爸你媽來找你了”。紅梅生了疑，村裏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養女，自己兩個70後姑姑也是，不過從來沒人當麵喊過紅梅“阿樂”。
小女孩的疑問最終被家人證實－－養父母不能生育，1985年正月二十七，親戚在長樂汽車站的“媒婆”那裏，花四百元錢買回了她。不止紅梅，她妹妹也是買回來的。
“媒婆”稱，紅梅來自從長樂梅花鎮。“媒婆”是莆田涵江人，早年嫁到臨海的漁鎮梅花鎮，後來專門從那裏抱孩子。養父母接過女嬰，取名“紅梅”，名字裏包含著她的家鄉。
長大後，紅梅去梅花鎮尋親。鎮上的老人告訴紅梅，這裏兩個“媒婆”，都是早年從莆田嫁過來的，矮矮瘦瘦的那個去世了，胖胖高高的白秋芳，不知去向。
漁鎮梅花的漁女塑像。
紅梅走遍梅花鎮每個村莊，打聽每戶送出女兒的人家，來來回回十年，還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她原以為，找到“媒婆”，就可以順藤摸到親生父母。許多二三十年前就開始尋親的人也同樣困惑－－不是在電視上發個廣告，在報紙上刊一紙啟事，親人就可以看到嗎？
找到長樂潭頭鎮的吳白荷後，紅梅才模糊知道了答案。從莆田嫁來的吳白荷以前是“批發頭子”，潭頭鎮和周邊鄉鎮的棄女，多數由“媒婆”搜羅來賣給吳白荷。不少在莆田賣孩子的“媒婆”，從莆田跋涉坐車去吳白荷家，“批發”了孩子，再運到莆田。
紅梅找到吳白荷，給了她幾千塊錢求信息。得到的回答是，經她手上送走的孩子成千上萬。2013年前後，吳白荷去世，如今已經無法求證她到底經手了多少孩子。那些輾轉過來想找到線索的“阿樂”，會被她的兒女們告知：抱孩子的事是母親做的，我們不知道更多的信息。
更何況，從這裏送出的女兒太多了。人口超過71萬的沿海城市長樂，近三十年間流向莆田的女嬰，按尋親者估算，規模逾兩萬。
“長樂每個鄉鎮都有莆田來的女人。”孫小萍比其他尋親的“阿樂”更早發現了這點。新世紀初，她便走遍長樂十八個鄉鎮的每一個村莊，尋訪每一個“媒婆”，至今還沒找到親人。
一位長樂民俗專家分析，民間將抱走孩子的女人稱為“媒婆”，是取“媒介”的意思，當時鄉間將信息靈通的介紹人都稱為“媒人”或“媒婆”，他們流通包括民間借貸、婚嫁、抱養等信息。
一個“媒婆”的背影。
莆田籍社會學研究者吳重慶，在深剖莆田一個村莊的著作《孫村的路》中分析了“媒人”的特點，他們平時走村串戶，“腳勤嘴勤，且走且逛且說新聞（指‘閑聊’）”，且各村的媒人間緊密合作。
嫁去長樂的莆田女人變成紐帶，流通兩地的生養信息。仙遊“媒婆”李鳳仙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幹起販嬰生意，緣於村裏有人生不出孩子，托她四處去問不要的孩子。消息一手轉一手，嫁到長樂的莆田女人抱了一兩個長樂窮人家的女孩來。後來，越來越多的長樂人知道莆田仙遊一帶有要孩子的，送養孩子的潮水就漲起來了。再往後，這樁關於棄女的買賣，像莆田人擅長的其他的遊販生意一樣，越做越大。
被“抱走”的女嬰
1982年農曆三月十四，長樂市鶴上鎮雲路村的林財金生了三女兒。三月二十八，一個陌生女人便找上門來，張口就問，是不是有女兒要送啊？
林財金已經生了兩個女兒了。長樂重男之風長盛，生不到男孩，女人在村裏抬不起頭。林財金想再生一胎，生出兒子。
女人自報家門，從三公裏外的新覽村來，隔壁村有一個賣豬肉的人家生不出孩子，想討個孩子去養。
殺豬人家是當時農村的好門戶，有肉吃。但當時長樂鄉間傳言，女孩被送去莆田，是要當童養媳的，每天幹繁重的農活，吃不飽，穿不暖，還有女嬰在路上就餓死病死了。林財金擔心被騙，“不會把我女兒送去莆田吧？”
但女人說自己修佛，想行好事積德。她又數著，隔了幾層，和林財金夫家也能攀上點親。她發誓，如果把林財金的女兒送去莆田，就被惡鬼纏身，隨後又允諾，先將孩子放在自己家帶到滿月，再送去給賣豬人家。
林財金漸漸放心，聽起來是個好人家。她公婆早逝，夫妻倆要養幾個孩子很吃力。她扯了一塊方格布，給三女兒做了身新棉襖，幾天後，哭著送走了她。
孩子滿月那天，她和丈夫騎自行車去新覽村，想再看女兒一眼。一進門卻聽不到孩子聲響。女人迎了出來，一臉凶相。幾輪問話後，她大聲咒罵，“孩子都送走了還想認。”林財金和女人吵，旁邊有老人偷偷擺手，暗示她這女人不好惹。
坐完月子，林財金到池塘邊洗衣服，鄰居告訴她，那個女人“專門做人販生意”。她聽了身子發軟，摔進了池塘。
林財金多次托人去問，女人怎麽也不鬆口。夫妻倆先在長樂周邊地區找了幾年，一點消息都沒有。又過了幾年，她得知三女兒被送去了莆田。
林財金開始往莆田去尋。她找了十多年，逐漸結識了其他苦覓女兒的父母。他們不僅來自福建各地，還有其他省份。
被騙走女嬰的不止她。1988年，長樂市鶴上鎮路北村的劉依妹的第五個女兒剛出生四天，就有一個莆田女人找上門來。劉依妹家庭寬裕，生幾個孩子都養得起，但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
劉依妹狠狠心，送走了五女兒。後來，她多次提出想看看女兒，都被媒婆找借口搪塞。2000年，劉依妹移民出國，她想給媒婆一筆錢，把12歲的女兒領回來一起帶走，還是沒有回音。
1989年，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趙章南的二女兒剛出生，鄰居家的一位阿姨就來討孩子，稱有親戚家隻有男孩，想要個女孩來養。趙章南多年後才知道，她女兒疑似被這個女人轉給隔壁平陽縣麻布鎮的一個女人，再由她轉給一位在莆田做生意的平陽人。龍港鎮的棄女們，最終流向莆田荔城區舊闊口車站附近的一個大型販嬰站點。
1994年8月底，在福建南平建甌，韓玉任4歲的妹妹也被交給一個陌生女人。她由韓玉任的堂姑帶來，自稱一對官員夫妻隻有獨生子，想抱養個女兒。他們後來才發現，那個自稱官員親戚的女人是假冒的，她是莆田人。
找女兒的過程中，林財金碰到了許多像紅梅一樣的棄女。信息越拚湊越多，那些各地借口要抱女嬰給親戚或鄰居的接生婆、媒婆越來越可疑。
跟著一位“阿樂”來到莆田的出生證。
《長樂市誌》記載，上世紀60年代後，數以千計的福建省莆田和四川、江蘇等省的婦女嫁到長樂，生兒育女，繁衍後代。莆田民俗專家林洪國解釋，莆田女人自古要承擔繁重的家務和農務，當有女人外嫁長樂，發現嫁在那裏婚後勞作要輕鬆許多後，便一個帶動一個，莆田女人紛紛嫁往長樂。
正是嫁到長樂各個村莊的莆田女人，編織起了後來“抱女嬰”的暗網。在莆田“媒婆”的描述中，養不起女兒的時代，莆田是一個有地瓜和花生吃的地方。
多年後，長樂等地尋親的父母逐漸知道其中的信息落差，“媒婆”口中能吃地瓜和花生的地方，在莆田稱為“界外”，是包括埭頭鎮、笏石鎮、平海鎮、北高鎮、南日島等在內的沿海地區和貧困山區，古來貧瘠荒涼。他們的女兒往往被賣作了童養媳。他們中不少人當時毫不知情，有人甚至在女兒的繈褓中放了錢，答謝養家。
“媒婆”的網絡
尋親者找到抱走棄女的莆田女人，又從她們嘴裏打聽接手的下家，一環接一環，他們循著當年孩子流入莆田的路線，逐漸把莆田“媒婆”們的網絡大致摸清。
每逢回國就要尋親的劉依妹打聽到，抱走她女兒的“媒婆”，一貫是將孩子往仙遊縣郊尾鎮送。劉依妹在仙遊找到了她的下家李鳳仙。然而，李鳳仙告訴她，僅1988年，自己就賣了接近六十個女嬰。
2018年3月初，年逾八十歲的李鳳仙稱，她的上家有五個從長樂來的莆田女人。她們不熟悉仙遊，經她引路進村莊賣孩子。此外，郊尾地區還有一個販嬰的站點，周圍村莊想買孩子的都知道地方。
李鳳仙賣了二十多年孩子，她不知道她們具體從哪兒來。她們在仙遊長大，嫁了人，生了孩子，如今最大的已經五十多歲，最小的也過了三十歲。
尋親者發現了多條棄女流入莆田的網絡，有大有小，多呈規律流向，且多是家族生意。例如，長樂鶴上鎮和古槐鎮的被棄女嬰，多流向李鳳仙的仙遊站點。
而吳白荷和家人，除了在潭頭鎮各個村莊搜羅棄嬰，也接收長樂附近的福州連江、琅岐、馬尾等地區的棄女。從吳白荷家“批發”走的孩子，多流向莆田忠門鎮，她有親戚在那裏對接。
支脈最廣的集散地是莆田荔城區舊闊口車站附近的站點，由一位林姓男人經營。不計其數的“阿樂”是養父母在那裏買的。
多位“阿樂”聽養父母描述，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販嬰最猖狂時，這裏搭著板子，擺滿竹筐，女嬰成群，任人挑揀。在民間尋親平台“寶貝回家”網上，有莆田的尋親者稱，自己是在“闊口”被領回家的。
紅梅多方打聽，找到了晚年回到莆田涵江鎮生活的白秋芳。她給白秋芳塞錢，從她嘴裏掏消息，近三十年間，白秋芳手上流通了近百個孩子。她們來自梅花鎮及周邊的文嶺鎮、金峰鎮，多數被父母自願送養，有時白秋芳也給孩子父母一二十元。白秋芳會帶著女嬰坐車到莆田，再送往笏石鎮，那裏有幾個村落的媒婆對接她。
白秋芳運到莆田的孩子一個賣五十塊，其他媒婆販賣時再自己定價。綜合尋訪來的信息，“阿樂”被買回養家時的價格大體為：七十年代60到100元不等，八十年代漲至100元至500元，九十年代繼續攀升。
紅梅想起了小時候聽聞的更多買賣“阿樂”的細節。賣孩子的女人三五成夥，進了村，住在廟裏。白天她們像“賣白菜”“賣豆腐”一樣，挑著女嬰走家串戶叫賣，或者擺在路邊任人挑揀。賣不完的，晚上再挑回廟裏。
莆田人買回家的孩子，往往缺乏生氣，要打幾下，才會哭出來。她們的嘴裏常發現白色粉末。莆田人流傳，那可能是石灰，喂給女嬰吃，她們肚裏不餓，也不會哭，“媒婆”好帶著上路。
也有在路上夭折或危殆的孩子。有“阿樂”是父母在家門口撿的，隻剩一口氣了，他們猜測是路過的“媒婆”沿路拋的。田邊、池塘、寺廟門口不時出現的死嬰，也被懷疑和“媒婆”有關。孫小萍曾找到鶴上鎮一位莆田媒婆，她說自己手上賣出了上千個女嬰，其中在路上夭折的不在少數。
一位“媒婆”在長樂的家，當年不計其數的“阿樂”自此流入莆田。
吳白荷如今已過世，她的兒子還守著老屋，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一根根抽著煙，言語中透露了早年的販嬰往事——
“媒婆啊，她們有的一次抱三四個走。”
“我媽手上抱的沒數的，有的抱到半路就死了。死了就讓人路上埋了。”
“那時抓得也挺緊的，生病了也不敢帶去看。孩子值不了多少錢的，和豬崽似的，一頭三十多五十收了來，拿到下麵賣六七十。”
吳白荷的女兒在電話裏笑尋親者長年苦覓，“還找了幹嘛啊，就當當年浸馬桶浸死了”。
長樂之外，“阿樂”的來源輻散愈廣，周邊地區及全國各地被遺棄、被拐賣的女孩也匯入這張網絡。
一位大致出生在1981年的“阿樂”是養父母在路邊買的。買回時，她已經四五歲模樣，皮膚白皙，穿著公主裙。養父母懷疑她是從大城市拐來的。自己從哪來的，這個“阿樂”沒有任何相關記憶，隻記得自己從懂事起就特別害怕陌生人。
莆田東海鎮一位1985年生的“阿樂”從小被告知，賣她的“媒婆”擔著一筐三個女嬰進了村，稱這筐是從黑龍江來的。“阿樂”的來源向西還可伸向雲貴川地區，近年來，幼年時被拐來莆田作童養媳後尋親成功的報道，屢見於媒體。
如今，“尋親幫幫團”近萬份DNA數據已匹配成功351對，父母方多數來自福建長樂，還覆蓋福建福清、連江、閩侯等多個地區，另有浙江溫州、浙江衢州、江西豐城、海南海口等地。
而在“寶貝回家網”近五百條與莆田棄女和被拐幼女相關的尋親信息中，除上文提到的省份外，還有湖南、江蘇等省的個例。
甚至也有不少莆田本地的女孩掉落進這張暗網。“尋親幫幫團”近期比對成功的一位“阿樂”的父母，即為莆田本地人。莆田人對上世紀90年代後的民間記憶中，多有小心孩子被偷的提醒。
養女來源地域分布圖。
在“尋親幫幫團”的90後年齡段尋親群裏，一位1994年在北京火車站丟了孩子的母親在打探消息，她尋親二十多年，打聽到福建的莆田和安溪是收買孩子的兩個主要站點，便尋了來。
媒體曾報道，2011年，警方破獲一個拐賣兒童犯罪團夥，44歲的莆田籍嫌疑人陳秀妹在拐賣兒童市場“名頭響亮”，她與雲南文山等地的人販子聯係，從其手中販運被拐兒童，在莆田等地尋找買家。陳秀妹每販賣一個兒童即可獲利萬元左右。
“阿樂”中的90後一代是最迷茫的。前三十年的“阿樂”，從“媒婆”口中還可能問到大致的流出方向，以長樂、閩侯等福建地區為主，但90後“阿樂”的來源，則錯綜複雜。
被戳破的謊言
紅梅每次找白秋芳，對方都開口要吃的。紅梅為她花了大錢小錢，卻撈不到一點有用的線索。專門來莆田找白秋芳打聽消息的長樂父母，也有類似遭遇。
有次白秋芳甚至告訴紅梅，一對長樂的父母要找1984年的女兒，他們家出了國發了家，隻要她說一句，紅梅就能扮作他們的女兒，條件是紅梅給她3000元錢。
“她真是壞，以前賣了我們一道，現在又賣我們一道。”紅梅氣鼓鼓地說，“我們是要找爸媽，又不是為了錢。”
有長樂江田鎮的父母想找棄女，那裏的“媒婆”一揮手，隨口說著，“她不認你們啊，她現在過得好，還戴警察帽子的。”尋女的父母傻了，棄女們多在莆田境遇慘淡，有的一天書都沒讀過，怎麽還能當上警察？
長樂郊區航城村的繼勳早年尋親時被一個“媒婆”塞了兩個假女兒。繼勳的老婆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後，1983年又生了三女兒，他們想再生一個男孩，把三女兒托給村裏的莆田“媒婆”送走了。次年，妻子生了四女兒後病逝，繼勳把四女兒也送走了。
後來，繼勳借了三十萬元，偷渡去美國，打了幾年工，還完借款，拿了綠卡，想把兩個送出去的女兒找回來。1995年，他托親戚去找“媒婆”，包了一個大紅包，求她把女兒從莆田領回來。
兩個“女兒”出現了，但瞅著怎麽也不像一家人。繼勳隻能先和她們保持聯係。等到新世紀初，福州的醫院有了DNA檢驗項目，繼勳的大女兒拉著她們去檢驗，才發現兩個都是假的。
知道三女兒被送去莆田後，林財金抑住怒氣，也托了紅包給參與轉賣女兒的“媒婆”。她們從莆田領回21歲的女孩翁美玉。林財金瞅她，不像自己女兒，估摸著又被騙了，給了翁美玉200塊錢，讓媒婆送她回去。
一位尋親者找到晚年的吳白荷，她拉開抽屜，裏麵雜亂堆著尋親的人留下的照片和抄著地址的紙條。他給了吳白荷五十元錢，讓她買幾個大本子整理這些尋親信息。吳白荷轉眼把錢拿去打牌輸光了。
受騙的多了，尋親者漸漸不再對這些做人販生意的“媒婆”抱希望，開始寄希望於做DNA比對，年份匹配的棄女和父母方一對一或一對多比對，但這樣成本高又耗時。微信興起後，各地的尋親者聯係越來越緊，匯聚的信息拚湊出了當年龐大的人口買賣網絡，他們開始明白，單線尋親的幾率過於渺茫。
尋親者轉向了互助，有一位“阿樂”的丈夫寫了一個DNA比對程序，並建立起小型數據庫。後來，一位尋找妹妹的長樂人又找美國的朋友設計了一個更精準的比對程序和一個容量更大的數據庫。
尋親活動現場父母方谘詢采集血樣事宜。
認識不少尋親者的林財金成了中心人物。她讓女兒牽頭聯係事宜，又發動其他尋親者建立了尋親微信公號。越來越多的尋親者誌願幫忙，他們分年份匯總了要尋親的“阿樂”的信息，建立微信群。“阿樂”們口口相傳，尋親DNA庫越來越擴大。
他們把尋親平台取名“尋親幫幫團”，意思是發動更多遺棄女兒的父母和“阿樂”加入DNA庫，互幫互助，讓更多家庭重圓。早些年，林財金遇到像紅梅這樣來長樂找父母的“阿樂”，就托她在莆田幫她找1982年的女兒。但1982年的“阿樂”在莆田數量不少，有的不願尋親，林財金還是找不到女兒。
恨不起來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是被送養的，還是被拐賣的。”一個90後的棄女從小在仙遊的尼姑庵長大，她隻知道自己從小被放在庵門口，後來老尼姑病死了，養父母看她瘦弱可憐，才領回了她。
劉依妹尋親時，曾深夜造訪了仙遊一個破落尼姑庵。聽到有人來找女兒，庵裏的少女尼姑們都哭了，她們分別生在1986年、1988年、1989年，據說是村民買來的棄女，快養不活時，被放在了庵門口。她們是老尼姑養活下來的。有一個冬天，老尼姑開庵門，一個女嬰渾身凍得青紫，已經沒了鼻息。
劉依妹聽得心驚，回來後她常在夜裏想，自己送走的女兒到底有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臨別前她塞給少女尼姑們一人兩百塊錢。
劉依妹信佛，她長年行善，祈求能找到女兒。後來，她在林財金牽頭建立的DNA庫裏匹配上了五女兒。現在，她們都是義務幫忙的尋親誌願者。
找不到女兒的林財金，也成了莆田“阿樂”們的幹媽媽。她像數自己的女兒一樣，說著她知道的“阿樂”的生活景況。二十分鍾裏，她數了不下十個。
“媒婆”領給她的假女兒翁美玉，最讓林財金心疼。十多年前，從家裏送走翁美玉時，她趴在灶台上放聲大哭。翁美玉沒讀過什麽書，不會說普通話。林財金望著她，看到她眼裏燒著想找到家的火。
翁美玉後來嫁給了養家哥哥，丈夫沒啥本事，靠她養家。2018年開年，她在朋友圈發自己下海撈海蠣的照片。林財金歎著氣，那個冬天福建罕見低溫，長樂還下了雪。
林財金知道不少“阿樂”捱了許多的苦才走到了現在。“阿樂”們向她訴苦，她隻能安慰她們，“都是我們親生父母害的你們啊。”她心裏有歉疚。一個錯念，她就讓三女兒和自己失散了。她記得三女兒剛出生時，皮膚皺巴巴的，像一隻老鼠，三天後，舊皮褪了，渾身光潔嫩白，忽閃著大眼睛。
聽到有孩子在被“媒婆”販賣途中夭折的事，她也心驚。但她轉眼又安慰自己，她們是剛出生就被送走的，她的三女兒送走時都十四天了。自己一家人都生得強韌，能吃苦，三女兒能活下來。她也記得送走女兒時給她做的方格襖子，斜開襟，中間紮一根帶子，紋路是黑色一線，黃色一線。
林財金又怨自己，當初人都傻傻的，不像現在，“覺得女兒比兒子好，還貼心”。當時她抱著念想，要生一個男孩，是任務，生出來就不用再生了。
在長樂鄉間，如果沒有兒子，男人進不了祠堂。生不出兒子的女人也會被嘲笑，林財金還記得當時有一句方言在流傳：好母留著做種，壞母世間人宰。女人好壞，要看能不能生出兒子。
一位“媒婆”給尋親者留自己的聯係方式。
有備嚐挫折尋不到親的“阿樂”和父母恨“媒婆”，罵她們當年幹缺德事。被騙了兩次的繼勳卻沒有表達這種怨忿。賣他女兒的“媒婆”村裏人都知道，生了幾個傻兒子，丈夫也沒本事，要靠她養家。
莆田和長樂婚俗都不尚外嫁，這批嫁到長樂的莆田女人，多是生在貧苦人家，嫁給長樂年紀大娶不起老婆或家裏兄弟多難娶老婆的光棍，生活多拮據。
棄女流入莆田的四十年間，長樂和莆田都經曆了巨大變遷。早年從莆田輾轉換汽車，要花大半天才能抵達長樂，後來通了動車，莆田到福州四十分鍾，再從福州坐一個小時汽車到長樂。曾經販嬰最猖獗的舊闊口車站一片，現在也拆了，建起了正榮財富中心，它是莆田市區的繁華商圈。
“媒婆”們一點點變老，有的精神壞了，患了老年癡呆，什麽也不記得了。有的頭一年還在，第二年就死了。有的晚年淒苦，兒女不願侍奉，一個人煮沒有配料的白米粉吃。“阿樂”們看著她們曲著背，老態龍鍾的樣子，好像恨不起來了。
轉自《穀雨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