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abite une blessure sacrée /我寄身於一個神聖的創口
J’habite des ancêtres imaginaires /我寄身於一些假想的祖先
J’habite un vouloir obscur / 我寄身於一個模糊的意願
J’habite un long silence / 我寄身於一片久遠的沉默
J’habite une soif irrémédiable / 我寄身於一種無法彌補的渴望
Aimé Césaire / 艾美•賽采爾
背景資訊幾則：
視頻：在巴黎先賢祠向詩人賽采爾致敬
Vidéo : Hommage solennel à Aimé Césaire au Panthéon
http://www.france-en-chine.fr/news/show.jsp?id=13021395496756955
法國為詩人賽采爾入先賢祠舉行隆重致敬儀式
La France rend hommage à Aimé Césaire
http://www.france-en-chine.fr/news/show.jsp?id=13020836437492732
背景資料(1)：“徹頭徹尾的”黑人詩人賽采爾簡介
Aimé Césaire, « nègre fondamental » & poète de la négritude
http://www.faguoquan-blog.fr/txt/BlogShow.jsp?ID=12093143340494891
背景資料(2)：先賢祠簡介
A propos du Panthéon
http://www.faguoquan-blog.fr/txt/BlogShow.jsp?ID=12039765417259417
剛入先賢祠的“賽采爾老爹”恐怕有點不高興
« Papa Césaire » panthéonisé, sans doute pas très content…
原文出處：http://www.faguoquan-blog.fr/txt/BlogShow.jsp?ID=13023056643168172
隆重的“揭碑”儀式結束，總統及政府部長要人們的座車離去，地下墓室的甬道又複歸清靜之後，人們不禁要問：現在“身在馬提尼克，魂入巴黎先賢祠”的“賽采爾老爹(Papa Césaire)”自己本人對此究竟會作何感想呢？
賽采爾作為偉大的詩人和具有特殊經曆的政治家完全有資格進先賢祠，接受法國的全民感謝﹑敬仰和禮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無須爭論的。
然而，薩爾柯奇在這一事件上的“高調”則讓人產生疑問，懷疑其背後是否又會有什麽政治“利用(récupération politique)”的目的？(薩爾柯奇使法國的政治環境–特別是普通人對“政客”的不信任–惡化到如此程度，真是有點“令人發指”！)
其實，應當指出的是：挑選一位公認為“左派”的作家知識分子，對其進行“先賢祠化(panthéoniser，法語新造詞，即將其遺體送入先賢祠)”屬於薩爾柯奇在文化領域給自己塗脂抹粉並分化打擊法國左派的陰險“政治計策”之一，就象當選總統後首次組閣時，拉攏多名“反水”社會黨人進入政府內閣一樣；在對法國政情有深切了解的人眼裏，薩爾柯奇的這些舉措，“政治作秀”的成分遠遠大於某種價值信念。
薩爾柯奇一上台，最初想“拉攏”並作“先賢祠化”的是作家卡繆(Albert Camus)；但在實施其計劃時，吃了一次“閉門羹”：因為，按照規定和習慣，即便是這種給予逝者最高國家榮譽的事情，政府也不能單方麵作主說了算，必須征得當事人後代家人的同意才行。然而，值得慶幸的是，並不是所有法國人都對“官方榮譽”感興趣，尤其是當他們能看到這“榮譽”背後可能被“利用”或“回收(récupération)”的後果的時候。與當年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薩特齊名的卡繆的子女便就是這樣對薩爾柯奇堂堂正正地說了“不”！
薩爾柯奇在卡繆家屬那兒討個沒趣後，便把念頭轉向剛於三年前去世的詩人賽采爾。據說，賽采爾的家人和朋友們對此也並不是沒有疑慮。
因為，有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賽采爾生前對薩爾柯奇不僅僅保持某種“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政黨派別間的距離，而且存有某種很大的價值認同分歧。
2005年，時任內政部長的薩爾柯奇準備訪問法屬安的列斯群島。賽采爾雖然於2001年卸去法蘭西堡市長後已無任何官職，但卻還象本地的一座標誌性建築一樣，是任何一位本土高官到訪時，無論其所屬政黨派別如何，都不能不拜訪的人物。可那年詩人獲知薩爾柯奇將來訪時，便公開表示不願見他，原因是在同一年，薩爾柯奇領導的右派人民運動聯盟(UMP)的國會議員在一項法律中增加了關於肯定法國在前殖民地存在的“正麵作用”的增補條款。這在用盡畢生精力揭露殖民罪行的賽采爾看來，當然是一個不能接受的挑釁。法國媒體報道這一消息後，薩爾柯奇極其尷尬，最後隻得借故取消了此行。
2006年3月，已開始積極準備參加總統選舉的薩爾柯奇終於來到法蘭西堡，並獲得與賽采爾的會麵，而詩人則借機送給薩爾柯奇一本他於1950年寫的《殖民主義論》！
2008年4月20日，賽采爾去世後，薩爾柯奇決定為詩人舉行國葬，並親赴馬提尼克島參加葬禮。薩爾柯奇本來想在葬禮上發表講話，但遭到詩人家屬的堅決反對，最後隻好接受“被剝奪發言權”，在葬禮現場“靜坐”(這恐怕也是薩爾柯奇上台以來第一次或唯一一次在公眾場合被“禁止”說話！)
因而，當薩爾柯奇作出“先賢祠化”提議時，賽采爾的家人和朋友們不可能不謹慎以對。而最終他們之所以接受，是因為在賽采爾家人和朋友們看來，首先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區分，即：“共和國不等於政府(La République n’est pas le gouvernement)”(由此衍生的一個法國外交原則，也即：承認國家而不承認政府)。在法國的政治體製實踐中，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念：對共和國的認同是對價值原則的認同，而對政府的認同(或不認同)隻是政見思想的認同(或不認同)。共和國高於政府。人們可以不認同政府，但無法不認同共和國。
顯然，薩爾柯奇是以共和國名義對賽采爾老爹進行“先賢祠化”的。而這對於畢生反對殖民主義﹑而且在去殖民化的當時並不要求獨立而堅持留在法蘭西共和國之中的賽采爾及其馬提尼克同胞們而言，是有深刻含義的！
當然，有一點是沒有猶豫的餘地的，即：不可能把賽采爾的遺體從馬提尼克運至巴黎，這肯定是一個會遭到生平曆來“不喜歡儀式鋪張(étalage cérémonial)”的賽采爾老爹親自從棺材裏跳出來反對的提議！關於這一點，就連在每件事上都喜歡搶媒體“風頭”的社會黨前總統候選人賽格蘭娜•羅亞爾(Ségolène Royal)都曾有過“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的尷尬經曆：賽采爾老爹剛去世不久，賽格蘭娜便一廂情願地提議把賽采爾的遺體送入巴黎先賢祠(瞧！在“先賢祠化”這一點上可是“左右朝野”殊途同歸啊！)，據說當即就受到賽采爾老爹的家人和鄉親們的白眼反對(這恐怕也是後來薩爾柯奇不敢堅持的原因之所在)！
於是，便產生了法國先賢祠偉人遷葬史上從未有過的“既進又不進”，或者說“身在馬提尼克，魂入先賢祠”的奇特局麵。通常，凡經總統決定迎入先賢祠的偉人，都會將其無論埋葬多少年的遺體遷移至先賢祠的地下墓室，與其他偉人同伴共同長眠。賽采爾則開創了隻設“靈位(紀念銘牌)”，而軀體不“到位”的先例……
當然，薩爾柯奇的這一靈活處理，既可看作他對詩人崇敬態度的堅決，也可解讀為賽采爾這一形象或“象征符號”對其具有某種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且在卡繆遭拒，別的偉人又一時不好甄別的情況下，他隻能不惜一切代價達到這一目的。
那麽，作為當事人本人，賽采爾老爹自己究竟會有什麽感覺呢？
應該承認，賽采爾老爹恐怕會有點不太高興。
惹得賽采爾老爹不太高興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天–2011年4月6日–在先賢祠廣場上有一個人顯得比任何人都更激動，更高興。
那人就是薩爾柯奇的“刀筆手(la plume présidentielle)”﹑總統特別顧問亨利•蓋諾(Henri Guaino)。據說，蓋諾那天之所以混在廣場的人群裏，而故意不進先賢祠內的主會場裏(他又不是弄不到邀請！)，就是因為他怕聽到薩爾柯奇總統照讀他寫的講稿時，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將狂喜流露出來，而引起在場的各路政客要人和媒體的關注！而隱身於廣場的“群眾”中，則不會導致這一尷尬。
因為，對於蓋諾來說，這是他的一次“複仇”，一次洗白薩爾柯奇總統和他自己本人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因為，這一次，他為總統的演講稿準備了可以為自己“開脫”的“重磅炮彈”！
事情得回顧到2007年7月。薩爾柯奇訪問賽采爾的同窗摯友列奧波爾–賽達•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曾擔任過總統的塞內加爾。總統的演講稿照例是蓋諾起草。而薩爾柯奇那次在塞內加爾的演講，不僅使法國整個輿論界嘩然，而且差不多得罪了整個非洲的所有國家！而這一切都僅僅是因為蓋諾在演講辭中用了“非洲的悲劇，是因為非洲人沒有足夠進入曆史(Le drame de l’Afrique, c’est que l’homme africain n’est pas assez entré dans l’Histoire)”這麽一句話！自此之後，薩爾柯奇和蓋諾幾乎背上了“蔑視非洲人的新殖民者”的黑鍋。
蓋諾要利用這次賽采爾進先賢祠“報一箭之仇”！而且他深信這次找到的兩句引言是“天衣無縫”，即既能“應景”，又能迂回曲折地表明某種薩爾柯奇所堅持的一貫思想；至少，在絕大部分人那兒，它們“模棱兩可”的表麵詞義不至於象“達加爾講話”那樣引起即時的強烈反彈！
蓋諾為之洋洋得意的第一句“引言”是賽采爾在1956年第一屆黑人作家與藝術家大會上的演講中的一句話：“讓黑色人民登上曆史大舞台吧(Laissez entrer les peuples noirs sur la grande scène de l’Histoire)！”
顯然，有了臭名昭著的“達加爾講話”之後，再在這兒“拋出”這一句賽采爾本人的引言，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而這一引言與前一句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邏輯關係？到底是意在解釋﹑辯護﹑印證，還是悔過﹑糾正﹑彌補？這個中的玄機與含混用意著實值得善於“咬文嚼字”的警醒之輩們的琢磨和深思……
更有甚者，蓋諾還巧妙地在薩爾柯奇的講話稿中，似乎是“不經意地”提到了賽采爾曾喜歡在其所信奉的法蘭西共和國的格言“自由﹑平等﹑博愛”之後添加“身份(identité)”這一細節(可薩爾柯奇總統在念到這一句時，情不自禁地以其擅長的肢體語言作出某種“強調”的表示！)。
假如沒有在此之前頻頻發生的“移民與國民身份部”﹑“國民身份討論”“非宗教化討論”等種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事件的話，人們可能不至於懷疑有“偷梁換柱”地玩弄概念的把戲，會對此處的“身份”作一種單純的或本義上的理解，但是，在目睹了法國正在發生的右派執政黨極右化演變之後，人們對薩爾柯奇和蓋諾在這種場合提出的“身份”概念的含義是不得不采取小心謹慎的態度了，至少，人們有理由設問：“賽采爾老爹”所說的“身份”難道就是第一屆薩爾柯奇政府中“移民與國民身份部”中的那個“身份”麽？……
這不，這邊先賢祠廣場上薩爾柯奇講話的餘音還未絕，而在另一邊，法國的所有媒體都已在鋪天蓋地地報道：最忠實於薩爾柯奇的內政部長克洛德•蓋昂(Claude Guéant)在“某些法國人已不覺得自己在法國了”﹑“伊斯蘭教信徒太多帶來問題”之後，又在大聲嚷嚷，要“限製合法移民了”！
在這樣的一片嘈雜和迷亂之中，曾經為擺脫殖民爭取實施共和國原則而象火山爆發般地怒吼過的賽采爾老爹真的能很高興麽？
