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衛江
【摘要】當今國際政治環境催生大批恐怖分子。也許他們早已生活在西方大城市裏，也許還接受過西式人文教育。考證祖籍地，他們幾都來自於沙漠地區，其先祖輩們都經曆過遊牧部落生涯，世代以掠奪為生，遊牧兼業，殺戮為榮，多生為樂。生老病死都在沙漠地帶裏作艱苦的抗爭，嚴酷的環境造化成其酷烈的性情，於是秉性從祖輩遺傳下來，情愫中洋溢著的暴力、血腥、殺戮，早已積澱於心靈深處，內化成集體無意識的內容，民族思維的定勢，文化麵具的展示，路徑依賴的偏好，於是恰如一級易燃品，遇火即引爆。江山易變，本性難移。
【前言】為了理解和懂得穆斯林，我們必須學習伊斯蘭教。為了理解和懂得伊斯蘭教，我們必須學習阿拉伯半島上的貝多因人，為了理解和懂得貝多因人，我們必須學習沙漠，因為沙漠環境解釋了貝多因人的特殊精神氣質，他的存在概念，他的品行和缺點。於是就解釋了伊斯蘭教，以及阿拉伯人頭腦中的分泌物，最後解釋了穆斯林人士如何使得伊斯蘭教運作成為僵化的氣質類型。①
【關鍵詞】沙漠文明，沙漠民族，遊牧部落，恐怖分子，血腥殺戮，穆斯林，伊斯蘭，多生育，政治正確，公平，正義，平等，民族責任。
【正文】
（一）沙漠地帶的嚴酷生態
沙漠環境的地理特征就是極度幹旱缺水。沙漠地區，降水極少，空氣幹燥，雲層薄積。白天光照炙熱，地表水份蒸盡，日夜溫差顯著，夏季酷暑連綿。沙土裏有機養料稀缺，地表裸露，植物鮮有，流沙滾滾，沙丘時變。
水是構成生命的基質——細胞所必需。細胞是構成生命的基礎，植物是形成生態的根本，低等植物是構成生命食物鏈條的底層。水的匱缺細胞構成就少，沙漠裏植物稀少，以植物為養料的動物必然稀少，食草動物少則食肉動物也少，連鎖反應到生命階梯頂層，可供應人類生存所需的食物來源少之又少。
再說，熱帶地區沙漠的正午如烤箱，赤日炎炎似火燒。細胞不耐高溫，任何生命都耐不住“烤箱”烘烤。總之，沙漠裏生機缺乏，是生命的禁區。譬如阿拉伯半島的高原，被當地遊牧的貝都因人稱之為：“恐懼和幹渴之地。”
談及生命的禁區，對於人類來說，當然是指二十世紀之前的舊時代。在工業化已經普及到歐亞大陸的形勢下，一個沙漠部落若擁有一塊沙漠領土，假如這塊沙土之下，蘊藏有豐富的油氣資源，或其他寶藏，那麽可以通過商品交換而換取到豐富的食物、水資源、日用品，生活和工業設施等等，乃至勞動力資源，沙漠居民完全有可能過上相當富足的生活，不過還需要幾個附帶前提：有能力開采、運輸、經營和管理。
（二）嚴酷生態塑造血腥民族
在遠古，生存在沙漠邊緣綠洲地帶的人類部落，由於缺乏水源和有機質土壤，都以遊牧業為主的經濟方式生存，再輔以采集和狩獵，難以去發展農耕經濟種植業。古代的牧民若定居某一綠洲帶地塊，畜牧的牲口必定會迅速將該地的嫩草樹葉消耗殆盡，於是不得不進行遊牧，逐水草而居，隨之部落人口和牲口頭數的增加，對嫩草樹葉的消耗也變得急劇增加，即使圍繞在臨近地區逐水草而居，也會漸漸變得困難，最終難以為繼。古代沒有采礦業，即使該地塊底下藏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古人（尤其是遊牧民）也無法獲知，更不會懂得去開采去利用，去與外界進行商品交換。
不過在古代，沙漠邊緣地帶的遊牧部落取得了文明提升使之進入到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還是有些，隻是居極少數。古代的猶太人和以色列人，早在3500年前，他們憑自己的智慧和勤奮，擺脫了遊牧經濟，進入了農耕經濟，從而進步到高級文明，1948年複國後的以色列發展出現代化的沙漠農業經濟，成為中東地區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同樣，在被伊斯蘭化之前位於新月沃土帶的兩河文明、尼羅河畔的古埃及、波斯帝國也早已進入了先進的農耕文明，為人類早期文明創造出輝煌的成就來。
遊牧民族，尤其是來自沙漠地帶者，有四個精神特征已經內化為民族性格，一旦處在了與外界文明對抗或族裔抗爭的場景，他們便容易激勵成恐怖主義的動力源：
（1）文明低下。
生態的嚴酷性使得遊牧民族的生產勞作必須逐水草而遊動，靠血緣關係凝聚起來的部落牧民時常性流動、遷居、飄泊、浪跡。比較與之農耕經濟文明，社會發展隻能維持在較為低下的水平。一般認為，遊牧經濟所需要的知識技術含量遠低於農耕種植業，生存的門檻極低，因此，遊牧經濟往往是人類許多民族早期曆史經曆過的初級形態和階段。又因遊動性太大，遊牧部落的智力勞動者就難以有安靜的心思坐下來而獨處一屋，難有較長的時間不被中斷而能夠深入細致地思考精神領域的問題。
圖片：一位埃及的貝都因婦女在烤餅來源：《背包客棧》https://www.bbkz.com/
圖片：現代貝都因人的日常生活（來源：貝都因和達赫拉http://www.dakhlabedouins.com/bedouins_dakhla.html）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互為促進、互為激勵、或互為製約、互為纏繞。再說，流動不居的遊牧文明部落使得物質財富的生產也變得困難，物質資料的匱缺反饋到精神文明建設，使之愈加困難，精神文明再次負反饋到物質文明，使得兩者再次糾纏於互為發展低下的困境。譬如，遊牧民普遍對於生態環境的認識膚淺，過度放牧盛行，導致了草原和綠地退化為荒漠，沙漠化的生存環境漸漸擴大，於是放牧就越來越難以為繼。位於新月沃土帶的美素不達米亞平原，本來是水網密布、灌溉便利的農耕地，曾經養育出蘇美爾、巴比倫等偉大城邦國家，寫下人類文明史上輝煌的一頁，可惜在無數外來遊牧民族的武力衝擊下，優秀的農耕城邦逐一淪陷。曆經滄桑，曆史長河中沃土漸漸退化為沙土，到了今天淪喪為血肉橫飛的殺戮、玉石俱焚的摧毀之場所，盡管地下擁有十分可觀的油氣資源。再如，中國新疆境內在古代曾經有許多孤島般的農耕和半農耕文明：高昌、和闐、龜茲、哈密、庫車、羅布泊之間的尼亞、密兒倫、樓蘭等地，但都是由於古人對於沙漠化的認識不夠，可耕土地漸漸退化，再加上周邊遊牧民族的持續劫掠和殺戮，從而農耕文明逐一消亡。同樣，非洲之角的索馬裏西北部曾是綠色的牧場，如今依舊嚴重退化成為沙漠地帶。
美國普利策獎獲得者達艾蒙德說：槍支、抗菌和鋼鐵，這三件事情必須首先要製作起來，才能夠使得遊牧文明進步到定居農耕文明的高度②。可是對於沙漠地帶的遊牧部落來說，這三件事情全是何其難也。
草原上的生產資源有限，遊牧經濟物產稀少，隻產肉奶皮毛之類，經濟單一而脆弱；古代的遊牧部落通常除了帳篷、餐具、牲畜、戰馬、兵器外，很少擁有其它的物質財產。據傳，蒙古遊牧族的成吉思汗在成婚的時候新娘陪嫁嫁妝進門隻有一張貂皮，後來這張貂皮作為最高級別的禮品被成吉思汗用於贈送一位大草原上的部落酋長。
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直係祖先多本·磨根（DobunMergen）曾經在一森林裏要了別人一塊肉，然後在返回家的途中，見到鄰居部落的一個村民瀕臨著餓死，磨根提出把對方的親生兒子賣給自己，以便換到自己的這塊肉。於是雙方成功交易，磨根給了他這塊肉而把少年領回家做奴隸。成吉思汗年少時名叫：鐵木真，幼年時代是靠挖掘野菜吃才生存下來的。可見遊牧民的生存嚴峻境況。
精神領域的思考、創造、教育、傳播，需要大量運用文字的形式，這就需要起碼的文具用品和屋宇建築，如：筆、紙、墨、書籍、桌子和教室等。若從事高級的文案工作，就需要文房四寶和書桌、書櫥、油燈之類的產品及專用書屋。遊牧部落所能提供的帳篷居所之簡陋使得人難以想象：能夠有足夠的文字形式的精神文明產出和傳播。既非禽獸，遊牧部落的文化的積累當然是有些，主要地依靠口耳相傳，僅僅停留在非常簡陋、粗糙的層麵上，無法構建起農耕文明那樣遠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和製度。
司馬遷《史記·匈奴傳》記載：“隨畜牧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據阿拉伯史記載，伊斯蘭教在沙漠部落中的創立是由文盲商人穆罕默德依口述方式進行的，由此想象，伊斯蘭文明該是達到怎樣的成就高度呢？作為見證，今天信仰伊斯蘭教的沙漠遊牧民族後代的姓名極多是“穆罕默德”及其變音體，中國的回民族中極多者以“馬”字起姓，可見創造力之低下，另一麵，也可以看成是穆斯林對於先知的極端虔敬而嚴重缺乏現代性的自我獨立的價值。
反觀農耕區，物產豐富，除了農業經濟作物外，還有家禽家畜飼養，有建造在固定土地上的磚瓦、瓷器、陶器窯爐等，有各類手工業作坊，打造金銀銅鐵錫木竹玉石骨牙等各類器具，還有家用紡車織布，人民遠為富庶得多，物產類型的多種多樣，農耕經濟中可以包涵畜牧經濟成分，但是遊牧民難以將草原改良為耕田來使用。
在古代，商品交換不發達和交通不便利，又與遊牧部落文明低下互纏一體，加劇了遊牧經濟的困境。因為遊牧部落自己不造貨幣又不認可外界他族的貨幣，貨幣不流通使得與外界的商品交易隻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進行，隻得停留在初級階段。據中國明朝《萬曆武功錄》中記載蒙古族與漢族之間的交易情況：“牛（易）米豆石餘，羊碟糧數鬥。無畜，間以柴鹽數鬥易米可一、二鬥，柴一擔易米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執皮張馬尾，惟冀免一日之饑。”遊牧民的困境可見一斑。
蘇格拉底曰：“知識即美德”。那麽其否命題也基本成立：“無知識即無美德”。缺少美德的低劣文明必然導致沙漠中的遊牧部落之間的衝突動用最為原始的動物本能：“人對人是狼”，即為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沒有退路的互相攻伐以求自己的生存底線。《漢書·匈奴傳》曰：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禮義。”
法國學者安德烈·賽維在長期考察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之後，得出結論：“總體原因歸納為先，我們發現阿拉伯人從來不是一個政治性人物（試比較亞裏士多德的話語：“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筆者注），不具有偉大的抱負而有耐心去作一番努力。他們隻是遊牧民族，原始而簡單的生物，離動物主義精神境界不遠，服從自己的本能，不能夠遏製他們的激情或控製自己的欲望。無能為力去設想更高的興趣目標，去珍惜崇高的理想，他們一直生活在一個目無法紀的狀態中。受製於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阿拉伯人從來沒有能夠將自己的個人主義從屬到追求任何偉大的群體利益任務之中，去實現一項國家層次上的野心。”④
賽維的看法也許有片麵之處，當今時代的不少沙漠民族的後代們紛紛走上棄絕個體自身的“小我”，而去“殉教”去“聖戰”而求得穆斯林全體的“大我”，盡管不是國家層次上的。
（2）權屬缺乏。
生存在沙漠、半沙漠地帶的遊牧部落，必然要處在流動、遷徙、掠奪、殺戮的生態之中。由於幹旱地遊牧經濟可出產日用品甚少，遊牧部落根本不夠自給自足，尤其在古代，沒有充分的商品貿易可交換到日用必需品，連固定地塊上的綠色植物生長也是極為有限，於是不得不走上搶劫掠奪的模式，長此以往，習得性遺傳（拉馬克）積習成為民族秉性。在求生意誌支配下無數代人以劫掠為生的民族，權屬意識不可能建立起來。既然侵犯、占有、搶劫、掠奪、強奸是成為各個部落所必須的生存法則，就少有“領地”、“領土”、“地盤”、“主權”意識，也湮滅了“侵占”、“侵權”、“所有權”、“歸屬權”、“合法性”等道德倫理的概念、觀點、信念和意識。
在歐洲啟蒙時代，所有權的概念上升到了理性的位置予以闡述。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法就是這個根本理性和各種存在物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間的關係。”法的精神著重體現在所有權的概念上。所有權就是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反映，一切生產活動都以一定的生產關係中有了所有權製度的保證下才能正常展開。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論道“所有權之所以合乎理性，不在於滿足需要，而在於揚棄人格的純粹主觀性；人唯有在所有權中才是作為理性的存在的。”
在黑格爾看來：所有權是自由意誌的體現，權利是理性的產物。可是對於在沙漠文明中打劫掠奪成為慣常生存方式的遊牧民族來說，財產所有權的虛無感則使人格尊嚴失去了依托，道德理性蕩然無存，義務和責任亦無從談起，“人權”被架空，“法治”也失去了根基，於是無法無天，橫行霸道，種種鮮廉寡恥、血腥蠻橫都在行，絕對的自我主義放肆：“他人的就是我的”，甚至連他人的老婆和小孩都可成為我自己的，隻要拚殺刀槍贏了他就得到。要論維護自己的“權益”，唯一有效的就是殺死入侵者，而少有“講道理”的途徑。當然，講理的地方保留在低級層次上還有些，隻是在維係於自己部落裏的親緣之間，若全然不講理，那麽這個文明很快將會消亡殆盡，就如野狼部落要維持生存則必須在親緣間講些“道理”一樣。
即使不施行掠奪搶劫而僅僅為了放牧，經常性的大規模流動遷居搶占牧場也使得本遊牧部落與其他遊牧部落、與農耕社會定居者地盤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主權領土”上的重疊和交叉，於是解決之道無他，動輒兵刃相見，軍事衝突不斷，相互間殺戮頻頻。總之，“領土”尚未在法理上確立起來。
曆史學學者格溫·戴爾講：“文明的基礎是農業，為此農業把土地轉變成一個需要保護的寶貴資產”。當農業尚未建立起來，土地也難以稱之有價值意義的權屬，那麽一切建立在土地之上的有形資產作為權利所屬而言都無立錐之地，文明即無基礎。
英國者殖民統治印度期間於1871年出台過“刑事部落法”，鑒於一部分印度北方遊牧部落村民難以與先進的定居文明相容，染有習慣性和職業性搶劫犯罪的人格事實，隻得進行司法的幹預，強製推行一套貫徹現代文明價值觀的法製秩序，有準對性地規範該地區的部落遊民，以期歸化野蠻部落為文明社會的公民素質，該法律確實收到了的實效，到了1952年該法被“習慣犯罪者法”取代。⑥
我們須知道，財產權利的虛無使人的低級層次的欲念被架空。看似虛懷若穀，少私寡欲，其實導向了深層次壓抑，過度的力比多壓抑則容易導致人格發育成為“反社會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表明，人的意欲有恒定的數值，當某一方麵的意欲目標受阻時會轉移至另外的目標上。沙漠民族的意欲也許是傾向於，並不在乎於物質生活的欲念和享受，但是卻集中在伊斯蘭名義的信仰偏執上，隻要外在的部落有異於本教派的高度予以敵對化。長久以來，信仰伊斯蘭教的沙漠部落民族（特別是阿拉伯民族）在精神上視全部伊斯蘭教的教徒作為一個整體，一個統一的文化符號的表達方式，而視異教徒為另外一個文化符號，是“卡菲勒”意義的“他者”⑤，走極端者更是盡力將異教和異教徒顯著地敵對化，“其心必異”，反之，作為現代社群組成的形式——“國家”的概念卻是相當弱化，缺乏足夠的認同，但是這並不表明穆斯林缺乏群體歸屬感，而隻是將歸屬感留在伊斯蘭教和本部落，這二個層麵之上，實質是難以建立起現代性法治理念和意義的社群關係、財產所有權和個人權益。
先行踏進工業文明的必然是農耕文明的民族，因為人類的進步是漸進的，無法跳躍。文明進步與個人主義、個人權益同步協調增長，按韋伯的說法，是“合理性”發展的過程。當文明進步到了一定的階段，法權概念伴隨個人主義一起增長，古典時代建立起來的宏大帝國就鬆散開來，民族主義精神便會突顯，以民族自身為利益的界限須要確立起現代國家的形式，並需由法律條文來約定，這在歐洲首先做到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成為啟蒙時代浪漫時代各歐洲民族高漲的呼聲。可是當今時代的西歐國家，張揚起“多元化”加上“大一統”的政治圖景，民族之間、宗教之間的疆域、界限又變得模糊起來，這正好為沙漠民族所利用，因為彼等的個人理性，法權意識遠未形成，於是得以乘隙而入，興風作浪。
（3）血腥劫掠。
遊牧經濟是流動的單一性生產類型，它僅僅生產出食草動物：牛、羊、馬、驢和駱駝來，無法生產出植物類產品，也少有日用生活品，從而其生存對於農耕社會存在著嚴重依賴性，它不能完全脫離種植業，隻是需要與外界進行商品交換，當然必須以部落的生產力達到某個高度，以生產出一定數量的剩餘產品為前提。
可是遊牧經濟要使剩餘產品達到一定的充裕度以與外界交易也非易事。清朝的趙翼編寫的《簷曝雜記》中記載：“蒙古食酪蒙古之俗，膻肉酪漿，然不能皆食肉也。餘在木蘭，中有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窮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為主，刲而分之，以是為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可見遊牧部落食品之短缺。
至於沙漠部落，由於生存在非常嚴酷的沙漠邊緣地帶，淡水及土壤中有機質養料嚴重不充足，縱使經常遷移遊動在幹旱地區也難以維持長久的生存，維持部落生存的自然承載力很小，食品和實用物品的嚴重匱缺導致遊牧經濟難以長久為繼，尤其遭遇上旱災，更是不得不導向了職業化的“掠奪產業”——攻城拔寨，打家劫舍，燒殺奸淫，吃食戰俘，為此凶悍好鬥成為沙漠環境中生存的遊牧民族最基本的必須品格。
據《蒙古秘史》記載：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是生存狀態“有星的天空旋轉著，諸部混戰不已，睡眠無暇，到處劫奪，擄掠······願望不能實現，隻有奮勇拚戰。躲避、退卻無地，隻有挺身作戰。安樂無法享得，隻有廝殺，混戰。”美國地理學家亨庭頓（E.Huntington）於1903——1906年間在印度北部、中國塔裏木盆地等地作考察後發表《亞洲的脈動》一書，認為公元13世紀蒙古人大規模向外武力大肆擴張是由於原居住地氣候變幹和牧場條件變壞所致。美國曆史學家傑裏·本特利（JerryBentley）和赫伯特·齊格勒（HerbertZiegler），兩位專長於世界史的跨文化交往。在他們看來，曆史上遊牧部落對待農耕定居社區的方式，總體上用諸如“拆毀”，“屠殺”和“蹂躪”的詞匯來描述是恰當的，毫無疑問，他們的關係主要是對抗性的，遠非是前者對後者帶來好處。特別是在第一個千禧年之後的曆史期，各個遊牧部落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擴張征服運動⑦。
從生理上說，遊牧民族不事農耕，極少吃植物性食品，而以動物性肉類為主食，於是脾氣、性格、氣質、秉性塑造成食肉動物般的侵犯性，暴躁易怒，人道主義淡薄，善意情感稀缺。論其秉性之源，在生物學—進化論上有物質主義的蹤跡可以去追尋。
從習性上說，遊牧部落的村民們為了基本生存，必須自幼練習騎射兵器，少年從戎，戰鬥至暮暮老矣。披袍持刀騎戰馬，就是日常的一天；一世經曆，就是戎馬生涯。
冷兵器時代打仗和決鬥，士兵之間的短兵相接，常常是靠士兵的勇氣（野蠻和殘暴），再加蠻力來決出勝負的，換言之，這兩者占有較大的戰爭獲勝因素的成分，按照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理論，這兩者秉性較為強盛的人士，那麽他的精神素質和品位通常就會低下，反之亦然，因為人的一生精力有限，通常是此長彼衰，四肢發達的，頭腦往往簡單，反之依然。就如M·舍勒和N·哈特曼認為的，精神品質優異者其在（物質）力量上就會稚弱。因此冷兵器武力較量的結果，善良者、精神品質優異者作戰後往往會被逆向淘汰掉，而殘忍者、品質低劣者則在基因庫裏大大擴充自己的基因載體給後代，留存了下來（E·亨廷頓持此觀點）。假如某個部落的無數代祖輩們不得不靠動用冷兵器靠武力征服去掠奪來求得謀生之道而存活下來的，那麽該民族的精神文明的素質通常就會低劣，通常會烙印在遺傳基因上而表現出秉性特征來。
例如，剝人頭皮和用人頭蓋骨做飲器——頭蓋杯，是許多遊牧民族的古老風俗，在未開化的部落裏曾經廣泛流行，這即使在古代的文明人看來，也是人性的稀缺，獸性的留存。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兩條記載著北方遊牧民族剝頭皮和使用頭蓋杯習俗的。一是匈奴族，《史記·大宛列傳》載：“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於，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另一是鮮卑族，《後漢書·南匈奴傳》載：“鮮卑人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於，取其匈奴皮而還。”據日本學者的研究，剝頭皮的民族有伊朗係的斯基泰、阿蘭族，烏古爾係的回紇、奧斯恰科族，阿爾泰係的旁紮爾科、鮮卑、通古斯族，印第安係的北美、中美、南美諸族。用頭蓋杯的民族有伊朗係的斯基泰族，阿爾泰係的佩徹尼格、匈奴、柔然族，藏係的黨項羌、藏族，藏緬係的烏滸、古宗族，可能用頭蓋杯的有阿爾泰係的乃蠻族，藏係的伊散圖族。稱雄於公元前6——4世紀中亞和南俄草原的遊牧斯基泰人是最著名的剝頭皮用頭蓋杯的民族。⑧
對於中國北方眾多的遊牧民族的殘暴血腥，曆代史書記載了許多。
公元4世紀，匈奴人占領了中國的中原北方，耕地退化成荒原。古都長安附近的渭河下遊變得人煙荒蕪，到處出沒的是豺狼虎豹。匈奴人的頭領不想去管這些野獸，還想要利用它們威懾農民，宣示他的威權。4世紀時候，匈奴人在中原北方已經惡貫滿盈。傷風敗俗、父兄相殘、毫無誠信，那裏基本成了一個眾惡的修羅場。⑨
《蒙古秘史》記載了大量成吉思汗一生的經曆，其中有成吉思汗年幼時殺死異母弟別克帖兒、成吉思汗年幼曾被泰赤烏人俘虜但得到赤老溫一家私放、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兒帖曾被蔑兒乞人掠走、成吉思汗四位妻子的史事、長子朮赤及次子察合台的爭拗、窩闊台重病時弟弟拖雷飲下有咒語的酒而死等等。《蒙古秘史》第七卷195節還記載了：“（蒙古將軍哲別、忽必來等四人）在打仗的日子裏，以人肉做行糧。”
羅馬教皇派遣使者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去蒙古帝國詢問蒙古軍人屠殺歐洲平民之事，他在返回羅馬後的報告《蒙古傳》中有如下記載：“凡是能吃的東西他們都吃，他們吃狗、狼、狐狸和馬，而且，需要的時候，他們也吃人肉。”
蒙古大帝成吉思汗有一次在西征歸來的途中問那顏不兒古赤時，講了一段著名的格言，被蒙古帝國治下的波斯官員拉施德（Rashid-al-DinHamadani）記載在《史集》（Jami'al-tawarikh）中：“人生最大的樂趣，在於打敗敵人，把他們斬盡殺絕，搶奪他們所有的財產，看著他們的親愛們痛哭零涕，騎著他們的馬，強奸他們的妻女。”⑩
《史集》中還記載過，曆史上蒙古軍隊繞道宋境背後襲擊金朝軍隊時，“他們沒有糧食，便吃人、倒斃的動物和幹草來。”⑾
《班固論》曰：“‘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班固所言，即依照那個時代的“正確”價值觀反映了中國古人的邊疆觀念。
《漢書·卷九四·匈奴傳下》雲：“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麵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穀，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製禦蠻夷之常道也。”
江統《徙戎論》：“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製，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匈悍不仁。”
唐·吳兢《貞觀政要·卷四·規諫太子》：“又突厥達哥支等，鹹是人麵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
《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女真人麵獸心，貪婪如豺狼，安可與之共事？
北方遊牧民族中吃食過人肉的有不少，最殘暴的要數五胡之一的羯族：打仗從來不帶軍糧，單靠50萬女子隨身帶著做軍糧！據《晉陽秋》記載，羯族出戰時候把漢族女子當作“雙腳羊”來飼養，隨時奸淫，隨時宰殺烹食以充作軍糧！
南宋出使蒙古的官員彭大雅、徐霆合著的《黑韃事略》中記載：“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宴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臠而先食，然後食人。”
載入無數史冊的上述殘暴內容一旦闡釋於新中國時代的曆史書中，都被當作“政治不正確”而盡力回避，好心去湊合“民族大團結”，可強扭的瓜不甜，“善有善報”隻是幻想而已。苦難的曆史，難道對後代負責任的真實記載豈可如此一筆勾銷？
非洲尼日利亞的東北部分一塊地區在整體曆史上講是一個農業地區，可是當地土著富拉尼族的生存是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種植的水果和植被的。他們就是野蠻的獵人，他們靠在野性的獵人比賽獲勝了就可以捕捉對手，使之喂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⑿
圖：該地區非穆斯林部落經常遭受穆斯林武裝來掠奪奴隸的襲擊，圖中的一位手持武器者並非穆斯林的富拉尼族戰士。假如該名戰士沒有與穆斯林武裝發生戰鬥，那麽他與他的同胞們就頻繁地與周邊的鄰居部落們相互搏鬥，以便相互間掠奪女人，玉米或牲畜。⒀
就尼日利亞東北地區而言，千百年來處在“霍布斯式”的人文生態中，好比天然的彈藥原料倉庫，當伊斯蘭教來了綠化該地後，就激活成了當今世界上最為猖獗的穆斯林恐怖活動的地方——也就是現今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大肆淫威的場所。
據肯尼亞《每日國家》2018年1月1日報道：“博科聖地”八年來推行伊斯蘭暴力事件，已經造成二萬多人喪生，二百六十萬人流離失所，引發了該地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⒁
2017年10月4日美軍和尼日利亞軍人在尼日利亞聯合執行任務時候被與“伊斯蘭國”相牽連的武裝分子偷襲，導致四名美軍士兵和五名尼日利亞士兵喪生。路透社於11月12日報道稱，該武裝組織首領為富拉尼族的敦杜·謝富，在10年前當他第一次拿起現代武器時，他的理由和尼日爾-馬裏邊境一帶的其他許多富拉尼族牧民一樣：為了保護他的家畜。但是在熟練地用上了現代槍支武器後，顯得富有侵犯性，謝富等人便實施了大規模的掠奪和殺戮。類似的情況出現在索馬裏的沙漠地帶，據聯合國近日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北部“伊斯蘭國”的成員數量在2017年裏激增。
（4）過度生育
沙漠部落文明低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生育過度，這樣“馬爾薩斯人口規律”越加生威。本來已經有限的沙漠生存資源難以支撐起膨脹了的部落人口，由於過多生育，多多培育戰士和殺手，以便投入更多越多的殺戮掠奪力量來開拓生存之路。高生育率又加重了上述的三個特征，形成了互為強化的正反饋機製。
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兩者相互支撐，相互纏繞，互為反饋，互為激勵。軍事上的殺戮和掠奪需要大量兵員投入，軍事行動才有成功保證度。於是，形成一個動態的平衡：人口多軍事上兵力投入多，打勝仗的成功率高，部落的存活率高，而戰爭多則武士的死亡率必高，填補新兵員的需求也大，這就需要高生育率才能抵消損耗。這樣好比低級動物，如蚊子，蒼蠅，蟑螂，老鼠般以維持極高的產卵（仔）率，使得整整一代生存中，盡管有極高死亡率，但仍舊得以保證有相當數量的新生代存活下來。
有了高出生率，就不得不主動、自覺地選擇相當數量的成員去迎接死神，不然則整個部落、民族全體麵臨著嚴重生存危機，即“馬爾薩斯定律”：食品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於是血腥殺戮與多生育、多偶製，交織反饋，並頭齊進。當劣根性的國民素質帶入進現代社會之中時候，由於不容指責、不容批判的“護身符”在握（被披上“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觀外衣），就享有了種族、民族特權，於是“群體不道德”的情狀顯著地放大，加上沙漠部落流行多偶製婚配，於是沙漠民族後代中的男性“剩餘者”極大地多了起來，於是就多多采取“怨恨”行為，去消耗、去“交換”他族的有價值成員，這就是恐怖主義的最內在動機。筆者在《恐怖主義獻身行為的社會生物學解釋》及《恐怖主義猖獗的倫理學反省》中詳盡論述了恐怖主義的核心機製。
高出生率是一種典型的低等生物生存競爭本能的表達，低等生物的主要進化策略就在於以基因庫的大肆擴充數量來取勝，而不依據質量（即精神和形式的提升），因此其人格品位（基督教曰：位格，對於低級生命來說，是“形式因”）必定低下。過高的出生率對於本部落的延續來說必定會產生大量的剩餘人口，隻要長期和平相處鄰居的話，必定成為了本部落的極大生存負擔。剩餘者其用途（也僅於此）就是充當“同歸於盡”的犧牲品，猶如兵蜂、兵蟻拿般，去與競爭對手展開激烈搏殺而多多消耗掉對手，去報銷對手，從而為本部落餘下的活者開辟一條血腥之路來，如此則完全逆行與康德主義的道義：人本身便是目的王國。
自古至今，遊牧部落的風尚中，部落人口總是多多益善，總會得到讚揚和稱頌。即以沙漠文明表征的伊斯蘭教，當然尤其推崇多子女，作為是一項宗教義務來執行之。伊斯蘭《聖訓》裏的穆聖說：“你們應聘娶多生孩子、招人喜歡的女人，複生日我以你們的人數跟別的民族去比多少。”假如不以生孩子為目的，單以愛情的理由而結婚的，則為穆聖所反對。
據肯尼亞《每日國家》報道，今天的巴基斯坦有一個大家庭，三個兄弟總共擁有96個孩子。其中一個古爾紮·汗有36個孩子，但是這三個男人還未滿足於現在的孩子數量，還要繼續地生育孩子下去。巴基斯坦的另一位男人SardarJanMohammadKhilji，今年46歲已經有38個孩子，他宣稱將要擁有100個孩子為其人生目標！他在回答記者時直白說出心裏話：“穆斯林越是人多，敵人越是會害怕······穆斯林應該去生育越來越多的孩子。”⒂
圖：古爾紮·汗與他孩子們在放學途中
且看《國際傳教研究公報》數據，從1900年到2000年，伊斯蘭教信徒從2億（12.34%）增長到12.4億（20.2%）
站在全球的視野，皮尤中心數據顯示，穆斯林的出生率最高，平均每位婦女生育3.1個子女——大大高於維持社群人口數不變的基準點2.1個，同時也由於穆斯林人群比其他宗教的人群要年輕，平均年齡僅為23歲，生育的欲望更旺盛。⒃
顯示世界各國的出生率（2017年度）來源：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布的世界實情書（2017）⒄
歐洲穆斯林的增長率數據表明，穆斯林人口增長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移民和高出生率⒅。英國倫敦大學的埃裏克·考夫曼（EricKaufman）認為，伊斯蘭教正在擴大的主要原因不在於伊斯蘭教信仰的皈依，而主要是依靠其宗教的性質，他稱之為“親孕育”，穆斯林往往有更多的孩子⒆。據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沒有新移民的情況下，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在2050年的時候比目前的數量將要翻三番⒇。
（三）恐怖分子祖籍地資料
本世紀，西方國家中成長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實施恐怖襲擊漸漸成了主流，恐怖分子本土化讓西方人頭痛不已，家賊難防。盡管一部分恐怖分子從國籍身份來說，可以稱為“西方人”，但是他們祖籍地還是可以追溯到的，幾乎都是來自於沙漠地帶的遊牧部落，因此有跡可查，隻是西方國家受約束於“政治正確”，未可公布之。
從下麵的一些圖片和表格數據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理性的認識：恐怖襲擊者的祖籍地集合群，與世界穆斯林群體的原籍集合群，以及與世界上沙漠地區分布的集合群，這三者是高度重疊的，相關度極高。
據“2016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統計，有四個伊斯蘭極端主義團體：伊斯蘭國，博科聖地，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對所有2015年度恐怖襲擊所造成的死亡人員中的74％負責。而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構成幾乎來自於阿拉伯國家、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亞，前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較大部分位於沙漠和半沙漠上，而非洲的尼日利亞國內沙漠和半沙漠地集中在北方邊境，恐怖分子也來自於該地，稍微例外。（21）
最近幾年裏，烏茲別克斯坦輸出恐怖分子激增。烏茲別克斯坦人是ISIS等恐怖組織極力招攬的對象。按照“國際危機組織”（TheInternationalCrisisGroup）的說法，大約有2000到4000名中亞人投奔到ISIS旗下，其中最大的群體就是烏茲別克斯坦人和鄰近國家的烏茲別克族人。而該國的地理氣候特征就是沙漠和半沙漠居多數，降水量稀少，而國民人口數量相當大，實際可生存的空間狹小。該國位居地理通道——絲綢之路的要衝，曆史上一直是各大遊牧部落爭霸鏖戰的主戰場，殺戮頻頻。該地區殺戮後獲勝餘下者見證了成王敗寇的曆史德性，並積澱為“自性”內容（榮格的術語），運用身上攜帶著的遺傳基因來認證來實踐之，並使該國的人權問題非常突出。
圖：世界穆斯林人口分布，來源：維基百科
圖：今天歐亞非大陸板塊上的沙漠分布
圖：全球沙漠化脆弱性分布地圖，來源：美國農業部
尼日利亞氣候分布圖，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geria
圖：一張圖告訴你ISIS恐怖分子從哪兒來（22）
據《福格斯新聞》報道，“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移民和國家利益小組委員會發現，司法部列出了的一個名單中，有580個人員被確定為在美國於2001年9月1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之間從事過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活動。對該份清單，小組委員會進行了開源研究，確定了580個人員中有至少380個是外國出生的，這其中，至少有62人來自巴基斯坦，28人來自黎巴嫩，22人巴勒斯坦人，21人來自索馬裏，20人來自也門，19人來自伊拉克，16人來自約旦，17人來自埃及，10人來自阿富汗——可見，已經獲知的外國恐怖分子基本上都來自於沙漠和半沙漠地帶。
下表：2014—2015年度十個最活躍的隸屬於伊斯蘭國的組織
注：對於一些組織在作出承諾效忠於ISIL之前就存在著的，如博科·聖地等，在此表格中列出的僅是他們作為附屬於ISIL的組織而進行的攻擊。因此，每組所包含的時間段內不能直接作比較。（23）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定義了七個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利比亞、蘇丹、也門、索馬裏、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見下圖）
圖：特朗普下行政命令禁止部分穆斯林國家移民和恐怖主義（24）
下表：在美國活動的恐怖分子其外國出生來源地，時間段：1975——2015年。（25）
注釋：上麵列表數據的統計是從1975年開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東西方冷戰的高潮時期，那個時候文明衝突尚未展開，國際政治進行較量得較多是展現在意識形態和地域疆土衝突上，穆斯林國家和地區的激進人士尚未進入衝突的主角地位。因此，此表尚未充分反映出文明衝突的特征，僅供參考。
今天世界上的穆斯林，有早期曆史形成的，也有後期入教的。凡是後期皈依伊斯蘭教的民族，其內化成堅定信念的伊斯蘭秉性，相對而言，也許不怎麽高。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歐洲版圖上的一些改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群體，如部分阿爾巴尼亞人，部分波斯尼亞人，部分馬其頓人，部分保加利亞人，部分吉普賽人等，由於生存在沒有沙漠環境的歐洲，他們的先祖輩也沒有或很少有遊牧文明的經曆，更無沙漠中生活過的殘酷性經曆，他們內在秉性中就缺乏血腥殺戮，因此恐怖主義的情愫就少多了。又如2014年9月，基地組織頭目紮瓦西裏打算在印度大規模發展基地組織成員，但是他的野蠻嗜望落空了，印度穆斯林對於搞恐怖活動興趣甚小，盡管印度擁有約1億5千萬之眾的穆斯林人口。印度裔的穆斯林都是在較晚的時代皈依而成的，其“綠化”曆程短，再有，印度的沙漠地帶小，穆斯林大多生活在農業區域內，其祖輩們尚未有過大規模的血腥殺戮而生存的曆程，同樣的溫和秉性適用於孟加拉人，馬來人和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
有些在沙漠環境中成長的遊牧部落，曾經非常凶猛殘暴，但在後來的曆史中組合成現代型國家，拋棄了遊牧經濟，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接受到沙漠文明伊斯蘭教的洗禮，那麽他們的恐怖主義欲念幾乎沒有，如信仰薩滿教和喇嘛教、接受過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現代蒙古人，如信仰基督教的現代亞敘人。再者，曆史上曾經遊牧、劫掠在歐亞大草原上的民族，如匈人，阿瓦爾人，馬紮爾人，保加爾人，韃靼人等，以及早期曆史從事狩獵采集的芬蘭—烏戈爾語係民族，當他們向西大遷移來到北歐、東歐平原後定居了下來，接受了歐洲文明的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從而成為了歐洲大家庭中的一員，捍衛先進的歐洲文明，共同抵禦外來的邪教入侵和恐怖主義。
（四）沙漠民族的性格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確認自然條件（主要為地理環境）為人類發展之決定性因素的一種思潮，即以自然過程的作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進程，從而歸結於地理環境因素來決定民族的精神氣質、社會發展、政治體製和生活方式等等。
以今天的學術視野論之，人類社會是一複雜的係統，由多元因素共同協調來決定其功能，推進社會係統的發展。構成係統的元素極多，其中地理環境因素必定是一個要素，並非或缺的。在人類曆史的不同階段，生存環境對於社會曆史發展的作用力是不一樣的。
遠古時候人類的生產力普遍低下，自由度偏小，活動較重地受束於大自然的客體性因素。因此采集、狩獵、農牧業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乃至政治、文化和宗教都深受自然環境的製約。地理環境便有相當的影響力來製約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有些沙漠地區的部落沒有外界充分聯絡，他們即使進入了二十世紀，依舊停留在遊牧和半遊牧的文明階段，即便別的地區蒸蒸日上地搞起工業化建設，而該地區文明的“沙漠”特征依舊頑固地保留下來，也就是深受“嚴酷性”的自然製約。
中國古典諺語：倉廩實而知禮節，窮山惡水出刁民，就是持這種觀點。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認為河流的特質塑造了人民的品格，迅疾扭曲的河流會使得人民“貪心，不安，戰爭”。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認為人類特性產生於氣候；亞裏士多德認為地理位置、氣候、土壤等因素影響到民族特性與社會性質；中世紀阿拉伯學者伊本·哈爾敦（IbnKhaldun）將社會因素與人的膚色相類比，他認為，物理環境除了影響人的皮膚顏色外也影響非物理因素。他認為土壤，氣候和食物決定了人們是遊牧還是定居的方式，以及他們舉行的習俗和禮儀。哈爾敦的思想可能影響了法國的孟德斯鳩。（26）十八世紀是歐洲啟蒙時代，反基督教神學的自然主義思潮盛行，大力探索社會發展的客觀性一麵，從而推進了思想和學術的進步。孟德斯鳩認為，“氣候王國才是一切王國的第一位”，“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
黑格爾在《曆史哲學·曆史的地理基礎》中論述了遊牧的阿拉伯人，“在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沒有法律關係的存在，因此，在他們當中就顯示出了好客和劫掠的兩個極端；當他們，例如阿刺伯人，處在文明民族的圍繞之中，劫掠更為通行。阿刺伯人打劫時都得力於他們的馬匹和駱駝。蒙古人用馬乳做飲料，所以馬匹是他們作戰的利器，也是他們營養的食品。他們大家長製的生活方式雖然如此，但是他們時常集合為大群人馬，在任何一種衝動之下，便激發為對外的活動。他們先前雖然傾向和平，可是這時卻如洪水一股，泛濫到了文明國土上，一場大亂的結果，隻是遍地瓦礫和滿目瘡痍。這樣的騷動，當這些部落由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做領袖時，就曾經發生過：他們毀滅了當前的一切，又像一道暴發的山洪那樣猛退得無影無蹤——絕對沒有什麽固有的生存原則。”
中國民諺：“3歲看大，7歲看老”，概括了人的心裏成長過程中在幼兒階段已經初步成雛形的規律。一個民族的心理，即國民性、集體人格，形成規律也有類似之處，可以從它的早期發展軌跡中探出征兆來。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為人們揭示了一個民族所形成的集體性思維定勢，構成深層的意識結構部分，具有高度穩定性。
圖：布卡罩袍
圖：聖戰分子
從精神分析層麵上講，恐怖主義行徑表現為典型的施虐狂症狀。施虐者往往較多在早期生活中屢屢遭受到挫折和欺淩，受虐的經曆養育報複心理，釀成反社會的人格。中國諺語“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就是如此。據社會心理學研究，反社會人格是能夠曆代遺傳的。E·弗羅姆分析過受虐——施虐症狀：“我曾經受過別人的害，現在我不過是以牙還牙，沒有別的隻是報複”，“為了使自己及朋友免受傷害，我隻好先發製人。”（27）
由於沙漠環境中生存極具嚴酷性，各個部落之間爭鬥廝殺異常慘烈，其常態為“你死我活”、“狼對狼”的格局，部落村民生存在充滿血腥和殘酷的霍布斯式社會關係中。爭鬥各方普遍懷有“施虐—受虐—再施虐—再受虐—越加施虐”傾向，因而習得性行為得以遺傳，烙印在基因上成為遊牧民族心理—生物學上的恒久特征之一。而今的恐怖襲擊實施者有可能是出生在西方國家的第二代了，或從小在西方社會長大，可是與曆代先祖輩們的曆程相比還是顯得極為短暫。由於習得性遺傳早已積澱在由世世代代的祖先們遺傳來的基因上，成為了後輩們“集體無意識”、“自性”、“陰影”的內容，不會隨之社會環境的變好而快速地退化掉。江山易變，本性難改；時過境遷，但秉性執拗。
談及沙漠部落及文明，就不能回避阿拉伯人，更不能回避伊斯蘭教，而這又是沙漠地理的產物。伊斯蘭教與沙漠文明，兩者相互促進互為反饋，也就是在高級的“形式因”層麵上的“形式因”與“質料因”，即較為純精神形態與物質化精神形態的互溶互滲。伊斯蘭教的創立本身就是在恐怖之中進行的。七世紀的阿拉伯部族文化影響了伊斯蘭教及其信徒對非穆斯林的態度。今天，伊斯蘭教中阿拉伯文化和部落主義的體現，仍舊深深影響著從家庭關係到治理到衝突的一切。雖然許多外交官和分析家通常通過政治申訴的棱角來看待阿以爭議、穆斯林社區與非穆斯林社區之間、以及穆斯林社區內部教派之間的衝突，但這種衝突的根源在於文化和阿拉伯部落主義。（28）
就“從小看起”的精神分析而言，倭馬亞王朝早期的詩人顧托密曾以四句詩形象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這種早期生活原則和特性：“我們以劫掠為職業，劫掠我們的敵人和鄰居。倘若無人可供我們劫掠，我們就劫掠自己的兄弟。”（29）奧利弗指出：“伊斯蘭教以劍開始，以劍維持，也將以劍終結。（30）”——這就是一副完整的集體人格的雛形畫像。
對於眾多虔敬的穆斯林來說，如果真主呼喚著心靈去征詢的，凡事便都是合情合理的，無可挑剔、無所謂血腥殘暴，也就是說，隻需征詢真主聖訓便成了天理（31）——唯我獨尊——唯動機論——卻釀成了當今時代最為嚴峻的政治和倫理災難。
搞恐怖襲擊即搞聖戰，伊斯蘭聖戰是伊斯蘭教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伊斯蘭精神中最有力的體現和外化。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宗教嗎？專家的研究得出了斷然否定的答案：《伊斯蘭不是和平宗教的10個頂級理由》（32）
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激烈的對抗和暴力衝突在同一地區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極為普遍（33）。他在解釋原因時寫道：“伊斯蘭教從創始起就是一個尚武的宗教。伊斯蘭教起源於‘好戰的貝都因遊牧部落’，伊斯蘭教的基礎深深打上了‘這種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為一位堅強的戰士和高超的軍事指揮家留在人們記憶之中’，······古蘭經和其他有關穆斯林信仰的陳述幾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義和實踐中沒有非暴力的概念。”（34）
圖：沙特是伊斯蘭教遜尼派的正宗之地，沙特阿拉伯國旗下方一把細長的寶劍。渲染公開斬首對於國家的形象來說含義昭然若揭。
圖：阿拉伯傳統舞蹈“肚皮舞”。
民族性格，還可在一定程度上由服飾和打扮顯示出來，這些可以統稱為“文化”的標識都是蘊含著價值取向，凝聚著國民的集體無意識的情趣和精神內核。中東北非地區，盛行將阿拉伯彎刀來作為穆斯林社交禮節的佩戴、裝飾，甚至在表演“肚皮舞”文化時候也要炫耀一番，從前阿拉伯男人們出門都要佩戴彎刀，彎刀的寓意不含糊。
圖騰，被視作為一個民族的傳統信仰文化的基石和原初點，可供詮釋民族之性情。從遠古起直到中古隋唐時期，中原漢民族把一切北方遊牧民族統稱之為“犬戎”和“戎狄”。之所以得此名，比較可信的依據是，北方民族普遍地以犬科為圖騰。“狼”是突厥係民族較多的圖騰，母狼阿史那是突厥神話中的突厥阿史那部族的直係祖先。阿爾泰民族的另一支東胡也敬畏狼。而蒙古民族也普遍樹立狼作為他們的原始圖騰。曆史學家依據古代神話傳說的推論，匈奴民族亦有當把“狼祖”作為神話的內容。中國的維吾爾族將狼看作勇敢無畏的象征，誰家生了兒子就往往說“生了一隻狼”。（35）因其凶殘、無情，殺戮，加上團隊精神，這往往是遊牧民族所向往所崇尚所膜拜的。
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都有蓄須的傳統，按照該宗教習俗，蓄須是穆斯林男性追隨先知而做的一件聖行，默罕默德的聖訓說：“你們當與多神教徒不同，你們當蓄留胡須，修短唇髭。”，在一些保守、正統、甚至極端的穆斯林中，蓄須是必須的。例如塔利班政權規定男子必須蓄須。在政教合一的伊朗和相對宗教化的海灣眾君主國等國家，蓄須比較普遍。至於從事恐怖主義的穆斯林尤其如此，今天人們從圖片上看到的恐怖分子外貌特征都是大肆彰顯濃密的絡腮胡子。
從精神分析上說，大肆標識以絡腮胡子可以解讀成雄性主導權下的蠻力、生殖、侵犯和凶殘的崇拜，就如成年雄獅那般威嚴，須要靠頸部濃密的毛發來顯示，這些所顯示的野獸性都是構成恐怖主義的心裏要素。現代心理學家用實驗結果支持了上述部分說法。
圖：心理學實驗顯示：胡子具有侵犯性。圖中黑色表示半剃須的絡腮胡子組，白色則是剃須刮得幹幹淨淨組，縱向坐標表示侵犯性程度，橫向坐標為實驗者選取組。（36）
在古代中國，中原人通稱北方的遊牧民族為“胡人”，從詞源學上說，也許是因為那裏的男人普遍有大胡子的緣故，譬如特別凶殘的羯族男性就有濃密絡腮胡子。在古代中國，“胡人”是帶有凶殘意味的描述。
從生理學上說，遊牧部落流行和迷戀的絡腮胡子，是雄性激素睾酮旺盛引起的，可能與偏食牛羊駱駝肉較多有關，而沙漠邊緣、半沙漠地區也僅僅局限於出產上述的主食品，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沙漠就吃沙漠。可想而知，其欲彰顯的就是食肉動物般的原始獸性。
（五）“政治正確”扭曲正義
“政治正確”是當代西方普世主義的模式化表達，普世價值觀表達以《世界人權宣言》上的條款最為經典。它是啟蒙思想發展而來的結果，是啟蒙理性極致的高揚。然則，一味高揚卻不顧理性適用的界限，卻溢出成為至高律令，導致了謬誤。
《世界人權宣言》雲：“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第二條，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托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製的情況之下。”
《世界人權宣言》上的條款統一以“絕對平等”的格式——不分青紅皂白的均分恒等平天下，可是這種格式從根本上違背了亞裏士多德的“美德即中道”公式：公正是“等比率的均衡”，為了求得“等比率”，必需有四個參數項來相互比較使之達成相對性的平衡，而不是把二個參數項進行直接比較大小。（37）——《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性錯誤根源在於其前提是默認的：“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憑據什麽理由說：人人都是具有同等程度的“理性和良心”稟賦使得彼此都是等量齊觀的德性和品行呢？——這可太成問題了！
今天，“政治正確”延順這個思路大肆誇張“平等主義”，然而人人之間，民族之間，國族之間，種族之間，極大的精神素質差異性是顯而易見明擺著存在於真實的生活世界：有些族裔人群以特高概率與恐怖主義相關聯，彼等動輒暴跳如雷，嗜好暴力襲擊、肆意搶劫強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另有些族裔人群卻特別鍾愛於人道主義、博愛主義、和平主義及多元主義，後者在對待前者的恐怖行徑上主張寬恕待人於恐怖分子相牽連的族裔，以恩報怨，恩情感化，等等。
然則後者抱著“政治正確”堅信不疑，於是在回應肆無忌禪的恐怖主義行徑上，後者總是有氣無力：“膽小鬼”、“懦夫”、“無恥”之類——黔驢技窮耳——憎恨目光的“正確性”總是盯著一小撮分子，立場堅定地認定：“少數人不代表全部”、“不得歧視！”，把卑劣性、罪惡性與恐怖分子利益牽連著的整體族裔完全相脫鉤！
R·尼布爾早已認識到：“群體不道德”，道出了凡是以群體主義精神動力出發的行為都頗具危險而不具有道德上的光彩，這情景在我看來更為本質的是：“群體免責任”，尤其顯著的是在當今對於與恐怖分子所牽連著的宗教群體上：一個簡單的詞匯“Islamophobia”竟然成為開脫群體責任的附身符和擋箭牌——多麽可笑！
孟德斯鳩有言在先：“權力必定要濫用，直到界限為止。”對於某個群體、某個宗教來說，如果他們不容許任何的批評、批判，那無疑就是一種絕對的權力，也必定要濫用。今天，與恐怖分子的利益密切關聯著的群體和宗教就是如此。令人詫異不已的是，高揚“平等觀”的“政治正確”總是在聲張“人權”，為什麽不平攤政治、法律、道德的責任於世界上各個不同的種族、民族和宗教之間？
在本體論上，凡是責任都具有最廣泛的牽涉性，雅斯貝爾斯已做了詳盡的論證：“我們都是有罪的！”對於上世紀納粹法西斯在歐洲大陸上施虐過的罪惡，德意誌民族勇於承擔起曆史的責任，這就是優秀民族的素質——憑什麽理由說：各個民族的素質是無差異的，責任感都是均等的？
在正義的天平上，責任（義務）與權利是一對辯證的道德關係，理應要取得平衡才對。既然人人、族裔間的責任感的實際存在有著如此大的差別，為什麽說：人人、族裔間的相互權利（人權）就應該絕對平等地賦予？難道這樣就算是“正義”？！
（六）民族責任究何處？
且看當今世界上的恐怖主義，幾乎都在濫用伊斯蘭教的理由，無不以“真主”的名義，作為正當性理由來實施暴虐，來行凶作惡。而“政治正確”立場是：由於恐怖分子不懂伊斯蘭教義，是他們歪曲了伊斯蘭教義，如果正確去理解伊斯蘭教，就不會搞恐怖主義——果真如此嗎？！
今天，一份重要的學術研究表明，許多聖戰分子和其他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對伊斯蘭神學有深刻理解。該研究是由阿斯蘭教授（EdnanAslan）所作：奧地利：《主要研究表明聖戰主義基於伊斯蘭神學》（38）該論文於2017年8月初出版，全麵駁斥了在歐美地區許多政治家和其他公眾人物所聲稱的，指：激進伊斯蘭是對伊斯蘭教義的歪曲，聖戰者對伊斯蘭神學的認知很少。（39）
盡管說起某個宗教某個教宗某個先知，與某個種族某個民族某個部落，兩者是不同類型的概念和範疇，不可混為一談，但是並非是兩個不相交集合。“在這一時期的眾多國際衝突中，發動攻擊者的動機均是因為他們感到民族尊嚴受到了傷害。這種傷害並不一定是實際傷害：感覺到另一個國家的優越已經足夠——在中東，傳統的動員手段就是伊斯蘭教。因此，對民族地位的威脅就會被描繪為對伊斯蘭教的威脅。”——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教授LiahGreenfeld如此說，“因此，那些具有民族認同感的人獻身於捍衛民族的尊嚴——體現在與其他民族相比的地位和聲望上。這就是為什麽自20世紀初以來，民族聲望之爭便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動機。”（40）
亨廷頓的學生法裏德·紮卡裏亞則是無所忌諱地表達意見：“不隻是基地組織。開始我就指出，伊斯蘭恐怖主義不是少數虛無主義者的孤立行為。後麵有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因素，與恐怖主義串通一氣，或者至少不願意與其鬥爭。這方麵雖然已有所改變，但還遠遠不夠。這不僅是伊斯蘭的問題，而且是阿拉伯的問題。”（41）
M·舍勒的價值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個社會的風尚和流俗，是淵源於該社會文化傳統中最基本的價值形態性質。今天，原籍北非、中東、中亞地區的恐怖分子頻頻孵化出繭，這必然與這些地區國民人格以及牽連著的風土、風尚特征相關聯，乃因他們的感情出於“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在運用理性精神來分析人類社會精神狀態的時候，產生了“Volksgeist”的概念，用來表示某一民族所擁有或特有的共同精神、秉性和習俗等等。對於世界上各個民族、文化、文明之間的差異性，黑格爾將區別稱之為：“地域精神的種種特性。這些特性表現於各民族的外部生活方式、從事活動、身體的構造和性情，而更多地表現於它們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性格的內在傾向和能力。”黑格爾在繼承了赫爾德關於民族精神的概念基礎上，從其理性統治世界及世界曆史的基本理念出發，闡發了“民族精神”概念。他認為：“（世界精神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和任何其他階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在曆史當中，這種原則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種特別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表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誌的每一方麵—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42）
“民族精神”的深入探索便上升到唯靈主義領域，對尼采和歌德大為讚賞的魯道夫·斯坦納於1910年間在挪威奧斯陸做了11場學術報告：“一個民族靈魂的使命”（MissioneinzelnerVolksseelen），其意思是：“每個民族內心都有一個大天使要去認知，她在民族的性情上顯示出道德的尊嚴來。”（43）這在我看來，斯坦納的命題凸顯出一個優越民族該有的“主人道德”心態（尼采哲學術語），而一個劣等民族隻會顯示其“奴隸道德”（尼采哲學術語），恐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盡管今人批評起斯坦納的思想有“種族主義”嫌疑，它確曾被納粹法西斯利用過，但是在我思考起來又換位了另一種視點：納粹德國軍隊在二戰後期處在節節敗退之中，那麽納粹分子為什麽不在德國開展遊擊戰呢？遊擊戰就是以弱抗強，何不利用之？德國人民被公認是服從性和紀律性挺強的，為何不將廣大的人民群眾投入到遊擊戰之中，使之展開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我的思考答案是：德意誌人民有極強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他們為自己民族的優越性而深感自豪，因而總是要顯露“主人”的秉性、“超人”的姿態、“浮士德”的精神，總得讓自己“在民族的性情上顯示出道德的尊嚴來。”這就是他們的感情出於“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然而遊擊戰卻是要打著法律的“擦邊球”來幹、“人民戰爭”更是公然冒犯“陸戰規則”的違法行動，是不擇手段的秉性，歸屬於“奴隸道德”、小人德性之類，然而“奴隸道德”、小人德性卻難以讓“主人”、“超人”來秉承，因為兩者秉性是格格不入的。至於納粹法西斯分子盡管非常殘暴，但是在做人的底線上，依舊有著德意誌民族節氣這一“集體無意識”麵貌。譬如，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兩位黨衛軍士兵在執行屠殺猶太人的命令時候，見到一位猶太人在專心致意地演奏巴赫的鋼琴作品就會脫帽敬禮，從而放棄了屠殺該演奏者。進而言之，論及遊擊戰，德國軍人絕非是外行，在1899年英布戰爭中德國軍事專家出麵協助布爾人成功地開展起遊擊戰。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號稱“非洲之獅”的德國軍官PaulLettowvonVorbeck極大地施展了他的遊擊戰才華，率領一小批非洲土著士兵無數次擊敗數倍、數十倍於己的白人英軍。作為一名無與倫比的遊擊戰天才、一名德國將軍，他在整個遊擊戰的操作過程中始終保留著高貴的德意誌民族節氣這一“集體無意識”麵貌：絕對恪守陸戰規則、“費厄潑賴”（fairplay）為上、人道主義原則！Vorbeck的軍事天才和行軍品格深深贏得了他的軍事敵手的敬意。尼采稱：“上等人專講好與壞”，即品格優秀的人士注重於法製秩序。對法製的注重就表明了道德責任感的強烈。當某個民族有了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即使麵臨上非常嚴峻的不利局麵，也還會去從事恐怖主義嗎？
人類對於事物的認識，從一般發展到個別、從普遍發展到特殊，從混沌發展到細分，從抽象發展到具體，合乎辯證法規律的過程，體現為思想理論上的進步。可是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凡是涉及人類自身的個別、特殊、細分、具體的相區別的話題卻成了禁忌。毛澤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有進步！”可是今天的世人們如何去進行比較、鑒別、進步？
人都有個性，每個人有自己的人格，每個行業有自己的商業行為模式，民族有民族的秉性，國民有國民性的形成，形形式式，多種多樣。拉馬克的“習得性遺傳”：祖輩們習慣了的行為遺傳給後代成為天性；孟德斯鳩的“地理決定論”：地域風土對於民風民俗的塑造有重要影響；榮格的集體無意識：一個民族的精神特質是內化在該民族的國民人格之中的，成為該民族文化的部分。“一切文化都積澱為人格。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今天我們也有理由可以這樣表達：“不是恐怖分子製造出野蠻暴行，而是野蠻的國民人格製造出大批的恐怖分子！”
現代性的一大述說，就是“反至上主義”（Anti-Supremacism）：凡是有“至上”傾向，均與“種族主義”掛上鉤，統統歸之為反動性。譬如：緬甸人拒絕接納羅興亞人為本國國民，便受西方社會的嚴厲譴責；反之，隻要為“反至上”者，“平等主義”路線便認定其“進步、合理、正當”的——這無疑為位居“下層”者穆斯林群體極大地占據了政治和道德的製高點。譬如：羅興亞人對於緬甸本地人實施恐怖襲擊，便可網開一麵。但是須知：恐怖主義盡管表麵上訴求宗教和政治，而訴求的途徑之聖戰（Jihad），其原義就是一種“交換”的博弈（44），其博弈的利益還是放置於自己的民族上，由於Jihad施展的手段是鮮廉寡恥的小人意誌、肆無忌憚的“肉身交換”，其實質恰是折射為最卑劣無恥的“種族主義”，是在尋求沙漠部落的“至高無上”！
施衛江
寫於美國紐約市2018年1月1日
注釋：
① 【法國】安德烈·賽維：《伊斯蘭教徒的心靈·伊斯蘭和沙漠》，André Servier： L’Islam et la Psychologie du Musulman, Paris, 1923。資料來源：維基伊斯蘭： https://wikiislam.net/wiki/Mind_of_the_Musulman_-_Islam_and_the_Desert
② Jared Diamond：“Guns, Germs, and Steel”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ns,_Germs,_and_Steel
③ Julia Allison：NOMADIC VS. SETTLED SOCIETIES IN WORLD HISTORY。http://juliaallison.com/nomadic-vs-settled-societies-in-world-history/
④ André Servier：《Mind of the Musulman· Arab Decadence》
⑤ 《古蘭經》中對卡菲爾（不信教者或異教徒）有如下描述：2：39 不信道而且否認我的跡象的人，是火獄的居民，他們將永居其中。7：36 否認我的跡象而且加以藐視者，是火獄的居民，他們將永居其中。7：40 否認我的跡象而加以藐視者，所有的天門必不為他們而開放，他們不得入樂園，直到纜繩能穿過針眼。我要這樣報酬犯罪者。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伊斯蘭教中的卡菲爾（阿拉伯語）????? ?? ?????章節。
⑥ Criminal Tribes Act：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iminal_Tribes_Act
⑦ 摘自：《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
⑧ 許永傑：《澗溝頭蓋骨：史前血腥的殺戮祭祀？》來源：新浪網《史前遺珍》欄目。
⑨ 【法】勒內·格魯塞：《活著就為征服世界：蒙古帝國史》
⑩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quote.org/wiki/Genghis_Khan
⑾ 《史集》，商務出版社1985年，第二卷201頁。
⑿ The Kanuri: A Mission People Project：http://www.academia.edu/2344688/The_Kanuri_A_Mission_People_Project
⒀ How Northern Nigeria's Violent History Explains Boko Haram: National Geographic，https://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2015/03/150314-boko-haram-nigeria-borno-rabih-abubakar-shekau/
⒁ “DAILY NATION”： Boko Haram's eight-year campaign of Islamist violence has killed more than 20,000 people and displaced some 2.6 million from their homes, sparking a dir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region. http://www.nation.co.ke/news/africa/Death-toll-in-Boko-Haram-attack-on-loggers-rises-to-25-Nigeria/1066-4247528-joyfen/index.html
⒂ http://www.nation.co.ke/news/world/-My-target-is-100-children-says-father-of-35/1068-3964144-155tbr7/index.html
⒃ 皮尤中心： 世界宗教的未來：人口增長項目 2010—2050—為什麽穆斯林的增長最快，非穆斯林在世界人口中的份額正在減少。
⒄ 維基百科：各國生育率列表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overeign_states_and_dependencies_by_total_fertility_rate
⒅ "Muslims in Europe: Country guide". BBC News. 2005-12-23. Retrieved 2010-04-01.
⒆ 摘自：【嬰兒之戰 - 新人文主義者】
⒇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to triple by 2050, even with ‘zero migration’ – study，Source：https://www.rt.com/news/411399-europe-muslims-number-grow/
（21）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PDF）。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6. p. 4. Retrieved 14 December 2016.
（22）觀察者網：華玄洪：一張圖告訴你ISIS恐怖分子從哪兒來。
（23）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 ：Patterns of Islamic State-Related Terrorism, 2002--2015》以及 www.start.umd.edu/pubs/START_IslamicStateTerrorismPatterns_BackgroundReport_Aug2016.pdf
（24）Map of Trump's 'Muslim' immigration ban compared to countries where terrorists came from. http://omniatlas.com/blogs/stray-maps/trumps-immigration-ban-and-terrorism/
（25）John Mueller, ed., Terrorism Since 9/11: The American Cases; RAND 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Center on National Security; Charles Kurzman, “Spreadsheet of Muslim-American Terrorism Cases from 9/11 through the End of 201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ew America Foundation; Mother Jones; Senator Jeff Sessions; various news sources; court documents.
（26）維基百科/環境決定論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al_determinism
（27）埃裏希·佛洛姆：《逃避自由》
（28） The Middle East's Tribal DNA，by Philip Carl Salzman，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8, pp. 23-33
（29）希提著：《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6頁。
（30）諾曼·丹尼爾：《伊斯蘭教和西方：一種印象的形成》，愛丁堡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頁。伊斯蘭聖戰是其表現的形式。
（31）參閱：伊斯蘭倫理問題 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23/tc-24-a.html
（32）James M. Arlandson：《Top ten reasons why Islam is NOT the religion of peace——Violence in Muhammad's life and the Quran》，http://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Arlandson/ten_reasons.htm
（33）［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87頁。
（34）同上，第297—298頁。
（35）那木吉拉：《突厥和蒙古語族民族的狼圖騰》及《額爾古涅_昆傳說的神話原型—蒙古—突厥語民族狼圖騰神話傳說探討》刊登於：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第32卷。
（36）For a 2012 study written up in the journal Behavioral Ecology, Australian ecologist Barnaby Dixson and Canadian psychologist Paul Vasey recruited men of European or Samoan descent with full beards. Their mean age was 23, and they agreed to shave halfway through the experiment. The men were photographed bearded and clean-shaven while making neutral, happy, or angry expressions.
Dixson and Vasey then showed the “angry” pictures to over 200 men from Samoa or New Zealand, and had them guess how physically aggressive the men were. Men of both cultures judged the bearded men as significantly more aggressive than their clean- shaven counterparts.
（37）參閱：亞裏士多德：《尼科馬克倫理學·卷五》
（38）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67326904/Islam-spielt-bei-Radikalisierung-groessere-Rolle-als- angenommen.html? wtrid=socialmedia.socialflow···socialflow_twitter
（39） 《伊斯蘭，基督教，真理》譯文：“Austria: Major study shows Jihadism based on Islamic theology”】https://barnabasfund.org/news/Austria-Major-study-shows-Jihadism-based-on-Islamic-theology?audience=GB 來源：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topic19/tc-19-537.html
（40）萊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英文原題：Nationalism and Terrorism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7470.html
（41） 《Why They Still Hate Us, 13 Years Later？》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areed-zakaria-why-they-still-hate-us-13-years-later/2014/09/04/64f3f4fa-3466-11e4-9e92-0899b306bbea_story.html?utm_term=.81f2ccaad938
（42） 黑格爾：《曆史哲學·曆史是獨立自在的，民族精神不過是曆史借來表演自身的工具》
（43）德文原文：Die idealistischen Begriffe vom Volksgeist wurden in der Folge zum Spiritualismus überhöht. Eine Bedeutung haben die Begriffe Volksgeist oder Volksseele in der Esoterik, etwa bei Rudolf Steiner, der 1910 in Oslo in elf Vorträgen die „Mission einzelner Volksseelen“ zur Darstellung gebracht hat. Er meint, dass jedem Volk ein Erzengel zugewiesen ist, dessen moralische Dignität sich in der Verfassung des Volkes offenbare.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Volksgeist”https://de.wikipedia.org/wiki/Volksgeist
（44）研究古蘭經的西方學者發現：阿拉伯詞語“jihad”，其字根是： j-h-d，就是今生換取來生的手段或交換貨幣。參閱：M. A. S. Abdel Haleem：“Qur' an”，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http://www.oxfordislamicstudies.com/Public/book_tq.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