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改革開放先驅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由於此次會議意義重大。12月16日新華社社評曾做出這樣評價“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改革開放的曆史畫卷濃墨重彩地鋪陳開來。”可以這樣說，由於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會有30年改革開放，才可能“滌蕩著一切陳腐與守舊，衝破無數藩籬和束縛”在危難中奮起，才可能使中國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找到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才避免了中華民族走向崩潰步入深淵。鄧總在1986年曾對美國名記邁克·華萊士說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一場革命，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革命取得勝利的標誌。由此可見，1978年是改革開放元年，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獲得新生，所以12月18日才應該是真正的國慶日。
然而30年來，究竟誰是改革開放先驅卻似乎從未認真思考過。借用經濟學家於光遠的一句話“不讓後人知道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曆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而探究改革開放先驅的目的也是為了探知曆史真相。官方認為鄧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但並沒有確認他是第二次革命的先驅者。在社會上還有一種糊塗觀點，認為毛主席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這種觀點顯然違背改革開放的曆史，也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同時也是對毛主席最大的不尊重。
鄧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實事求是的講這個職稱無人能否定，是他設計了國家的未來，也是他把全國人民設計了。可以肯定的說，如果沒有他的膽魄和遠見，現在所有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他的設計中也充滿了劉少奇的智慧，曆史機遇卻成就了他的驚世偉績。如果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葬送劉少奇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夢想，鄧總充其量也就是個改革開放的開發商。毛主席對改革開放不但沒有絲毫功勞，而且是個實實在在的破壞者。
最近電視台常播這麽個片兒，鄧總南巡在深圳嗚嚕嗚嚕的說“我們耽誤了幾十年,不耽誤這幾十年，我們現在的麵貌就完全不同，不能再耽誤了。 ”文革也就十年，若要湊幾十年，就得加上新中國成立到劉鄧被打倒的那十幾年，否則就湊不出幾十年的數。對於新中國的人民共和國的那段曆史，12月16日新華社社評作了類似鄧總一樣的描述，30年前中國的狀況是“物資極端短缺，文化一片荒漠，人民生活貧困，僵化的經濟體製和落後的思想觀念嚴重束縛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
改革開放30年應大大的紀念，但也不能不整整清楚誰是改革開放偉大先驅者和奠基人。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換個說法是燒香哭墳不能搞錯對象。這樣做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也符合解放思想讓毛主席走下“神壇”的做法。否則便是忘恩負義的無恥行為。首先看3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什麽決定，再看改革開放蕩及了那些汙泥濁水，最後找有沒有誰最早做了這樣的事情。對改革開放第一人不僅要給他樹碑立傳，還得要懷有敬意的供奉。數典忘祖咋能堅持百年不動搖。
30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是中央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毛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繼續革命的理論”。解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死了的平反昭雪，活著的恢複職務，同時對人民革命曆史上曆次錯誤路線的頭子給了正確的地位，所有被的右派獲得平反和重用。30年的改革開放曆程表明，之所以能夠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能夠和帝國主義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基礎，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糾正毛主席的錯誤是關鍵。
對80後的青年，不清楚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曾有個“林彪反革命集團”，很多人可能沒有聽說過《571工程紀要》，至少不了解《紀要》詳細的內容，不明白《571工程紀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曆史文件。起草者是這個集團的骨幹成員於新野，計劃名稱則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確定，“571工程”是“武裝起義”的諧音。而這個集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響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
這個計劃裏，主要打擊的對象是毛主席，以美國巨型戰略轟炸機B-52作為代稱。這個“紀要”中，毛主席被稱之為秦始皇式的人物，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而在毛澤東時代，“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是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對當時經濟的評價是“國民經濟停滯不前”，而人民生活實際生活水平下降。當然他們也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製度，也不打算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名稱。《571工程紀要》要打擊和鏟除的“文人力量”，是指除王洪文外的四人幫及其中央文革小組（當時王洪文尚未進中央），“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五年後，“文人力量”“小撮秀才”終於由於頭腦發脹高估自己而被槍杆子一網打盡徹底鏟除。
在這個《紀要》中是這樣的評價新中國幾十年的曆史和文化大革命的現狀。毛主席“把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送進大牢”，“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對於這些同誌，我們都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 如果這個《紀要》能成功實施，鄧總在1971年便能獲得解放，既不存在“永不翻案”也不會第三次被打倒。
對文化大革命的社會現狀《紀要》這樣描述：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 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現在重讀《571工程紀要》會發現所有改革開放後所進行的撥亂反正，早在1971年《571工程紀要》中便已經明確提了出來。比較諷刺的是最後“小撮秀才”的“文人力量”卻和這個集團的餘黨一起受到了審判。而在文革中受打擊被排斥的高級幹部和所有被迫害的人，當政治上、經濟上獲得解放後，卻似乎忘記了最早要解放他們的這些人。直到華國峰死後，通過華國峰生平才第一次公開將“林彪反革命集團”改稱為“林彪集團”。對這一集團給與全麵平反甚至承認曆史功績成為可能，但若要實現大概還有很長路要走。
在《571工程紀要》“戰術上時機和手段”一節有明確計劃“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解決“四人幫”的行動和《571工程紀要》的計劃出奇的一致。華國峰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把“四人幫”一網打盡，自此“造反派”徹底瓦解，改革開放真正關節點順利通過。《571工程紀要》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隻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而解決“四人幫”時，行動的製定和實施者也同樣考慮到若行動失敗也會遭遇同樣的結果。對“四人幫”的行動自然也就被稱作是你死我活的一場搏鬥。兩個行動的對象和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隻是計劃失敗了落了個身敗名裂下場，而另一個行動成功了便成了名垂千古功績。
對毛主席的評價上《571工程紀要》也做了實事求是的肯定，“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他們也同樣要“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而“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是他們要達到的目標。而改革開放也並不全盤否定毛主席的曆史功績，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創新統一全黨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改變和動搖，民主法製就是為了要消除個人迷信、鏟除獨裁和專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為了實現人民過上小康生活。1971年的《571工程紀要》該有的正確主張都有了，但由於時代限製，隻是缺少新詞匯。
在那樣一個時代，從鄧總1972年8月2日委托江青轉交給毛主席一封信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還是對於當時社會現狀的判斷，鄧總和《571工程紀要》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他的提高應該是在1973年恢複中央工作後。在這個意義上說，鄧總雖然是改革開放當之無愧的總設計，同樣不能否定林彪是改革開放先驅者和奠基人。正如新華社社評文章所指出的那樣“當曆史的腳步邁入20世紀70年代，世界又處在一個新的大轉折大變革大發展時期。而此時，在剛走出“文革”陰影的中國，物資極端短缺，文化一片荒漠，人民生活貧困，僵化的經濟體製和落後的思想觀念嚴重束縛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 ”，在20世紀70年代之初《571工程紀要》便吹響了改革開放的“集結號”，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吹響了改革開放的進軍號。可見改革開放的艱辛和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