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鄧公的“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讓理工科知識分子非常興奮，這些人從“臭老九”變成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或先鋒，覺得有機會大施拳腳了。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大致都是這樣。重新領導科研項目，頻繁公派出國與外國同行交流，工資有所提高，也有了許多”外快“。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發現了那個時期的上百的聘書，從某委員會的委員、某國營大廠的顧問，到產品鑒定專家等等。許多這些聘書實際上是他以前的學生發的，這些人許多是國營大廠的總工程師或廠長了，每次技術鑒定，當然少不了鑒定費，免費旅遊吃喝。那個年代父親跑遍了祖國大地，許多和以前的學生在名勝景點的合影照。
但是慢慢的，這一代人的技術開始跟不上信息時代的發展了，父親雖然努力學習編程等電腦技術，但是在把信息技術用於工業方麵還是比不過中青年。更重要的是，國家開始由自主研發向招商引進方麵轉型，學生的國營大廠日子開始不好過了。在這個過程中，父親發現了一些問題，引進的某些項目並不是世界最先進的技術，而隻是二流技術，甚至不如國內自己的東西，其中一些會造成嚴重的汙染問題。但是各地領導都把引進建立了多少合資項目作為自己的政績，並不去研究到底引進了什麽。這讓父親非常不滿。他接受了《光明日報》記者的采訪，大聲疾呼，要防止盲目引進，避免引進造成大規模汙染的項目。他認為應該繼續鼓勵自主研發，要真正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記者很重視，寫了一篇大文，送給我父親審閱，我也看了，當時很為他感動。但是這篇文章卻被總編壓下不予發表。顯然，這影響了中央的改革開放大計。
漸漸的父親和他同輩的理工科專家們處於半退狀態，除了帶研究生外沒有太多的工作了，他們的文革前畢業的學生許多也從領導崗位下來了。
從生活上看，他們發現，在文革前相對養尊處優，改革開放初期春風得意的他們現在反而不如許多暴發戶了，阿貓阿狗們都有了自己的私家車，把自己的私宅裝修得富麗堂皇，而老專家們卻還在騎自行車，住在相對破舊的公寓中。父親住的是小產權的大學旁邊的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的公寓，沒有電梯，上下樓越來越困難，廁所漏水，窗戶漏風。
在整理遺物時發現父親與另一位教授的諧謔的以詩（舊體詩和打油詩）對話，他的這位朋友牢騷滿腹，不斷抱怨物價飛漲，連黃花魚都買不起了，而父親用得最多的詞就是不合時宜。他並沒有覺得改革開放是錯的，但是認為有些問題處理得不好，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說這一輩人，我自己有時也有牢騷，為什麽幾個中小學成績最差的小混混小痞子在80年代末成了首富？可能內心存在著嫉妒，但不能不承認，過去隻能是高幹高知家庭有肉吃有牛奶喝，現在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我們不應該嫉妒和仇視所謂的暴發戶。其實，我覺得文學城一些特別反中的恐怕也是受到了留在國內那些原來看不上眼的同學現在成了出手大方的富豪的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