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曆史上中國沒有動力進行絲綢貿易
《政府工作報告》有個重要規劃，就是“一帶一路”的建設。“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這個規劃提出後，一方麵大家熱烈響應，另一方麵，好像實際動作也不多；一方麵，得到有些國家的熱烈回應，另一方麵，也有些國家提出質疑，甚至認為中國是否要搞新“馬歇爾計劃”，搞擴張。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曆史。很多問題，無論是經驗和教訓，曆史上都出現過，至少可以成為我們未來發展的借鑒。另外，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絲綢之路的曆史真相是什麽，很多都是從教科書、影視作品或者新聞報道中形成對絲綢之路的概念的。
曆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要，才形成了絲綢之路。所以查中國的古籍，是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詞的。1860年前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提出“絲綢之路”概念。他結合考察情況，又對照中國曆史，提出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存在著這樣一條絲綢之路。
公元前二世紀，張騫通西域，開了這條路。但這如果僅僅是一條交通路線，在張騫通西域以前，早就存在了。比如說，公元前16-11世紀的商朝，在河南安陽發現的婦好墓裏，發現的玉器就是昆侖山的和田玉，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存在著從新疆到內地的交通路線了。
張騫通西域，是有向導的，並不是他開的這條路。張騫通西域不是為了貿易。當時漢武帝為了打敗匈奴，他想派張騫去現在的阿富汗一帶去跟大月氏聯係，大月氏本來在燕山這一帶的，後來是被匈奴趕過去的，跟匈奴有世仇，因此漢武帝希望能聯合大月氏，聯合夾擊匈奴。但張騫被匈奴扣住了，一呆呆了十年，後來逃脫，來到大夏，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熟悉了這裏的生活，不想再打仗了。張騫呆了一年多，用曆史書上的話說“不得要領”，就回來了。
這時，漢朝已經打敗了匈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次帶了很多人，浩浩蕩蕩，也帶上了中國的絲綢、金銀財寶，沿途散給這些小國，鞏固漢朝對這些小國的影響。後來中亞、西亞的人發現絲綢是好東西，然後把絲綢帶到了羅馬帝國。羅馬那邊有錢，但沒有絲綢，所以有非常強大的需求。因為絲綢適合長途販運，並且利潤高，所以李希霍芬把這條路命名為絲綢之路。
實際上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為了貿易和利潤開辟過這條路。這些曆史現在有些人不清楚，還以為是中國人為了賣絲綢才開了絲綢之路。
即使在這以後，中國也從來沒有通過這條路輸出絲綢。在這之後，每當有戰亂，或者西方的需求變小了時，這條路也就不通了。因此從有了這條路後，往往是通的時間短，斷的時間長。因為當時的自然條件惡劣，而運輸代價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亂，唐朝從中亞節節敗退，一直退到長安附近，絲綢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變成了中亞內部的一條路。
而這時，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術，到了廣州、寧波這些地方。海運一通，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因為海上運輸量大，除了絲綢，還增加了茶葉、陶瓷等日用品。所以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都有那麽多的價值。
絲綢之路暢通的前提是中央王朝的統一和控製。漢朝沒有控製中亞，匈奴人就會把路截掉，西漢鼎盛時包括今天的新疆，也包括新疆境外的巴爾喀什湖，這就能暢通了。東漢就出現了對西域控製三通三絕，三次暢通過，三次又斷絕過。唐朝對西域的控製不止新疆一帶，而是遠到中亞，甚至西亞，所以可以牢牢地控製。
我們今天要建絲路經濟帶，我們要不要有戰略控製能力？一旦對方發生毀約或者動亂，我們怎麽辦？我們國家一直強調不幹涉別國內政，但人家幹涉你的內政啊。如果我們的絲路經濟帶沒有得到對方的認同，我們該怎麽辦？有沒有預案？我們有沒有促使他們向有益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的措施，有沒有安全的底線？
“一帶一路”的曆史地理背景
1、“絲綢之路”的概念變化
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跟最初出現時的概念有很大不同。這是現在一般講的絲綢之路（如圖1）。但實際上當初李希霍芬（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命名“絲綢之路”時，指的是在特定時間的特定路線，而現在指的地方已經離開了當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線。實際上，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內容）已經不是以絲綢為主，有些確切講隻是交通線路，而不是以絲綢為主的貿易商道。
我們以前更多隻看到中原對今天的新疆、中亞，或者華夏諸族（也就是漢族、農業民族）對這一帶的影響，實際不止如此。歐洲對這裏的影響早就開始了。
比如，馬其頓亞曆山大帝國時期，已經擴展到印度巴基斯坦，把希臘的文化傳播到此。新疆阿斯塔納古墓中有不少2000多年前的幹屍，其中有很多歐洲白種人。再比如，高加索到中亞這一帶的人是人類最早馴服馬、掌握騎馬本領的，這是在3000多年前甚至更早。
而在中國內地，漢人的祖先到戰國初年才學會騎馬。孔子時代，中原的馬是用來拉車，而不是騎的，所以孔子教學生的六藝之一就“馭”。學會騎馬後，服飾也發生變化了，高加索一帶遊牧民族發明褲子。中國考古界也發現，全國最早的褲子是在新疆發現，曆史有3000多年。
再如漢傳佛教宗教，就是從三條絲綢之路之一傳過來的，再從河西走廊傳到中原，也有從印度尼泊爾直接傳到西藏，就是藏傳佛教。阿拉伯勢力強大後，伊斯蘭教擴展到新疆，整個新疆特別是南疆就皈依伊斯蘭教。
有觀念認為，新疆這一塊地方的文化好像是從內地傳過去的。這是不對的，有漢族的文化，但也有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宗教，而且往往其影響還在漢族文化傳播之前。
這一帶跟中原地區的交通早就有了，人類早期是喜歡交往的。證據也有，河南安陽曾經出土過3000多年前的商朝婦好墓，以及其他商朝墓中已經有玉器，經鑒定為和田玉，證明3000多年前已經能把和田玉運到中原甚至更遠。比如張騫是陝西人，他要通西域也是有向導的，證明交往早就有了。
但要稱之為“絲綢之路”，是有特殊含義的，涉及到主要貿易手段是什麽，存在於哪一階段。
2、曆史上“絲綢之路”的維護動力來自外界
從以上角度，我發現曆史上開通和維護絲綢之路的動力是來自外界，而不是來自中國內部。這條路主要不是由漢朝人，而是中亞、西亞、甚至歐洲人建立的，動力來自他們。“一帶一路”白皮書中，習近平總書記說與各國人民共同創建了絲綢之路，這個說法比較客觀，但我想強調的是，漢朝當時沒有（創建絲綢之路的）主動性。
首先看“絲綢之路”名稱的來曆。十三經二十四史，四庫全書中都檢索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詞。1870年前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亞進行了三年多調查後寫了本書，正式提出“絲綢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紀前形成的一條由洛陽、長安一直到中亞撒馬爾罕， 以絲綢貿易為主的商道，以後慢慢為地理學界、曆史學界所接受，之後才出現了將對外交通命名為“絲綢之路”的現象。
3、古絲綢之路分為北中南三條線
命名為“絲綢之路”，其實是張騫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張騫通西域本身是出於軍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於貿易。漢朝初年，匈奴對漢朝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經過70多年積累，到了漢武帝，漢朝勢力增強，陸續打敗匈奴，基本將其驅逐回了秦朝長城以西。漢武帝考慮怎樣一勞永逸打敗匈奴，他得到情報原來居住在祁連山河西走廊一帶的烏孫人跟月氏，被匈奴壓迫而西遷，其中月氏人遷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這一帶）。大夏與匈奴是世仇，漢武帝派使者前去，希望打下與漢朝一起夾攻匈奴，雖然這並不容易，地圖上隔了太遠的距離。
當張騫到達以後，大夏君主在那兒已經住得很舒服了，不願與匈奴作戰，結果張騫在那兒“不得要領”，沒有達到實際效果。
張騫出使西域非常艱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機會逃離匈奴到達大夏，但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當回到漢朝，形勢變化，漢朝已經打敗匈奴並且控製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門已經打開了。雖然張騫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沒有達到，但他帶回來的（關於沿線的豐富情況）深深吸引了漢武帝，認為應該將漢朝影響擴大到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張騫出使，組織使團，帶去大量絲綢、黃金、工藝品等，賞賜給將要出使的小國，擴大了絲綢在中亞的影響。
但絲綢也不是張騫出使才輸出的，實際時間更早。拉丁語係、英語稱中國為China，一種說法是波斯人將中國成為“絲國”，這個發音慢慢演變為China讀音；第二種說法是與“秦”諧音。至於稱瓷器為China，則是倒過來，因為是來自中國的東西。可見張騫之前，外界尤其是波斯已經知道中國產瓷了。
但不自覺的、帶偶然性的流通，與自覺的貿易是兩回事。張騫出使西域擴大了中國絲綢在中亞的影響，引起了更遠地方人們的興趣。但商品經濟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羅馬帝國對中國的東西有需求。羅馬帝國實力強大，對絲綢有強勁需求，羅馬帝國貴族都以穿上絲綢為貴，隨後絲綢價格甚至高過黃金，而漢朝是絲綢惟一來源，且絲綢非常適合在長途的艱苦條件下販運，絲綢質地輕，經得起炎熱、寒冷的氣候變化，更重要的是產生的高價足以抵償昂貴的運輸費用，甚至付出的生命代價。
但絲綢之路無論從哪條路線都是非常艱苦的，從南麵要穿過帕米爾高原，從北麵草原則距離更長，而且繞不過寸草不生的戈壁。在沒有導航、機械交通，主要依靠駱駝、牛、馬、人力的情況下，代價相當高，沒有強勁需求不可能支撐。
4、曆史上中國沒有動力進行絲綢貿易
漢朝有效統治區域約有三四百萬平方公裏，人口六千多萬，漢武帝開疆拓土很多人反對，因為會糟蹋良田，換來的是幹旱、寒冷的土地，而河西走廊開拓地是成功的，有大片綠洲、祁連山、穩定水源。
中國沒有向外開拓的動力，中國的絲綢盡管一般人不穿戴，也不是太昂貴的奢侈品，百姓也沒有想到拿絲綢出去牟利。
中國曆來以“天下之中”自居，無所不有，自給自足，對外無需求，沒有對外貿易的概念。漢朝也不許百姓隨意出關，曆史上商人往往是沒有其他出路的人所從事的職業，社會地位低，曆史上中國沒有主動利用過絲綢之路，也很少從絲路貿易獲利。
而現在不同，我們要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我們主動，但如果沒有對方的主動響應，就建不起來，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互利，不搞零和，建立經濟共同體。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端的一些國家來說，中國並非惟一選擇。
建設“一帶一路”出於中國主動，如何使對方積極響應並能持續，需要有相應的對策。
在商言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要考慮怎樣使對方有動力，不要認為我們想建就能建成功，而對方一定會感恩戴德。
對方有對方的考慮，例如以前兩國要建中哈邊貿城，但中國基本建好了，但哈薩克斯坦基本沒動。為什麽他們積極性低，因為地理原因的限製，對方靠近邊界是無人區。這與越南不同。中越就一河之隔，邊貿禁都禁不了，跟朝鮮也一樣。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這些地理不一樣了。經濟帶的建設，別的國家要考慮自己的經濟利益在哪裏，對方的油氣、棉花貿易不一定要賣給中國。
我們必須認識到以上前提。
（曆史上）中國對中亞的控製是絲綢之路暢通的保障
絲綢之路通少斷多，大規模暢通的時間少，民間零星局部暢通的時間多。
公元9世紀以後，海運發達起來，這條“絲綢之路”就多是作為中亞內部交通線了，比如新疆喀什到中亞，而不是從內地到中亞。這個過程往往被忽略。
公元前60年，西漢在新疆設置西域都護府，新疆有眾多大大小小的綠洲，管理困難，因此采取鬆散的、監護性質的管理，都護就地解決問題。由中央政府派出軍隊利用中央權威的就地監護管理，其中的小國隻要每年上報戶口，表示服從統治即可。
西漢後期的著名人物陳湯發現，被自己打敗的匈奴北單於逃至今天的哈薩克斯坦一帶，於是擅自調動六小國兵力將其消滅。但漢朝有爭議，有的認為，他不費一兵一卒，立下了不世之功；有的卻認為，他假借命令，沒有匯報。這反映了漢朝在遙遠的西域的困境，對西域的統治仍不穩定。最終對西域的統治隻維持到西漢結束，王莽時已經不能維持，西域都護府最終撤掉。
東漢“三通三絕”，此後時斷時續。
絲綢之路恢複了三次，又斷了三次，而且有時的維持完全靠傑出個人，比如班超，以及西漢留下的威望。但國力無法維持時，朝廷就下令撤退。東漢之後，這條路經常名存實亡。北魏實力強大，曆史記載來自大秦的商人也來了中原，但當中原戰亂，無暇他顧，正常的貿易、交流又會斷掉。隻有中原政權能夠牢牢控製中亞時，絲綢之路暢通，中國能掌握主動權。
唐朝初年，疆域最遠擴展至今天的鹹海，控製了錫爾河流域和阿默河流域，南麵到了阿富汗，在西方有個軍事行政的中心碎葉城，就是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絲綢之路就變成唐朝內部的交通路線，很暢通。安史之亂爆發，西域空虛，藏族祖先吐蕃擴張到今天新疆大部。此後，唐朝西界隻到今天的甘肅，不可能再控製西域，早期發達的絲綢之路也就不存在了。
公元9世紀，阿拉伯人已經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來到廣州、泉州 寧波 揚州，海上交通線取代了陸路，路上絲綢之路已經變成了中央內部的交通線了，已經失去了。
明初一度控製哈密，但哈密以西明朝無法控製，明朝中期退至嘉峪關，連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更不用說絲綢之路。
海運一通，就更沒必要走路上絲綢之路的崇山峻嶺了，而且海運不是以絲綢為主，還包括茶葉、香料 瓷器等，這是重大的變革。
為什麽要強調“一帶一路”的曆史地理背景
我們不要認為，從張騫通西域以後，曆史上一直存在暢通的絲綢之路，這也就是習近平強調新疆問題有其長期性和複雜性的原因，我們要正視曆史問題。
回顧曆史不是說中國要去重新控製中亞，而是必須承認，曆史上的絲綢之路暢通是以中國對中亞的控製為保障的。中亞的穩定對陸上絲綢之路的安全非常重要，對可能出現的不利因素應有相應對策，如美國、俄羅斯的影響，宗教、民族（突厥語係）、水資源等。
中亞是建設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方向，但我們有必須麵對的一些局麵。蘇聯解體後，美國對中亞的影響日益擴大，出兵阿富汗，就租用吉爾吉斯斯坦的軍用機場，2006年我們從烏茲別克斯坦進入阿富汗才知道那裏的友誼橋就是北約運輸物資進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的俄羅斯人比哈薩克斯坦人還多，這是斯大林長期移民的結果。蘇聯解體後，這些國家變化很大，有親西方的，有以民族獨立為主的，有親俄羅斯的。再如哈薩克斯坦是我們的重要接口，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哈之間並非沒有利益之爭，比如伊犁河水的分配問題，伊犁河是哈薩克的主要水源，但也是新疆重要的水源。中國應該怎樣跟納紮爾巴耶夫之後的哈薩克斯坦保持關係？
我們互相不幹涉內政，但什麽是內政，如果他們的內政影響到了國家利益時，我們應怎麽辦？我們跟周邊國家的關係都遇到過類似問題：政權更迭，總統更換，執政黨更換，如何遵守原來的協議。
海上絲綢之路的安全則應考慮馬六甲海峽、巴基斯坦、緬甸、斯裏蘭卡、蘇伊士運河、中美洲地峽等。馬六甲海峽是我們目前主要的運輸通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好朋友；緬甸的形勢很微妙，我們應該回過頭想想我們對緬甸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曾想，為什麽希拉裏是第一個會見昂山素季，中國照理應主動調停昂山素季與軍政府之間的關係，那樣的話現在局麵就不同了。
建設“一帶一路”時，我們必須要考慮，對這些地方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方式，怎樣在戰略上保證中國的利益？
我們對海上絲綢之路往往有很多誤解
現在我們習慣於拿西方的海洋觀來看海洋，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的海洋觀都來自於地中海，但地中海隻有一個，非常特殊，基本是內海，海中還有非常多島嶼、海灣，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是非常便利的。中國最接近於地中海的是環渤海地區，中國古代環渤海地區是比較開放的，因為地區交通方便。但中國不具備地中海周邊的文明群星燦爛，如希臘、羅馬、小亞細亞、亞速、兩河文明等，有多種文明的交匯，文化不斷交流。而環渤海地區周邊的朝鮮半島、日本島曆史上較為落後，他們學習中國積極性高，但中國學習他們的動力沒有，也沒有必要。
但海洋不過是載體，海上的航行終點在哪兒，能帶出去什麽，帶進來什麽，這才是本質。沿線牽涉到什麽文化，他們有怎樣的生活生產方式，我們要在這個前提下看海上絲綢之路。
但海上絲綢之路也不是中國開辟和掌握的。因為中國觀念中，海就是邊緣，四海之內、山陬海澨、天涯海角等說法都是體現。西漢海上探索最遠已經到了今天的斯裏蘭卡、印度中部，漢朝還有負責翻譯的譯使。但這之後的初級探索發現別的地方都比自己窮，所以就沒有繼續探索，海上技術反而倒退。
海上絲綢之路因此完全是由阿拉伯人開辟和掌握的，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廣州的番坊、番長，都有阿拉伯人。鄭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取其經驗和技術（針路，牽星過洋），目的在宣揚國威，無經濟目的，是通過政治活動，建立明成祖政治合法性，號召沿線小國家到明朝來朝貢。
官方對外的海上活動往往隻重政治目的，輕經濟效益，是維持絲綢之路缺乏動力。對民間貿易的禁止和限製，更損害了中國的實際利益。所以中國曆史上不承認有正常的外貿需要，隻想讓人來朝貢。而外國通過朝貢還比貿易獲得的利益更多，也願意甚至希望來朝貢。清朝一度禁止日本來朝貢，日本想辦法冒充琉球人來朝貢。朝貢不是剝削，而是變相的政治投資，一般情況下，不計較經濟效益，隻講政治。
但這種朝貢中的對外賞賜無度，使外界期望值越來越高，造成財富流失，國庫空虛，官民嗟怨，而且不主動經營外貿，主要利益為外方所得，對民間貿易卻一貫限製甚至禁止，或課以重稅，以致民間非走私不能獲利。這些都是曆史教訓。
我們今天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如果什麽都看成政績工程，不考慮經濟效益，全部依靠政府的、依靠免稅政策，而不是依靠民間經濟上的交流是不會達到我我們的目的，反而會增加外界對中國的抵製。相反，正常的民間交流、貿易倒是容易使雙方都獲得好處。
此外，我們還要在文化、民族、宗教上做準備，了解外界的情況。
坦率講，以前我們對外界、對自己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娛自樂的階段。現在建設“一帶一路”，要重新好好認識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當地文化的關係，在文化上要像費孝通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珍愛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賞、讚美別人的文化。“一帶一路”建設如果隻考慮經濟因素，不考慮文化、民族等因素，同樣也很難達到我們的目標。
“一帶一路”分別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初步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屹立於世界的領導地位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台。“一帶一路”戰略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談合作，是國家的戰略性決策，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