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Morris 大約是本世紀最優秀的遊記作家之一。疫情期間哪裏都不能去，以閱讀和翻譯Morris的遊記為樂
20世紀90年代，英吉利海峽隧道完工之前的十年，是英國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島嶼的最後十年，因此，從多佛爾到加來的25英裏是一個有明確轉變的旅程。當我為了這次環遊歐洲之行-地平線之旅-去法國時，我選擇乘坐氣墊船-戲劇化的跨越海峽的交通工具。
沒有一種其他運輸方式比氣墊船更適合用於這種終極旅程的了。我們最終穿越斯泰克斯（Styx)的夜晚伴隨著一陣陣從上方的駕駛室裏傳來的噴霧，艙壁門的嘎嘎聲，以及黑夜中若隱若現的像希臘神話裏的卡戎一樣的駕駛員的身影傳遞出的對雙棲交通工具的擔心。當我們最終在法國的土地上著陸時，我想到一個詞：不可逆轉。不僅僅因為是被裝在這個有紀念意義的裝置裏然後被扔放到陸地上，更因為曾在海麵上顛簸，又看到巨風吹過多佛海峽，而那個卡戎樣的駕駛員在海岸邊的歺館（Port d'Aéroglisseur）裏，坐在吧台邊的高凳上長時間的不言不語，似乎在鬱悶地回憶著什麽。
我喜歡這種被扔到陸地上的徹底性。我是個泛愛國者，對一切有同樣近乎流淚的回應：橄欖球比賽中的威爾士人，遊行中的戴著帽子的美國人，難以言說的儀式中的瑞典人，或者那些悲傷沉默的哨兵，他們低著頭，步槍倒過來，站在羅馬的維托裏奧·埃馬努埃萊紀念館的台階上。最重要的是，既然人們常表達出愛國主義情感與法國之間聯係，那麽我是否應該以法國式來回應法國的自豪。我不指望他們對我好。我也不希望他們以任何方式適應外部世界的影響，無論多麽合理或開明。我隻想一如既往地感受，當我開車離開港口進入加來海峽那些憂鬱的風景時，我正在進入一個不僅與我自己的世界分離和不同的，完全相信它優於所有其他世界，邀請人們簡單地要麽接受要麽離開的世界。
這些都是過時的先入為主。我知道，世界主義是當代的正統觀念，雖然現在很少有人指望把外國重塑得像自己的國家，但在我看來，希望各國保持絕對的自我的，就更少了。這難免會讓世界更單調沉悶，盡管我偶爾會對一個沒有邊界的歐洲的前景感到興奮，但我仍然對把差異平滑化，把怪癖正常化，把異常合理化，把對立一體化的過程感到悲傷，他們告訴我這肯定是泛歐洲的伴隨產物。
因此，懷著不祥預感，我離開了布洛涅的懸浮港，若有所思地驅車前往巴黎。我有一種放不下的感覺，法國可能最終會妥協放棄其風格。我不喜歡在高速公路咖啡館裏看到的東西的樣子，他們給了我一個Choc-Bar和Poulet Far West，用了“為了安全起見”的說詞禁止我喝酒。
不過，起初，我發現很多事情讓我放心。人們仍然走著那種特殊的法式步伐，不像我們那樣四肢鬆弛，更精確，更深思熟慮，好像他們不會彎曲膝蓋似的。交通警察仍然以那種特殊的法國姿勢騎著摩托車，像許多白馬騎士一樣，在他們的汽油箱上向前彎下腰，雖然也會在謹慎地選擇不被看見時，翻倒在一堆麥克風和報告書中。卡車司機在高速公路的錯誤一側與我相遇，伴隨著刺耳的嘈雜聲，仍然被我的自我取笑的天真的抗議融化成憤世嫉俗的半拋頭，伴隨著聽不清的喃喃自語，這是法式勇敢的早期表現。
我發現，沒有任何一個清晨可比擬法國小鎮上的清晨，麵包在醒來的空氣中散發出芬芳，黑壓壓的牧師們聚集在大教堂上進行早彌撒，輕便摩托車的嗚嗚聲挑動車站廣場的第一個遊客打開百葉窗，在陽光下啜飲她的橙汁。世界上仍然沒有任何地方像法國中產階級的鄉村餐館那樣遠離塵囂，尤其是在周日的午餐時間，當餐館外麵的小鎮在隱隱的回聲中無精打采時，Auberge des Gourmets，或Chez Boudin，或Au Relais de la Chanson，就像一個個在空蕩蕩的鵝卵石海洋中的溫暖的，可暴飲暴食的島嶼。
在這樣一個懶洋洋的星期天，我去了一家這樣的餐館。那是一個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古老城鎮，那裏的街道從鐵路軌道蜿蜒向上，穿過中世紀的城牆，匯入大教堂門外的廣場，周圍巨大的石頭動物透過大教堂塔樓的石格子圖案對廣場進行審視，貓和無聊的遊客在星期天的早上四處遊蕩。我發現，在角落的有遮陽篷的餐廳裏，什麽都沒變化，菜單放在拋光的黃銅框架裏。它仍然是典型的法國，一如我們島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又愛又恨的樣子。老板娘仍然是一切虛假、狹隘和不可靠的人的縮影。一個侍者似乎一如既往地像是某位公爵，另一個顯然是村裏的白癡。在我旁邊的桌子上坐著一個富裕的當地家庭，在吃周日晚餐，男人和老板娘很熟悉，在整個社區廣受尊敬 - 不苟言笑，大量餐巾，始終嚴肅，他有時會從他的小豬眼角打量我，眼底無疑是惡意狡猾的盎格魯恐懼症，然後緩慢地回到他的小牛肉上。
我不懷疑帳單是錯誤的。我敢肯定，老板娘不喜歡我，就像我討厭她一樣。事實上，小牛肉太硬，咬起來像繩子一樣。但是這一切仍然帶來有反差的喜悅！蔬菜依然棒極了！法國的葡萄酒好喝多了！那位公爵是多麽莊嚴！這個白癡多麽可愛！帶著真誠的感激之情，躲過了鄉紳的最後一次審視，甜蜜地回報了夫人那張飄忽不定的燦爛笑容，我將那家咖啡館的法式氣息像鬥篷一樣包裹在我周圍，高興地又回到了高速公路上！
在大多數方麵，傳統的法國生活在我看來一如既往地穩固。在Chatre，教士助手們仍然聚集在教士周圍，就像白人鄉紳圍著冠軍一樣。盧浮宮的工人把傑作從一個房間拖到另一個房間，帶著對搬弄家具的人的一種滿不在乎的不尊重。聖奧諾雷精品店裏的售貨小姐仍然采用最直接的銷售技術：似乎對推銷不感興趣 - "這完全取決於你"她們似乎在說，就像她們之前的母親一樣，"如果你認為如此精致的麵料真的是你的風格。..'我在普羅旺斯格裏莫的城堡裏徘徊，那是一個被溫暖的月亮照亮的夜晚，山下村莊有著柔和的燈光，地中海在看不見的地方低聲嘶嘶作響，古老的天鵝絨般的魔力依然能被強烈地感受到，一點也並不亞於舊時，無論遠處的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是多麽瘋狂，或者衝到聖特羅佩海灘上的泡沫變得越來越濃稠。那個幫我把車停在伊澤爾省軍團德拉帕斯酒店車庫裏的老人，帶著所有老式的一絲不苟的擔憂指引我穿過柱子之間- 彎著手指指下那裏，右臂轉動一下，直到像個指揮家到達最後一個滿足的和弦，他放下了雙臂，表達一種半勝利半絕望，告訴我關掉引擎。"嗯，我們在某些方麵還是一樣的，"薩莫安斯的老朋友說，我很久以前住在那裏，並寫了一本書，"沒有變富太多，仍然喝著同樣的湯" - 就像他會回答同樣的問題一樣，我毫不懷疑，如果把白蘭地，任何時候，比方自上個世紀之交以來，放在他麵前，他會以同樣的苦笑，麵容上皺起同樣的皺紋， 並以同樣姿態倒進切割玻璃杯中。
但正如我所擔心的那樣，我看得越多，我感覺到的差異就越多。即使是表麵上大致相同的Samoëns，也在下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為上薩瓦省古老的高山文化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了，大多數山區農場都成了日內瓦人的周末度假勝地，很少有人再能在山穀道路上看到過去熟悉的景象，女士在綠草地上編織，她的奶牛們，鈴鐺在甜美的空氣中叮叮當當，在她身後咕嚕咕嚕地嚼著。並不是隻是法國看起來變了：更具有普遍性的是生活的大氛圍或氣候，變了。
首先，法國比以前年輕得多。那位編織的女士，印象裏幾乎一定是特定年齡的女士，而法國的大多數經典原型，從巴黎門房到多爾多涅農民，都是老年人。這個國家的部分魅力當然在於這種成熟，它構成了使我一直在那裏津津樂道的暴躁特性，皮革味和固執感。過去，我們覺得法國人永遠不會改變，因為人都會死，法國人永遠不會有時間去改變。
現在法國感覺自己比我認識的任何其他西方國家都年輕，我的意思是身體上更年輕。就連收銀台的那位狂妄自大的夫人，當我分析性地觀察她時，她似乎比她往年小一半年齡。那些不知疲倦帶著酒氣的農民不再被看到在遙遠的田野上催促著大口踹氣的馬。就連銀行經理也可能不是你印象中的那種狡猾討好的中產階級，而是一個三十出頭的時髦高管，他的妻子，即便胖胖的也會收拾得亮麗，他或許並擁有經濟學學位。至於開車的法國人，他們過去突突突突地開輛皺巴巴的雪鐵龍，當他和陷在坐位裏，脾氣不好的麵無表情的同行的人講話時，他嘴角的煙上下搖晃，現在他幾乎總是開著比音速還快的未來主義橙色的車子。
法國的這種年輕讓我感到不安。我知道它即將到來，因為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國出生率非常高，我想我多年來一直在不知不覺地看到它發生。即便如此，當我坐下來思考，環顧四周，看著這個國家的新麵孔時，我還是大吃一驚。這就像在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遇到一位在四處逛著買牛仔褲的年長的阿姨。它給了我一種奇怪的化學刺激，好像我摸到了實驗室裏人工合成的細胞。伴隨著青年而來的是新的天主教。無可否認。超市、購物中心、電視、家用汽車、冷凍機、麵巾紙，所有普世變革的工具都對法國產生了影響，就像它們對我們其他人一樣。甚至在過去五年左右的時間裏，景觀也發生了變化。 法國在現代的繪畫中看起來好多了。它的北部村莊終於擺脫了自凡爾登和馬恩河以來一直如薄霧一樣籠罩在他們周圍的絕望氣息。但它的南部海岸，曾經如此寧靜充滿鼠尾草香味，現在卻倉俗，像任何西班牙海岸一樣被人利用。即使是巴黎，如果中心大部分未受侵犯，在城市邊緣地帶，高樓大廈和混凝土露台也在激增。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城市規劃師) 死了。法國仿佛從長期的困惑中醒來，建設正在擺脫沉悶的影響，建出更精致、更通風、更多快樂感和更少教條的建築（柯布西耶的原作至少是宏偉的，柯布西耶的複製品大多是差勁的騙人的東西）。
每個地方，這個年輕的新法國都用法英混合語言迎接一個人。那是一種混合了廣告人和時髦年輕人的語言，學者們非常鄙視這種語言，我個人的法國情節也被深深困擾。 法英混合不可避免——無論在平房或熱狗店中，渡假屋或園藝中心，還是西邊的巧克力店或肉店。人們說我一發牢騷就古板，但不可能又生活在威爾士又不知道語言是民族性的實質。每一次與外國習語妥協，每一次引入外國短語，都是對民族身份的削弱。我討厭法英混合語的每一個症狀，當我漫步在距離歌劇院、盧浮宮和瑪德琳僅一箭之遙的和平街時，我認為我的情緒已經達到了最低點，這時我看到一家房地產經紀人的櫥窗裏寫著：距離“巴黎-法國”隻有25英裏。
在巴黎，我感覺到了某種精神壓抑。盡管法國人可能很年輕，但他們似乎並不特別大膽。按照英國的切爾西或美國的加利福尼亞的標準，巴黎人相當鎮定。我錯過了傳奇的巴黎火花。幾乎沒有人對我大喊大叫，無論我開得多麽糟糕。左岸的咖啡館的華彩消沉了。一種奇怪的紳士般的寬容感籠罩著首都——甚至有種冷靜。當雨水恨恨地淋過杜樂麗河，那些沒有外套的巴黎人在夏日的風中彎著腰，在簡單的午餐後頑強地衝回辦公室。不知何故，這座城市似乎悶悶不樂。也許是分區政策，使巴黎市中心少了導致新倫敦擁有的露天遊樂場般的炫耀生氣。在同一天的《泰晤士報》旁邊 ，le monde 報紙特別的平衡和克製，我徒勞地試圖找到胡亂的抗議口號，或周日的示威活動。即使是巴黎的警察，盡管他們可能在Sûreté的隱蔽地牢中表現得很糟糕，但看起來也令人不安地善良 - 他們的臉露出友好的鎮靜，在河邊仁慈地擺動著警棍，輕微地從腰部傾斜以一種樂意的姿態幫助虛弱的老婦人們。對於像我一樣習慣性地想到巴黎警察是在黎明時分穿著防暴皮夾克的人來說，這種良性的新形象是種泄氣的打擊。它給巴黎帶來了一種過早的滿足感，仿佛在戰爭和叛亂、痛苦和壓抑之後，它終於被接受，把憤怒、閃光和創造力留給了別人。
這隻不過是本能——一種形而上學的歪論。我隻能報告這個國家給我帶來的一種無菌的感覺，像是噴灑了殺蟲劑的風景帶來的死氣沉沉的感覺。法國一如既往地對我友善，一如既往地是文明的大據點之一。但它並沒有點燃我。我在那裏沒有感到一絲興奮，當我試圖解釋這種缺乏震顫的原因時，我把它主要歸結為一種榮耀的褪色。這不是法國的錯，隻是法國宏偉的風格已經過時了。拿破侖的黑色石棺是多麽臃腫和宏偉，鴿子在它的高拱頂周圍漫不經心地飛舞，法國元帥們傲慢地躺在它後麵的墓室裏，已被擊敗！ 凡爾賽的廣闊無邊，走廊連著走廊，征戰模糊進另一征戰，鍍金的醜陋的鏡子，那時過度的富裕在今天看來沒有帝王的堂皇卻更像暴發戶！那個古老的法國的規模是錯誤的，在這個一次性價值觀的時代，浩瀚的法國遺產，巨大的圖畫和不盡的繁文縟節，似乎是名譽掃地的價值觀的荒蕪遺物，不僅可悲，而且粗俗。
然而，它們是法國愛國主義的真正表達：隨著這種光榮的民族感的減弱，它也減弱，所以法國變得不那麽法國了。我不可能什麽都有。當我結束訪問返回布洛涅時，我告訴自己，氣墊船之旅畢竟不會那麽徹底。一些陌生感已經從法國消失了，法國人變得越來越像其他人，無論這是好是壞。 “如今我們都是世界公民，”另一位巴黎的朋友對我說，希望能安慰我，他不知道我的民族主義傾向。然而，一個奇怪的異常使我的精神恢複了活力：氣墊船以它習慣性的起伏、沸騰和隆隆聲在對岸張嘴等著我們。我開車到多佛喝茶，天哪，當我想到它時，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不可救藥的隔離的國家，它的習慣是多麽古怪，它的品味是多麽的狹隘，它的公共習俗是多麽可笑，它的粗糙的撒克遜人的臉是多麽自負，我快樂地啜飲著他們的茶茶，爭論是否吃馬卡農還是合成奶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