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德國文壇後起之秀費迪南 · 馮 · 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64年5月12日出生於德國慕尼黑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曾是印刷業商人。席拉赫從事法律行業，身為刑事法辯護律師，在“柏林牆射擊手審判案”中脫穎而出，成為德國名律師，並以法律專家的身份從事文學創作。其多部小說由德國電台傳播，他也成為自己小說的朗誦者。他的作品多被拍成電影。
席拉赫首部小說集 《罪行》 於2009年問世，繼而佳作不斷，有 《罪責》 （2010）、《考裏尼案》 （2011）、《犯戒》 （2013）、《尊嚴會受侵犯》 （2014）等。短篇小說 《小個子男人》選自小說集 《懲罰》 （2018）。
席拉赫有如莫言筆下 《晚熟的人》 一樣，是一位晚熟作家。他四十五歲才開始發表作品，並以短篇小說見長，是德國著名的小說家。他的作品貼近生活，深受讀者歡迎，並於世界四十多個國家付梓印行。
朋 友 金弢譯
作者 馮 • 席拉赫
在我的童年時代，我最要好的朋友叫理查德，我們一同進的寄宿學校。那年我倆都是十歲的年紀。我們的床鋪緊挨著，而且我們都是第一次離開家。他是我們年級裏天賦最高的男生，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到了學校辦文藝晚會上演話劇，主角又非他莫屬；足球場上他踢中鋒，跟那些當地人比賽，滑雪還得了冠軍。在他看來，似乎一切皆輕而易舉。誰都喜歡和他一起玩。他的家盡管現在卜居日內瓦，但在 19世紀時，他的祖上還是魯爾區鋼鐵工業締建的參與者，他們家族的姓氏被寫進了我們的曆史教科書。
高中畢業後，他就讀牛津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曆史。兩年後去了哈佛深造法律。他搬去了紐約，在那裏的一家銀行工作，這家銀行管理著他們家族的資產。數年後，他在泰國的一個小島上舉行了婚禮，那是一次海灘上的婚禮， 盡管賓客寥寥可數。他的新娘謝麗兒小他五歲，她的出生地在波士頓，有人說她長得像艾莉·麥克格勞，還真是有點兒像。
父親去世後，理查德將公司的一部分股份過戶給了弟弟，自己跟妻子搬進了一所 SOHO 戶型房，這是一種既可商用又可自住的上下兩層式的房子。他倆收藏藝術品，設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並經常出門旅遊。我曾幾次對他倆登門造訪，他們彼此和諧相愛。後來，我們的聯係戛然中斷，我無論如何再也無法聯係上他們。
幾年前，我在紐約正辦理一起引渡案。我的委托人被卷入了某些金融詐騙案。美國和德國對他均具有刑事訴訟權。經過無數次的申請和交涉，美國當局出人意料地同意把他引渡回柏林。我適逢在紐約得空一天，便給理查德在日內瓦的弟弟去了電話。他稱，理查德住進旅店已經四年了，我興許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我開車去了那家飯店，一個看電梯的小青年帶我到 42樓。我按門鈴等了很久。這是一家昂貴的飯店，大理石地磚和厚厚的長條地毯。走廊裏彌漫著一股清潔劑的味道，兩邊的牆上懸掛著鏡子和用金色框架鑲成的古老建築的繪畫。
來開門的是個年輕女子，她兩眼浮腫，隻穿了一件 T恤衫。她把門開著，一聲不吭地進了臥室。
理查德躺在沙發上，襯衣敞著，衣服的一邊有撕裂的口子。我從來沒見過他這麽瘦。當他看到我時，便坐起身來。也沒跟我打聲招呼，他直接聊起了剛在看的電視連續劇，就象一個小孩子那樣。桌子上放著無數的五顏六色的藥片，裹在透明的玻璃紙口袋裏。
“昨晚是一個漫長的夜，” 他說，顯得目光呆滯。他站起身來跟我擁抱，身上滿是汗味和酒味。
他的嘴角幹裂，皮膚成魚鱗狀，看上去幹巴巴的，鼻子底下粘著結了痂的血跡。他的腦袋臃腫，顯得不協調地過大。
“ 我們出去走走，” 他這麽說，找太陽鏡找了老半天。
上了街讓人感到悶熱。一個流浪漢對著消防栓在洗臉。這是城市的基本格調：汽車的噪音，急促的喇叭聲，警察和救護車的警笛聲。我們走去 63號門牌，路上，理查德一次又一次地欠身趔趄。他說麥迪遜街的拐角有一家餐廳，那裏有這一帶唯一像樣的咖啡。我們坐進了一個牆壁的凹處等著。
在這裏，他像是誰都認識似的。羅克韋爾麵包房的司機送來了剛出爐的麵包，並將它們堆疊進櫃台上方的貨架。餐廳老板對著廚師的屁股就是一腳，因嫌他動作太慢。客人失聲大笑，還有拍手鼓掌的。老板一記鞠躬，廚師苦笑不堪。
一個跑堂給我們送來兩個紙製咖啡杯，咖啡又濃又燙，我們對那個廚師報以竊笑。之後，我們穿過第五大道，坐在中央公園的草坪上。
理查德的手一直在顫抖，咖啡灑落在他留了三天的胡須上，他試著想把咖啡揩去，結果把剩餘的咖啡潑在了襯衣上。身著黃色東哈萊姆 T恤的姑娘們在為棒球比賽做著熱身，他們像世界各地的小學生一樣高聲尖叫。我們目睹著她們的訓練。
“就在那個位置，” 理查德突然開口，指了指那條路徑。
“你在說什麽？” 我問。
他沒作答，在草坪上躺下，瞬間就睡了過去。他的嘴張著，臉色蒼白，滿臉是汗。
我後來把他叫醒，帶他回了飯店。那個年輕女子已不在房間了。我對他說，如果想活下去，就得去戒毒所。這些毒品會要了他的命。他一下癱倒在沙發上，還扯翻了一盞燈，又試著兩回想將它扶起，結果還是讓燈倒在那裏。沒事兒，他這麽說，之後又將電視重新打開。凡是癮君子都會撒謊。
在我離去之前，我找來酒店的經理談了話。我給了他一些錢，希望他時常去看看理查德，並把他弟弟的電話號碼留給了他，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這些了。
兩年後，他給我發來電子郵件，稱他現居法國，問我能否可以去看他。我認得他在諾曼地的房子，小時候我常去那裏。那時，理查德的母親總是拿著一本書坐在花園裏，她是一個恬靜、消瘦的女人，黑色的眼睛，即使仲夏季節，也總穿著一件黑色的毛線外套。直到很後來我才聽說，她往下的餘生，大部分的時光都在精神病院度過的。在她高出大海的花園裏，我第一次眼見了檸檬樹和橙子樹。
我將車停放在噴泉一邊，繞過房子來到屋後的花園，看到理查德坐在小涼亭的柳條椅子裏，膝上蓋著一條花格毯子。他身邊的小桌上留著茶具和糕點，花瓶裏插放著榅桲樹枝。
亭子的一旁立著一尊由青銅鑄成的天使像，歲月的日曬雨打，痕跡斑斑、被氧化得碧綠。孩提的歲月裏，我們曾拿箭來射過他。
理查德的臉依然顯得瘦削，突出的顴骨上，臉皮繃得緊緊的。他的頭發現在剃成了一個小平頭，頭上戴著一頂由厚厚的粗花呢製成的鴨舌帽。
“你來看我真是太好了，” 他說，“幾個月來，你是第一個訪客。”
他不再詞語含混。他那雙眼睛雖是明亮，但布滿了倦意。他的外套顯得過分地寬鬆，大出了幾個號碼。
“你見到龍了嗎？” 他問。
“什麽龍？”
“就是那個護士，她苛刻得要命。是我弟弟選定的她。”
我們聊著我們在這個家裏度過的童年時光。那個花匠我依然記憶猶新，他那時隻剩下了一顆牙齒，還記得他不讓我們出門去村裏郊遊。還有那個牧師漂亮的閨女，對她，理查德可真是墜入了愛河。我們所有的回憶都帶有人世間的色彩，但又不失神聖。
“他們想讓我去看診斷門診，” 他突然說道。
“你會去嗎？”
“肯定不會，” 他說，“我沒什麽可確診的。我在日內瓦診所，他們什麽都試了。不再提此話題了，說來說去的，沒用。”
大海呈灰色狀。說是晚上會有雨，是那種柔柔的毛毛細雨，這種雨隻有這裏才會有。“你還抽煙嗎？” 他問，“雖然龍已禁止我抽，但我現在非抽不可。”
我遞給他一支煙，他點了火抽了起來，咳嗽馬上又來了。他大聲笑著，把煙在茶碟裏掐了。
“不能再抽了，” 他說。
“我也該把煙戒了，” 我說，隻是無話找話說說而已。
理查德把腳擱在另一把椅子上，把茶杯放在肚子上。
“我已很久沒去下麵的村子了。我弟弟讓人把教堂給修繕了，我想去看看。但我去不了，連這一點也被龍禁止了。她還是那句話：我隻能呆在花園裏。”
我們都笑了。接著我們喝茶，茶都涼了。我們久久一言不發。
“發生了什麽事？” 最後我問。
“你還記得那個 Tack—Tack老頭嗎？” 理查德問。
“當然記得。” 在寄宿學校時，我們把那個德語老師叫作 Tack—Tack，是因為他有語言缺陷。他是一名耶穌會牧師，酷愛裏爾克。
“你還記得那首詩嗎：談什麽勝利？能活下來就是一切。”
“我們當時必須熟記於心。”
“裏爾克當時寫的是戰爭。” 理查德說。
“我不敢肯定，他所寫的，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今天我算徹底明白了，一切都是無稽之談。能活下來毫無意義。什麽意義也沒有。”
玫瑰花、鬱金香和鈴蘭的芬芳此刻變得非常的濃重、鬱烈。
“你知道嗎？” 他說，“我真的是很喜歡謝麗兒。或許這談不上是什麽所謂的偉大愛情。但我們彼此理解，相處和好，比我們所知道的大多數夫婦都好。
日後我們試著想要個孩子，然而不行。開始我們還調侃自己，然而謝麗兒卻越來越當真了起來。
她規定好我們必須同房的時間，測量著她的基礎體溫。結果整個事情弄得讓人非常難堪。
我們去看了醫生，一切竭盡所能，讓人檢查了我的精子，我把煙也戒了。每次當她的月經照舊來時，對我們來說又是一次新的失敗。這種打擊月月加重。在外人看來聽上去可笑。我們的生活其實沒什麽可指責的。然而她一直是越來越絕望，她哭得沒完沒了的。我們從此無所事事，不再出門旅行，不聽音樂會，不看展覽。我們吃飯隻在家裏，我們的生活變得狹隘而失去色彩。謝麗兒決定以後從此推扅杜客了。
她甚至辭掉了管家——這個女人實在讓人無法忍受，她說。這句話，後來談及我們所有的朋友時，她都這麽說。
當在街頭看到別的男女，我羨慕他們活得輕鬆。我對人嫉妒，隻是因為他們在接吻，或者雙雙牽手進入電影院。到了夜晚，我看電視裏的旅遊報道。你能想象嗎？我看這些荒誕之極的旅遊報道，還有動物世界。”
“我不知道你在指什麽，” 我說。
“我們的房子有一個小間，從後門可以去院子，我們把它叫作辦公室，其實那裏隻有我的電腦和一把椅子，加一盞燈。在那後院，每天都有一個小男孩坐在那裏。他有一隻貓，他能連續幾小時地跪在那發燙的水泥上撫摸它。我都記不得我能注視他多久。我想回到我原來的生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嗎？我沒法離開謝麗兒。我們一起經曆過的事實在太多了，她跟我一樣，日子同樣過得不舒坦。我沒跟她明說：我們就此結束吧。那是因為我一介懦夫。是害怕、是負疚還是因為愚蠢讓我帶著這種神經錯亂日複一日。然而，那個冗長且又炎熱的夏天總算過去了，但我們卻已心力憔悴、疲憊不堪，突然感到無以為繼。”
“你怎麽她啦？”
“我對她明說了。我曾向她許諾，不會將她拋棄，但這樣的日子我實在過不下去了。我不是她所需要的男人。
晚飯前，我們佇留在廚房，她一邊做著飯。我們沒有爭吵，說話聲也不高，我們從來未曾這樣，這跟我們的性格不協調。謝麗兒道： 她能理解我，說完哭了起來，她那種淒慘、無聲的哭泣。她走去臥室，穿上出門跑步的運動服。每次當她有什麽需要考慮的心事，她就會蹬上車去中心公園練跑一個鍾頭。”
理查德又抽上一支煙，再次咳嗽了一通，但這一回他繼續往下抽。
“當人們發現她時，她的頭顱已開裂，百分之八十的血已經流失。在她的陰道裏，人們發現了樹枝、樹葉和泥塊。那是兩個年輕人，一個十八，一個二十。他們劫走了她的手機、她的項鏈和婚戒。也許他們一開始並不想殺害謝麗兒，可能是一次失手，我猜。後來那兩人因謀殺罪被處以刑法。”
“這我還真沒聽說過，” 我說。
“謝麗兒婚後保留了她的原姓，報紙隻匿名作了報道。我弟弟結果從媒體弄了個水落石出，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做到的。對這種事，他是拿手好戲。在我們那個屋子，我還能堅持生活了幾個星期。接著的安葬、例行的手續、吊唁、這一整套的善後，你明白。接下去是我必須擺脫這一牢獄，擺脫我這個曾光想到自己的大腦。我搬進了旅店，開始了自毀，我是有意識、有係統地這麽幹的。接下去的事你都知道了。”
“審判時你出庭了嗎？”
“沒有。我不想跟那兩個人待在同一個屋子裏。我從律師那裏得到的檔案，還有那些照片。我把它們保存在樓上的保險櫃裏。”
理查德不再往下說，我聽著他的喘息聲，但我不敢正視他一眼。
“你離得我們那麽遠，這是她最後說的話。我透過廚房的窗玻璃看著她打開自行車的鎖，朝著馬路騎走了。”
“這件事情沒有誰的錯，” 我這麽說。
“是的，誰都這麽說。大家覺得，這麽說能安慰我。然而我當時如果把她摟進懷抱，跟她說，我們換一種活法。或者我哪怕跟她一起出門一趟，她就不會死。事情是我的過錯，誰也無法改變這一事實，各種治療、哪怕毒品也無濟於事。她沒了，但她還在，這兩者都讓我難以忍受。”
他站起身來，走到礁石邊， 我跟著他過來。我們一同凝視著海浪，那拍岸的海浪。
“可能你是對的，這件事沒有罪過、沒有舛錯，” 他說道，“但懲罰還是有的。”
在我兩個小時後離去時，朋友依然留坐在涼亭裏，身上裹著東西，紋絲不動地，寂然無聲地。那是我最後見到他的那次。
兩個星期之後，他用牙杯化開了幾克用作安樂死的巴比妥類藥物，喝下肚子。無人知道他是從哪兒得到這種藥物的。在紐約，他被安葬在妻子身邊。
二十年的過去，身為刑事辯護律師，我隻剩下一隻空紙箱，那些瑣碎的東西、一支綠色的、不再好使的鋼筆、一個煙盒，是一個訴訟委托人送的，再有些許照片和一些信箋。我在想，開始新的生活興許會容易些，然而生活永遠不會變得更加容易。
誠然，無論我們是藥店老板也好，抑或木匠也罷，或者是作家，其實都一樣。
盡管那些規則總會各有所異，但隔閡芥蒂仍會存在，還有孤獨寂寞其他等等。
2022年元月20日 修訂於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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