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商鞅主義的幽靈

來源: YMCK1025 2018-04-18 17:41:15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40180 bytes)
吳曉波:警惕商鞅主義的幽靈
 
 

    來源:金融時報
    

 


    常有朋友問,中國上下兩千年,主流的經濟理論是什麽?

我常拿商鞅來舉例。
    
    公元前四世紀,商鞅在偏遠弱小的秦國主持變法,前後長達二十年,造成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治國思想中有強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戰的特征。
    
  

 

  商鞅對商人階層不但毫無感情,而且視之為仇讎。在他當國之時,國家管製了“山澤之利”(礦山開發)、糧食買賣和旅店經營,自由商人幾乎被消滅。

 

同時,他對知識分子也非常仇視,他認為國有“五害”,分別是儒家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者和勇士,在《農戰》一文中,他毫不客氣地說,“有這些人存在,敵人來到,一定打敗仗,敵人不來,則一定很貧窮。把這些人趕走,敵人不敢來,來了也會被打敗。去討伐別國,一定能戰勝,不去討伐,則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經濟思想中,“強國”與“富民”似乎是對立的。他極端地認為,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絕對不能夠富足。商鞅也反對貧富懸殊,認為“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不過在他看來,理想的狀態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最好的狀態是家裏沒有一點多餘的糧食(“家不積粟”),以保持饑餓進取的精神麵貌。


    
    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樣的人民通過重刑或重賞即可變成為勇敢而凶猛的戰士。而一旦社會出現貧富差距變大的情況,就應該動用國家機器,用行政剝奪的方式來實現均衡,這就是所謂的“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很顯然,商鞅把人民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國家兵源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在商鞅看來,打仗是第一要義,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這是檢驗變法成功的唯一標準。在《靳令》一文中,他說,“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這種“備戰備荒為打仗”、“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戰略支配下,秦國成為戰國列強中最可怕的國家。


    
    商鞅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殘酷和嚴厲的一種,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試驗,在經濟模式上則體現為“命令型的計劃經濟”。在他的治下,秦國成為了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國”,舉國上下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每個秦國人其實都成了國家的工具,宛若後世出土的那些兵馬俑,人人麵無表情而無比強悍。


    
    後世將商鞅歸為法家,他的名聲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長期被視為“異端”。在知識階層,甚至以談論商鞅為恥,宋代的蘇軾就聲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甚至講出這個人的名字都是髒了口舌、寫出這個人的名字則是汙了紙張——“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
    
    但是,商鞅徹底改變了戰國乃至後來中國的政治生態,甚至,以兩千年的曆史跨度而論,商鞅的基本治國理念被頑強地延續了下來,他的核心經濟理念被眾多的獨裁者所沿襲,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出“半法半儒”、“儒表法裏”的景象。也因此,蘇軾又曾經很歎息地說,對於商鞅主義,“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商鞅的那種極端主義思想,在後世已成絕響。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後來的治國者們,盡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說的直白、幹的決絕,卻也並非沒有效尤者,至少有兩個理念頑強地留存了下來:
    
    第一,不能讓民眾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潛意識卻一直存在了下來,最終變成了一種係統化的愚民政策。
    
    第二,絕大多數的治國者把國家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國強民安”,而不是“國強民富”,所謂“安”者,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義”的幽靈在中國是否真的已經消散而盡了?

我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強國”,以及怎樣成為一個符合現代精神的“強國”?

這些問題,我們是否真的已經可以回答?

 

 

張宏傑:為什麽說商鞅變法徹底毀了中國人?

2018-04-18 張宏傑 薈思想4

 

現代社 會的很多問題,都不是現代的問題,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製度的問題。

 

 

 

1

中國文明的倒退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作家張宏傑認為,在中國封建曆史上,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人形象最好的時代。

 

那時候的中國人,個個都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

那時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都能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

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

 

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讓人不敢相信。

春秋時期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

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春秋戰國時代

 

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

“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

也隻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發。”

 

《南京大屠 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的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

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

 

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者是中國人對死亡悟得太透?

日軍以一百人小分隊屠 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軍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2

是什麽徹底改變了中國人?

 

這個改變從秦朝開始。在當時的七國中,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遊牧和狩獵為生。

 

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曆過充分中原化的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了濃烈的蠻夷氣質。

草原文化中沒有民 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上下一心,很團結。

 

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秦國的文化與中原國家是非常不同的,他們認為窮要打、富要打,沒有文人、商人的國家,

國家一定強大,國富而不戰鬥,就會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會羸弱下去。

 

商鞅畫像

 

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

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 治的體 製。

 

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 會形成。

但是商鞅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這種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

 

當時的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比較崇尚優雅和尊嚴。

 

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

 

商鞅從軍爵製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製度,收回特權,隻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的,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

 

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貴賤,隻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 殺,獲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

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就屠 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

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境、窮山惡水中去,

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

 

當時其他國家稱秦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3

文人地位的隕落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 會雖然動蕩、混亂、戰爭不止,但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卻是百家爭鳴,自由、開放、多元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

 

各國競爭,為了生存、發展,都拚命延攬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製度之間不斷碰撞,讓社 會朝前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

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

 

孔子周遊列國

 

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高 官厚祿,隻是為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他最後感覺列國都不能行他的道,還堅持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張揚、更鋒利。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是,

別太把國君當回事,就把他們當成什麽都不懂的小孩。

知識分子的這種言論、氣概,在後代的知識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選擇的機會,

也沒有逃亡的自由,隻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

 

秦始皇的暴 政,尤其是“焚書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

禁止私學,殺死大批知識分子。

 

秦始皇確立了君憲製度,給專 製製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這個專 製製度建立得太強硬,剝奪天下的意圖太明顯,結果二世而亡。

 

 

焚書坑儒

 

漢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訓,給秦始皇建立的硬製度加上一層“軟裝修”,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要行王道、行仁政,給專 製製度配上一個非常合適的意識形態體係。

 

漢代統一思想,對全國人民的大腦進行格式化刪除,徹底剪掉了知識分子思想的翅膀,

中國人的智力開始持續下降。

 

從漢武帝開始,直到今天,中國沒能出現春秋戰國那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也沒有再出現過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後麵的曆朝曆代,繼續在專 製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接下來隋煬帝、唐太宗完善了科舉製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識分子統一到科舉考試上,

從製度上有力地控製了知識分子的頭腦。

 

宋代重文輕武,有意識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對中央進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時期,文化人連隱居山林的選擇也沒有了,凡不聽從號令、

不為朱家王朝服務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殺掉。中國文人連“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到了清朝,知識分子更慘,幾代皇帝前赴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

動不動就滿門抄斬,用暴力和恐怖在人們的思想大腦裏建立監獄。

 

對知識分子實現特務恐怖,甚至清查文章裏的隱喻,連談曆史的興衰,借古喻今都成為罪證,徹底讓一個民族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僵屍。

 

清朝文字獄

 

在這樣的專 製下,清代的知識分子喪失了創造力。

為皇帝服務的大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喪失尊嚴、人格,無思想、無操守,老老實實當奴才,

賣命效力,以獲得功名利祿。一有機會,他們就大肆貪汙腐 敗,盜竊皇帝的家產。

 

 

 

4

曆史即當下

 

當下發生的一些社 會現象,在曆史上都發生過。

 

打擊貪汙腐 敗、百姓冤屈上 訪、國家工程貪汙,這些問題曆朝曆代都發生過,相似度高得驚人,

好像那個時代的事物改頭換麵,換一套馬甲又穿越回來了,像是時光倒流。

 

所以翻讀曆史的時候,漸漸發現,現代社 會的很多問題,都不是現代的問題,

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製度的問題,問題的根源都在曆史上。

(本文整理自《新民周刊》采訪,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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